主题：【原创】华罗庚破解密码轶事考略（上） -- 桃源客

华罗庚破译密码的故事，始见于2007年9月刊《人物》杂志所载华罗庚弟子袁传宽的文章《记恩师二三事：逆境中的华罗庚》。袁传宽称，1967年文革期间华曾专门对他提到40年代运用“数论”中的缪比乌斯函数和反函数，成功破解日军密电，并以此忠告“数论”大有用处。

1990年在加州，袁传宽和陈树柏一同拜会旅美的民国时期“铲共专家”、中统特务蔡孟坚，从蔡口中又听到同一故事另一角度的版本，外加更多“鲜活”细节。据袁转述，蔡孟坚和俞大维1943年奉命在庐山“集训”，研判中国制造原子弹可能性时，还曾请到会的华罗庚帮忙破译日军密码。

显然，蔡孟坚的讲述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1945年7月美国人才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此前的“曼哈顿计划”一直处于绝密状态，民国政府1943年即“研判”核武器，实属天方夜谭；史载1939年4月日军攻入牯岭，占领庐山，直到1945年才光复，除了“集中营”，国府绝无可能43年在庐山“集训”。此一说，时间、地点不能自洽。然而，这丝毫不妨碍袁传宽披露的逸闻被各种媒体广为转载、争相报道。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还以“华罗庚的特殊任务”为题邀请袁传宽到场，绘声绘色又演绎一番。

华的另一位得意门生王元院士，替老师写了传记《华罗庚》（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修订版、大连理工大学2010版）。该书第五章“西南联合大学”内第33小节：“俞大维与密电码”，则称华罗庚1943(民国32)年在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集训，为俞大维破解密电码难题。2011年9月10日，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首播的八集传记片《华罗庚》之（二）：“情牵国运”中也提及此事，大体沿用王元的说法，只是被采访的华罗庚之子华光笑称“这件事后来被传乱了”。

王元还撰写了《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一卷中的“华罗庚”条目，其中提到：“另一方面，华罗庚和国民党中某些人士俞大维、朱家骅、蔡孟坚等，私交颇笃。他与蔡孟坚一起参加过中央训练团，并得到蒋介石会见。”

此外，文史作家王炳毅在《江苏地方志》2007年第2期（《俞大维与华罗庚交往的一段秘闻》）和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5日（《俞大维曾邀华罗庚加入南京兵工署》）中称，抗战时华罗庚在重庆郊外的浮屠关参加中央干训团集训，应兵工署长俞大维之邀为其计算数据，以改进国产迫击炮和山炮的测距系统，提高射击精度。

密码也好，弹道测距也罢，均属数学应用范畴，身为大数学家的华老学以致用、小试牛刀并不足为奇。实际上，华的门生如袁传宽、徐利治都曾涉猎密码学，袁90年代在美国还参与“网络与信息安全”课题，运用近代“密码学”理论研发实用技术，并获三项美国专利；更年轻的学生裴定一和陆洪文干脆就是国内密码领域的专家，裴定一因“国家需要”转入密码学，多次承担密码发展基金项目，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华罗庚本人也曾被解放军总参聘为高级科技顾问（劳汉生、许康《“双法”推广：中国管理科学化的一个里程碑》）。华光把父亲一生从事的工作归纳为五大项，第四项就是密码（华光也说：“他（注：指其父）曾经被总参聘请为顾问”，见《回忆我的父亲》）。

问题在于，袁传宽听蔡孟坚讲述的“逸闻”关系到华罗庚当年破译的究竟是抗战之敌日军的密码（1943年？），还是内战一方共军的密码（1946年？）。要弄明白事实真相，首先需要仔细考证并厘清当事人的历史轨迹在1943年和1946年有无可能和是否出现过交集。

40年代初，华罗庚在西南联大任教授。其著作《堆垒素数论》荣获教育部学术资金甲种第一奖，名闻遐迩。此间，华在政治上也颇为活跃。他在自述中称曾于26年北伐时加入国民党，后因经营店铺、潜心算学未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42年末，经联大国民党区党部负责人姚从吾举荐，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介绍华罗庚重新入党。华写信致谢：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卷）

1943年3月间，华罗庚相继介绍联大教授张文裕、孟昭英、范绪筠、赵九章、苏国桢、王德荣及教员闵嗣鹤加入国民党。同年9月，又介绍联大教授叶楷与云大教授徐仁。此后，联大教授李庆海、马大猷也由华介绍于1944年1月介绍加入国民党。（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姚从吾还从康泽处得知，华罗庚曾于42年上书蒋介石，“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此一节可参观1957年2月18日竺可桢日记：“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竺可桢时任科学院副院长，正在南方考察、开会，抽空看望阔别十余年的老友陈寅恪，“渠”即指陈寅恪）。陈寅恪和俞大维乃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关系非比寻常。华建言蒋成立科学青年团一事，陈寅恪极有可能是从俞大维处知悉。

华罗庚向朱家骅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朱一开始并未同意，说如果以后华罗庚要出国，自己可代为证明，保其出入无阻。但华罗庚坚持要去，1943年8月7日再次致信朱家骅：

朱被华的诚意所感，特安排寄去旅费3000元，促成华于1943年11月入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受训。

中央训练团，简称中训团，是国民政府抗战干部的培训基地和最高训练机关。由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副教育长王东原具体经办。中训团训练对象，是当时各地区、各部门中、上级在职人员，即县党部书记长、县长，各省市党部委员，省市政府委员，各厅、局、处长及科长、秘书，以及中央各部会的科长、秘书以上人员，军事机关学校部队的少校以上人员。华罗庚以大学教授身份参训，实属不易。

查阅文献可知，华入训的是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28期（团务、司法、政工、军事），11月7日开学至12月19日结业。恰好这一期开学典礼上发生了朱家骅安排向蒋介石铸献九鼎流产的一场闹剧。（《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2期）

1943年，俞大维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还到重庆的兵工学校讲授弹道学。近年，俞的甥外孙女郑培蒂曾在洛杉矶《星岛日报》撰写回忆文章”舅公公－俞大维“，文中称：

遍查有关华罗庚的传记和纪念文章，除了他从剑桥回国后携家在昆明西南联大居住教书的介绍，并未见“一家逃难到重庆”的记载。“两家人住得很近”不足采信，“探讨数学问题”在两人结识后倒有可能。

再看蔡孟坚，这位当年因擒获顾顺章而几乎改写历史的风云人物当时正在兰州市长任上，励精图治、勤于政务。其1943年赴重庆中训团受训的情况以回忆形式收录于1990年出版的《蔡孟坚传真集续集》 (传记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传真续》)，并散见、部分重复在以下篇什中：

七、华罗庚自述“三劫”读后补述一二[书简] (《传真续》第67-69页)

八、惊闻华罗庚死讯并试释其“遗言” (《传真续》第71-73页)

十六、王东原将军《浮生简述》读后感 (《传真续》第140页)

十七、俞大维的健谈和远见 (《传真续》第150-151页)

撮要述之：

蔡孟坚主政兰州，早被重庆中央调训多次，因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又筹办全国工程师协会会议，接待老蒋视察等等，延至1943年才往中训团报到。开学之初，训委会通知蔡兼训育干事。按规定需参加委座莅团训话，每晨参加升旗朝训，除听课、写心得外，兼改部分学员作业课。训育干事属党政训练班非常重要的职位，相当于主管级别，享受优待。蔡得知本期共有四位训育干事，除两位前方将领外，还有一位便是西南联大的跛脚教授华罗庚，四人在一个多月的训练期间同住一个寝室兼自习室，朝夕相处。据蔡回忆，华罗庚虽然脚跛，但风度翩翩、谦恭有礼，毫无恃才自负气味。彼此同窗共寝，闲谈之下，蔡方知华出身寒微、自学成才，于是以尊敬和同情之心，结为友好。

某日中训团作实弹射击演习，训育干事一同参加。当时任兵工署长的俞大维亲作卧式射击示范，蔡与华正站在其左侧见习。因蔡早知俞为有名的弹道数学家，已有友谊关系，待俞起身后即趋前介绍华罗庚：“数学博士署长先生，我介绍天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与你相识。”并说：“你俩天才遇到天才，真是巧合”。俞立即对华说：“久仰大名，今日一见如故。”同时说：“我的朋友谭伯羽有一个数学难题，多年来我请教过柏林大学数学教授，迄未解答。今晚请你与蔡兄到我家谈谈，我将这个算不出难题给你，你可慢慢地答复”。

当晚，华将题携回寝室，独自推敲，未作声而入寝。次晨华自厕所出来，将答案计算结果写在一张草纸上，当即交给蔡说：“俞先生的难题，结果算出来了。我无暇重抄，请你将这张草纸交给他好了。”俞先生得此答案，大为惊奇。任中外数学家几年算不出来的难题，华竟一晚之间即作出解答，对蔡连说：“真是天才。佩服！佩服！”。从此，俞视华罗庚为后来居上的天才学人。（此段几乎逐字转述《俞大维的健谈和远见》中：“天才爱天才，资送华罗庚赴美深造”一节）

[注：谭伯羽为谭延闿长子，其弟谭季甫娶俞大维表妹曾昭楣为妻，因此与俞是姻亲，谭伯羽尊称俞大维“四兄”。谭留德，29年回国任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同济大学秘书长。 1934年出使任国民政府驻瑞典使馆代办、驻德国商务参赞。1942年回国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6年改任交通部政务次长。 赴台，后长期寓居美国。]

蔡孟坚的回忆，将自己43年在重庆中训团与华罗庚的交往，介绍俞、华相识和华受托解答谭伯羽的难题等交代得一清二楚。对比《传真续》白纸黑字的记述，和同年早些时候蔡接待袁传宽、陈树柏时的信口所言，出入悬殊。口述的所谓“庐山”、“原子弹集训”、“日军密电码”、“总裁接见”云云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之所以说“同年早些时候”，盖因袁传宽著文提及，访问蔡孟坚后获赠《蔡孟坚传真集》一书。依此可推知，《传真续》当时尚未问世。）

值得注意的是，《华罗庚自述“三劫”读后补述一二》作为致刘绍唐书简，蔡孟坚实写于1983年；而《惊闻华罗庚死讯并试释其“遗言”》一文，实写于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去世后当年，两文均远早于蔡接待袁、陈来访的1990年，文内均有关于43年重庆中训团期间蔡、华、俞交往的叙述。不明白为何蔡与袁、陈的高谈阔论，跟自己早先的回忆如此大相径庭？莫非是85岁高龄的老人“创造性回忆”作祟，以致颠倒错乱？著述毕竟不同于闲谈，也不排除蔡孟坚在文集定稿前求证于当事人俞大维。目前所见《传真续》诸文均为修订后的版本，原稿面目如何，不得而知。

这里忍不住要腹诽一下蔡老先生，《传真续》定稿付印，全盘推翻自己亲口传播的说法，可您也不及时知会当初洗耳恭听的访客，听任袁教授满世界以讹传讹，不仅折损他人信誉，也不爱惜自己羽毛。真不知袁教授看过《传真续》后，该作何感受？

蔡孟坚在《传真续》中还详细记述了与华罗庚1980年和1984年两度在美见面的情况。1980年12月31日，蔡在长女家吃年饭，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工作的女儿奉主管之请准备录音采访来校访问的大陆学者。蔡女并未提来访学者的名字，只说他出身微贱、自修成功且演讲精彩。她与父亲商量，送他回去的路上顺便绕道采访。蔡应允，打算到时在外等候。不料到学者下榻的汽车旅馆后，室外风大，学者主动邀请蔡入室小坐。蔡自述当时并未看出对方是谁，反倒是华罗庚一眼就把他认出，马上提起在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同任训育干事受训的往事，同时说出另外两位同寝室干事的名字，让蔡孟坚不由得惊叹其记忆力之好。华罗庚还问起俞大维、王东原可好，称对俞先生印象极深，对蔡介绍与俞大维先生相识，终身难忘。

1984年，华罗庚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为期一年。他曾应旧金山某大探油公司之邀计算一个难题，迎刃而解。华通过陈树柏打听蔡的电话，通话后，同赴陈府晚宴，相谈甚欢。（文中蔡孟坚误记华俊东夫妇陪父亲在美，实为华光夫妇。）

此后，蔡孟坚与华罗庚还有通信往来。华罗庚逝世，蔡也受到了华俊东、柯小英写的报丧函。

蔡孟坚介绍俞大维与华罗庚相识，并不意味着他熟知此后俞、华之间的交往。他在《传真续》中写道："在中训团结业后，我飞返兰州。华罗庚可能再与俞将军有过来往。否则他不会说：“我对俞先生印象甚深"。

谭伯羽的难题只是个引子，如郑培蒂所言，破译日军密码、计算火炮测距等，发生于华罗庚和俞大维中训团相识后”时时探讨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就顺理成章了。

直接证据来源于华罗庚弟子徐利治的这段回忆（见《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纪念华老诞辰90周年》）：

这里，徐利治明确提到，华罗庚识破日军密码的转换工具，当为抗战胜利前一年，即1944年。有自己的开题缘由和论文发表日期为佐证，颇为可信。

抗战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前，俞大维率领日后名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成员的多位著名学者，在重庆面见蒋介石。随后，国民政府的核弹计划正式启动。

作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专家核心的吴大猷后来回忆说，1945年，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部长陈辞修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为军政部计划些科学工作事。我和曾虽是同事十年多，华亦六七年，但都无深交。陈、俞二先生，更从未晤面。我所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想想，去谈谈亦无碍。于是和华去渝，先后见俞、陈二先生。陈、俞二先生想知道怎么计划，以有助国防科学工作的开展。我即想了几日，拟就一建议，以为我国人才缺乏，任何计划，必须从根做起，即：

(1)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才；

(2)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

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并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等基本科学。我拟写的建议，陈、俞二先生考虑后，以为可行，即令华和我负责数学及物理二部门。我们并建议请曾昭抡负责化学部门。

1946年7月，华罗庚将一家人从昆明带至上海，暂住兆丰公园对面的中央研究院研究所楼上。距启程赴美访问还有两个多月，这期间他便回了一趟金坛。

1946年8月上旬，华罗庚上庐山被蒋介石召见。蒋与华谈了一个下午，还留华吃了晚饭，并赠送一张私人照片。当时正在庐山的《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专为此事采访了华。（《赵浩生名人采訪集》中“天才数学家华罗庚”）

后来，曾昭伦先期赴美，吴大猷往英国开会再转道去美。1946年9月，华罗庚、唐敖庆、王瑞酰、孙本旺、朱光亚和李政道等，从上海乘船出发赴美考察，同船的还有赴美考察水利的冯玉祥一行。

朱光亚后来曾回忆，在他们几个人赴美途中，他听到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受蒋介石接见的情景，但他自己对蒋介石却毫无印象。（《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

同时期华罗庚的情况还可参考华光的回忆：

1946年5月15日，俞大维改任民国政府交通部长。6月份开始参与停战令规定的国共和谈三项谈判，此次谈判系蒋首次启用具有无党派人士身份的俞大维参加，可视为蒋为改变其一党训政的形象而有意做出的一项安排。俞主要担任与美方先期协调的工作。6月12日，蒋约俞与徐永昌磋商，徐记载：“俞主由渠先与马交换意见，俟彼此大体一致时，再由余与会商。蒋先生是之。”（《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2日）。三项谈判的草案，分别由徐永昌草拟整军补充案，俞大维草拟恢复交通案，而东北停战案则由马歇尔草拟。（《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46年8月份马歇尔曾4上庐山见蒋。俞大维是否每次都陪同左右，不得而知。俞大维家有“片叶庐”在庐山，据说蒋介石住”美庐“时经常上门造访。有时是与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闲聊；有时是和俞商讨加速发展兵器工业的问题。

俞大维一生，既无日记，又无回忆录传世，所以其行止只能借助旁人的回忆资料推断。

1946年6月，蔡孟坚离开兰州，转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接老乡张国焘留下的烂摊子。盛夏季节，蔡忙着在庐山牯岭租别墅安排36位联合国顾问上山避暑。其间，曾应邀晋见蒋介石，参加行邸午宴，汇报救济工作。为缓和与美国顾问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特意安排次日会见邓肯顾问夫妇，蔡陪同，由沈昌焕任翻译。不料下山时出现误会，邓肯以为蔡把美援面粉发给军队，随即电请“联总”署长停止江西救济。蔡孟坚据理力争，并获蒋支持，以退为进，最终恢复救济，邓肯调任广州。

蔡孟坚在《传真续》里提到，1946年华罗庚自上海出发前，曾给他一信。说明俞之协助种种。对蔡介绍识俞，表示谢意。此处未明言的，当指俞大维特批款项，让华罗庚在美期间治疗腿疾，安装可使用20年的人工骨骼。蔡看过王奂若所写《华罗庚赴美研究与治腿疾是俞大维安排的》一文，还感慨与华邂逅时，对方表示对俞将军深深崇念之意，足见尚不忘本。

由此可知，1946年蔡、华两人无缘谋面。华、俞是否就密码问题切磋，蔡孟坚也不知情。至少，华罗庚的信没透露这方面的信息。

（待续）

送花成功。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这么多料，不知华老在文革及历次运动中咋过关的？

至少什么国民党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典型等名头跑不了吧，而且名副其实啊，不像别人是冤枉的。

文革中那么多名头大的人，都进牛棚、含冤而死了。华老咋过来的？

记得好像还有一部科普类的教学片

主动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下到基层搞统筹法、优选法的推广，得到了主席的赞誉。

华老在文革中也受了点罪，但67年主席天安门接见、70年总理批示保护，所以不算很严重。

桃兄好文，但我粗粗一读仍有疑问。

1943年俞大维是兵工署长。兵工署是负责军工生产的部门。谭伯羽就是兵工厂的。谭伯羽的问题由俞大维找华罗庚帮忙，理所当然是兵器有关的问题。象计算弹道，就完全合乎情理。怎么可能是破译密码呢？

1946年俞大维在军调处和共产党对阵，要华罗庚帮忙破译共方代表团密电才合乎情理。华罗庚当时政治倾向明显，要他帮忙对付共产党毫无窒碍。

考察华罗庚在1943年和1946年时的政治取向，也可以为厘清事实真相提供旁证。

抗战时期，全民一致、同仇敌忾，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威望无疑达到历史巅峰。据学者王奇生考证，当时西南联大教师约40%加入了国民党，教授入党的比例则约近半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政的国民党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表达与当局“共渡时艰”的决心。就连后来著名的反蒋斗士闻一多，从罗常培处拿到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有些动心，还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劝阻，闻才打消入党的念头。（见《朱自清全集》：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实际上，国民党的死对头共产党为了合作抗日，当时也公开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为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所以，回过头看1943年华罗庚积极参加国民党并主动争取受训一事，并无可厚非。

从1944秋开始，中共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指派王时风、钱闻（李锐和潘乃斌的武大同学）、王士新等人组建中共地下党组织——“文化小组”，做青年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工作。西南联大是文化小组工作的重点，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等联大学生及教授中的吴晗、闻一多、华罗庚等都与小组有直接联系。钱闻和王时风是华罗庚金坛县立初中的同窗，王时风还是华的表弟（华罗庚是王时风表舅的儿子），二人被委派为华的联系人，时相往来，促膝长谈、论人议政中潜移默化。

此后，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的倒行逆施也使华罗庚深为失望。1945年11月，陈诚、俞大维邀请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赴渝共同商讨启动核计划事宜。“一二一惨案”发生时，华罗庚并不在昆明。在他离开重庆前，朱家骅专门要求他回去了解和报告惨案真实情形。在给朱家骅的信中， 华罗庚的不满和郁闷溢于言表：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写于1945年12月11日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华罗庚于1946年3月至5月接受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苏联。访苏之行对他的思想触动相当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的事实，还有对科学文化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人类社会充满生机的一种发展前景，这与国内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华罗庚感受至深的还包括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说他驻莫斯科多年，苏联政府从未请他吃过饭，这次“沾华的光，才参加了不少宴会”；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为他治腿疾，但因时间有限未成。华后来曾对好友（胡柏寿）称：“我在苏联讲学，他们把我当宝贝，使我非常感动”。

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此也十分重视。华回国后，钱闻先写了一则短讯发表在6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后又以记者采访形式写了一篇《华罗庚教授谈苏联》，刊于1946年6月12日《新华日报》。文中对苏联战后新的五年计划的宏伟实施，科学、文化、教育的兴旺景象以及五一节游行阅兵盛况等情况作了介绍。随后，党组织又精心安排华罗庚在大操场上公开为联大师生作访苏报告。在特务活动猖獗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华罗庚为苏联大唱赞歌，也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

1946年7月赴美前回金坛老家省亲时，华罗庚在堂叔家约见了总角之交胡柏寿。胡问他：“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呢?”华罗庚回答说 “现在国内很糟!”；胡又问：“那末，您什么时候回国呢?”，“等国内政治澄清之后”。华罗庚略加思索，如此作答。

华罗庚在美国期间，王时风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联系，通报国内时局的变化情况。手中存有多封华罗庚亲笔信函的徐利治就认为，王时风对华回国是产生了影响的。“他肯定把党的一些设想、一些许愿告诉过他，所以华先生经过思想斗争以后，还是回国了”。（王时风解放前后在统战部和中联部工作，后从事新闻、编辑。）

华罗庚在伊利诺大学的学术和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年薪约一万美金，并配有四位助教。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终于下决心回国，并且发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呼吁他们尽快行动，报效桑梓。归国之初，国内欢迎的规格和生活安排与华的期望有落差；意料之外的，还有周培源和钱伟长反感华回来摘桃子，暗中支持段学复不让出清华数学系系主任的位置，而筹办中的中科院数学所起先也选择苏步青担任筹备处主任（苏步青后因收入考量打退堂鼓）。为此，华罗庚也闹过一阵情绪。有关详情可见徐利治访谈和《竺可桢日记》，不赘述。

到文革时，华罗庚“白专”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跑不掉的，解放前与国民党政要的交往，特别是蒋介石赠送的照片，更是要命的定时炸弹。女儿、女婿华顺和王敬先一家落难，也使他险遭株连。

王敬先1937年即在敌占区参加革命，曾任 《新华日报》校对主任。到延安后，任中央社会部会计科科长。解放战争初，和汪东兴、慕丰韵等一同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后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王敬先为人正直古板，原则性极强。1948年整党时，他和江青在同一个党小组，受组织委托追问过江青的历史和家庭情况。文革伊始，已外放到苏州任地委副书记的王敬先就被指名监禁，很快折磨至死。当外调人员反复追问华罗庚从王敬先口中听过什么，华坚称女婿守纪律，自己一无所知。目前，不少人认为，有这样一个女婿，难免为日后所谓“剽窃陈景润“案埋下伏笔。

好在华罗庚手里还有毛主席勉励他的亲笔信，而且他积极提倡并大力推广“双法”、与工农兵相结合，跟时代主流合拍。在高层看来，这样一位学术名人，大概属于“烧一烧，可以过关”的。曾亲历批斗华罗庚场面的中国科技大学651学生罗海鹏，就回忆说：通过参加数学所的批判会，我觉得一定有国家的高层人物交待了，要保护华罗庚。

文革期间，华罗庚的研究生面临如何对华表态。于是他们让华罗庚在办公楼一间会议室向大家说明情况。会后特派贺祖琪等人到华住处，查证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看到在毛主席信中称华老为“同志”，并说“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这无疑是对华的全面肯定。此后大部分研究生决定“保”华罗庚。把挺华的大字报“致周总理的公开信”贴在数学所批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旁边，进行反击。贫农出身的贺祖琪还特意参加“首都红卫兵”，天天到华住处保护华罗庚，以防造反派揪斗和抄家。

通观解放后华罗庚的政治境遇，再参看《蔡孟坚传真集续集里》引述的华对蔡为何回国、为何入共产党等问题的回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建国以后最重要的应用数学领域，莫过于“两弹一星”。华罗庚未能参与其中，47年入党、曾深得司徒雷登赏识的关肇直则被委以重任。关肇直出身书香门第，精通数国语言，博闻强记，能言善辩。他留学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擅长泛函分析。60年代后，专于现代控制理论研究和武器系统应用，在人造卫星测轨、导弹制导及潜艇控制等项目中作出一系列重要贡献，先后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防科工委特等奖。1985年关肇直积极参与的“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与东方红一号”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鉴于他在该项目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被追授科技进步金质奖章。

华罗庚的弟子陆洪文在《永远怀念老师华罗庚》中感慨，如果把任务交给华罗庚，应该能更出色地完成。要我说，这种假设既无答案，也无意义。对华罗庚、关肇直都不公平。

最后，网上曾见邵益生在《华罗庚文革中来蚌埠》一文中提及：1969年珍宝岛局势紧张时，对岸苏军突然改变了密码。总参找到华罗庚，华带领他的几个学生在最短时间内用傅里叶函数破译了苏军的新密码。文章还不指名提到了姓程的“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经查，数学家程民德长期从事多元调和分析、多元三角逼近论的研究，并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领导工作。程民德早年的工作，也恰好是研究单元傅里叶级数各种求和法以及求和因子等问题。不过，程的专长在于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而且程师出陈建功教授，曾受苏步青推荐，严格讲，不算华罗庚的弟子。此博文未注明华罗庚该逸事的原始出处，暂且知难而退，不再考证。

谭伯羽的问题，蔡孟坚在《传真集续集》里说：据闻系已故谭伯羽发明一种特别作用机械，但数学上若无方程式计算数目字，无法取得发明权，谭与俞有亲属关系，故俞代求解答。

破译日军密码，按徐利治所记，当为1944年华罗庚应俞大维之邀赴重庆时发生。

1946年华罗庚访苏归来，政治倾向已有改变。关键是华罗庚帮忙破译共方代表团密电，目前未见任何史料佐证，光靠“合乎情理”的推测，恐怕还不足以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