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下集）：牺牲 -- 梦秋

本来只是回复一个果粉同事的微博，知道他不会喷我。没料到他关注的“中国国民党精神党员”之流的果粉一窝蜂扑上来。说了两句，发现对方史料不对，就懒得理会了。跟他们辩论，要么跟他们一样不讲理，要么就不理会。

老蒋那个，嘿嘿，屎多了去了。都不用发明历史，照样揭他的灿烂菊花。

直接无视之。

例如“八尺协定”，“奈何共军有高达”之类。。。

真可以写成电视剧，只要把主角改称常凯申，把年代挪明朝去。

八． 战场统计与评论

1944年11月11日夜23时，日军第11军发布了桂林攻城战的基本战果。下面这些数字后来被战史研究者和军迷们广泛引用。我在此搬出原文：

“截至11日正午已查明攻占桂林的战果（不包括山、鹿部队——即第3和第13师团）如下，估计尚有增加：。

遗尸：5,665具。俘虏13,151人

缴获：

150毫米榴弹炮 2，

100毫米加农炮 2，

野山炮 14，

高射炮 2，

火箭炮 2，

迫击炮 86，

机关炮 20，

速射炮 27，

自动炮 3，

重机枪 110，

轻机枪 359，

步枪 2737，

坦克1，‘

一句不清’40，（我估计是汽车）

马匹 265，

火车头 5，

货车车皮 35，

炮弹 3万发以上，

步枪子弹 100万发。

并有很多飞机零件及其他大量器材、粮秣。”

应该说，日军的这个统计当中有一定的夸张和疏漏之处，仅供参考。这些数字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 中国守军的牺牲数据并不准确

日军的统计数据看似详细，但是他们的战争暴行最终却成为这个统计的最大漏洞，那就是七星岩惨案。日军在施放毒气杀害八百余名中国守军之后，并未进入七星岩清理现场。八百余名烈士陈尸七星岩，直到次年桂林光复之后，桂林市政府始派遣相关人士进入七星岩检验并清理，发现许多烈士姿态未动，仍旧维持临战牺牲前的样子（关于清理七星岩的问题，本节稍后我还会说到）。疑问就在于日军既然没有进入七星岩，会把七星岩的烈士们计入“遗尸”的数据中吗？如果没有，仅此一处就可能在日军统计的原数字上增加近千人。再进一步问，在伏波岩和隐山老君洞牺牲的中国守军烈士被列入统计中了吗？因此日军统计的数字并不完全可靠。而中国军队自身的统计亦不够详细。韦云淞在后来回忆说，桂林守军阵亡被俘和突围各占大约三分之一，在这里也只能和日军的资料相对参考。但是日军既然不敢承认使用毒气进行屠杀，那么它给的数据就不一定包含使用毒气杀害的中国军队人数。而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的人数，因为没有相关材料的互证，只好姑且认为接近事实。上文说到，中国军队在桂林的守军总共有2.5万人，可能还会略多。综合韦云淞的回忆以及日军的数据，大约有六七千名中国军人突围成功。

根据1997年《桂林市志》援引日军资料的说法，中国军队阵亡6488人，被俘13151人。 6488是在日军原有资料数字5665加上823而成。823正好是七星岩守军烈士的数字（实际应该是824人）。可见《桂林市志》也认为日军统计当中没有算入七星岩烈士的数字。

此外，在现代战争当中伤亡人数有一个大体稳定的比例，一个士兵阵亡，必然伴随着数名士兵受伤。假设中国军队伤亡比是3:1，而阵亡人数的确是6488人，那么几乎可以推论，所有幸存守卫者都会负伤。这么说来，突围的六七千名军人全部是伤兵，这又怎么可能呢？因此，从阵亡士兵这个数字来看，可能有两种推论：要么是日军资料夸大了中国军队阵亡的人数；要么是桂林的守卫者们英勇战斗，阵亡比例要大大高于一般战斗。我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第二， 关于火炮的数据有疑问

中国军队在突围前得到命令，对炮兵团和高射炮营的武器进行了破坏。日军的缴获当中，150毫米榴弹炮和高射炮的缴获数量少于守军实际拥有数字，可以认为还算合理。其余的方面就不一定了。首先，中国守军没有日军声称缴获的100毫米加农炮，除非是兵站里的零部件；其次，野山炮的数量在12-18门之间，经过战斗和破坏，日军仍旧能够缴获14门，数字偏大；第三，日军缴获的火箭炮（或者说火箭筒）的数量太少。至少131师每个连或者营都配备了战防排。战防排使用的都是火箭筒，数目不可能如此之少。第四，机关炮、速射炮、自动炮是日军的说法。中国守军的小型火炮只有迫击炮、高射炮和战防炮。高射炮有4门，日军已经专门列出。战防炮只有两个连8门，日军声称缴获的机关炮速射炮和自动炮数目太多。

合理的地方是有一辆坦克，这和覃戈鸣回忆称韦云淞曾经想要修复一辆坦克突围相符合。轻重机枪数字是否太多，仍旧需要印证。步枪的数字似乎偏少。

日军在本次作战当中伤亡如何呢？未见提起。日方资料丝毫不提。中方资料亦难见描述。唯有1946年桂林市市长苏新民和警察局长谢凤年联合撰写的《桂林抗敌忠骸碑文》上写道：“敌军死亡盈万。” 这种文学式的、带有一定夸张的数字，几乎连参考价值都没有。考古者只能回到中国军队阵亡人数6488这个逻辑出发点上。新浪网军事论坛一篇文字统计，从1931年开始的十余年战争当中，中日两军阵亡比例大约是3.8：1。 也就是说几乎每4个中国士兵的牺牲，才能换来一名日军士兵的性命。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日军在桂林城市保卫战当中，应该阵亡1707人左右。如果进一步按照日军3:1的伤亡比推算，则有5121人负伤，总计日军此役伤亡6828人。因为日军使用了毒气等非常规作战武器，以极其轻微的代价屠杀大量中国军队士兵，桂林保卫战中日两军的交换比例肯定比3.8:1要低。因此此役日军伤亡人数应该远不到6828这个推断数字。

不论如何，我想推断的数字总比网上四处流传的“战死一万三千九百余人，伤一万九千一百余人，失踪三百余人”要客观一些。日军主要参展师团当中的第40师团在战役之后，立即被抽调去参加打通粤汉线南段战役，并完成了作战任务，看来受到的损失并不大。第58师团从桂柳会战后未再被用于进攻，还归其治安师团本色，长期用于镇守桂林沦陷土地。次年汤恩伯兵团的反攻桂林，两军在桂林外围激战。第58师团不支，撤出桂林市区，退到全县一带。815之后撤退到江西九江投降。

关于桂林保卫战，我在这里评论几句。桂林的沦陷，跟下面原因有关：

一， 日军据有人数优势、技术兵器优势和更好的士兵战斗素质。但是，人数优势和技术兵器优势并不是绝对的。孙子兵法说“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日军的人数最多是守军的两倍，在大部分攻城期间只投入了两个师团，和守军人数相当。日军的技术兵器当中，因地形关系坦克没有发挥什么作用，飞机的空袭也不多。只有重炮的发挥了优势，但是重炮直到战斗最关键的时候才投入作战。因此，可以认为，日军之所以能够攻占桂林，重要的原因是日军士兵的战斗素质远超中国守军。日军以两个中队在20小时战斗中突破漓江西岸的防线并占领制高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军队的人员素质和训练很成问题。

二， 中国军队的排兵布阵有四个问题：1.最高长官的坚守意志并不坚决，白崇禧调走主要防守兵力两个师就是摇摆的表现；2.防守司令部坐视覃泽文团在东岸战斗自生自灭不予以兵力支援，致使江东屏障尽失，人员牺牲殆尽；3.日军偷渡西岸之前，中方指挥人员没有将手上预备队用于加强西岸防守，及至日军偷渡登陆之后，才匆匆调兵，形成添油战术；4.临战经验不足，工事布置未考虑天气因素以及日军偷袭和使用毒气等手段。破坏中正桥不够彻底。从战后遗留的图片来看，中正桥四个桥墩均未被炸毁，其中靠近东岸的两个桥墩上还残留有桥面，客观上造成日军抵近的可能。

反观日军作战，他们的问题也有一些：1.攻城战略不灵活，一直攻打防御能力最强的131师和79军王卓如团阵地，而没有在南部的有利地形上攻击薄弱的170师阵地，使攻城战长达11天以上；2.明知北部和西部地形不利于坦克进攻，也硬着头皮使用坦克，使坦克部队受到损失，也不能突破阵地；3.战斗中很少使用空地协同，航空兵除了轰炸中国军队炮兵阵地之外，没有发挥更大作用。4.日军指挥人员争功心切，未等围城部署完毕、技术兵器赶到即开始攻城，致士卒疲劳，增添不必要的伤亡，最后还让守军部分突围，主要指挥官逃走，未能完全达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这一目的。

最后顺便说一下自己的结论：

1. 桂林城市在现代战争当中不合适防守。漓江并不构成天险，多石山的地形不利于修筑城防工事。市区狭小，容易被分割包围。且重要制高点全在城外，需分兵把守。桂林的防守应该注重外围，重点布防如果不能远到全县，至少应该部署在兴安和海洋山一带。

2. 桂林保卫战守军的顽强程度和对战役的最终影响不能和淞沪会战、衡阳、常德甚至原平和滕县等地的保卫战相提并论。上述几个保卫战，守军或表现异常顽强，或大量歼敌，或迫使敌军改变进攻态势，至少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桂林保卫战，很遗憾的说，在上述几个方面未有所及。网上对于此战的战绩以及战略影响多有夸大。

3. 虽然不如其余保卫战守军那么顽强抵抗，桂林守军还是表现出了不错的战斗意志和纪律素养，特别是131师和79军王卓如团的官兵，直到最后仍然奋力抵抗。这在豫湘桂会战当中已经很不错，算是桂柳会战当中两个亮点之一（另外一个是西江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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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全文更新到此为止。本文还有一节留到节后再说吧。这里感谢一声关注本文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能够跟踪这一篇枯燥无味、充满晦气的文章至此。希望大家的节日气氛不会为本文所困，能够过得开心顺利。

以下正文。接下来说说处理牺牲人员遗体和战俘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一下的是阚维雍烈士的遗体掩埋过程。阚维雍自戕殉国之后，131师中校副官主任钟其富（阚维雍的远房表弟）与卫士杨霖超用师旗包裹遗体。随从们就近在唐杞（桂绥第一纵队司令）公馆当中找到一副棺材。因为棺材太大，出来的路狭小不堪，不能抬出，只好在防空洞前的战壕里埋葬了。战壕太狭小，棺材又大，无法完全掩盖，剩下三寸多宽棺木遮不住，只好找来棉花填好。战斗结束后，杨霖超和钟其富两人被俘。后说动日军战俘营的军官，得到批准重新掩埋阚维雍遗骸。但是因为棺木太沉重，八个人无法抬出，最后只得就地再次掩埋。杨霖超在被俘后七个月逃出战俘营，步行来到广西融县，找到了阚维雍的家属。上述情况是杨霖超回忆，阚维雍之子阚培松笔录的。 因为过程描述比较详细，就在此记录一下。不过，它与桂林光复之后，人们重新安葬阚维雍时候的过程发现的情况却大相径庭。接下来便是安葬阚维雍的亲历者描述的重新发现阚将军遗体的过程：

“1945年10月10日，我和阚维雍将军的夫人及培松、培桐、五爷爷、五奶奶、七叔等一同去桂林收敛阚将军尸体。棺木是由柳州用大卡车运去的。当天下午二时许来到桂林，并立即雇请4个土工（专做埋葬死人的）一同去到桂林北门城外老人山附近一处战壕的南头，找见了一个大木桶。师长的尸体坐在木桶中，等候培松（因我和他分途寻找来认。培松向战壕北头找，我向南）。鉴别确定，当时面貌及衣服都还好，但夫人仍怕有错认，因此用酒精擦拭师长的口部，然后撬开他的嘴巴，看看他的牙齿（镶有金牙），才认定确是将军的尸体。夫人和五爷爷等放声痛哭，在场亲属也都哭起来。将军的尸体虽然在那里找到，但并未见有木牌（可能已被人弄走了）。”

本文的口述者当时在阚维雍的葬礼上执旌旗礼，因此该叙述亦有其真实性。究竟阚维雍是埋在东镇路防空洞外，还是在近千米外的老人山战壕当中，这也许不重要了，毕竟最后他获得了体面的安葬。钟其富和杨霖超最后都活了下来。杨霖超将那方写着“大忠大孝，成功成仁”的手帕交给了阚维雍的家人。副师长郭少文突围出来之后也将阚维雍常用的猎枪交给了他的叔叔，时任广西建设厅长的阚宗骅，算是尽了对阚维雍的最后一份心意。

2012年3月梦秋在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将军墓前拍摄的照片。烈士们身后并不寂寞，人们永远记得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陈济桓将军遗体则被日军发现，由日军在猴山坳就地收敛埋葬。抗战胜利后，桂林城建八百烈士墓以及三将军墓，四处寻得陈济桓坟茔，与阚维雍、吕旃蒙两位将军一起重新埋葬于七星公园普陀山霸王坪（今称博望坪）上。陈将军在猴山坳的墓葬遗址现今犹存。在博望坪上的三将军墓瞻仰之人络绎不绝。陈济桓将军殉国后，国民政府长期不承认他的中将军衔和军人身份，致使陈将军家人无法得到抚恤，生活在战后一度陷入困顿，靠周围人等周济，最后才渡过难关。阚维雍的后人则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当中各自分离，三子女当中二人留在大陆，一人去了台湾。直至1980年代方再度建立联系。2012年春天，我前往三将军墓瞻仰，见三将军后人联手共同祭祖的花圈，想必春风秋雨，时光荏苒。英雄后代，自然花开花落，各有千秋。先烈有灵，若能见到后辈平安幸福，一定能含笑九泉了。

梦秋拍摄到的陈济桓将军墓。墓前的鲜花是陈将军的孙辈所敬献。

对于七星岩内牺牲将士遗骨的整理，直到八个多月之后，桂林光复始告开始。但是这八个多月当中，并非没人进入七星岩。在临桂大河乡潘家村（漓江东岸）的一些受到日寇欺压的村民，就曾经摸入七星岩当中寻找到了一些枪械，组织起了自卫队。但是牺牲将士的遗骨则一直无人收拾。1945年到1946年间，桂林警方组织清洁队为牺牲将士收骨。清洁队成员都带上手套和口罩，涂上清凉油进入洞中。七星岩内尸骨遍地，烈士大部保持临死前挣扎痕迹，但肉体已经腐烂，只剩白骨。有些白骨上还覆盖有衣物，轻轻一碰即破碎。洞内武器也已经锈迹斑斑，无法使用。清洁队人员用手捧遗骨，一点点带出洞外。总共收得823具遗骸，共同葬在普陀山霸王坪三将军墓一侧的大墓当中。 1994年，七星岩深处又发现一具当年遗骸，判断为野战第三医院女军医（护士）一名。因此七星岩中罹难烈士总人数为824人。因为人员复杂，加上团长覃泽文为新任，连自己手下将领尚无法全部认识，罹难烈士几乎均为无名。

梦秋拍摄的八百壮士墓。这是个集体墓葬，紧靠三将军墓。所有烈士遗骸均安葬其中。烈士无名，历史有声。

在战斗当中被俘的中国军队高级军官，如巢威、郭炳祺、郭鉴淮和陈村等，受到日军较好待遇，并拟带往南京，以参与伪政府建设。这些高级军官想尽方法，或感化陪同汉奸，或寻找逃离机会，一一逃离日军魔掌，没有当汉奸。其余被俘官兵，在被日军押送过程当中，曾经发生哄逃事件，部分战俘逃离。剩余战俘命运未知。

日军占领桂林之后，试图建立维持会等伪政府机构管理城市，掠夺财富。他们首先找到原桂林市参议会参议员、眼科医生白堃公。此人长女与日军一军曹勾搭。白堃公利用这一机会，当上了“保安处”（后改名维持会）处长。白堃公又找来原桂林市政府秘书阳素臣出任伪保安处秘书。其余出任伪职的汉奸还有：

伪总务科长邓剑南（广州人，原军委会桂林行营政治部工作人员）

伪军事科长张夏威（广东南海人，原滇军师长）

伪民政科长白兰生（白堃公之弟）

伪交际科长刘志坚（生长在日本的福建人，后替代白堃公出任“桂林维持会”会长）

伪交际科副科长吴一鹏（广东五华人）

伪财政科长李镜湖（与白堃公有姻亲关系）

伪警察队长陈一亚（白堃公内亲）

伪医官徐祖光（江西人）

伪人事科长黄九龄（白堃公内亲）

伪民政科员廖彦南

伪户籍管理员李世祺

（上述人员当中未注明籍贯者皆为桂林人。）

桂林市区的伪政府成立之后，郊区的“维持会”也纷纷成立。汉奸层出不穷，难以计数。原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广西绥靖公署军法处长兼广西省政府委员的张君度躲藏于永福苏桥乡，被日军找到，要求他出面组织广西省伪政府。此人与白崇禧同族，有姻亲关系，是白崇禧心腹，因此社会地位较高。对于日军要扶持他出任伪广西省省长一职颇感兴趣。因为日军占领广西时间太短，最后未能组织成功才告吹。

桂林市伪政府主要工作，无非是给日军劫掠粮草，顺便颁发所谓“良民证”、“迁入证”等。为了劫掠民财，伪政府大开烟赌之禁，派出伪警察下乡搜掠禽畜粮食，甚至为日军搜索妇女以供淫辱。城内的汉奸们则大肆倒卖各种紧俏商品，鱼肉百姓。在日军统治之下的桂林，没有多少居民回迁。汉奸们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内讧不断。白堃公当上“保安处”处长三个月余就被刘志坚替换。

好玩的是，1945年夏天，当日军决定撤退之后，对待走狗们的真面目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日军担心汉奸们会产生二心，危及自身，于是下手拘捕了主要汉奸头目，包括阳素臣、张夏威、邓剑南、陈一亚、廖彦南、李世祺等。其余的人一听，这还得了，赶快望风而逃。被扣押的汉奸受到了严刑拷打。其中李世祺半夜被拖出去用刺刀刺死。张夏威、邓剑南和陈一亚拿出财物买命，被日军释放。阳素臣、廖彦南一直关押到日军宪兵部撤退的当天才被释放。此时两个人已经被打得走不动路，只好一路上慢慢爬，好不容易才爬到漓江东岸避难（中正桥被毁后，日军利用烧余房屋的木板在中正桥铁梁的第二层搭建了一座临时桥梁）。另有一位与日军颇为交好的当地富商苏少林，则在日军临走之前被士兵洗劫。日军士兵将苏少林及其妾拖到阳桥下枪决了。

中国军队光复桂林之后，白堃公被捕，旋即服毒自杀。邓剑南、张夏威以及吴一鹏三人先后投入广西第八区专员陈恩元手下冷吾锋处。冷吾锋将这三人连同其家小全部枪毙，并吞没他们的财务。刘志坚则随日军撤退，下落不明。冷吾锋，桂林东乡冷家村人。在桂林沦陷期间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东江自卫队”的队长。他在解放后的“镇反”当中被判处死刑，1951年9月4日执行。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匪首”、“恶霸”。

上述汉奸维持会情况全部出自阳素臣的回忆。 未见别处资料旁证。其余资料显示，在灵川县亦有维持会，维持会副会长全仕琳被抗日游击队活捉后枪毙。 在2005年《桂林晚报》组织的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大规模口述历史报道当中，也曾经有过自卫队员击毙大河乡便衣队队长董润发（绰号“天拐子”）的报道。 白崇禧在1946年9月1日在桂林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省的伪组织并未建立，且无伪军，无伪组织，亦无伪币流行。” 白健生这番话，虚实对半开。广西的确没有建立一个省级伪政府。那是日本人呆的时间太短。从日军占领广西大部到全部撤出，时间只有短短七八个月。各地的小规模伪组织遍地开花，汉奸便衣队横行，那是在各种回忆上都出现过的。桂林并不是没有汉奸。只是这些狗当得很不容易罢了。

关于日寇在桂林的暴行，就不一一详述了。总归是脱不了六个字：烧杀奸淫掳掠。位于桂林东南郊卫家渡岳山的毒气惨案便是其中之一。近140名当地村民在岳山黄泥岩当中被日军放火熏死。这次惨案造就了赫赫有名的“白骨洞”。各种恐怖说法直到1970年代仍在桂林当地居民当中相传。犯下暴行的日军部队可能还是第40师团这支残暴血腥的部队。

桂林受到的破坏是惨重的。战争来临前的火灾，战火的毁坏，日军进占以及撤退前的破坏，使桂林几乎不复为一座美丽的城市。不完全统计表明，日军占领桂林八个月期间，共杀害城乡平民69684人。 战后，桂林全城几万间房舍绝大部分被毁。完好的只剩下了487间。沟通漓江两岸的中正桥则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才修复通行。

1945年光复后从独秀峰上拍摄到的桂林市，一片断壁残垣。远处宝积山、风洞山、鹦鹉山、铁封山几乎不见树木。照片左边上部隐约可以看到一段城墙。现在这段城墙依旧存在，但是已经被遮天绿荫所包围。梦秋曾在这段城墙下度过难忘的中学时期。

与伪组织逐渐建立起来相对应的，是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各种抗日组织。日军攻占广西之后，因为兵力单薄，只能驻守主要城市，在广大农村和普通乡镇难以建立大规模伪政权，也无法建立大批的伪军。这样就为抗日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全国各地的抗日力量相仿，广西的抵抗力量也相应分为三种，有共产党的抵抗组织，也有国民党的抵抗力量，自然也有无党派，仅仅是地方奋起反抗的武装。这三种力量均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留在广西境内的残余中国兵力的协助。在次年广西全境光复的过程当中，反攻的中国军队也得到了活跃的抗日游击队的协助。在桂林周边活跃的武装抵抗力量主要有：

临阳联队（中共武装），1945年5月28日编为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后化整为零，并在解放战争当中以骨干编为桂北游击队。在抗日战争当中活跃于临桂、阳朔、恭城和漓江两岸。化整为零前人数达到350。作战成绩为8次伏击战，毙伤日军40多人；两次反顽作战，俘虏顽敌55人。

全县灌阳一带的中共游击队大约有320多人，与日军作战23次，毙敌50余人。

潞江抗日自卫队以及灵川抗日政工队，共280多人，与日军作战15次，毙敌70余人。在次年中国军队光复桂林的长蛇岭战斗当中，灵川政工队配合中国军队进攻，收到了较好的战绩。

其余零散的中共领导的抗日自卫队，总共与日军作战十余次，毙伤敌至少6人。

全广西中共抗日游击队总人数大约在5000多人，与日军作战200余次，击毙日军超过1000人，击伤日军300多人，生擒6人，击沉敌船6艘，缴获22艘。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11挺，长短枪380多支。

关于国民党的武装抗日情况，因无专门的资料汇编，收集起来比较困难。除了上面说到的“东乡自卫队”冷吾锋武装外，依稀透露出的资料有桂林区民团。该民团司令系一少将，名为黄绍立。拥有2000多人，60余挺轻机枪。作战成绩不见统计。

临桂县两江圩一带的抗日武装则推举李宗仁胞弟李松林为司令，组织“广西英勇抗日军”，收容各种流落农村的正规军士兵和当地青壮年10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与临桂县县长叶振文率领的部分警备队会合一起抗日。几个月当中与日军激战多次，至少打死十几名日军。后由桂林专署改编成为桂林专署第二联队。抗战胜利后解散。

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则多如牛毛，更加无法统计。在一些零星的资料当中显示，桂林地区的民团、自卫队和别动队等也有不少抗日成绩。详情难以一一细述。不过大体上而言，全广西抗日军民的零星战斗效果参差不齐。邕宁地方民团曾经伏击小股日军（40多人），激战30多分钟，消耗七九步枪子弹2800多发，只打伤日军一人。好在自己也没有伤亡。 见于记载，比较威猛的战绩来自荔浦的小成村。全村200余人，与来犯的日军激战7次，毙敌152人，伤敌80多人，生擒日军一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村民武装牺牲5人，负伤9人。平民被杀害13人。 我个人觉得此记录似有夸大。

当然，国民党方面的武装和共产党方面的武装彼此之间亦有冲突。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这便是桂林沦陷后的一些情况。我想，本文的下集当中的所有文字以及考证，已经足够清楚地说明桂林保卫战当中的许多细节，也足够反驳那些吹嘘夸大的不实之词。一些自认为有良心的“历史研究者”说日军“仅在漓江上就付出阵亡7000余人的代价”。实际情况是日军仅仅依靠两个中队18条橡皮艇不到400人，就完成了对漓江的强渡，并占领制高点。有些朋友地方主义情绪高涨，非要说广西被日军占领期间没有汉奸伪组织，也在各种事实面前碰得粉碎。

桂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广西是一片物产丰美风光旖旎的土地。在故乡面前，不应该因为它曾经有过沦陷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背叛它的子民而为这片土地感到羞耻，也不应该用夸大它所付出的代价和人民的抵抗来换取虚荣。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忠诚、勇敢，不屈不挠。它的历史无需增加或者抹去什么色彩，也一样光荣和伟大。桂林，以及广西，和全国所有参加抗战的省份以及地区一样，在那场残酷的大战当中捍卫了中国的生存权利。任何关于战争事情的不实之词以及造假，都是对所有牺牲者和抵抗者的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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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来，供河友一乐。

相似的地形地貌，日军在贝里琉能抗美军两个多月。贝里琉也是石灰岩地貌。

火力差没办法，但是工事是可以做好点的，又不缺人力。没钢筋水泥也可以用土木，日军那点火力和美军没得比的。

漓江东岸的阵地根本就没构成体系，没办法相互支援。只能被日军逐个击破。

那个最后一个被安葬的女医官遗骸，那时还没有被发现，在市区的江岸、巨石下还常常能看到堡垒和弹痕……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也早知道那场战役并没有打好。

只是，后来看到一个人的故事，他也曾经历过这场战役，但他的悲剧结局并不因为这个……

据说，他任职于守备七星岩的那个团，在日寇没有完全包围七星岩时跟着团长从后洞突围，战役结束后继续留在桂军，只呆在广西、海南，结果解放后被当匪特镇压，即便他1936年还在读高中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国民党军也只是因为“根据当时党提出的“到友军中去，到敌人后方去”的工作方针，经长江局批准，“江文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即便那时离毛泽东褒扬他父亲公开褒扬他父亲“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也才两年零三个月……

朱迈先，

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日军机动力比国军强，但也说明国军自身的一大堆问题。

城市硬件损失超过广岛和长崎。这估计是秦始皇打下岭南统一中国后桂林遭受过的最大的浩劫。

太祖一生实现了中国的独立，让老百姓再也不受西洋东洋鬼子的苦，光是这一功绩就大过其所有过失的无数倍。

真是独苦苦不如众苦苦。

第四张黑白照片上的城墙可是宝积山上的宋代城墙？小弟在GXSDFZ渡过了难忘的高中时光，看到感觉格外亲切。

顺祝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