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彭德怀问题的本质是反对工业化 -- 方天化几
彭德怀问题的本质是反对工业化
梁簌溟的问题的本质也是反对工业化。
也可以说彭德怀问题的本质是反对大跃进，千年农业国搞工业化发展基础工业就是大跃进，因为如果按照其它工业化国家工业发展的历史的话，中国根本就没有搞工业化的条件。
在没有工业化的条件下搞工业化就是大跃进，而判定中国没有工业化的条件是根据世界上其它工业化国家工业发展的历史事实。
因此，按照所谓“理性”思维，千年农业国在没有工业化的条件下搞工业化发展基础工业肯定会失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太自然了，而发展基础工业又是巨大的投资，还要农民付代价。
因为中国没有殖民地可以掠夺，一般来说都没有投资可以保证绝对成功的，所有投资都有风险，特别是考虑到人类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都是靠掠夺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说中国在没有工业化的条件下搞工业化发展基础工业肯定会失败。
可是，中国的工业化又是必须搞的，因为这是长远利益。
但是，为了搞工业化发展基础工业的长远利益，眼前肯定要牺牲人民的生活标准，特别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彭德怀的“为民请命”和梁簌溟的“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其实都是在用眼前利益挑战长远利益。
用眼前利益挑战长远利益基本上是必胜无疑的，因为长远利益看不见摸不着，还有投资长远利益的风险，更要等若干年的时间，也恰恰因为如此，所以，用眼前利益挑战长远利益是非常卑鄙的，因为是不公平的挑战，如果不是有意用心险恶就是彻底的百分之百的愚蠢。
所以，彭德怀问题的本质是反对工业化，如果他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愚蠢了，至少不适合当领导，应该打倒，特别是他还大闹一场。
因此，毛主席必须打倒彭德怀，也就是说用他一个人的力量保护长远利益，毕竟绝大多数人是没有那么远的眼光的，也就是在当时看来中国的那没影儿的工业化是毛主席一个人保护下来的。
因此，毛主席必须批判梁漱溟，显然梁漱溟是没有那么远的眼光的，也就是在当时看来中国的那没影儿的工业化是毛主席一个人保护下来的，那时的千年农业国才从百年战乱过来和平了只有十来年。
如果，毛主席当年听了彭德怀和梁漱溟的，照顾人民的生活标准的提高，减少来搞工业化发展基础工业的投资，大家也可以想象那时的中国到底能拿出多少来搞工业化发展基础工业，减少一些恐怕就没有了，因为是相对搞工业化发展基础工业的巨大投资需要而言。
我就不说如果毛主席当年听了彭德怀和梁漱溟的，照顾人民的生活标准的提高，其实主要是提高农村人的生活标准和同时降低城市人的生活标准，那样一来，城乡差别也就小了，也就没有后来知识青年那么恨上山下乡了，因为城市生活不比农村好多少嘛，反正即便是有差别也不会是梁簌溟说的“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么大。
所以啊，知识青年之所以那么恨上山下乡，就是因为城市生活比农村差别很多，用梁簌溟的话说就是“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而毛主席没听梁簌溟的话，因此，可以说知识青年享受的和热爱的城里的比农村好很多的好生活是毛主席没听梁簌溟的话保护下来的。
结果呢，城里的人们不仅不为毛主席没听梁簌溟的话保护下来城里的比农村好很多的好生活而感谢毛主席，却为毛主席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恨毛主席。
当然啦，为了发展工业也必须发展城市，而发展城市就是给城市发展提供方便，而给城市发展提供方便就是让城里人过比农村人更好的生活，因为如果城里人的生活跟农村人差不多就不会有人愿意进城了，在农村当农民还有农闲，进城当工人还得天天上班，老中农民可没那么傻，城里生活跟农村差不多还要进城当工人啊！
几十年过去了，事实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千年农业国在没有搞工业化的条件下搞工业化发展基础工业取得了成功，可惜的是，可以说大多数人意识不到中国工业化的意义，他们看不到中国是世界上几个为数不多的有着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日本都没有，其实只有美国和俄国有。
现在，人们为这个原因骂毛主席骂的越厉害就越是证明打倒彭德怀和批梁漱溟是多么的必要，也越是证明中国的工业化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功劳，当然还要算上工人和农民，但是其它中共领导没份儿，而彭德怀在中国的工业化上是个反面角色。
如果你指出还有某某中共领导紧跟毛主席反对彭德怀，那么这个某某在中国的工业化上就也有功，不然就没有。
千年农业国搞的没有殖民地可以掠夺的工业化，其实就是要农民付这个代价，因为中国也没有别人可以付这个代价，知识分子说话写文章肯定没用，而知识分子说对农民如何如何不公平则是反作用，必须批判，如果是中共领导说对农民如何如何不公平则是反动，必须打倒。
补充几句：其实呢，我说的这些，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只不过毛主席是用“大仁政”和“小仁政”的语言说的，抗美援朝和工业化属于“大仁政”是长远利益，照顾农民利益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眼前利益属于“小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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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我们不在那里，很多事情只能凭我们自己那一点见识想象，这怎么可能理性呢？
想想吧，彭德怀那样的地位，新中国这个事业对他人生的意义，他又对中国的工业化做了些什么呢？
再想想梁簌溟，以他的学识和实践，他又对中国的工业化做了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还知道理智的意思，还知道啥叫理性，如果我们还有一点自知之明，还知道自己办成过什么事，我们凭什么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呢？
具体到中共的内部斗争及其残酷性，我们就更进一步领教毛主席的伟大了，千年农业国的工业化的正事做了，各种麻烦也处理了，其实这两件事做一件都是奇迹。
至于你的描述“中国靠牺牲农民而非走西方的战争殖民掠夺路子，虽然道德上干净些，但确实是悲壮和心酸。”
我告诉你吧，悲壮和心酸你都不知道。
中国农民至少还资助了日本和德国的工业化，这个世界上任何所谓工业国家在1840年以后的工业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的“投资”，也就是说相当程度上是掠夺中国的结果，你去欧洲看看就知道了，1840年是个分界线，准确一点应该是1850或1860，因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也需要时间转化为他们发展的现实成果。
英国好一点，有不少1840年以前的发展，法国就比英国少一些了，德国基本上没有，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怎么样？
你的悲壮和心酸的程度有木有增加一点？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没有朋友，都是敌人，日本只是最后一个，因此是最明显的一个，没有人为中国好，包括很多中国人自己，自觉或不自觉的，有偿和无偿的，他们还特别努力的做着损害中国同时帮助中国的敌人的事情，这些事情之一就是批毛主席。
告诉你吧，毛主席不仅是完人，而且远远超过完人，因为毛主席比你能够想象到的完人还要完美无缺。
刘少奇自己也没少整人，大跃进的具体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直接责任，以毛主席的智慧看着这些人，他的心情我们只能想象，失望是起码的，应该也有愤怒，等等等等。
可是，为了中国的未来，毛主席还是保护了他们，毛主席太清楚这些人以后接我的班还必须以批评我来收买人心，他们愚民，还要说我愚民。
其实呢，这也是必然的，只有中共腐败才能救中共，才能救中国，关键是腐败是方法还是本质的问题，毛主席也肯定很清楚这些，我就不说了，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加一句吧，道理就是水至清则无鱼，战争时期因为是生死之间，可以要求标准高一些，和平时期发展经济就不好要求标准高了，因为很容易为渊驱鱼，相比之下，战争时期因为是生死之间，为渊驱鱼比较难。
数不尽，毛主席的恩典，说不尽，毛主席的牺牲，他的亲人，妻子，儿子，他的智慧，他的心血，他的名誉，他的事业，包括他的肉体，至今都还在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做着贡献哪！
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人把中国人当人都是因为毛主席，简单的说就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领袖就想象去吧。
我希望任何人，特别是中国人都不要批毛主席了，不感恩也就算了。
忏悔吧！！！
再具体说说只有中共腐败才能救中共，水至清则无鱼和为渊驱鱼的道理。
当年是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军事竞争，打仗的是军队，军队由士兵和军官组成，军官也是有特权的，比如说指挥士兵冲锋差不多就是让士兵送命，战场位置比较安全的特权，使用的武器和弹药方面的特权，有警卫和勤务兵的特权，当年共军军官都有结婚的特权，包括当年的红军，即便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可以说是特别左的时候都给李德分配了一个红军女战士，等等等等。
今天是和平时期，和平时期是经济竞争，打仗的就是经济军队，经济军队也是由士兵和军官组成的，只不过经济军队的士兵就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啦，而经济军队的军官就是各级当官的还有国企和私人企业的各级管理层，当然啦，跟军队的军官有特权一样，他们也是有特权的，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简单的说就是对方的经济军队的军官们有的特权，他们都应该或多或少的有一点，因为不然的话就会有水至清则无鱼和为渊驱鱼的后果，而这个对方就是西方的经济军队的军官们，那就是西方的资本家们了。
当然啦，就跟当年红军再给军官特权也不可能跟国军军官比一样，今天的中国政府的各级当官的还有国企的各级管理层究竟应该有多少特权，什么样的贪污腐败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处理，这里既有度的问题也有法不治众的问题，反正比治军复杂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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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邓小平接毛主席的班做的很好，从天时地利人和来看，他做的很好，几近完美，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给你看看我最近看到的《南明史》的一段话，作者顾城虽然反文革却学会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请看：
“给你看一段话：“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再说，大顺军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总不会更得民心吧，为什么没有失败呢？可见，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我的注：或者说它尚未做到政策的转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短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正确地总结这段历史，才能汲取经验教训，有效地利用我国丰富的社会、政治、军事遗产。”
所以说，只有中共腐败才能救中共，才能救中国，关键是腐败是方法（就是我上面注的政策的转变）还是本质（就是我上面引的顾城说的“质变”）的问题，毛主席也肯定很清楚这些，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就是抓主要矛盾，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主要敌人（这里也可以看出薄熙来的问题就是破坏统一战线，但是薄也有功，从他的配合等等来看就是作秀，是土共在告诉能看得懂的人们腐败是方法（就是我上面注的政策的转变）不是本质（不是我上面引的顾城说的“质变”），好比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虽然皖南事变都忍了，土改也不搞了，这些只是政策的转变，不是质变，因为为了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
邓小平一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本来就是一个虚头八脑的东西，就一句话啊，多少人心被邓小平收买了，包括很多西方人心，可见中共统一战线的可怕。
如果懂经济的话，如果整个西方懂经济的话，一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本来都不经济。
千年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共中央从来也没说过中国的工业化或中国的工业基础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
因为，不仅“国民经济崩溃”没定义，“濒临”就更没定义啦，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可以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所以，我相信中国目前的腐败是方法的问题（就是我上面注的政策的转变），而不是本质（就是我上面引的顾城说的“质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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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爱拔高自己知识理论的重要性，而实际是石油，钢铁，导弹，核弹这些国之重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石油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大跃进的顶峰时期1959
大跃进毛赌钢铁赶英超美是输了，但是石油呢？
没有石油任何工业化进程就无法进行，农业也没有办法使用机械，化肥(靠什么积极性是唯心主义和北韩现在一样），饿死人会是常态---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真理。有了石油，起码多养活5亿人口。直到1985年大庆的石油支撑了土共70%的外汇收入，和35%的财政收入。
如果换了国民党蒋集团，民国再培养多的大师也搞不到这样的国之重器的事情来做。
影帝去钱学森家去看钱咽气，钱说我这辈子做一点点事情都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做出的。气得影帝出来就去了另外一个骗子国师家，还编出来一个什么钱老说“新中国出不了大师”的故事来惑众。
80年代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科学和国防的冬天。
钱老当时是心灰意冷，这辈子是不可能在火箭导弹上赶超美国了---他报复美国的梦想破灭了。
胡耀邦还要他去美国申请悔过认输签证，估计胡适有意气钱老---知道钱当初是被美国驱除出境。
当初他回到中国本来对报复美国是不报希望的---那么落后，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成功信用的国家民族怎么能够搞出导弹！不可能，就是有10个钱也搞不出来，如果有那么一点可能美国早制造一个车祸把他干掉了。
奇迹就是发生了，钱开始相信憧憬更大的奇迹，他 要让美国后悔。
到了80年代，钱老岂止是心灰意冷！是绝望地心痛！搞特意功能就是这绝望的表现！
要不是炸馆和李登辉的假蛋，温水煮青蛙，钱老会死在爱国者导弹的轰炸中。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中外，很多典型的军人都是以悲剧收场的，其根源就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而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最为密切，不论军人想参合，还是不想参合，都不可能摆脱与政治的关系。
如果军人不参合政治，而被政治漩涡卷入，这样的悲剧是值得同情的，而如果不懂政治，又喜欢参合政治，这样的悲剧则有些自作孽。彭德怀就是典型的不懂政治，而喜欢参合政治，林彪则是半自愿的参合政治，如果不考虑叛国的突发事件，林更值得同情。
彭的第一大问题，是不懂政治，而喜欢参合政治；第二大问题，则是固有的认定军队和军事就是军人的事，这是那些老军人的共同特点，朱德也曾如此，这才有了在红四军七大上与毛的争权，但朱与毛的争权，只争了一次，彭与毛的争权，却争了一世，毛后来说，他与彭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说彭反对工业化，是一点带全了，作为一个典型的军人，而且指挥了抗美援朝，亲自见识了美军的利害，这样的人是绝不能反对工业化的。
如果在庐山上，彭亲自见毛，先将国外访问的事向毛汇报，然后表态坚决站在毛一边，再将回国后大跃进的见闻向毛陈述，指出种种不好的现象，主要是官僚背离了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委婉地指出，下面的官僚头脑发了热，主席不能也发热——这才是一个合格军人政治家的做法，但彭的做法却是写信，而且还是秘书代笔，自己口述，将矛头直接指向毛。
大跃进的错误，是毛和官僚共同造就的，要改变这种错误，只能站在毛一边，由毛纠正官僚，彭的作为实际上是站在了官僚一边，这便是近三十年了，官僚们将彭竖为道德楷模的原因。
建国后，影响中国的主要有四种力量，一种是毛，一种是军队，一种是官僚，一种是苏联，毛最为忌惮的就是军队，枪杆子出政权，同样抢杠子才能捍卫政权，彭的作为犯了所有政治家大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找的，彭的个人悲剧，与彭直接和间接所造成的国家悲剧相比，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中国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开始建立于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1955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1956年开始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城市里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都是剥夺农民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工业化筹集资金的具体步骤。但是这些基本是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主持下进行的理性剥夺。
大跃进则与上述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体现为超高指标、瞎指挥、疯狂吹牛和把农民剥夺的一干二净的“共产风”。集中农村壮劳力大炼钢铁，“小土群”根本炼不出合格的钢铁，炼出的都是铁渣。大炼钢铁对工业化没有丝毫贡献，只是浪费了巨额人力、物力，耽误了农业生产，造成来年的饥荒。大办食堂运动打破农民家庭结构，把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刚开始时没有长远计划，让农民随意浪费粮食，很快就把粮食积存吃光了，随后就是大饥荒。大办食堂把农民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剥夺了，但是并没有为国家积累什么资金。既害惨了农民，国家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大跃进在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的虚火之后，很快造成了严重后果，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下降26.4%，农村哀鸿遍野，工业也一样大滑坡，从1960年到1962年，40%的工厂停工，接近3000万工人被动员回到农村。直到1964年工业生产才恢复到1959年的水平。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对的不是工业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剥夺农民，他反对的是大跃进这种胡闹儿戏。毛泽东保卫的也不是中国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是党内从刘周陈邓到林彪、陈伯达都拥护的，而是他一贯正确的神话，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
大跃进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次大倒退。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今天，有一小撮人，却为之辩护。举着中国工业化的神圣大旗，就可以把几亿鲜活的生命当成卑微、渺小的蝼蚁，为了虚无缥缈的国家民族利益，就可以拿几千万堆白骨做代价。这种工业党，其残忍、冷血令人发指，他们丧失了人类起码的情感，打破了人类共同的底线。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法西斯分子。
那就是毛主席早就说了大仁政和小仁政的问题，如果毛主席听了彭德怀的“为民请命”和梁簌溟的“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这是对发展工业不利的
郭还没被批臭的时候写文章反对《甲申三百年祭》，可是等到80年代初，各家都往郭身上泼脏水的时候，他又著文肯定《三百年祭》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正面作用。
那么我们把你提到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还有邓小平，还有什么理性人的名字都排除了，比如说文革时被打到的理性的人们，他们都跟大跃进的瞎指挥无关。
那搞那些胡闹和儿戏的还有谁呢？
只能是毛主席一个人亲自全国到处跑到处瞎指挥，对吧？
大跃进只是个方针，大跃进当中有胡闹，也有儿戏，但是大跃进不就是这种胡闹儿戏，就跟当年苏区反围剿一样，第五次反围剿中有胡闹，也有儿戏，但是反围剿不就是这种胡闹儿戏，明白吗？
历史都是现代史嘛，大家说历史往往是为现实服务的，《甲申三百年祭》应该也不例外，比如说那时怕共军进城以后腐败。
初载1981年6月18日《北京晚报》
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
----与姚雪垠同志商榷
现在被收录到《李岩质疑----明清易代史实探微》中
送花成功。恭喜：你意外获得 16 铢钱。1通宝=16铢
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
你的这一段
也许如果彭德怀和梁簌溟有你这样的文采就会成功了，就不会“有把几亿鲜活的生命当成卑微、渺小的蝼蚁，为了虚无缥缈的国家民族利益，就可以拿几千万堆白骨做代价”。
可惜你晚了几十年，中华民族和人类共同的悲剧啊
上有好焉，下必更甚，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毛主席号召大跃进，钢铁元帅升帐，下面能不投其所好，发明“小土群”？
大跃进中害民最甚的人民公社和大办食堂，都是毛率先提倡，并坚持到最后的。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好”，一夜之间，传遍全国。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就在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毛又称赞河北徐水和河南遂平楂岈山卫星公社“人民公社食堂好”，1958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扬楂岈山卫星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很快，食堂热潮席卷全国，也很快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1959年7月，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在安徽无为县勇敢地解散食堂，8月10日，毛泽东批示安徽省委关于张凯帆问题的报告：“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他们有的是‘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于是食堂问题成了政治禁区，无人胆敢公开反对公共食堂。直到1960年11月，中央文件还宣布“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1961年6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从全国各地考察归来，向毛泽东反映食堂的种种严重弊端，一致要求取消食堂。才终于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中央出台《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社员的口粮，无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这才把几亿农民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大跃进中，当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瞎指挥，刘、周、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下面各级领导干部责任也都不小。但是大跃进的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是党中央的最高领袖。大跃进出现的严重问题、造成的悲惨后果当然首先应该由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