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 俺老孫
《饥饿的盛世》的作者只记述了乾隆一朝的腐败，并未尽述整个满清帝国的全景。
已故朱维铮教授在《重读近代史》中介绍
“清代弊政，捐纳为最。然一代不改，《会典》中一字不提，盖讳言之。”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第一分册，页88，中华书局重印本，1983）
“捐班是满清文官的四大资源之一。捐班的官员唯知‘将本求利’。……皇帝明知捐班不好，仍然照准开捐，仍然照旧骗人。
“捐班在清代体制化，始于康熙，倡于雍正，定于乾隆。假如从康熙八年（1669）这个圣祖仁皇帝突袭鳌拜集团得手算起，经过其子世宗宪皇帝的雍正朝十三年，到其孙高宗纯皇帝于嘉庆四年（1799）正月老死而结束太上皇专制为止，那末这祖孙三代满洲大君所表征的“盛世”，总共延续一百二十七年，占满清入主北京的全部时间的一半。不消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权贵，顽强抵制帝国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参看拙作《“君子梦”：晚清的“自改革”思潮》，见《走出中世纪二集》页54-5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唯一理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那祖宗正是康雍乾“盛世”的一祖二宗，而所谓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就包括他们体制化的捐班也即捐纳制度。
“关于清代捐班，以后还将提及，但写到这里，有几点愚见不妨一说。第一，捐班是清帝国官僚体制的一大资源，到晚清可说是主要资源。第二，至迟从康熙中叶起，满洲八旗子弟已成寄生族群，所谓科举取士也难以制造维系帝国体制所需的能干官僚，因而帝国不得不从世职、科甲以外的异途汲取人才。第三，囿于传统和“祖制”，满清寻求异途人才，只能乞灵于中世纪的市场机制，即权钱交易。第四，满清列帝实行捐纳，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缓解天灾人祸导致的突发性财政困难，并非为了寻觅异途人才，或许雍正帝是例外。第五，因而直到晚清，民间才学识兼备的人士，仍然多半鄙视捐班，不惜耗费生命追求正途出身，这心态史至今缺乏系统研究。第六，清代的捐班，包括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的实官捐，出资捐输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职乃至已革官员，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第七，清代的捐班于是成为腐败官僚的同义语，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输银补缺的官员，也无不痛诋捐班体制。第八，贯穿全清一代而渐成主流的捐班制度，至迟在乾隆晚期已成为满清帝国的自杀机制。
“汉军于成龙对满清政体的“贡献”，还在于他作为清官，却促使满洲统治者将捐班体制化。《清史列传》、《清史稿》都散见此事，却以李光地死后由其愚昧子孙编刊的《榕村续语录》所收他生前秘而不宣的内部谈话记录，内有“本朝时事”三卷，较多透露了历史实相。
“你想得到官员职称、顶戴或者花翎的荣耀么？出钱便可如愿以偿；你有银两、米谷、铜钱、洋钱的选择顾虑么？不必在意，只要折算，都可认捐，政府但问捐数，折银越多，给官越大。……满清有常捐，如捐贡生、监生、顶戴、加级、纪录等，多明码标价，但列朝价格不同；而实官捐在列朝的差别更大。一般地说，承平时或补实缺等价昂，动乱时或捐虚衔等价廉。但像咸丰朝捐班那么亷价，在道光朝以前则属罕闻。《漏网喁鱼集》记咸丰六年（1856）的捐班价格，除说民间“新咸丰不要”，下云：“京中已行钞票。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二十六、七元，后贱到二十二、三元，六十日到照。惟以钞票上库，虚衔实职亦然。（江苏）省中协济局，报捐从九（品）衔，只需二十元。”
1 满清不是游牧民族，是以渔猎为主，游牧、农业为辅的民族。
2 求“满清经常要给蒙古人减丁”的出处。
3 俄国离新疆太远了，所以俄国没有直接出面，而是寻找内外部代理人，浩罕汗国和蒙古独立都是例子。这种情况下，与俄国代理人的实力对比就是有意义的；实例就是左宗棠战胜阿古柏就在于清朝国力较浩罕以及那个哲德沙尔汗国强。对俄国人来说，准格尔人是现成的代理人——准格尔人当初在面对清朝压力的时候，应对策略就是向俄国人求援。浩罕本是外来势力，左宗棠还如此费力驱除出去。换成世代盘踞新疆的准格尔人，解决难度恐怕比驱除阿古柏高多了。
4 民国和共和国在新疆可谈不上是在一片白地上白手起家。杨增新是在清朝的道台任上迎接的民国，可不是民国政府把他调过去的；同样，陶峙岳是起义而不是解放军派去的。这是新疆与西藏的明显不同。前朝经营得力当然会使后世接管容易很多。否认借助前朝经营成果，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瞎猜一下:
一是时间不够长。西方从文艺复信到工业革命，怎么也得有两三百年的发展吧。
二是没有＂良性＂竞争互动。宋的对手都是野蛮民族，游牧社会，没有办法互相学习对方先进的地方。罗马不也是被野蛮人拖垮的么。
相比欧洲列强，文明层次比较类似，领先的黄马甲走马灯似的传来传去。
卖官鬻爵并非清朝首创。也不是清朝首先制度化。相反，汉朝和清朝一样自初期就卖官鬻爵并形成制度。
通观各朝的卖官鬻爵制度，可以发现各朝都不认为这是正常的制度。对于卖官鬻爵败坏吏治，各朝皇帝其实对此深有感触。到了清朝，道光皇帝干脆说凡是买官的都要回本，哪能指望他们清廉，所以不能重用。但是皇帝又说，我财政紧张，不卖官没有经费。
这段话似乎有理。无论汉、清，其表面上的主要目的都是弥补财政不足。卖官鬻爵理论上来说都是临时性措施例，一旦财政回复就要停止。如汉景帝发布卖爵令，主要原因是遭遇大旱，而当时税收为三十税一，财政收入不足，于是开捐弥补收入。赎罪钱之类的东西也一同出炉。所谓挖肉补疮，虽然有害，但也不得不用来救急。
清朝的捐班也是如此。一般开捐都是在财政紧急，或有战乱，或有大灾时。一旦财政回复便停止。虽然这个政策到王朝末期随着危机日重，几乎无一日没有财政窟窿，而不得不成为常例而形成恶性循环，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要屡屡停办，然后再找借口恢复的。
那么，是不是除了卖官鬻爵，历代王朝就没有其他财源了呢？非也。例如汉朝解决财政问题的有力措施之一是开始盐铁专卖。此后各朝无不照搬。到宋朝，专卖之多几为历朝之冠。但宋朝卖官鬻爵也是常态，自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就成为定制。各级官吏明码标价，最低捐一千石就可以当本州助教、文学，加一倍就可以算科举出身。捐一万石就可以当大理寺丞。
而清朝到末期财政收入主要不靠捐班。据《清史稿》，
也就是说，在光绪时期卖官只能每年得150万。而当时光盐税收入就有2400万两。即使是乾隆时期，每年也不过300万两。如此对比，似乎性价比很差。于是到光绪五年就停止捐班。但这次停办像历史上的历次停办一样，不过几年时间就又恢复。到光绪十年，因中法战争就又再次开捐。
那么既然卖官鬻爵收不到多少钱，又似乎是吏治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皇帝也知道这些人买官是要回本的。那么为啥历朝皇帝却对卖官鬻爵乐此不疲呢？
中国官员的正规选拔途径，隋唐之前是举荐选拔制，隋唐开始科举制。举荐科举之外则有荫补制。
举荐选拔制要求各地推荐贤良方正、忠臣孝子。但这个制度的缺点是太容易为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把持，于是到最后朝廷里充斥各种势力，皇帝很容易被架空。
科举制度是对举荐选拔制的反动。科举从理论上来说杜绝了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的操纵，或至少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并且为平民打开了一条凭文化技能水平的上升通道。但是这个通道是如此狭窄，每年录取的那区区几百进士对于帝国的巨大人口基数来说无异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并不是读书好，人的本领就高强。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哪个朝代都不在少数。而很多有本领的人，仅仅因为读书不好，却会被这两种制度排除在外。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如果有大量有本事的人被排除在体制外，那么这些人必然成为政治不稳定因素。有本事的人大多不甘寂寞。所谓“锥置囊中，必颖脱而出”。大多数人最终都会取得一定的社会财富。这些人的后代亲族，虽然未必也有本领，但拥有一定财富后，由于马太效应，财富会越滚越大。
有了财富就必然会要求政治地位。如果政权不能赋予其相应的政治地位，又不能将其财富剥夺，那么这些财富的占有者就会要求改朝换代。历来造反成功者，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财政支持。
这一点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的西方贵族阶层对权力死不放手。对新兴资产阶级只会打击，却又无法消灭。最后此消彼长，发生革命。
而中国历代皇帝则深刻得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不能宣诸于口，但行动上却是必须把政权向富有者敞开。举荐、科举还有定额。卖官鬻爵却没有定额。卖官鬻爵大多数是卖虚衔，不过一个荣誉职位。但这个荣誉职位却代表了政权对富有者社会地位的肯定。于是通过这一纽带，政权能在最大范围内把全国的统治阶级团结在一起，并形成对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认同，不会去另起炉灶或加入对立集团。
这才是为什么卖官鬻爵在历朝屡停屡开，虽然弊端重重却长久不息的根本原因。
文艺复兴是十四中叶到十六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中叶。四百年时间。
但中国没有基督教专制的黑暗时期，所以也无所谓文艺复兴。宋朝的科学技术在当时是世界领先水平。而且风气开放。两宋合计319年，属于历史上少有的长命王朝。
宋的对手可不是什么野蛮民族。辽、夏、金、蒙都是有完整国家组织的政权。而且各自都有文字。政府的组织形态也是汉式的或大部汉式的。
至于互相学习对方先进的地方，最先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又去学谁？
立马就有人上来打补丁，好不热闹。
来源我记得是鲁迅先生的：“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病后杂谈之余》。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
且不论这些古书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至少这么病态地烧、毁、改，不如《永乐大典》远亦。
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文明＂的。
特别是金，夏，蒙，还有后来的后金我大清。
他们可以逐渐学习汉文明，可是汉文明（宋，明）能从他们那里学什么呢？
而且也有偶然性。事后看来，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都是大恶手。如果能＂一国两制＂，辽在前面顶住野蛮人提供安全，宋在后方努力发展，假以时日说不定能形成突破也未可知。
所谓的新疆姓“中”，到底是姓中国XX党的“中”还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如果是前者，现实的确如此，不过这与你个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认为有关系或者认为新疆姓的是中国老百姓的“中”，那就再仔细想想，包括新疆在内的全中国的真正的主人到底是不是你自己。
您认为‘与俄国代理人的实力对比就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不能与沙俄在中国周边实力相抗衡，满清杀再多周边少数民族也无用。
具体到蒙古，外蒙上层，僧侣与满清关系更接近，按照您的理论应该更心向中国。但民国代清，反而是他们首先闹独立。最终蒙古的位置是在苏联红军赶走了北洋军之后有了定论。所以边疆地区的分与合由中国和分离势力的后台对决结果决定的。满清不可能将蒙古王公，僧侣这样的势力灭绝，它杀多少人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领土归属用‘遗产继承’类比完全不合适。
新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其中还有外国势力介入斗争。从杨增新到盛世才，新疆其实是独立王国。盛世才投靠苏联，长期与民国政府对抗。直到蒋介石与斯大林达成默契，民国派中央军进疆结束盛世才统治。但‘三区革命’势力仍然是独立王国。1949年陶峙岳率领国民党军在新疆起义，邀请解放军入疆。同时期苏联出面协调‘三区’势力加入解放军，最终才把新疆稳定在中国版图内。新疆问题的解决的肯定归结不到满清‘经营得力’上面去。还是那句话，民国和新中国的版图是和它们自己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有多大肚子，吃多少饭。
这也正是辛亥革命后蒙古独立的理由之一。因为他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
姓中当然是姓“中国”的中了。难道现在中国人不去新疆打工，去新疆旅游，不享受新疆的天然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