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保守的革命者――在杨振宁荣休晚宴上的讲话词 -- 不爱吱声

保守的革命者――在杨振宁荣休晚宴上的讲话词

英文原稿请见：

Freeman Dyson, A 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 Modern Physics Letters A, vol. 14, No. 22 (1999) 1455-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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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革命者――在杨振宁荣休晚宴上的讲话词

戴森（Dyson）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称颂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富兰克?杨。我的题目是‘保守的革命者’。这题目的涵义将在讲词末彰显。

　　1983 年富兰克为庆祝他的六十岁生日出版了‘文选（1945－1980）附评注’。这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书中的评注是他自己写的，用来解述各篇文章写作时的情景。书里只收了他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是他自己选择的。这样做比由一个专家委员会来挑选更能揭示他自己的思路和性格。所选的文章中有些是重要的，有些是不重要的。有些是专业的，有些是通俗的。可是每一篇都是瑰宝。他不是试图在五百页中塞进尽量多的、艰深的科学。他是试图在五百页中揭示一位伟大科学家的精神，而做得十分成功。他选的这些文章既揭示了他个人的奋斗，也揭示了他的科学成就。它们揭示了他的成就的深远的源泉，揭示了他对培育他的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揭示了他对在中国和在美国的老师们的崇敬。它们还揭示了他对数学形式美的热爱和同时掌握缤纷的实验物理世界和抽象的群论与纤维丛世界的能力。他巧妙地将八十页的评注结集一起放在书的开始部分，而不是将它们附在各篇文章的后面。这样，评注可以连续地读，成了他的科学自传，一部极好的自传。它以清楚而简练的词句描述了他的一生。它朴实地描述了他的工作背后的强烈的感情和始终不渝的忠诚。换言之，它描述了杨振宁之所以成为杨振宁。

　　书中最短的又最精彩的瑰宝之一是一篇两页长的，对费米的描述。它是作为费米和他合写的一篇文章的序言，曾收录在费米的选集中。从 1946 年到 1949 年，富兰克师从费米。他从费米那里学到的物理比从任何其他人那里学到的为多。费米思考的方法在富兰克的思想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影响。他写道：‘我们懂得了，学物理不应该只狭窄地学一个专业。学物理应该从平地开始，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一层一层地加高。我们懂得了，抽象化应在具体的基础工作之后，而绝非在它之前。’

　　费米崇高实际的精神可以从 1954 年发表的杨－米尔斯这篇卓越的文章题目中看到。今天任何一位谈到这篇文章的人，都会将它称为是引入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文章。可是它的题目并没有提到非阿贝尔规范场。文章的题目是‘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如何了解同位旋守恒这个物理问题出现在先，而抽象数学观念非阿贝尔规范场出现在后。这是费米处理这类问题会用的方式，也是富兰克处理这个问题所用的方式。费米的伟大在于他既懂得如何计算，又懂得如何倾听自然的声音。在其一生中，富兰克均衡的处理了他的抽象数学的天才和费米对于物理细节的脚踏实地的关注。

　　请允许我在这里简短的讲一个和这个讲话的主题无关的，有关费米的故事，它和富兰克毫无关系。我不是费米的学生，但我有幸在我学术生涯中关键的时刻和费米谈了二十分钟。我从费米这二十分钟中学到的比我从奥本海默（Oppenheimer）二十年中学到的还多。1952 年我以为我有了一个强相互作用的好理论，组织了一大批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按照这个理论来计算介子－质子之散射。我们运算的结果和费米在芝加哥回旋加速器上量到的截面符合得很好。于是我得意的从依色卡去芝加哥给费米看我们的结果。费米很客气和友好，但我们的结果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说：‘计算的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我所愿意采用的，是先有一幅清晰的物理图象。第二种是严格的数学架构。你的则两种都不是。’这既结束了他和我的对话，也终结了我们的理论。以后我们弄清楚了，由于没有将矢量相互作用考虑在内，我们的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而费米直觉地看出了这个理论必然是错误的。在这二十分钟里，他的脚踏实地的见识省掉了我们的无谓的计算。这个教训富兰克是无需要学习的，因为当他在芝加哥做学生时，已经充分吸取了费米的见识。

　　在选集发表后的十五年中，富兰克没有闲着。1995 年另一本书出版了，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是庆祝他七十岁生日的文集。书的题目是‘杨振宁──二十世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隐藏在书中的专业文章里，有一些个人的颂赞和回忆。它们描述了富兰克如何积极帮助科学在三个中国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的成长和繁荣。富兰克很高兴能够偿还他所欠他的故土和文化的债。

　　这两本书中都没有收入的是富兰克两年前写的题为‘父亲和我’一文。这是献给他的父亲，一位 1973 年去世的数学教授的文章。它极精彩而微妙地描述了他和父亲的关系，以及分离给二人带来的痛苦。他的父亲在艰难的岁月里留在中国，而就在这段时间中富兰克在美国成长为名家。他们都知道还是这样好：没有美国，富兰克不会成为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不住在祖国，他的父亲将成为无根之木。然而分离也深深地伤害了两人。对富兰克来说，他个人和父亲的分离，同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上的隔绝是一场悲剧的两面。很幸运，尼克松总统适时地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富兰克能够在他父亲去世以前访问中国，能够在他父亲病危时坐在他的床边。在选集的评注中，富兰克描述了他在 1964 年如何困难地作出成为美国公民的决定。这决定正式承认了他脱离中国，脱离他的父亲。他写道：‘我父亲……1928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父亲和我’有一个快乐的结尾，一个光辉的重圆。富兰克描述 1997 年 7月 1 日清晨零时，他站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凝视着英国国旗缓缓下降，中国国旗缓缓上升，乐队奏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写道：‘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说不完的外人欺凌……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起来了的富强的中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全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 年 7 月 1 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富兰克那夜站在那里，他的，和他父亲的，对重圆的深层感触是使我们动心的。而对我，他所表达的骄傲和满足的心情，特别引起了共鸣。我也属于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明。我在英国的故乡也是 Alfred 这位学者国王的故乡。一千一百年前，当唐朝在中国建立了在中国持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时，Alfred 将我的故乡变为一个卓越的学问中心。我们的 Alfred 国王将拉丁文典籍译成英文，和唐朝诗人差不多同时代。富兰克在他的选集前面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和富兰克一样，我也离开了故土，成为美国公民。我仍记得我在 Trenton 受到的屈辱。那一天我宣誓忠于美国，主持仪式的无知先生祝贺我逃离了奴隶之乡来到了自由之邦。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大叫，我的祖辈们解放我们的奴隶比他们的祖辈们解放他们的奴隶要早得多。我和富兰克对美国有同样的矛盾的感情。这个国家对我们两人都如此的慷慨，可是对我们的古老的文明又如此不了解。我也感受

了他在香港亲睹和平地降下英国国旗，升起中国国旗时的骄傲。在那一瞬间我们这两国古老的文明短暂地走在一道，催生了一个崭新的事物。

　　五年前我很荣幸在费城美国哲学学会授予他富兰克林奖章的仪式上讲话。我们聚集在学会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室中。学会创始人富兰克林和学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杰弗逊的画像俯视着我们。我们知道他将他的大儿子取名为富兰克林，因为他对富兰克林特别崇敬。我愿用我在那个愉快场合称颂富兰克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话。

　　杨教授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卓越的设计师。从当年在中国当学生到以后成为石溪的哲人，引导他的思考的一直是他对精确分析和数学形式美的热爱。这种热爱导致了他对物理学最深远的和最有创见的贡献──和米尔斯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发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已渐渐成为比宇称不守恒更美妙更重要的贡献。后者使他得到了诺贝尔奖。发现宇称不守恒，发现左手和右手手套并不在各方面都对称，是一项了不起的破坏行动，它摧毁了在前进道路上的思维障碍。与之相反，非阿贝尔规范场奠定了新的思维结构的基石，这个结构以后经过三十年才建立起来。今天当代理论描述的，并为当代实验证实了的物质的本质，是各种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组合。他们为杨在四十五年前首先猜测到的数学对称性所支配。

　　和重建城市以及国际政治一样，在科学中摧毁一个老的结构比建立一个持久的新结构容易。革命领袖可以分为两类：像罗伯斯庇尔和列宁，他们摧毁的比创建的为多；像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他们建立的比摧毁的为多。无疑，杨是属于后一类的革命者。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和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一样，他爱护过去，尽可能少摧毁它。他对西方科学的杰出思维传统和对中国祖先的杰出文化传统同样崇敬。

　　杨喜欢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创造的源泉在于数学，因此，从某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纯思维可以掌握现实，像古人所梦想的那样。’在另一场合，杨讲道：‘乍听起来，一个人的爱憎和风格竟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有如此密切关系，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物理学一般人认为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他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杨对数学美的感受，照亮了他所有的工作。它使得他的相对最不重要的计算成为袖珍

的艺术品，使得他的深入的猜测成为杰作。它使他，正如使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一样，对自然的神秘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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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杨振宁荣休晚宴上的讲话词，一九九九年五月廿二日于纽约州石溪

戴森教授的论文《自旋波》，是物理学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他和诺贝尔失之交臂，令很多人惋惜。他的科普小册子《太阳，基因组和互联网》写得非常简练清晰。

他认为现在应该大力开发太阳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同时保护环境。现在发射昂贵的探测器去其火星不如着手研究地球上的火星陨石。他对生命科学也有独到的见解，是现在还健在的真正科学巨匠之一。

不能因为他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就可以随便抹煞他对物理学的贡献！

爱因斯坦和牛顿在家庭爱情上都有让人无法接受的一面。相比较来说杨先生根本不存在背叛家庭的问题，为什么大家讨论爱因斯坦和牛顿的时候总是讨论他对物理学的贡献，而到了杨振宁先生这里，我们专注的却是它的私生活呢？

我希望借转贴此文，将大家更多的目光集中在杨先生的学术贡献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杨先生的治学思想，治学方法上。

在美国，一般将自己领域前人的成就都需要研究的很透，大家聚会，也会讲讲巨匠们的趣事。　但这儿是尊敬成果，对老了的人，就有点人走茶凉了。　对此，不予评介。但教博士生课的人，大都是在一线的中青年。

对杨，　有一点疑问，　　他最大的贡献是治学，　那么他是在将这一点传承给中国年轻人吗？有时候觉得，还是应该多学学怎么作学问，而不是学怎么作名人。

我的观点是，他的治学好，就学他的治学，在清华每年搞个杨振宁学术周，效果不更好，为什么要将一个曾经辉煌的躯体花重金放在那儿？呜呼哀哉！

他现在能好意思接受这么好的待遇，在一个学术资金很少中国。大家看不到现在他对中国学术方面的贡献，只好关注他的私生活了。

是他自己将一个曾经的大师沦落为一个接受上帝和中国礼物的人.俗话说的好，拿人家的手短。　他拿，　就得让人家就说说吗

尖刻了一些，　但心里为我们的学术界悲哀

转贴的东西不代表我的观点，只不过想把不同的观点汇集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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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和Mills 对规范场理论的贡献

【八阕】发现一个公式，一个方程是一个贡献，但是只有真正懂得其物理含义且是正确的含义，才能被称为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因此，根据下面两位物理学家的叙述，我们可以认为, 杨振宁和Mills 对规范场理论的贡献等价于洛伦茨对相对论的贡献。

杨振宁说：

在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相对论前，荷兰物理学家洛伦茨和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已经在相对论这个方向上做了大量工作。洛伦茨提出了相对论的数学公式，却未能懂得其物理意义；庞加莱最初提出相对论的概念，有了哲学的观念，也未能懂其物理意义。真正懂得相对论意义的却是26岁的专利局小职员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革命化地改变了时间与空间、运动与能量间的关系，澄清了麦克斯韦方程，将对称性概念引入基础物理学。

（http://tech.sina.com.cn/d/2005-04-18/1550585908.shtml）

李政道说：

1955年初，有一天杨振宁到纽约来看我。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他和密尔斯的文章。我认为他们这篇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完全错误。同位旋既然不守恒，所以同位旋规范也是绝对能变的。我也告诉杨振宁，我正在做“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的分析。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充满了自信。不过，我以为杨振宁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杨振宁是反对。可是经过激烈辩论后，很出我意外，杨振宁居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很想知道，我对质子数规范场的理论分析的进展。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结果，质子数规范场，和它的推广―重子数规范场，可能产生很像引力场这样一个新的作用，可是又有区别。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1955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xxxxations），

李政道和杨振宁, 《物理评论》, 98, 1501（1955）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

自1952年我们合作初次分手后，至1955年才再次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其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杨振宁刚刚完成的“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文章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篇1955年反“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的文章绝对不会是杨振宁带的头。杨振宁自称“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的大话，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对当代物理极重要的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和60年代，杨和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学界重视的原因。

杨振宁的学术水平真的高吗?

http://www.popyard.org

【八阕】在不深入了解事情的前前后后的话，没有看过李政道答记者问的电视观众，看到央视“面对面”的节目之后，即使许多人因为杨振宁娶翁帆而非常反感他，但是不少人可能还是会倾向于认为确实有可能李政道没道理，不该跟杨振宁争的。因为许多人都以为，杨振宁即使没有宇称不守恒这个获诺贝尔奖的成果，他的规范场理论也足以值得自豪。

虽然规范场一直没获诺贝尔奖，但是大家都公认这个理论的影响和对物理学的贡献，超过了宇称不守恒。不仅如此，杨振宁还有第三大顶级的成果，那就是杨―巴克斯特方程，也是很重要的成果。对于在物理学界有如此之高的影响的规范场理论的奠基人，他杨振宁何必为谁先想到宇称不守恒而跟你李政道过分闹不愉快呢？而一般公众，只知道李政道因为跟杨振宁合作发表了有关宇称不守恒现象的文章而获诺贝尔奖，其他似乎没有影响特别大的成果，不像杨振宁，除了宇称不守恒，还有其他两个大成果，因此，李政道由于只有一个宇称不守恒这个大成果，那么必然更可能不合理地去跟杨振宁争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权（我认为，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要向公众吹他远不止宇称不守恒这个得诺贝尔奖的成就，他其实有三大成就的原因。）

这个心理倾向，可能在本身学物理的人或是对物理似乎有点了解的人，更加容易有这样的猜想。如果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成果比李政道大，那么他说他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并且在两者的合作中，杨振宁的贡献要比李政道大，这个说法就会让人觉得似乎也颇有可能的，甚至就可能就是客观事实了。

那么，为什么以上的猜想是不成立的呢？

最重要的问题是，杨振宁吹嘘的三大成果，其实并不是特别经得起推敲，尤其是他在规范场上的贡献和成就，可能没有人们想当然的那么大，那么重要。

其次，也要注意，杨振宁取得这些成果的时间与两人分裂的时间的前后关系。而这一点，杨振宁似乎有意无意的，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特意去强调。而稍微一分析，就可以发现，杨有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的贡献，与当初他们在1962年正式断交前为何会产生纷争完全无关。

在1962年前，他和米尔斯1954年发表的错误论文，并自己和李政道合作的论文所否定，而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的文章，是杨振宁1967年才单独发表的（巴克斯特1973年也单独发表了关系密切的另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合起来，叫“杨―巴克斯特方程”）。因此，在1962年前，杨振宁除了有 1956年跟李政道合作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

恒的文章，其他并没有取得特别重要的成果，只有宇称不守恒是他可以值得一吹的（李政道可多了），而这个成果，首先是由李政道这个超级天才先想到的，他一开始还不同意，但是后拉终于明白了，自己以前的研究思路是有问题的，都是在宇称守恒的老圈子里打转，于是提出合作，然后没想到很快就被吴健雄的实验所证实，第二年就获得了最高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真的推敲起来，这个贡献，我认为李政道明显是占主要的，因为想法是他先想到的。没有这个想法，根本就没有合作的可能。就算合作过程就像论文署名那样所表明的，两者的合作是平等的，贡献是均等的。可是，杨振宁还是不满足，他还希望争第一个上台领奖的华人这个虚名，所以提出说我年纪更大，老婆也年纪更大，你应该让我先上台领奖的无礼要求。如果反复提这样的无理要求，而李政道始终僵持不下，不愿意让步，那是不是争到最后颁奖典礼都开始了他们还在外面吵或是在自己房间吵呢？显然，必须要有一个人让步，而最终，是李政道作了巨大让步，遂了杨振宁的心愿。但是，李政道由此而心生不快，并最终因此断交，合情合理。杨振宁确实是对不起李政道。既然李政道先想到这个想法，你后来才请求加入跟李政道合作，你怎么能抢先上台领诺贝尔奖呢？如果这个事实被物理学界以及华人学界知道，他岂不是声名狼藉？因此，当他知道有人要写有关宇称不守恒这么突破性的想法合最终被证实，马上就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极其含有的最快速度的成果是如何产生和请吴健雄设计实验验证的这样的故事，写成科普性的文章，发表于New Yorker（纽约客），他就极其不满，极其敏感，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生怕自己的道德不良的行为，被大众所知，所以他

居然会要求奥本海默出面阻止人家告诉世人真相，这个当然是极其无理的要求，被其他人也被纽约客拒绝了，最终该文被公开发展。从此，杨振宁就中下了一块无比巨大的心病。因此，即使在伯恩斯坦1962年5月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写的事是真实的，根本没有说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没有偏袒其中任何人，但是他还是借着1982年出自己60周岁纪念论文集的时候，来抢夺李政道的学术贡献，以虽然署名跟李政道是严格按照字母序，说明贡献均等，可他却先上台领奖来相呼应。

迫不得已，李政道也开始搜集自己发表过的论文，汇集成自己的60周年论文集，于1986年出版，在文集中，写了两片文章，反驳杨振宁的文章。我觉得李政道涵养也太高了，有这么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杨振宁的话完全胡说八道，居然还可以等上4年才发表（此前仅仅是写了《破缺的宇称》送给朋友私下传阅，作为反驳），看来他心中极其笃定自己不可能会在这个事情上输。而杨振宁无法反驳他的回应，就闭嘴了，直到吴大猷这个也很了解内情的人去世，再次开始发彪。

但是，他没想到，知道内情的远不止吴大猷，还有他妹妹杨振玉，以及配李政道一起去见他父亲杨武之的导游。不仅如此，李政道还能提出已经发表的文献来证明自己的各种说法，让他哑口无言。从此不再就此事的事实真相，再作讨论，做起了缩头乌龟，因为再辩下去自己要完全身败名裂，还不如含混过去，让其他人分不清是非，等我死了之后其他人再去研究，发现了真相也不太与我有关了。仅仅是发现了一段谎言的历史而已，可是我杨振宁在世的时候，丝毫未因为说谎，而损失任何利益。照样在清华大学备受尊重，经常有国家领导人、教育部领导和学校领导接见，风光得很，身后事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谓“身后是非那管得”，他从来都是想得很明白的，有好处就赶紧捞，没好处就停，知进知退，保住最后一点脸面最要紧，如果连最后这把老脸都丢光了，怎么好意思在清华大学继续混下去呢？但是，一有机会，他还是要贬低李政道，因为他就是人品这么差的人，天生劣性，从未改过。

下面，我先列出杨振宁的三大成果和他与李政道纷争产生的大致时间先后，并对这些成果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家就会一目了然：

在清华大学介绍两院院士杨振宁简历里，提到他取得了四项重要成果，先后分别是：

（http://www.tsinghua.edu.cn/chn/szdw/yangzhnViate.htm）

1、 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提出“规范场理论”

2、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

3、 1967年，杨振宁提出后来被称为“杨－巴克斯特方程”的方程式

4、 1962年，杨振宁提出凝聚态中的ODLRO概念

前三者，被许多人归纳为杨振宁的三大成就。其中尤以第一项成就的影响为最大，有些华人科学家撰文称此成果几可以和牛顿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肩（其实，前面我已经指出，这个华人圈中广泛流传的吹嘘杨―米尔斯规范场多么了不起，因此杨的学术成就有多高，远比李政道高的说法，也是以讹传讹，纯属夸大其辞）。

既然他杨振宁有如此牛B的成就，为什么会那么在于宇称不守恒的贡献大小之争呢？

问题在于，当初他和米尔斯1954年发表的论文，被李政道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说服了杨振宁之后，两人开始二度合作，于1955年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因此，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他除了宇称不守恒这个发现之外，并没有其他被外界公认的大成果。而宇称不守恒这个想法是李政道先想出来的，这有文献证明，也为学术界不少人所知，而合作一开始，也是杨振宁先反对李政道的说法，最后又被李政道说服，于是，他又要求跟李政道合作，然后一起发表了1956年得诺贝尔奖的文章。

杨振宁吹嘘他在和李政道合作时，他已经成就卓然，他是有心提携学术上不太顺利的李政道，因为他觉得自己比李政道年纪大四岁，比他先获得博士学位，相当于是李政道的“兄长”，其实在芝加哥的时候，虽然名义上费米是李政道的导师，但是李政道也经常来找他，虽然他其实才是李政道真正的导师。这些说法，当然遭到李政道比较有力，而且比较详细的反驳，单就其本身而言，已经很可信，很有说服力。但是毕竟只是李政道个人的说法，别人无法确证到底谁的话几乎百分之百更可信，而我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公认的当时谁的学术成就更高的侧面的证明。

大家首先要了解一个事实，杨－米尔斯规范成理论，虽然是提出于1954年，可是就其本身而言，是错误的！我想这才是杨振宁绝对无法因为发表了 1954年的这篇开创规范场研究的重要论文，却无法因“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得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就其本身而言，是错误的，怎么能得诺奖。实际上，在规范场理论上，早就颁过诺奖了！

怎么可能就同一个理论，颁两个诺奖？而是还是给一篇错误的论文颁奖？

但是，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为什么后来变得非常重要呢，李政道在答记者问中指出，是因为“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而完成李政道所说的略加推广工作的人，不是杨振宁本人，而是 Glashow（1962）、S.

篇在正确的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奠基性之作，其中，前三篇文章的作者因此而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第四篇论文的两个合作者则于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性重介验所证实，从而获得了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上来自于中山大学为杨振宁的80大寿写的纪念文章《规范场理论在中国》）。

显然，在此方面，杨振宁并无突出的贡献，仅仅是误打误撞，完全是“瞎猫逮着死老鼠”，提出了一个本来是错误的“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但是被别人略加推广，用在正确的地方，却恰好合适。于是，走在正确道路上，被因此而获得科学突破的人，纷纷得诺奖，但是其中，根本没他杨振宁的贡献。

从这点上看，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是绝对正确的，杨振宁绝对完全没有资格而且永远也没有可能因他和米尔斯1954年的文章而得诺奖，因为他们合作发表的那篇文章，就其本身而言，完全是错误的，即使不算完全错，也是缺乏物理学的洞察力的，怎么可能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呢？

可是，杨振宁就是要误导广大的华人，让其他人拔高他的成就和学术贡献，这是他虚荣心太强的一惯表现，同时其侧面的目的，还是希望由此而让其他人相信此，他宣称的，宇称不守恒首先是他先想到的，大部分贡献都是他杨振宁的这个谎言，能够得到更多不了解真相或是很难了解真相的广大华人的轻信。其根本目的，依旧是为他能够有希望抢夺宇称不守恒的突破发现权服务的！这才是真相！终于真相大白！

此外，就杨自称的最大成就“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而言，我认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也许严格说来，这个理论不应该是用这个名字来定义，因为主要贡献并不是他们的，而是那些已经获得了诺奖的人的，当然，我也并不知道物理学界的人在教材中具体是否真的是如此定义的。我觉得，由于严格上说来，杨―米尔斯只是提出了“杨―米尔斯方程”，但是并没有在这个方程的基础上推广之后运用此方程而发展起来的物理学成就贡献任何力量，因此，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在 “杨―米尔斯方程”的错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范场理论叫做“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我查到的资料大多称之为规范场理论，而不是“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因为这种说法，严重误导普通老百姓，甚至严重误导全球绝大多数华人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杨振宁在此领域，也有贡献，但是主要的成果，是偏数学的而不是物理的。在物理成就上，他除了和米尔斯合作的那篇错误论文中得出的在其他地方变得有用的“杨―米尔斯方程”方程，并没有在规范场理论的物理学成就上有任何具体的重大贡献。他在规范场的数学形式上的贡献，就是杨振宁1974年发表的《规范场的积分形式》，1975年和吴大峻合作的 《不可积相位因子的概念和规范场的整体性表述》。这个学术贡献有多大，不得而知论。

至于杨振宁（1967）和巴克斯特（1972）提出的，后来被称为“杨－巴克斯特方程”的方程式，我认为，其重要性，显然远不如规范场，也不如宇称不守恒这样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否则他一定会大吹说连他第三大成就都比宇称不守恒重要。而第四大成就，肯定相对更加一般般了，因为他都没有特别拿来吹。其实，类似杨振宁后面这两项成就，未必比李政道除宇称不守恒之外的其他许多重要发现强，这点，你们仔细阅读李政道对自己的成就的介绍可以知道。

杨振宁跟其他广大华人介绍自己时，总是用含糊其词的说法来为自己涂脂抹粉，让自己显得比实际的更光艳照人，而无数华人也确实因此被他所骗，还以为杨振宁确实还有一项比他得诺奖的宇称不守恒的成就还要高得多的成就，其实，仔细推敲事实，显然，这个说法完全是假的！

这样一来，杨振宁对物理学的实际而且客观的贡献，很难说就比李政道高，说不定就是比李政道低。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1962年之前，杨振宁最可吹的成果，绝对只有宇称不守恒这个让他得诺贝尔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让大众以为他还有其他无比牛的成果，所以他学术水平要比李政道高得多、对物理学的贡献要大得多的说法，未必是客观事实，很可能又是杨振宁喜欢自我吹嘘给大家造成的错觉，并没有实际的科研成果来支撑他的结论。而李政道呢，为人低调，轻易也不愿意说任何否定杨振宁个人学术成就的话，而且也很少就他和杨振宁谁的成就高作出过任何结论性的话语，同时也没有试图让其他人得到其实他李政道的学术成就要比杨振宁要高不少的印象，因为他相信科学文献最有说服力，全世界的物理学界，对于究竟是他和杨振宁谁对物理学贡献大，谁更厉害，会作出客观的判断，无须让普通老百姓来信了杨振宁的话，所以公众就相信了这种说法。但是，我的发现是，这种广泛流传的杨振宁的学术贡献远比李政道大的说法，并没有人们原来误以为的那么显而易见，很可能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总之，杨振宁为了争夺宇称不守恒的首先突破和贡献权，虽然署名的时候由于李政道吃过他一次亏，闹过别扭，并因此跟杨振宁停止了合作三年，后来是杨振宁找上门来跟他聊起杨和米尔斯（1954）的文章才开始合作的。我很怀疑，当初是不是向李政道显示自己跟其他人也能有突出的成果才来找他的，因为他原以为自己和米尔斯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在中断了三年之后，突然去找李政道，一定是有点特殊目的，要么是显摆，要么是希望看看李政道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如果有新的想法他就再次努力恢复跟李政道的合作，而且从此答应不再争署名先后的问题。跟李政道一见面，就发现自己居然错了，为了挽回在物理学界的面子（发表了错误结果当然很丢脸了），他强烈要求要跟李政道合作，于是于1955年发表了一篇反驳自己1954年的结论的文章，挽回了自己差点丢失的脸面。

双方看到两人合作确实比一个人要好很多，而且两个人都是华人，毕竟沟通比较方面，不像跟其他美国同事合作，交流起来必须用英语，因此，不是那么容易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于是他们继续合作。直到他在李政道想到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又在此见到李政道，杨振宁一开始不同意李政道的说法，后来被说服了，发现李政道居然又有一个极好的点子，而这个想法一旦证明出来，就是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因此他再次要求合作，然后他们1956年一起合作发表了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经典论文。

此外，大家要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至少大体上来说，是严格按照学术成就的高低评选的。但是吴健雄1958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是数学的，1961年当选，其次是林家翘，1962年当选，再其次是李政道，1964年当选，而杨振宁是李政道之后一年即1965年才当选的。显然，在 1964年之前，李政道的学术贡献，要比杨振宁的学术贡献大，水平也更高。那么，在与宇称不守恒有关的三个人，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当中，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吴健雄反而比李政道和杨振宁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呢？

如果注意吴健雄当选院士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吴健雄之所以最先当选院士，是因为美国科学界认为1957年诺贝尔奖居然没有同时给吴健雄诺贝尔奖，对她颇为不公正的。在这点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委员会的决定，受到了全世界非常多科学家的激烈批评，认为是胡搞，因为吴健雄明显应该与李政道、杨振宁并列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完全毫无疑问的。

为了安慰吴健雄，所以第二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立即把她评为院士，就非常正常了。而正是因为吴健雄不合理的没有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李远哲因此事受益，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否则原来改奖本来只打算授予他的导师，而不是验证了他的导师的理论李远哲的，后来有个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教授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据理力争，终于把李远哲这个做验证实验的华人加入了获奖者名单（源自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潘毓刚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述）。

而李政道同时获诺贝尔奖，为什么李政道先当选院士呢？如果杨振宁水平和总体贡献大即使不是比他前当选，也至少该同时当选，可是他次年才当选。我认为，这说明，李政道当时的学术成就比李政道大，是美国学术界承认的。杨振宁吹他的水平比李政道大，毫无根据，纯属吹牛。

李政道在个人简历的网址上，何年获得何种荣誉清清楚楚，何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各种奖的时间，是标得一清二楚的，为什么到了当选美国国家学院院士开始的，当选时间就不写了呢？纯粹是随意的吗？好像不是那么简单。我猜测，这可能主要是这些信息会暴露出他为什么加入美国国籍的真正的原因，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1965年，比李政道迟了一年。

杨振宁告诉全球华人公众的，都是经过部分隐瞒、筛选，部分过分夸大的、言过其辞的吹嘘，起目的始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如此不择手段，世所罕见，鲜有其匹。

• 【文摘】【原创】看看美国人是怎么评价Yang-Mills理论的
• 【原创】什么是Yang-Mills方程？

我开始说的物理学界是个打字失误，原本想输入的是“物理学家”，没想到一字之差，意思大变。多谢老兄指出，现已修改。

俺不是学物理的，但很想了解一下业内人士对杨振宁学术的评价，曾问过学物理的朋友，现在又看了两位的帖，很有意思。谢谢！

请教一下：“杨教授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卓越的设计师”，对这个评价，你觉得恰当吗？杨在物理学上的贡献真有这么大，可以与爱因斯坦和狄拉克相提并论吗？

对于Yang-Mills我了解的有限，但我接触的搞物理的大部分对此方程还都是抱着赞叹的态度的。

但我对相对论了解得多一些，对狭义相对论发展史与Lorentz的作用了解得多一些，我争取写一篇关于Lorentz与相对论的文章。

我个人觉得他总体上比不上Dirac和Einstein,但他的个别工作特别是Yang-Mills方程达到了可以和这两个人的顶尖工作相提并论的地步。

我们读场论的时候，当讲到Yang-Mills方程的时候，我们的场论老师，一个相对论多体问题领域里世界级专家--极擅长做复杂冗长计算美国老头是这么评论Yang-Mills1954年的那篇paper的：

\"as important as Einstein\'s early papers\"

作为当时里面唯一的一个中国学生，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很自豪。

杨振宁没有造出原子弹，也许Yang-Mills方程对于我们的民族没有原子弹那么重要，但好歹比拿块奥运金牌有意义多了吧？我很不理解很多人为什么一定把杨振宁和邓稼先对立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邓稼先不适于发现Yang-Mills方程，杨振宁更不适合造原子弹。天幸我们的民族拥有了这两者，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都当成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