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民族故事（一）：彝族 -- cxwangy

我的父母亲都是退休军官。他们年轻时在铁道兵五师（改革开放后铁五师改为中铁建第15工程局）服役，随部队参与修建了成昆铁路、南疆铁路和青藏铁路。现在很多人以为青藏铁路是前些年才修的。其实七、八十年代就从西宁修到了格尔木。但是因为技术上不足以应付冻土，政府也没钱了，所以从格尔木到拉萨段停滞了多年。在我出生前的整个七十年代，我的父母亲都奋战在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他们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有时回忆年轻时的经历，我听到之后常常百感交集，有记录下来的冲动。惭愧的是我只有写实验记录和科技论文的经验，凑合写，大家将就看。

今天晚饭时，我说到最近在Kindle上看《The Road Less Traveled》；作者提到为人的四大原则，其中之一是责任感（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母亲非常认同，并因此引出一段对大小凉山地区彝族同胞的回忆。

我的母亲是1969年19岁生日的当天在西昌入伍。然后直接奔赴米易参与修建成昆铁路。米易县城在四川云南交界处的安宁河谷里。这里位于蜀滇高原，气候温和，盛产甘蔗。虽然米易县城里汉族为主，但是部队驻扎在大山里的铁路工地上，而大山里是彝族聚居的地方。

修铁路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成昆铁路经过的地区，地质条件非常复杂。而当时施工技术和设备都很简单。靠干部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凿眼儿放炮炸石头。成昆铁路建成之后统计牺牲人数——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个人，不算伤员。我的大舅，66年保送清华却因文革停课当了铁道兵，就这样牺牲在襄渝铁路工地上。平时的生活也艰苦。大山深处物资运输非常不便。部队的蔬菜和肉食往往不易保证。我父亲回忆曾经把炸药当做化肥，在营地附近自己种植蔬菜。

在艰苦的条件下，最让母亲感动得就是当地的彝族同胞对施工部队的支持——经常有人带着鸡蛋、猪肉、蔬菜、水果到驻地看望“亲人解放军同志”。今天我们在电视里能看到大山深处的贫瘠。当年更是如此。这些物资，都是掏家底儿拿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不久之后就随着一场“忆苦思甜”教育揭晓了。

当时的部队经常做“忆苦思甜”教育。有一次请来了一位彝族老奶奶讲她自己的经历（我听到这里也觉得要考证一下故事的真实性）。这位老奶奶解放前是隶属当地头人的奴隶。彝族话里管奴隶叫“娃子”。娃子生的孩子也是娃子，世世代代都是奴隶。这位老奶奶年轻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头人按照迷信的说法，说双胞胎是“鬼”，命令管家把初生的婴儿扔进汹涌的安宁河。娃子妈妈痛苦地在河滩上追跑，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卷入涛涛的河水里。

从那以后，娃子妈妈下决心要逃走。可是莽莽大山，却无以为家——走出头人的领地，就进入另一位头人领地。而相邻的头人往往相互认识，在奴隶制度下，“娃子”跟猪羊鸡鸭一样，是隔壁人家的财产，逃出来就要给别人家送回去，于是往往被遣送回去。逃亡奴隶被抓住，命运之悲惨，今人难以想象。老人当时脱下衣服展示了乳房上惊心怵目的疤痕。那是被粗铁丝穿过乳房，吊在房梁上鞭打留下的（专门向母亲求证，伤疤为亲眼所见）。不堪经历这样的折磨，就还得逃。可是再逃又再被抓住。双脚的脚板被大铁钉钉在厚重的木块上，防止逃跑。而且还要被皮鞭驱使着干活儿。伤口永远也无法愈合，时时刻刻流着脓血。最后一次逃亡被抓后，娃子妈被吊打得下肢体无完肤，红色的肌肉暴露着。没有住处，就蜷缩在猪圈里，奄奄一息。

就在此时，解放军来了。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彝族地区的影响，都是通过任命土司，扶植当地奴隶制政权中和中央比较合拍的人物。地方土司头人体系拥有很强的独立性。比如明朝朱元璋承认的彝族大头人奢香夫人。清朝时对西南少数民族直接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岳钟琪。虽有直捣拉萨和平定大小金川的赫赫武功，岳将军对地方制度并无大影响。直到清末，才有赵尔丰的“改土归流”。真正终结了数千年土司制度的，还是本朝。

而当年的解放军战士们恐怕不一定知道这些。这些战士们大都是解放战争中，以贫苦子弟身份参军，从东北打到西南。随着四川地方军阀纷纷起义，战火渐稀。穿过枪林弹雨，经历了数年血战后，终于看到复员回家的希望。但是从1950年到1959年，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一直在和西藏噶厦政府和谈，西藏问题悬而未决。同时，随着朝鲜战争打响，前朝留下的特务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策反活动日趋激烈。对后一情况，还是郭林祥上将的回忆录《黑水芦花剿匪记》说的比较清楚。于是，大批本可以复员的战士们自愿申请留下来了，开进了大山。

今天，不管如何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历史事件，当年的大都是贫民出身的战士们救出了娃子妈妈，送进了部队的野战医院。老奶奶回忆说，经过半年之后，才活过来。最后，双腿上蜕下的烂肉死皮和血痂，是如同脱靴子一样脱下来的。

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伤疤，母亲理解了为什么彝族同胞掏家底的支持铁道兵了。

母亲说，当时救娃子妈的战士们，那些没有回乡，而是志愿留在部队的战士们，都是知道进山是要打仗的，打仗是有牺牲的。而且确实有牺牲。那些穿过战火硝烟的战士们，有些就加入了铁道兵，成为母亲她们这些新兵眼中的老兵。

而付出生命，拯救生命，得到的回报也是救命的。

1968年，随着文革愈演愈烈，造反派开始冲击部队，抢夺军火，用来武斗。当时铁十师49团也受到冲击。当时的团长肖继海（外公的战友，后来离休在西安）是淮海战役中加入解放军的国军连长，一生性情刚烈如火，下令鸣枪示威。虽然当时造反派退了，但是第二天就接到最高指示“部队对群众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gcd和gmd的区别。”面对如此上纲上线的指示，部队只能撤退。49团和驻扎在西昌的师部失去联系，很多连队撤进了莽莽大山。

当时造反派一朝得势，狂妄至极，竟然持械进山搜查解放军。幸而进入大山的部队，受到了彝族同胞的欢迎和照顾。彝族人民把战士们分别迎进自己家里，帮着子弟兵换上彝族传统服装，把军装藏起来。告诉战士们暂时放弃解放军每天洗脸的纪律，用泥巴抹脸，就像劳苦的山民一样。就这样，躲过进山的造反派的搜查。

8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大裁军，铁道兵集体转为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脱下军装前夕，铁道兵兵部印制了一套相册，记录了这支为中国铁路建设做出决定性贡献的部队的事迹。父母亲各有一册。我记得有一张成昆铁路通车的照片，不是领导视察，而是在大山中的铁路施工汇合处，迎来火车的场面。大家欢呼雀跃。其中有身着军装的战士，也有身着民族服装的彝胞。

当年我父亲也在这大山深处的工地上。为了解决肉食问题，连队自己养猪养羊。父亲那时养了一只小山羊。小羊和人形影不离，就像小狗一样。于是大家也都舍不得吃了。就成了公共小宠物。后来部队开拨，去修南疆铁路。小羊不能跟着火车走。临行前的仓促中，父亲把小羊托付给了其他部队。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说一直担心小羊会不会被吃了，“哎~当时要是托付给当地的彝族人就好了”。

把父母辈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即是个人的经历，又是那个时代的记录，也是当地事件的笔记，很有价值。赞！！！

造反派当年这么猖狂？竟然持械进山搜查解放军，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期待续集。

1969年我大舅牺牲之前，向我母亲口述过此事经过。

后来我外公也说过此事。

文革期间铁十师师部驻扎在西昌。随着武斗白热化，很多部队失去联系。外公叫上了一位作战参谋，携带口粮，从西昌出发进山寻找部队。找到的部队基本都在彝族村落或者附近。战士们见面后都抱头大哭——为了修铁路劳累牺牲，还要如此受委屈。

外公解放前毕业于复旦土木系。后在广西柳州机务段工程师任上参军，加入新成立的铁道兵团奔赴朝鲜战场。在50年代修建鹰厦铁路时，王震司令员尊重知识，外公被任命为铁十师技术副师长。60年代任总工程师。70年代取消总工程师制度，转任副参谋长。算是铁十师的老人。当时作为师机关领导，转遍大山寻找部队，也是一种“责任感”吧。

当年我住那个地级市，造反派打起来之后，都想办法武装自己。

有一派就冲到军分区大院住宅区里面（围墙一推就倒了），挨家挨户搜枪。我父亲当时是早把手枪藏到屋顶天花板上了，没被他们搜到。

家父年轻时在新疆，64年搞社教，他作为单位里不多的知识分子，被派到南疆乡下里，那里基本100%都是维族。

他说，当时，当地的维族对他们这样从上面派下来的干部，其尊敬，敬仰，如同天神。对于他们说的话，绝对的言听计从。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天神这个词，反复的问为啥，他那时年轻，才二十出头，也说不出太多的道理，就说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外人是体会不了的。

我以后看书，才理解藏民把毛主席当菩萨，不是夸张。

一切民族矛盾都是阶级矛盾，透彻精辟。

进而联想到那个物资贫乏，精神丰富的时代，有伟人领导，有思想理论引导的人民是幸福的。我们的父辈们，不枉此生。

一切民族矛盾都是阶级矛盾

好文章，不过一些名称怪怪的，比如“蜀滇高原”是哪里？应该是指大凉山吧？记得安宁河正好流经那里。

记得凉山州的西昌还有个奴隶制度博物馆，展览的就是奴隶娃子的悲惨生活状况。按照博物馆的介绍，在清末民初，当地彝族五个等级的人口分布是，“兹莫”也就是土司家族占1%，“诺合”也就是俗称的“黑彝”占6.9%，“曲诺”也就是俗称的“白彝”占50%，“阿加”也就是家奴占33%，“呷西”也就是低级奴隶占10%。

“娃子”主要有两种，一是指“阿加”，这个词是彝语“阿图阿加”的简称，意思是“主子门里门外的人”，汉语音译为“安家娃子”。他们有少量财产，但没有人身自由，必须住在主子的旁边，主子随叫随到，随时为主子干活，不能随意搬迁。

一是指“呷西”，这个词是彝语"嘎西嘎罗"的简称，意为“主子锅庄的手和脚”，汉语意译为“锅庄娃子”。他们是地位最低的奴隶。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生杀予夺全在主子。呷西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掠来的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二是破产卖身的曲诺；三是从阿加家庭抽来的子女。

至于“白彝”也就是“曲诺”，其实并非许多人误以为的奴隶，而是有着平民性质，他们主要务农，有少量财产和一定的人身自由，但一旦破产，就可能变成悲惨的“呷西”。而“诺合”是“黑彝”，相当于军事贵族也就是头人们，属于“兹莫”土司下面的奴隶主。

另外，“清朝时对西南少数民族直接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岳钟琪。虽有直捣拉萨和平定大小金川的赫赫武功，岳将军对地方制度并无大影响。”其实反过来说也成立，正因为“岳将军对地方制度并无大影响”，所以他才能建立“直捣拉萨和平定大小金川的赫赫武功”，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正是当地土司们的支持，自然不会主动拆自己的台。

我对西南地区历史的了解，大部分都是从烟云兄的帖子里看来的，少部分来自听家里长辈介绍。自己动手记录这些介绍的时候，才真切感受到信息整理和考证不容易。

彝族奴隶制度下民族成分比例，恰是我好奇的一点。““呷西”也就是低级奴隶占10%。”这个比我想象的低。铁道兵在文革期间受到彝族广泛支持和保护这件事的原因，我也很好奇。我猜想和火车可能有关系，但是不确定。

关于火车的重要性，我有点体会。初中时，为了体验祖父两辈的战绩，我从昆明出发，沿着成昆铁路去过大小凉山地区。当时给我的感觉是火车确实给山区居民带去了很大的便利——有的慢车车厢类似现在的地铁，只是靠车窗有两排长板凳。山民赶集携带的鸡羊猪狗都可以上车。

前年清明，为大舅扫墓，去汉江边的蜀河，走了一趟襄渝铁路。当时铁道部改革，取消行驶了三十年的慢车，推行车票更贵的快车。快车不在很多山区小站（比如蜀河）停车，居民进城赶集的机会都没有了，导致卧轨抗议。不知后来如何解决的。当时我们没办法，只能从襄樊开了一辆海南马自达，穿越神农架去蜀河。一路崇山峻岭，真不知没有火车的人们，怎么可能走出如此大山。

我猜想历史上中央政府很难实现“改土归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吧。有了火车，群山之中的人们才能方便地和大山之外的世界交流，不管是赶集这种物质交流，还是赵尔丰老爷子曾经期待的文化交流。

另外，70年代初，我母亲还听老兵说，大山深处还是有汉人不及的彝族部落。我母亲猜想那里还是有像“娃子妈”那样的奴隶的。奴隶制实在为现代价值观不容，哪怕只有一个奴隶。如果没有火车造就的信息交流渠道，我想至今也难取消奴隶制吧。

回归到当时当地，我猜想打破旧的阶级划分造就的彝族民众热情，应该和内地的土地改革以及藏区的取消农奴制一样。

就喜欢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

全部“兹莫”（土司），“诺合”（黑彝）中的绝大多数，以及“曲诺”（白彝）中的极少数被划为奴隶主；“曲诺”（白彝）中的绝大多数，和“阿加”（家奴）中的少数被划为劳动者；“曲诺”（白彝）中的极少数，“阿加”（家奴）中的大多数，和全部呷西被划为奴隶。

凉山州最后的阶级划分结果是，奴隶主占总户数5%，劳动者占25%，奴隶占70%，民改最后宣布解放了40余万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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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5。

“曲诺”（白彝）中的绝大多数，应该差不多有５０％左右，为啥劳动者只划了２５％？

一个是清末民初，一个是民主改革，前后差了四十多年。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常年战乱，或者黑彝巧取豪夺，大批白彝破产成了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