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北宋的人口是如何从四千多万增长到超过一亿的 -- ppks
宋代人口统计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户均口数非常低,只有两口多一点.以至于明明有两千多万户数,但是人口却只有四千多万,很奇怪的一点在于:即便这么明显的问题,宋代人依然把这个户均两口的比例一贯保持得记载了下来,宋代进行过很多次的人口统计,有记载的户均口数比，在全国的角度来看基本都维持在这个水平线上
这个数字就这么一直流传到了现代,终于轮到掌握了逻辑学的现代人出场的时候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最早对这个问题发动冲击的,不是中国人,甚至都不是亚洲人,而是个英国人Lionel Giles
Lionel Giles此人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汉学家，翻译过孙子兵法的一个译本，其职业生涯服务于大英博物馆，好像是负责敦煌史料的管理
wiki百科条目如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onel_Giles
1928年lionel giles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题名为<<千五百年前之敦煌户口册与中国史籍上户口数之比率>>的文章，首创男口说，以此拉开了关于宋代人口争论的序幕，他的理论为：宋代的人口统计，在制度上就不统计女人。
他的文献依据主要来自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文献通考》户口考二
如果宋代的人口统计不统计女人，那么很明白的事情，宋代的的口数实际上只是男人的数量，如此一来这个
徽宗崇宁元年，天下主客户共升户三十万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万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数，计户二千合一万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万七百六十九。
就至少要乘个2才能算是实际人口了，如此一来北宋极盛之时岂不是应该至少有八千万乃至九千万人口了呢？这比起汉唐真是一个不得了的进步啊，完全符合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的赞扬宋代经济繁荣的大浪潮
比如像这样的东西
于是很多中国人，日本人比如宫崎市定都纷纷附和这个观点
但是，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如果lionel giles的说法靠谱，有一点我们应当可以肯定，宋代的整体的户均口数比与实际州县军路的局部地区的户均口数比应该是一样的，至少应该比较接近才对
一样吗？翻开宋史 地理志的记载看看,这里随便列举几个数字:
保州，下，军事。本莫州清苑县。建隆初，置保塞军。太平兴国六年，建为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清苑。崇宁户二万七千四百五十六，口二十三万二百三十四。贡绢。县一：保塞。（望，太平兴国六年，析易州满城之南境入焉。）
霸州，中，防御。本唐幽州永清县地，后置益津关。周置霸州，以莫之文安、瀛州之大城来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永清。崇宁户一万五千九百一十八，口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贡绢。县二：文安，（上。景祐二年，废永清县入焉。有刘家涡、刁鱼、莫金口、阿翁、雁头、黎阳、喜涡、鹿角八砦。元丰四年，割鹿角砦隶信安军。政和三年，改刘家涡砦曰安平，阿翁曰仁孝，雁头曰和宁，喜涡曰喜安。）大城。（上。）
同在河北，保州的户均口数超过了8，霸州的户均口数却连1.5都没有。宋代的户口数字记录显示的是一出非常复杂的奇妙现象
在宋代，户均大大超过5口，5口水平的，大大少于5口的，这些地区是共存，这是你只看总体数字感受不到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想象没有战争瘟疫灾难的正常年景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例会因为地理的原因出现如此大的波动，如此lionel giles的理论就遭到了巨大的困难
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迈出了认为宋代不统计女人的第一步，我们就不妨继续走下去了，我们的目的是把数字拼凑的更加漂亮，更加符合史料，更加合理合乎逻辑，有说服力，无论如何宋代肯定少计了人口，因为宋代经济那么繁荣，它的人口不可能那么少只有四千多万的
就这样，名为成丁说的新理论诞生了，新的理论是：宋代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宋代的人口统计其实只是计算赋役的人数而已，即宋史地理志里的口其实就是唐代统计里的丁
这里要补充一点小知识，在隋唐开始中国的赋税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知道，在汉代存在丁男丁女，女人与男人一样受田纳税役，但是隋唐之后女人渐渐免去了纳役之苦，也不再拥有受田的权力，所谓女子无丁称是也
既然女人已经退出了传统正税的结算体系，还去统计她们做什么呢？非常有道理的想法不是吗？lionel giles就是以此作为理论依据的，现在我们继续将其发扬光大，既然女人因为这个原因无需统计，那么不到二十岁与六十岁已上的老人们还统计他们做什么呢？继续发展下去，宋代为什么要统计人口呢？既然宋代的人口户数比如此奇怪，宋代的经济繁荣又是毫无疑问的事实，那么宋代肯定就没有汉唐那样的人口统计，于是我们彻底解决了宋代人口户数的奇怪问题
下面让我部分引用，在网络上造成比较大影响的，可以说是集成丁说大成的 何忠礼的<<揭开宋代户部人口统计中户多口少之谜>>来表达成丁说论者的主要观点
识、 推理、 考辨， 论证了 “男口说”、“析户说”、“户数虚增说”、“漏口说” 等多个 “谜底” 之不可信， 认为虽然州县的某些版籍为了各种目的， 统计的对象可能是丁， 也可能是男口甚至全部人口， 但户部所统计的只是丁口。行文至此， 笔者觉得为证明 “丁口说” 之正确性， 以便将宋代户部人口统计中户多口少的 “谜底” 办成铁案， 有必要再引述一些凿实的史料， 作为证据。第一，通过解剖某几个州的户口资料，并追溯其历史记载， 可以知道 《宋志》 和有关方志所载每户平均只有 2 口左右之口， 当是丁口。1.先以严州（浙江建德）为例， 说明所载之口为丁口。据有关方志记载， 该州自唐代至南宋户口情况见 （表 4）。从表 4 可知， 严州在唐玄宗时期平均有 7 口；在唐穆宗治时期， 每户平均有6.64 口。两者时间相差约一百年左右， 户、 口却不升反降，其原因当与户版隐漏有关， 但每户平均口数尚基本上反映了实情。可是到北宋英宗治平年间，户数虽增加了 20763户， 口数却减少了 121617 人， 每户平均只有3.20 口， 比唐时的一半还少， 其中肯定存在着问题。因此， 探讨这里的 “口” 是全部人口还是丁口， 就成为关键。所幸史籍还记载了北宋崇宁元年、 南宋绍兴九年、 乾道五年和淳熙十三年等的户口， 每户平均分别为 1.30
口、 1.54 丁、 1.54 丁和 1.98 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乾道五年的资料明确告我们，此中的丁， 就是成丁， 从中可知， 治平年间和崇宁元年之口， 应为丁口， 所载户、 口对称， 应为户、 丁对称。论者或言， 崇宁元年至淳熙十三年之丁，每户平均较治平时少了一口有余，治平中之口， 是否可能是男口？笔者认为， 崇
宁至淳熙丁数过少，乃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 因吏治腐败， 户版推排不实， 造成人丁隐漏所至
...
第二， 叶清臣的奏疏， 为丁口说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北宋前期，国家通过专卖以获取茶利，谓之榷茶。到仁宗朝时， 榷茶弊病日益严重。景祐中（1034—1037）， 群臣讨论茶法利害，时任判三司盐铁勾院的叶清臣上疏道：
议者谓榷卖有定率， 征税无彜准，通商之后， 必亏岁计。 臣按管氏盐铁法， 计口受赋， 茶为人用， 与盐铁均， 必令天下通行， 以口定赋，民获善利， 又去严刑， 口数出钱， 人不厌取。 景祐元年， 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 内外郭乡又居五分之一， 丁赋钱三十， 村乡丁赋二十， 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及缗钱四十万。榷茶之利， 凡止九十余万缗，通商收税， 且以三倍旧税为率， 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 更加口赋之入， 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
叶清臣在奏疏中所说景祐元年全国户、丁数， 与《长编》 卷一一五所载该年全国户、
口数完全一致。为证明宋代户部所统计的该年户、 口对称， 实为户、 丁对称之误， 我们不妨对叶清臣的这份奏疏作一深入分析。叶清臣在奏疏中提议开放茶禁，增设类似丁盐钱那样的杂税 （我们姑且称其为“丁茶钱” ）， 每年总额为 40 万缗。虽然本文无意讨论叶清臣建议的具体内容，可是为了进一步证实奏疏中户、丁对称的确切含义， 有必要对这笔 “丁茶钱” 的征收办法用图表形式加以说明：史称叶清臣 “天资爽迈， 遇事敢行” ， 77又曾经长期供职三司， 对赋税的征收可谓了然于胸。因此， 他在奏疏中对 “丁茶盐” 的计算，严密而精确， 统计数字富有说服力。图表显示， 既然 “丁茶钱” 与 “丁盐钱” 一样， 是以丁口为对象征收，景祐元年的 26205441 口全部受到摊派，足以证明这些人口全系丁口
第 三 ， 《四 明续志》 所 载理宗宝庆间（1225—1227） 明州各县户口， 为我们提供了由于统计对象不同， 所以每户平均人数也不同的范例 （见表 6）。在明州所属六县中， 慈溪户口应该特别引起注意， 它虽然缺载户数， 但却注明， 该县所统计的人口， 是包括了 “主客户大小口” 在内的全部人口。从 《宋史·地理四》 中关于各
县等级的记载中可知，鄞县和奉化同属望县， 户数较多； 慈溪和定海同属上县， 户数较少； 象山和昌国皆为下县， 户数更少。慈溪和定海虽同属上县，但从当时的自然条件看，慈溪比定海要好一些， 因此户数可能比定海要多一些。笔者将奉化和定海两县的户数相加， 取一个平均值， 权作慈溪的户数， 应该较为合理。 如是， 慈溪每户平均约有 6.03 人， 应该符合宋代一般家庭的实际情况。至于其他五县， 鄞县和奉化每户平均不到 2 口， 其资料可能来自于丁帐， 属于丁口无疑； 定海、 昌国和象山每户平均有 3 口左右， 其资料可能来自于甲册，记载的是全部男口； 慈溪人口
...
综上所述，在有宋一代的户口统计中，如果除去户版的错乱， 吾人可以得出如下认
识： 如果每户平均只有 2 口左右， 必定是丁口； 有 3 口左右， 很可能是包括老、 幼在内的全部男口； 若有 5—6 口以上， 则基本上是总人口。至此， 宋代户部人口统计中户多口少之谜的谜底可以说已彻底揭开——原来它所统计的只是丁口。徽宗大观四年 （1110） ，全国有户 20882258， 78 以平均每户 5 口至 6口计算，总人口约在 1.04 亿至 1.25 亿人之间， 接近于北宋人口最多的一年。宁宗嘉定十六年，全国有户 12670801， 79 总人口约在0.63 亿至 0.76 亿人之间， 接近于南宋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北宋甚至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 其人口也超过了极盛时期的隋、 唐。从人口的增长中， 吾人足以看出两宋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不过何忠礼自己也在其文开头承认北宋人口问题乃是宋史研究中公认的一个主要的不解之谜，如此明确无误，铁定的东西又怎么能说是不解之谜呢？那些持反论的人们又是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进行反驳呢？
很奇怪的事情，就现在的现实来说持反对意见的那派明显嗓门小的多，网络上也很少
我现在比较空闲，有时间读了一批正面反面的文章，可以说大体上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观点道理有了比较粗浅的认识
所以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宋代人口问题是那么困难，那些反对意见又是些什么，有所谓兼听则明,我想至少也让大家有个可以兼听的权力
lionel giles这个家伙虽然是一位有名的汉学家 ，翻译家，他的孙子兵法译本的品质有目共睹，但是至少在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古文水平和阅历是不足以理解古典史籍的
马端临说的是什么
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他应该是把这句断成了
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在他翻译孙子兵法的时候，应该可以得到来自于中国文人的帮助，来帮助对原作进行正确的断句，那时的孙子兵法也有比较权威的中文句读解释。
但是，到了文献通考户口考二这个比较稀罕的东西上，还是要拿此作为依据来提出一个破天荒论点，抽过去几百年文人脸的时候，贾尔斯阅读面狭窄的毛病就暴露出来了
我们中国人拥有西方人想象不到的丰富连续的史料传承，同一件事情，往往存在不同侧面，不同表述，不同出处的其他史料来进行印证，中国人更加重视孤证不立的原则，乃至于即便在某个史料上看不太懂的段子，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出处去互相印证来得到更加可靠的理解，这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女口不预这句话，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翻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第四，我们可找到写的极其简略的女口不预的详细表述
乾德元年 庚辰，詔諸州版簿、戶帖、戶鈔，委本州判官、錄事掌之，舊無者創造。始令諸州歲所奏戶帳，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女口不須通勘
问题很明显在与这个通勘上
通：全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 韩愈
勘
勘，校也。——《说文新附 力部》
勘，覆定也。——《玉篇 力部》
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
《金石录》后序李清照
没有原始材料你勘校个什么鬼？
在这两点之上联系上下文
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乾德元年 庚辰，詔諸州版簿、戶帖、戶鈔，委本州判官、錄事掌之，舊無者創造。始令諸州歲所奏戶帳，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女口不須通勘
这两条史料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命令地方上对于户帐上的男人的年龄进行年龄勘校，女人就无所谓了，结果这个英国人在多半没有读过长编的情况下牵强附会的就把这句话理解成不不计女口了，对了多半他还没有读过宋会要辑稿的食货一二
景德四年七月，权三司使丁谓言：「户部景德三年新收户三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总旧实管七百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户，一千六百二十八万二百五十四口一：原无，据《长编》卷六六补。，比咸平六年计增五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户十五万：原书天头注云：「『五』一作『三』」。按本书食货六九之七八作「三」，《长编》卷六六作「五」。，二百万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赋入总六千三百七十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九贯石匹斤六千：「六」字原无，据《长编》卷六六、《玉海》卷一八五《景德会计录》条补。，数比咸平六年计增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九十。窃以版图之役，生齿毕登，所以一租庸、辨众寡，前朝丁黄之数，悉载缣缃。五代以来，旧章多废。兆国家幅员万里，阜成兆民，惟国史之阙书，由有司之旷职。今以景德三年民赋户口之籍较咸平六年，具上史餐。欲望特降诏旨，令自今以咸平六年户口赋入为额，岁较其数以闻。庶使国典有凭，方来可仰。」从之。
很明显贾尔斯把
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这句话给断歪了，不是岁奏男夫，而是岁奏户帐，其中要对男人的年龄进行复核，马端临写的简略了点，结果半桶水的贾尔斯就把意思扭曲掉了
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户帐)，(其)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宋代乃至元代人人编史料不是给我们解惑，他们没有义务来为几百年后英国人的脑洞大开负责任，他们不需辩解，但是即便如此也有了像生齿毕登的明确记载了，当然了我们的贾尔斯先生1928年写文章的时候怕是不知道吧？
我怀着绝对的恶意来看待这件事，我个人对贾尔斯是不是能够正确理解马端临户口考二都是有怀疑的。事实上，如果能够把那篇户口考二通读一遍，是绝对不可能把女口不预理解成不计女人的
文献通考户口二是一篇整体性的文章，目的是记载评述宋代的人口数字，在这篇文章里马端临转载了宋代时人对于两千万户数的讨论，接下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於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於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调之法乎！
右二段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宋朝丁钱本末，及历代户口详略之概，其考订精核故书之。
政和三年，详定《九域图志》蔡攸、何志同言：本所取会天下户口数类多不实，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户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才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户二万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才三万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刻隐，不待校而知之。
按：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然观当时诸人所言，则版籍殊欠核实所纪似难凭，览者详之。
上面这些东西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从宋代一直到马端临为止的时人，压根就不觉得宋代的人口统计原则较之于汉唐之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面对奇怪的一户两口问题，虽然他们自己也觉得不正常，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思路引向女口不预这段话的倾向，一点也没有，要知道马端临的这段与前面的女口不预，是同一篇文章里的内容
回过来看，户口考二一开头的女口不预，马端临写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是要表达不计女人这个观点，表达，从太祖开始，宋人就创造性的发明了不进行人口统计的治国之法，他后来还称赞李心传的"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考订精核个鬼，还然观当时诸人所言，则版籍殊欠核实所纪似难凭，览者详之。个鬼，前面刚刚重点提到不计女人后面就被这几百年后英国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搞昏头？马端临就这么蠢？如果马端临这么蠢，这么蠢的傻子写出来的东西还能流传到现在让你贾尔斯脑洞大开？
贾尔斯就是在这种根本看不懂原文的情况下对着中国的古典文献大放厥词，脑洞大开，来抽中国人几百年公论的的脸啊
真无怪乎当年吕思勉评价这个事情
《东方杂志》二十五卷第四册， 载有《千五百年前敦煌户口册与中国史籍户口比率》一文，为英人齐尔士所撰， 吾国王庸译。……齐尔士因此推论，吾国历代户口比率，尝在户四口弱至五口强 之间。独赵宋则最多不足三口，最少且不及二户三口。……若谓口数仅指男了， 则人口总数可假定为六千六百万，户、口比率，仍近一与四矣。王氏盛称之。谓 吾国学者于此未能注意，即李微之、马贵舆亦未计及，直待数百年后，发之英人， 岂不异哉?予谓宋世常行之法，李、马二氏无容不知。历代公家计帐，不合情理 者甚多。此事不足深论
对事不对人，吕思勉这段话说得太好了，贾尔斯这人在这事上简直就是在像皇帝新衣一样裸奔啊
我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中世纪那部分了解不多，我不知道 洋人对待欧洲的史料的态度是不是也这么轻佻，不负责任。不过仔细想想，他们的中世纪乃至于古典时期的史料也多半没有中国这么互相印证的本钱
马端临户口考二里全盘引用了李心传对宋代户多口少现象的批判，然后 称其考订精核故书之。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 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三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故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于其闲也自井田什一之后其惟租庸调之法乎
我现在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作诡名子户漏口者众
首先我们要明白唐代中期开始的两税法，宋代差役法的物力差役是个什么东西
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於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杂役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 大历 十四年垦田之数为準，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
新唐书 杨炎传
自两税之兴，因地之广狭瘠腴而制赋，因赋之多少而制役，其初盖甚均也。责之厚赋，则其财足以供；责之重役，则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轻重厚薄，一出于地，而不可易也。户无常赋，视地以为赋，人无常役，视赋以为役，是故贫者鬻田则赋轻，富者加地则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胜，亦所以破兼并之门而塞侥悻之原也
《策别十》苏轼
在宋代户口纳税服差役缴纳役钱最重要衡量标准，不是成丁数目，而是财产，以财产来定户等，以贫富来定差役，乃至于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加派同样依赖户等来定轻重，这个原则上就是杀大户，越有钱田越多越好，那么税赋差役便越重
以最近发掘出来的天圣令残卷为例
在征收差役的时候
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 丁中多少、 人身强弱 , 每因外降户口 , 即作五等定簿 , 连署印记。 若遭灾蝗旱 (劳 ) [涝 ] 之处 , 任随贫富为等级 , 差科赋役 , 后皆据此簿。 凡差科 , 先富强后贫 [弱 ], 先多丁后少丁 (凡丁分番上役者 ,家 [有 ] 兼丁者要月 , 家贫单身者闲 (者 ) [月 ])。 其赋役轻重、 送纳 (还 ) 远近皆依此以为等差 , 豫为次弟 , 务令均济。 簿定以后 , 依次差科。 若有增减 , 随即注记。 里正唯得依符催督 , 不得干豫差科。 若县令不在 , 佐官亦准此
看到了没有，贫富是放在丁口多少之前的
我很奇怪，为什么网络上会有宋代形势户不纳税的说法，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史料记载的，在宋代形势户毫无疑问是要纳税的，而且，根据户等杀大户的原则，形势户的赋税原则上甚至于更重的，形势户中的占极少数的官户确实有一些免役的特权，但这也是有巨大限制的
诸州税籍，录事参军按视，判官振举。形势户立别籍，通判专掌督之，二税须于三限前半月毕输。
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伪滋生。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乾兴初，始立限田法，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子所挟田三之一。
三司言：「旧制，臣僚限田三十顷，而止於一州之内。卜葬者或拘以阴阳之说，则举事为难。请听於他州别置墓田，毋得过五顷。」从之。仁宗天圣七年
即便官户，超过限田法规定的法定亩数，你也得乖乖赋役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逼急了的宋廷真的可以杀大户得把大户豪姓逼到上吊破家的
嘉熈庚子大旱京尹赵存耕科敷巨室籴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増四五倍豪民巨姓破家荡产气死缢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
这看起来是不是很理想的政策？然而长期来看，这样的政策 根本就没有多少操作性，你看看形势户都是群什么人
其形势户(谓见充州县及按察使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弱者)。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七赋役令
这些人包括了整个宋廷进行统治的执行阶级，想让这些人乖乖大票割肉，开玩笑
就连苏轼也这样说
又其奸民欲以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以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数十年来，天下之赋，大抵淆乱。
于是，面对有宋一代的，一次次的方田清丈土地，不断加重的各类奇葩加派差役，作为宋代统治体系里普遍的执行阶层源头的上等户们开始了以诡名析户为主要手段的反抗
最常见的诡名手段，就是捏造一大堆的名字，制造虚假户口，来拆分财产，降低户等以此来规避即便是形势户也要破家荡产的苛捐杂税，也有地方上人口流亡，整个一家消失后隐秘不报，直接把名头占下来进行析产的，还有假冒官户的佃户的，等等等等，花样百出
比如说
析上下之等， 则豪家大姓所以欺罔者万端， 姑概言之， 则名字、 行第、小字、称谓裂为数户者有之， 若祖、 若父、 若兄弟、 若子侄、 若姻党剖为数十户者又有之
面对这样的现象，这样的观点，何忠礼的那篇<<揭开宋代户部人口统计中户多口少之谜>>又是怎么反驳的呢？引文如下
西汉户 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 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 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 五十八 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 绍兴户 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 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 口者众也。然 今浙中户 口率 以十户为十五 口有奇 ，蜀 中户 口率以十户为三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 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故漏口少尔。
实际上 ，笔者检点有关历史记载 ，与李 心传同时代 ，也有人提 出了几乎 同样 的观 点 ，此人便是庆元( 1195- 1200) 中登进士第 的章如愚，他在所著《山堂考索》一书中说：
又天下户数 ，自非兵荒而其离合也有故， 揭开宋代户部人 口统计中户多口少之谜 未容以多寡为盛衰之候也。昔者合以避赋役， 故户数寡；今也析以避田数 ，故户数多也。唐 初天下户八百余万，而口四千余万，率一户而 五口也。今姑以一州一邑言之 ，率户一万则 口 二万；户二万则口四万 ，是昔者一家五口，而 今也一家二口也。较以一家八 口之数，唐犹不 古，而况于今乎?赋役不均，故其弊至此。不究 其源而猥誉今 日户数之盛过于全盛之时，或 者其未然也。30
只是因为章如愚的名声没有李心传大 ， 《山堂考索》没有《朝野杂记》有名，所以章如 愚之言，以前并不为人所熟知。
按照李心传等人的说法 ，宋代户多口少 之弊 ，源 自于户数的虚增( 即诡名子户 )和人 口的隐漏所致 ，这便成为“析户说”、“户数虚 增说”和“漏 口说”的依据 ，其影响之深远 ，直 至今天仍被不少学者奉为揭开宋代户多口少 之谜的圭臬。日本学者加藤繁便是持此说最 早也是最有力者，他于 1930 年至 I940 年间 先后发表有关宋代户 口问题 的论文多篇 ，31 积极发挥和引申了李心传的上述观点，认为 宋代户部统计的口数就是总人口。中国学者 袁震和李德清等，也同样根据李心传之言，作 出与加藤氏相同的结论。32
若依据李心传等人的说法 ，宋人为逃避 赋役 ，故意将一户析为多户 ，从而造成户数 虚增。此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符合历史事 实，故乍听起来似有一定道理。但是，这里有 两个须要讨论的问题：一是唐代是否也存在 析户现象? 二是宋代因析户而造成户数虚增 的严重程度究竟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 ，回答是肯定的。 早在唐朝前期 ，百姓为逃避赋税 和兵 役，不合法的析户现象已经出现。为此，武周 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下敕道：
天下百姓，父母另外继别籍者，所析之 户，等第并须与本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役 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不得以析户蠲 免。其差科各从析户祗承，勿容递相影护。33
到玄宗朝时，“以民间户高丁多者，率与 父母别籍异居 ，以避征戍。乃诏十丁以上免 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34 可见 ，早在唐代前期 ，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 的析户现象，可是当时每户平均尚有 5 口左 右 ，而在中央集权更加强化的宋代 ，何 以却 只有 2 口左右?
第二个问题 ，宋代户数虚增的程度究竟 如何?
在宋代 ，确实有一些官户和主户 ，为分 散 田产 ，降低户等而或伪造姓氏，或分散立 户 ，虚增户数 ，人称诡名子户或诡名挟户。如 绍兴十五年正月，权户部侍郎王铁言：“比来 有力之家 ，规避差役科率，多将 田产分作诡 名挟户 ，至有一家不下析为三二十户者 ；亦 有官户将阶官及职官及名分为数户者。乡司 受俸 ，得以隐庇。”35但是，诡名子户主要发生 在那些“有力之家”亦即官户和豪民身上 ，而 非下户所为。对于这一点 ，南宋时人王洋说 得十分清楚 ，他说 ：“今者州县有十等、五等 之别，一有均敷日上户 ，一有追呼日上户，一 有差徭日上户。为上户者不胜其劳，而下户 晏然熟视 ，如此则是驱之使为诡名 ，尚何以 禁之哉? ”36但是 ，宋代的上户在主户中所占 比例甚小 ，而客户加上主户中的下户( 第四 等、第五等户)几 占全部户数的 95％以上，37 因而有可能实行诡名子户的人家，尚局限在 有力之家的上户 ，并非普遍现象。再说诡名 子户损害了政府的赋役来源，所造成的赋役 不公又加剧 了社会矛盾 ，故一直为赵宋王朝 所严禁。绍兴二十九年三月，诏依给事中周 麟之等奏，令各子户诡名寄产者 ，“限三月从 实首并，作一户拘籍 。如出限不首并 ，许诸色 人告，不以多少，一半充赏，一半没官。其见 何忠礼 立户名 ，官员或品官子孙 ，并取 旨，重作行 遣” s对诡名子户的禁令虽然十分严厉 ，但 由于吏治腐败 ，一些禁令往往成为具文。孝 宗淳熙八年 ，诏命两淮漕臣吴琚与帅 臣张 子颜措置绍兴府诡名事 ，子颜等上疏云 ： “势家豪 民分析版籍以 自托于下户 ，是不可 不抑 。”39说 明诡名子户的现象依 然时有 发生 ，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造成 了户数的 虚增。
但是，当我们在关注诡名子户造成户数 虚增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有与户数虚增相反 的现象存在。按宋代法律规定：“祖父母在而 子孙别籍异财者 ，徒三年 ；若祖父母、父母令 别籍者，徒二年 ，子孙不坐。”40因此 ，对于一 般民户而言，不仅很难诡名子户 ，即使普通 的 自立门户 ，也有“祖父母在”这道门槛。加 上宋代聚族而居的风气盛行 ，尤其在士大夫 中，一家三代以上，十分普遍 ，因而一户几十 口乃至上百口的家庭时有所闻。现在我们以 《宝j；占四年登科》所载立户情况为例，就大约 反映了这种大户的存在。据该书记载，理宗 宝桔 四年 ( 1256)科 举 ，共 录取进 士 601 人 ， 其中除宗室子弟 75 人，因本贯玉牒所，不立 户 ，另有进 士 111 人 ，因史籍缺 载 ，不详其 立 户情况外 ，其余的 415 名进士中，以自己或 兄弟为户主的 83 人 ，占20％；以父或伯 、叔 为户主的 135人 ，占 32．53％；以祖 、曾祖 、高 祖为户主的 189人 ，占47．39％。换言之，在当 时 ，有近一半家庭是三代以上同居 ，这便在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户数虚增的阙失。此外 ， 就是百姓 的正常析户 ，也 常 因害怕官吏 的敲 诈勒索 ，“匿而不印，私自割析” 。 或者，“人 有已分财产而欲规避差役，则冒同宗有官之 人为一户籍者” 。42这些都在主观上造成了户 数的耗减。对此 ，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认为： “很难说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倾向是否会刚好 抵消。但由于富豪户如与为形势所迫而寻求 权势保护的小户相 比，在数字上是不足道 的，所以宋代的总户数似乎不可能被大大夸 大。无论如何，宋代的户数对重新估算全 国 的人口总数是有用的。”43如果我们再将前面 所述宋代广泛存在的大家庭制考虑在内，户 数虚增对宋代每户平均人 口的影响就显得 更加微不足道 。
再言所谓“漏 口说” ，它也不符合实情 。 众所周知 ，中国自西汉的口赋 、算赋 、更赋 、 户赋到隋唐的租庸调 ，赋役制度皆主要 以人 丁为本。面对统治阶级实施以口为准的剥削 制度 ，以广大农民为主的普通百姓必然会以 隐漏人 口相对抗。就以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 为例，当时尚处在“太平盛世” ，有人已指出 “今天下户 口，亡逃过半”的事实。 这里所谓 的亡逃 ，大多数应是漏口。因为人莫不有安 土 重迁 之情 ，漏 口又较 逃亡 为易 ，若非 不得 已，总想设法漏 口而不是举家逃亡。何况逃 亡者仅限于贫弱户 ，漏口者却遍及品官之家 和富室巨贾。前面提到的“丁皆出家，兵悉人 道”，当也是造成漏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唐 人杜佑谓：“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 三十八年 ，可以比崇汉室 ，而人户才 比于隋 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 ，所 在 隐漏之甚也 。”唐立 国后 138 年 ，正是玄宗 天宝 十 四载 (755) ，那么在如 此 严 重 漏 口的 情 况下 ( 按 ：唐前 期逃 户虽然 也很 严重 ， 但 它对每户平均 口数 无影响 ，故此处暂 却不论 ) ，该 年唐朝户 口又是如何呢? 杜 佑在此也作了记载，当时有户 8914709，有口 52919309，45每户平均为 5．94 口。可见 ，在 户 口“ 隐漏 之甚 ” 的唐 代 ，每户平 均 尚有 近六 口。
接着我们再来比较宋代的情况。在实行 两税法的宋代 ，虽然“以资产为宗”的赋役制 度实行得并不彻底，但无地者不纳二税 ，也 无职 役 负担 。下 户 的杂赋 差徭 远较 上户 为 轻，特别是没有了唐时非常沉重的兵役 ，贫 弱户和广大客户基本上就没有 了漏 口的必 要
总之， 只要我们将唐、 宋两代的户口情况稍作比较， 无论 “析户说” 或 “漏口说”， 就都站不住脚
何忠礼的这段引文轻描淡写的玩了些花样，比如他说李心传是析户说得始作俑者，又说自己检点史料，检点出个没有李心传有名的章若愚与存在同样看法，当然我相信大多数读者连李心传都没有听说过，这言下之意就是向读者们暗示，这个诡名析户的说法是宋代少数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不广泛，其实这种手段在他的另外一篇题名为《宋代人口统计考察》的文章里就表现得更加露骨了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史料文献，很容易就会被上面这种暗示，乃至于露骨的欺骗影响了自己的判断，觉得好像北宋析户一点也不厉害的样子，我自己阴暗的猜测，何先生怕是自己也有觉悟，这些文章就不是写给学界看的，倒是有点迎合网络媒介的意思，事实就是，网络上对何先生的文章是视为圭臬的
完全就是避重就轻的说瞎话
李心传是诡名论的始作俑者？宋代诡名泛滥哪里轮到需要李心传去发明啊，还没有一位朝廷大臣特别是户部官员起来进行弹奏，胡说八道也该有个限度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四日，诏：「诸州县自今招来户口，及创居入中开垦荒田者，许依格式申入户籍，无得以客户增数。」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县即申等，乃功其俸缗，至有析客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入，故条约之。
自大宋有天 或受过人 下垂二百年, 民之析居者既多, 而合零就整之数若此者不可胜计, 往往乡司隐没入己。 户价钱, 或揽过催头钱物抱认数目, 悉以合零之物充之。官司催科已及正额, 遂不复根究, 所谓 合零就整者, 尽入猾胥之家”
江淮等路经制判官霍蠡言臣闻自三司之法坏而户部虽掌经费不复稽财用之出入久矣军兴以来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案籍焚毁纲目散亡老胥猾吏出没其间而掌邦记者但以调度不足为忧苛刻隐欺之患不暇复省故一有调度举以其数责之漕漕责之州州责之县县责之民民不胜其求不得不为巧避之术于是诡名寄产分户匿税之毙百端纷起
本府所管五县，上三等户每年纳两税折变物帛，并和买丝绵、紬绢及激赏绢。军兴后来，科折稍重，第四等户两税止纳正色，又更全免和买；第五等户激赏绢皆免，以此奸豪多端作弊，诡名隐寄，分开户籍，降就下等，积年规避，显属侥幸。欲将每年合表和预买物帛，先以见今上三等人户家业纽筭；如有少数，于第四等头户处趱补均表足元额而止。盖第四等头户与第三等人户家业高下不甚相远，输送亦自无辞，即不令均及四等下户。」户部看详：「若三等以上人户拆立户名，作挟户分摊避免科役，自合勒令首并；若系贫乏减降作下等，即合推排日将四等人户富实者升入第三等户数。今若依所陈，便将第四等户均敷官物，窃虑不得其实，却至不均，引惹词诉。今欲下潼川常平司照应见行条法施行。」从之。
今和买之重，人悉规避，诡为下户，长奸 滋弊，莫可关防。如经界之初，会稽一县凡为物力钱一百二十六万余贯，而四等以上科纳和买者，当 一百一十万余贯。今来四十年，所谓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钱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贯六百文，而转入五 等者乃至七十二万五百余贯。皆缘和买之重，奸猾之民争为子户诡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谨畏法不敢 为者，顾乃为之代受所免之数，几再倍于其旧。政之不平，莫甚于此
析上下之等 , 则豪家大姓所 以欺 周者万 端。 姑概 言 之 , 则名字 、 行第 、 小字 、 称谓 裂为 数户者 有 之 , 若 祖 、 若父 、 若兄弟 、 若子侄 、 若姻党 剖 为数十户 者又有 之 , 大抵 岁月寝久 , 则上 户 皆入于下
奏曰：为诡户者，民岂能自为之耶？不由胥手，则不能为之矣！且如一家一岁因诡户而得免百缗之赋，则常以其十五以酬乡胥矣。不然，则来岁归并其诡户，而重科之矣，虽形势户不敢不与也
等等等等，有宋三百年，大臣们普遍是把析户当作治理之大患来对待的，乃至于南宋的经界，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对付各种各样的诡名析户，而关于析户的奏章更是数不胜数，你何忠礼就这么睁眼说瞎话扯还没有一位朝廷大臣特别是户部官员起来进行弹奏？扯淡也该有个限度
当然了这些文官虽然朝堂上话讲得漂亮，到了下面那就往往不要脸了，宋代析户的花样之多，规模之广，之前的唐代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上从宰相为了规避限田法，下到四等户逃避和买，几乎达到了不析就没有活路的地步了
今之 和 买 , 所在 为 害 , 盖缘 官 户 及 中产之 家惮 于物 力之 多 , 遂乃 诡书挟户 。 于是第 四 等 以上之 民 , 和买 益 繁 , 役 次 益 频 , 诡 名挟 户尽作 第五
章惇以强市昆山民田罚金，安世言："惇与蔡确、黄履、邢恕素相交结，自谓社稷之臣，贪天之功，徼幸异日，天下之人指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别籍异财，绝灭义理，止从薄罚，何以示惩？
六月十四日，户部尚书叶翥言：「乞将绍兴和买元额十四万四千有奇先蠲减四万余，以十万匹为额。既定，然后行均敷之法，自上四等至下五等户，各照田产多寡，本以经界等则、物力高下，一例均科。其均科委侍从详议闻奏。」诏专委知绍兴府洪迈、同提举郑湜措置，限两月开具以闻。既而迈等暝示官、民户，立限一月，将诡名挟户、隐寄田产从实开具，各令实封，经本府及逐县投柜首并。不以数目多寡、年岁远近，并不追理所亏官物，仍免罪赏。候限满开拆。或人户恃顽不首，乡司隐庇，即点追最多者送狱根勘。和买局、乡司节次供具到人户隐寄物力钱七十万五千四百七十七贯六百四十四文，计四万八千三百五十五户，元系下五等并白脚，今关并入第四等。应(料)[科]和买者三十六万四千六百五十四贯五百九十二文，计诡户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五户，元系下五等，今关并系五等。不应科者一十万六千六百六十三贯六百一十六文，计诡户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一户，元系上四等，今关并不增添。和买者二十三万四千一百五十九贯四百三十六文，计诡户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九户。人户自首并一十五万八千一百七十贯四百七十一文。「照得会谷、山阴、萧山、诸暝、上虞共五县，自淳熙十二年创科及真五等户后来，帅臣陈乞，自十四年权住催。此外，又有坍江、逃绝虚挂簿书。今蠲减四万四千二百八十余匹，先与五县除豁
宋代的诡名析户，别籍异财析户，泛滥到了何等地步，我这里接着举一些能够量化的数据，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列举的这些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实在太多了，遍布于整个两宋，无数人无数立场的不同等阶官僚的记载，这是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列全的
在北宋年间的数据
周湛字文渊其先汝阴人五世祖宦湖外马霸图割据留不敢归子孙遂为邵州人既又徙居南阳湛天禧二年登进士第历内外官善治剧初若不留意已而皆得其要累擢至右谏议大夫知相州卒年七十一子璟玘戎州俗不服药而救疾以巫湛为通判刻方书于石民始知药之验江湖民多略良人鬻岭外为奴婢湛提点广东路刑狱许其自陈得还乡者千数徙京西路罢邓州美阳堰役夫岁数十万前此利止及圭田而不及民故也江西民喜讼多窃去案牍而州县不能制湛为转运使为立千文架阁法以岁月为次严其遗失之罪朝廷颁诸路为法至今不易又命诸县据籍括诡名户一路推究三十馀万以免追扰之弊
这一时期的江西路有户数九十六万户，你周湛一口气就查处了三十余万诡名户，超过三成啊，这只是查出来的，要知道，我前面说的很清楚，宋代的征收制度与实行阶级已经决定了诡名户是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
熙宁七年正月辛亥，诏：“两浙察访、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同相度，第五等户所出役钱至少，今若减放，以宽剩钱补充，如支用得足，即尽蠲之。其以家产、以税钱均出而不分等处，即截自若干贯，百以下放免以闻。”丙寅，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两浙察访沈括言：“常州无锡县逃绝、诡名挟佃约五千余户，及苏州长洲县户长陪纳税有至二百余缗，已选官诣逐州根究，及虑人户隐蔽，已出榜召人告首。州县官吏能悉心究现欺弊，许令改正，更不事罪。其隐陷税苗课利人，限两月自陈，特免追毁。”从之
吕公著尹开封，荐知阳武县。役法初行，琮处画尽理，旁近民相率挝登闻鼓，愿视以为则。徽宗召对，擢利州路、江东转运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诡称逃绝者九千户，他县皆然。言于朝，命以户部判官使江、浙，选强明吏立赏剔抉。吏幸赏，以多为功，琮亦因是希进，民患苦之，得缗钱百余万。进度支判官，颁职式于诸道。淮南赋入甲它部，以为转运副使，徙梓州路。
琮所究江、浙【四】一百二十七县逃绝户，计四十万一千三百三十二，为书上之。三年正月丙戌，除琮淮南转运副使，复令究逃绝户税役，琮乃辟置官属，更移令佐，大究治之。淮南东西两路州军县共八十有八，凡得逃绝、诡名挟佃、簿籍不载并阙丁，凡四十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五户，丁正税役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四十六贯石匹两。琮又言亏陷税役，乃官司造簿舛误已久，请随夏税附纳。诏令簿失收税役钱物，特蠲除之
到了南宋，因为中央政府南迁，对本来诡名严重的两淮，两浙地区控制力大增的原因，对诡名的记载那情形就更加夸张，
绍兴十二年，经界，现存的新安县数据，经界前户数十四万九千，经界后户数为八万八千减少了六万一千户，我再次强调一遍，这只是查出来的数据，对于宋代这个从宰相到四等户大家统统在析户的朝代，禁绝析户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要认为经界诡名户就消失了，事实上愈演愈烈，只要宋代的各种横征暴敛不得停止，诡名现象就只会加剧
朝廷欲行均科和买之法，阖郡士民为之喜鼓舞，大抵人情趋利避害，不约而同。夫诡户避免科役，一家苟得其利，则千万家之民俱愿为之矣。今贫民皆抑而归于上户，贫民岂能自拘尺寸之土 所谓五等下户者，大率多诡户么，其五等者，十未有一。庆元四年1194年
力之 家规避 差役 、 科 率 , 多将 田产分作诡 名挟 户 , 至有 一家 不 下 析 为三 、 二 十户 者 , 亦 有官户 将 阶官及 职官 及名 分为 数户 者 , 乡司受 有 , 得 以隐庇
蜀之大家， 多伪占名数， 以逭征徭， 至有一户析为四五 十 者
豪户欺隐……， 财力丰 裕， 与吏为市， 莫 可 究 寻， 尽 以 本 户 之 田， 析 以 占 籍 五等， 分立砧基， 多至百本
大率一县之内，系女户者其实无几，而大姓猾民避免赋役 ，与人吏、乡司通同作弊，将一家之产，析为诡名女户五、七十户，凡有科配，悉行蠲免
等等等等
何忠礼就是这样的对如此庞大的史料视而不见，诱导暗示他文章的读者，说诡名析户，漏口是少数人的一家之言，还玩起了用已经析到五等下户其五等者十未有其一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户数，反向论证析户影响不大的循环论证
还什么宋代户口聚居者众，这不是废话吗，真分开了那还叫诡名？就是根本不分，虚占着户口那才叫诡名析户好不好，故意搅混别籍异财析户与诡名析户的水做什么？
还引杜佑，而人户才 比于隋 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 ，所 在 隐漏之甚也，当没人读过杜佑的通典嘛？杜佑这里说的人户才比于隋代，那就只是户数，唐代的户数隐漏那是变少了，所以才比于隋代。你宋代诡名漏口那是户数变少？这真是完全的睁眼说瞎话
还以 无职 役 负担 。下 户 的杂赋 差徭 远较 上户 为 轻，特别是没有了唐时非常沉重的兵役来证明宋代税负差役轻，没有漏口的必要。他的这段话是有原始出处的，然很明显原文决不是说宋代农民负担轻，奇怪的是很多文章都用这段的原文来证明宋代劳动人民负担轻，偏偏就不知道说这段的张方平到底说的是什么
厥今天下生民之蕃四海山泽之富过三代逺矣赋敛所入财货所聚加厚于汉唐内外无事无师旅战守馈粮赏功之费无应声卒具之征然民力益亏国用不赡中家以下衣食无馀...齐民之业擅斡山海之货管林薮之饶役利细人以致富美规时轻重坐取百倍不知服田力穑之勤而菽粟馀于犬马不知织絍纺绩之劳而缇绣被乎土木驰车腾骑侔于贵戚藻井采题过于府寺因其富厚交通在势爵可以鬻刑可以回一悦所酬当中人几家之産一享所费任上农终嵗之功夫如是小民何以自存农人安得不流亡农人勤苦而不能免乎饥寒...奸盗日多诚农愈困是故民业并蹙国用益虚其蠧由乎兼并也夫富人所以能占市井之利侵农民之业者以国家不为权财货之轻重明贵贱之制度尔诚能计本末之道审缓急之令平谷物之髙下视凶穰而敛发隘其利途使出一孔
这是好话？
完全断章取义，扭曲原文，比贾尔斯那半桶水又能强到哪里去
毫无疑问.宋代户口纳税赋役的最主要依据是户等,户等决定于财产,户口名下田亩的估值
原则上宋代的地方官员必须对自己治下的户口的贫富深刻了解,这点可以从新发掘出的天圣令残卷中看出
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 丁中多少、 人身强弱 , 每因外降户口 , 即作五等定簿 , 连署印记。 若遭灾蝗旱 (劳 ) [涝 ] 之处 , 任随贫富为等级 , 差科赋役 , 后皆据此簿。 凡差科 , 先富强后贫 [弱 ], 先多丁后少丁 (凡丁分番上役者 ,家 [有 ] 兼丁者要月 , 家贫单身者闲 (者 ) [月 ])。 其赋役轻重、 送纳 (还 ) 远近皆依此以为等差 , 豫为次弟 , 务令均济。 簿定以后 , 依次差科。 若有增减 , 随即注记。 里正唯得依符催督 , 不得干豫差科。 若县令不在 , 佐官亦准此
2002年戴建国根据这篇残卷写下了<<天一阁藏明抄本 《官品令》 考>>，在这篇文章里，他的着眼点在于"丁中多少"这句，他认为这篇残卷可以充分的说明宋代没有人口统计，而只有成丁统计，你看，完全没有提到口不是嘛？没有提到，那就是不统计呗
老实说，这个还真不能怪他，因为这里面的问题，在国内学界2002年的时候讨论确实很少，以至于他没有意识到
什么问题呢？看看丁中多少前面那句是什么？
是所部富贫，事实上这篇残卷对于贫富的重视是高于丁中多少的，正如下文所言：
任随贫富为等级 , 差科赋役 , 后皆据此簿。 凡差科 , 先富强后贫弱
贫富才是户等划分的最重要标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实际上，在戴建国写下官品令考这篇文章的时候，至少在国内，这里面的问题还根本不存在，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问题永远不会减少，问题必然越来越多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
在那时，我们的抑或者说贾尔斯最初的依据是什么？我们默认为宋代的户等划分，收税以成丁数量为准，从天圣令残卷来看，这毫无疑问是不正确的
户等划分，赋役收税的最主要依据，是财产：任随[B]贫富为等级 , 差科赋役 , 后皆据此簿[/B]
那么如果我们仍然要坚持女人已经退出正税的结算体系这个结论，那么我们必须要证明女人的完全不在政府的财产归属统计范畴之内，即为政府根本不想去保证女人的财产权，即女人完全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证明宋代政府，他们的税收，赋役，财产纠纷的处理，是在完全不考虑女人存在的意义上进行的
为什么说之前不是问题呢？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对于宋代女性财产权这个问题的理解非常浅薄，事实上你去查阅文献的，你肯定会发现，二十一世纪以前 ，这方面的文献数量极少，史料浩瀚，人的精力如此有限，大家都是对着热点集中攻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文章就开始增长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点，也就是在那时，通过对于既有史料的研读，我们发现问题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奁产，就是宋代妇女出嫁的嫁妆，宋代有厚嫁之习俗，这个倒也不是纯属攀比，这里面还有为自己女儿将来考虑
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人也。
宋代的奁产有 “奁田”、“自随奁田”、“随嫁田”、“嫁奁”、“奁具”、“妆奁"之类的称呼。从这些名字来看，至少包括了随嫁田产，和各种各样的首饰，家具之类的东西，有些研究认为，宋代富人嫁女，嫁妆的田亩平均水平可以达到60亩之多
问题在于，当奁产随妇入男方家庭后，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在谁？在妇人出嫁之前，其未来嫁妆的所有权属于谁？是不是需要对此来进行财产登记
在清代，毫无疑问女人是没有独立的嫁妆处置权的，这方面的论述极多这里不多作讨论，而宋代这就是件比较微妙的事情
确实存在着女人出嫁从夫，财产归于男人的记载
单丁、女户及孤幼户， 并免差役。凡无夫无子， 则为女户。女适人， 以奁钱置产， 仍以夫为户
宋史食货志
所以也无怪乎传统看法，认为宋代的女人没有财产权
但随着对于史料挖掘得深入，开始有人认为这份史料，其实是一种阶段性的象征，它只是南宋时期女人财产权利下降的一个标志，并不代表北宋也是这样的
有人认为，宋史的这段记载只出自于南宋
妻财置业不系分
翁浩堂
陈圭诉子仲龙与妻蔡氏，盗典众分田业与蔡仁，及唤到蔡仁，则称所典系是仲龙妻财置到。执出乾照上手，缴到阿胡元契，称卖与陈解元装奁置到分明，则不可谓之众分田矣。
在法：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今陈仲龙自典其妻装奁田，乃是正行交关，但蔡仁实其妻蔡氏之弟，则踪迹有可疑者。又据陈圭称，被蔡仁积计赁屋钱啜卖。拖照系端平三年交关，系在三年限外，不应诉理。上件田元典价钱二十贯文足，争端在务限内，虽不当听赎，但蔡仁乃仲龙妻弟，其父陈圭既已有词，则蔡仁自不宜久占，合听备钱、会，当官推赎。今蔡仁愿以田业还其姊，官司自当听从。案须引问两家，若是陈圭愿备钱还蔡氏，而业当归众，在将来兄弟分析数内；如陈圭不出赎钱，则业还蔡氏，自依随嫁田法矣，庶绝他日之争。责状附案。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五
名公书判清明集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我偷懒直接引用摆渡百科
系一种判牍汇编。辑录南宋时期朱熹、真德秀、吴毅夫、陈子华、徐清叟、王伯大、蔡抗、赵汝腾等28人担任官吏期间所作的一些判词而成
在理学大兴，开始残害妇女时代的南宋时产物，北宋还真的未必一样，那些持此论还真的有这样的依据
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卽同居应分谓准令分别而财物不均平者准户令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
宋刑统 卷十二户婚律
老实说，这个妻家所得之财本身到底是不是奁产尤其是奁田，这个还真有争论，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宋代妇女，至少在北宋初期，在法定上存在一部分的财产独立，今天，即便是反对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除此之外，宋代法律规定，对于父母双亡的情况，家庭里的女儿，本身也有一定继承权，以此继承到的财产来作为自己未来的嫁妆
这样的实际判例甚至出现于，理学大兴时代的 名公书判清明集之中
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
另外，当丈夫已死的情况下，在合乎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宋代的妇女改嫁可以把自己陪嫁的奁产带走，这是有实际判例的
子与继母争业
天水
自栢舟之诗不作，寡妇始不能守义以安其室；自凯风之什既废，人子始不能尽孝以事其母。载拊遗编，为之三叹。吴和中贡士，今已久矣，不知其为何如人。今考案牍，见其家储书数千卷，必也佳士。前室既亡，有子七岁，再娶王氏，所望百年相守者。王氏果贤，当知敬以事其夫，恩以抚其子，此妇道也。既嫁从夫，其心岂容有异，续置田产，所立契券，乃尽作王氏妆奁，其立法之意，盖为兄弟同居，妻财置产，防他日讼分之患耳。王氏事吴贡士，上不见舅姑之养，下亦无伯叔之分析，一门之内，秋毫以上皆王氏夫妇物也，何用自立町畦，私置物业，此其意果安在哉？吴贡士溺爱，一听其所为，固已失之当时，王氏盖已无永矢靡他之志。吴贡士嘉定九年九月死，家道颇温，王氏若能守志自誓，扶植门户，且教其子使之成立，不惟王氏可为节妇，吴贡士亦且有后矣。一念既偏，但知有身，不复念其夫若子。吴汝求为非淫佚，狂荡弗检。王氏席卷于其上，汝求破坏于其下，子母之恩爱离矣，吴贡士之家道坏矣。未几，王氏挈橐再嫁，汝求倾赀产妄费，贫不自支，遂致交讼，岂复知有孝道，能诵我无令人之章。事既到官，当与究竟。吴贡士无恙时，有屋一区，有田一百三十亩，器具、什物具存，死方三年，其妻、其子破荡无馀，此岂所以为人妇、为人子哉？
王氏原有自随田二十三种，以妆奁置到田四十七种，及在吴收拾囊箧，尽挈以嫁人。吴汝求既将故父遗业尽行作坏，岂应更与继母计较成讼。今据所陈，王氏所置四十七种之田，系其故夫己财置到，及有质库钱物，尽为王氏所有。然官凭文书，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复何说。吴汝求父死之时，非是幼呆，若有质库钱物，何不自行照管，方其鬻产妄费之时，何不且取质库钱物使用？继母已嫁，却方有词，无乃辨之不早乎？以前后亦有领去银器财物，批照具在，已上二事，皆难施行。但王氏，吴贡士之妻也，吴汝求，吴贡士之子也，傥未忘夫妇之义，岂独无子母之情？王氏改适既得所，吴汝求一身无归，亦为可念。请王氏以前夫为念，将所置到刘县尉屋子业与吴汝求居住，仍仰吴汝求不得典卖。庶几夫妇、子母之间不至断绝，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自慰于地下矣。各责状入案，照会契书给还。
清明集 卷十 《人伦门·母子·子与继母争业》
同样的，也存在丈夫意图诬陷妻子拿走奁产，是盗窃并以此借口想要休妻，反倒是妻子被宋廷法律所保护的例子
夫欲弃其妻诬以暧昧之事
胡石壁
在礼，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则出之。在法，妻有七出之状，而罪莫大于淫佚。虞氏得罪其姑，至于兴讼，而所诉之事又是与人私通，兼此二事，其不可复合亦明矣。今江滨臾抱母龚氏状，却隐讳前事，只令押其妻虞氏自归侍奉。不知虞氏有何面目复归其家？官司合与究竟，而虞氏方始明白。牒邵武军追江滨臾申解，候到司日，却唤上虞士海理对。江滨臾追到再判：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官司何从为据。江滨臾驵侩小人，不知此义，固不足责，但事在有司，须要结
绝。江滨臾自知理屈，于前事不敢坚执，却又称虞氏曾令妾搬去房奁器皿，是虞氏盗与奸俱有。大槩是撰造无根之词，迁延岁月，使虞氏坐困，不愿复合，而休离不出于己，其小人之尤者。所谓器皿，必有名件，押下佥厅从实供。供呈再判：夫妇，人伦之首，礼经所重，故曰：妻之为言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江滨臾设心措虑，欲弃其妻，事出无名，遂诬以闺门暧昧之私，而加以天下之大恶，词穷理屈，又谓妻盗搬房奁器皿，及勒令对辨，则又皆虞氏自随之物。古者交绝不出恶声，谓其实有此事，犹当为之掩覆，今江滨臾撰造事端，以鸟兽之行诬其妻，虞氏亦人尔，尚何面目复归其家。虞士海既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虞士海先放，江滨臾勘杖八十，押下州学引试，别呈。
〔一〕子甚宜其妻「子」，原作「之」，据《礼记内则》改。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地方政府不统计女人，它怎么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某家的女儿，或者判断某些财产是不是属于妻子奁产？这是很明显不可能的。有非常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田宅与女折充嫁资， 并估价赴官投契纳税。其嫁资田产于契内分明声说， 候人户赍到税钱，即日印契置历， 当官给付契书。如合干人吏因缘搔扰， 许人户经官陈诉。若出限不即经官税契，许人户告， 将犯人依匿税法施行。从之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一
这样的现实放在这里，宋廷既然想要地方官们亲知所部贫富，它怎么可能不统计女人？
宋代的女人不但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随嫁奁产的独立处置权，她们还可以拥有属于自己名下的财产，也正因为如此，产生了相当多的诉讼，女方获胜的判例是毫无疑问存在的
在前面所贴的子与继母争业一案例就是典型的例子
尽为王氏所有。然官凭文书，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复何说
王氏单纯靠着契书就拿走了，继子宣称的由其父置办的四十七亩田地改嫁，官方还真的就这样判了！
这样的历史背景，才是朱熹等人那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经济因素之一
事实上，王氏这样的例在，在宋代是十分常见的
亦有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以目随者亦多矣凡百君子幸详鉴此止须存心
袁氏世范
为什么明明这么危险，依然有人会冒着危险继续妻名置产呢？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宋代人讨论各类诡名户时的奇妙记载
析上下之等 , 则豪家大姓所 以欺 周者万 端。 姑概 言 之 , 则名字 、 行第 、 小字 、 称谓 裂为 数户者 有 之 , 若 祖 、 若父 、 若兄弟 、 若子侄 、 若姻党 剖 为数十户 者又有 之 , 大抵 岁月寝久 , 则上 户 皆入于下
大率一县之内，系女户者其实无几，而大姓猾民避免赋役 ，与人吏、乡司通同作弊，将一家之产，析为诡名女户五、七十户，凡有科配，悉行蠲免
感受一下
关于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段子，有点荤，是关于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的
初， 修有妹适张龟正， 卒而无子; 有女， 实前妻所生， 甫四岁， 以无所归， 其母携养于外氏， 及笄， 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 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 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 且欺其财。诏安世及昭明杂治， 卒无状， 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 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录问吏人而不先以闻， 故皆及于责
在北宋，用外甥女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的欧阳修被政敌攻击就倒了大霉
有这么多的史料作论证，还能相信一开始的女人完全脱离正税征收，宋廷完全不统计女人也能治理国家的异想天开吗？
何忠礼在揭迷一文提出了三个主要理由
第一条第三条没有什么太大意思，而包括何忠礼本人都要承认第二点才是真正的全文的定海神针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六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口二千一十二萬三千八百一十四；客戶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口六百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七。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一五
景祐中，叶清臣上疏曰：
“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对园置吏，随处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资，又加之罪，黥流日报，逾冒不悛。诚有厚利重货，能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非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
建国以来，法敝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吏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校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
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数出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外郭乡又居三分之一，丁赋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及缗钱四十万。榷茶之利，凡止九十余万缗，通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
宋史 志第一百三十七 食货下六
总的来说这段就是讲的就是宋廷讨论改革既有茶法的故事，这里说些题外话，何忠礼的原文里所谓
至少在这里是肯定不对的
何忠礼截宋史那段截的并不完整，漏掉了
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
这个结果，看起来当时的公论对叶清臣的建议普遍的看法是不太靠谱
其实何忠礼这篇文章里，这样的小动作非常之多
比如说他引州县提纲的户口保伍就没有引全
州县提纲的原文是什么呢？
县道户口保伍最为要急傥不经意设有缓急懵然莫知始至须令诸乡各严保伍之籍如一甲五家必载其家老丁几人名某年若干成丁几人名某年若干幼丁几人名某年若干凡一乡为一籍其人数则总于籍尾有盗贼则五家鸣锣挝鼓互相应援或遇差役起夫水旱赈济皆可按籍而知诚非小补
这也没多几个字，为什么他就不引全呢？
当然这是题外话，现在姑且不论，我们要讨论的是叶清臣的这段与与长编卷一一五明显存在的丁与口混淆的问题
到底叶清臣说的是丁还是口呢？
何忠礼在文章里旁征博引列入大量的表格，试图证明这个计口而赋计的是丁，然而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就没有仔细读这篇文章
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
什么是管氏盐铁法？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管子海王
你都按管氏盐铁法计口而赋了，你告诉我这说样计口不包括女人？女人不吃盐？
宋人难道都没有看过管子，就管氏盐铁法？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宋代就是这么奇怪的按照成丁的管氏盐铁方法计口的可能性，所以有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史料，它能够很好的说明宋代盐法中普遍存在的计口而赋的作用范围到底是丁还是口，到底面向什么年龄，什么性别，没有歧义得把真相表现出来
这样的史料，当然是存在的
大名鼎鼎的蔡京盐法就是了
日，入纳盐钱又足一千万贯，通计六千万贯，“诏左右司郎官各转一官
这样猛加盐税，结果自然是不妙的，蔡京宋徽宗的下场无需多言，我们就看看，皇帝 穷途末路下罪己召时 的言论吧，
同日，诏：「昨缘妄行改革盐法，立赏格招其幸进，故较多寡以迁秩；严法罪其亏损，故重抑配以 责。至计口以敷及婴孩，广数以下逮驼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为之悯然。亲降诏旨，悉从初令，宽其禁弛，其苛以走商人苛：疑当作「可」。、利百姓，使天下无抑配之害，得安田闾。尚虑有司狃习前弊，其令三省申严近制，遵用新法，悉禁旧盐，改奉新钞，毋或封记不严。尚虑隐匿旧货，违者并以违御笔论，流之海岛，可应诸州管句盐事官吏并罢，其提举官别选能吏施行。」
都计口以敷及婴孩，广数以下逮驼畜了，你告诉我不计算女人，你告诉我宋代只统计成丁！
还打算穿着女口不预不统计女人的皇帝新衣继续裸奔吗？
这不是自抽耳光？
何忠礼就想这样 无可辩驳的证明宋代只有成丁统计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吗？就这样揭开谜底吗？这样揭开其自抽耳光的谜底？
我不清楚何忠礼到底老糊涂呢，还是装傻裸奔，总之，这位真是与他的祖师爷贾尔斯一样的奇葩
两千万户的北宋灭亡只因为一个原因，没人，没粮，没兵的经济崩溃
战争爆发以前，宇文虚中在河北得知，徽宗意图伐辽，急忙向徽宗报告
臣被命之初，意谓朝廷未有定议，欲命臣经度，相视其事。及至河北诸路，见朝廷命将帅，调兵旅，厉器械，转移钱粮，已有择日定举之说。臣既与军政，苟有所见，岂敢隐嘿，辄具利害，仰干渊听。臣闻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图万全。今论财用之多寡，指宣抚司所置，便为财用有余，若沿边诸郡帑藏空虚，廪食不继，则略而不问。论士卒之强弱，视宣抚司所驻，便言兵甲精锐，若沿边诸郡，士不练习，武备刓缺，则置而不讲。夫边圉无应敌之具，军府无数日之粮，虽孙、吴复生，亦未可举师，是在我者，未有万全之策也。用兵之道，御攻者易，攻人者难；守城者易，攻城者难；守者在内，而攻者在外，在内为主而常逸，在外为客而常劳，逸者必安，劳者必危。今宣抚司兵，约有六万，边鄙可用，不过数千。
这种言论看起来似乎被徽宗这个被丰亨豫大洗了脑的傻子当作了危言耸听，于是依然决定伐辽
结果？带着军队开入河北的童贯也被严重的物资匮乏吓住了
臣仰遵睿训，付以北事，寅夕竭虑，深恐不逮，上辜委寄之重。 臣窃惟复燕大计，昨正月间，女真下中京，余睹（人名）往云：“中契丹分力枝梧女真之际，我乘机会进兵，收复殊省事力，既失此便，巳为後时。”臣奉诏来北，星夜倍道，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阳关，整促行军之备。 即见河朔将兵骄惰，不练阵敌军，须之用百无一有。如军粮虽曰：见在粗不堪食，须旋舂簸仅得其半。 又多在远处，将输费力。 军器甚阙（缺），虽於太原、大名、开德支到，封椿各件不足、或不适用，至於得地版筑之具并城戍守御之物悉皆无备。
是不是一直认为西军在宋辽边境上被快要亡国的辽人灭有点不可思议？那是因为你接受的史料压根就没有说实话，你接受的跟当初的徽宗听到的丰亨豫大的牛皮是一路货
说不上幸运或不幸，北宋的封桩铜钱还是不少的，就是不能拿来吃饭补充蛋白质，无论如何宋朝人从金人那里花钱买回了燕山府，皆大欢喜，皆大欢喜？
当时的燕山府与大宋的白沟河边境只有一百公里出头一点的距离，大宋只供给五万常胜军加戍兵九千，一年就吃不消了，最奇妙的是在往燕山府城，也就是大概是今天北京那个地方的地区，大宋运粮的损耗最大竟然达到了二十石至一，中国历史闻所闻未闻
又六月，科免夫钱。燕城常胜军五万，戍兵九千，月给粮十馀万石而他军不豫焉。故悉出河北、河东、山东民力以馈给之，率费十馀石至二十石始能致一石，于燕三路俱困，上殊不乐，欲罢王黼。黼作免夫之令，冀得以久其权，乃措置调夫，京西八万，淮南四万，两浙六万五千，江南九万七千，福建三万五千，荆湖八万八千，广南八万三千，四川十万八千，并纳免夫钱，每夫二十贯，率天下所得才二千万缗，而结怨四海矣。案：《宋史》：六月壬子，诏以收复燕云以来，京东、两河之民困于调度，令京西、淮、浙、江、湖、四川、闽、广并纳免夫钱，期以两月纳足，违者从军法。七月壬寅，又诏宗室、后妃戚里、宰执之家槩敷免夫钱。《铁围山丛谈》曰：宣和四年，既开北边，度支异常，于是内外大匮，上心不乐。时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谋，始倡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谓燕山之役，天下应出夫调，今但令出免夫钱而已。御笔一行，鲁公为之垂涕，一日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圣仁，惠养元元，泽及四海。矧前日之政，但取地宝，走商贾，未尝及农亩。今大臣于穷百姓口中敛饭碗，以取其钱，乞弗取。」上心亦悔，亟令改作圣旨行下，然无益矣。自是作俑，每动敷田亩，习以为常。不但祖宗朝，盖亦崇观、政和之所无也。是时，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馀万缗，朝廷桩以备缓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馀六百万缗尔，外二千二百馀万缗，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盖自启北征，则省中建立一房，号经抚房。及告功，黼遽奏请，凡经抚房文藉尽取焚之，故不得而稽考也。《独醒杂志》曰：宣和六年，山后将入版图，大农告匮乏，蔡、李诸人遂建免夫钱之议。江西一道，凡赋钱一百五十七万缗，而漕运之费不豫焉。令下之日，州县莫知所措，乃令税一千者输一万，约日而集，督责加峻。时重敛遽起，民间嗟怨。守令有观望风旨者，建皂纛以令曰：「稍愆期，即以阻军兴论。」人益皇惧，小民往往去为盗，后夫钱之纲运将至淮甸，而敌骑已及郊，其钱皆为船人所私矣，可慨夫！钱氏《四史朔闰考》：六月丙午朔。
看看，几十万，全国范围之内的征调，几千万贯的投入，后宫宗室宰相乖乖纳税，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还有人说大宋的形势户不纳税
这样折腾，大宋国境内本来就已经一崩再崩的经济自然吃不消了
又是岁，河北、山东盗起，命内侍梁方平讨之。时转粮以给燕山，民力疲困，以盐额科敛，加之连岁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于是饥民并起为盗
宣和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
你看看这是不是砸锅卖铁全国供给燕山府？
另外饥民盗起如果在唐明是个大问题，大宋？号称三十万的高托山起义，韩世忠跑去镇压，其实就一万人窝在山上等着招安呢
无论如何大宋投入了这么多，付出这么多，总该把燕山府的供给保住了吧？
又燕山粮匮，自京师输米五十万斛以济之。案：《宋史?本纪》系二月八日庚戌，诏京师运米五十万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亲往措置。《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曰：是岁，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秘插纸标于市，售以为食。钱粮金帛，率以供常胜军，向之牙兵，皆骨立而戍，兵沚死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闻知。
仅仅几个月后，燕山府就大饥荒了，人吃人，驻兵大片饿死
这是大宋自己的使节亲眼所见啊，还感叹皇帝被下面人当猪刷呢
这样金人南下，那郭药师打了一仗再投降，其实也算蛮够意思了，而此时坐镇太原，掌管其时河东河北防线的童贯没辙了，怎么回事？没兵啊
仆遂再见童贯，禀宜早过真定，恐不测，燕山路军马事逼。贯大怒，叱仆云：「尔为家小在真定、保州，故要我去真定，只是要我去保尔家小也。」扩心知其是为机幕所夺，惧欲遁，乃答曰：「大王既如此说话，是不思国家患难紧急，扩愿随大王入京，然不忍大王失此，名节扫地，为众人唾噏杀去也。」贯良久复云：「尔岂不知我随行无兵，如何奭此大敌？」仆对以：「大王若果至真定府，何患无兵？不惟诸处选刷，浥有可用军马，廉颇思用赵人，如河北路民兵，足得调拨使用。」宇文虚中曰：「向日燕山之役，河北人民往往举城恸哭，官员部押有自戕于路者，岂能比廉颇时耶？」仆曰：「前日开拓燕山，缘久来太平，军民不惯调发，故有厌怨；今日则番骑入寇，孰不顾惜乡土，营护骨肉，此人自为守战之时，岂自当虑？倘少加总统，尽系死战之士。」贯顾仆搔耳曰：「安得三万人与马宣事，却须做得一拍。」仆答曰：「若大王果能付扩三万人，则便有十万军使用。」于是差仆专往中山、真定府招置忠勇敢战军马，专一统制。当日，代州关报金人领来大军，与使人同发，直薄马邑县而营。
上为马扩后来的回忆
史书评价真定是时在河溯最为坚垒，童贯一行人挡住金兵的最后希望
真定有多少兵呢？
时斡离不已报将至真定矣，城中既无将，又无兵，惟有健勇二万，复发从梁方平拒三山、大河迤逦前去，往往上马辄以两手捉鞍，不能施效，大凡仓卒如此，不暇悉数
接下来发生的直到靖康耻，什么因为没有粮食主动遣散部队什么的我就不多说了
猜猜看靖康之耻后为什么河北一票重镇，乃至于宗泽死后的开封都莫名其妙的丢了？或者这样说大宋的东京开封是怎么彻底沦陷于金人之手的？
金人陷中山府城中绝粮人皆羸困不能执兵城陷金人见人皆瘦瘠顾而怜之取使臣效用军兵千馀人令出城外听指挥皆无力行步扶杖而往至则有金人传令曰：汝皆合死大金念汝忠特贷命不杀将汝等选择千人置立千人一军皆无力拜谢。
河朔兵虚守者稍怠 洺州以粮食尽不可守，于是强壮军民议弃城投拜乃拥出城皆走自白家滩渡大河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
金人围相州久粮食皆尽犹坚守未下赵县丞者不字宗室也。权知州事人呼为安抚赵安换者与军民议曰：食巳尽人相食啗外无救援安可久乎！某乃国家宗室，岂有顺番诸人当自为计众皆不应赵安抚曰：约降如何众虽凄惨然有唯唯者赵安抚知其意乃登城楼遥谓金人请开门投拜乞不杀金人许之赵安抚乃具降书开城而自推其家属入一井中然后身掷入井先命提辖以土盖覆提辖遂这之以土人皆哀之
杜充留守京城以绝粮遂赴行在既至除同知枢密院事
京城留守程昌留入京师。
知蔡州程昌留被命为京城留守遂领兵入京师既。
到仓廪皆空随行兵使食附行乾粮半月皆尽乃出城四外挑野
京城留守程昌寓退还蔡州。
程昌为京城留守在京城凡四月随行军吏无粮食不可留遂还蔡州上官悟权留守事
粮荒的范围乃至于一直波及到两淮地区的徐州
朝廷闻金人将谋入寇改作深入乃召诸路以兵勤王保卫王室赵立方欲知徐州以徐州城孤。且乏粮不可守乃率将兵禁兵及民兵约三万趋行
从河北到开封，一直延续到两淮，巨大粮食危机，像开封那是好不容易把军队送上去了依然粮尽而退啊
最后开封是怎么丢掉的？
先是金人破京师，时河南之北悉为金所有，睢、洛皆屯重兵，惟汴京及畿邑犹为宋固守，而粮储乏绝，四面不通，多饥死。有河北签军首领聂渊者，与其徒十十五五，以食物与守城者博易，积久稔熟，遂不之疑。是日，渊与其徒数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纵火焚楼橹，犹未敢下城，乃为慢道自守。是时城之东有群盗李溃， 苏大刀等，权留守上官悟皆招入城。既入城，则焚掠不止，城中乱，悟及副留守赵伦出奔。悟至唐州，为董平所杀。金人得京师，以前都水使者王夔为留守，时在京强壮不满万人。自是四京皆没矣
东京开封就是这么因为缺粮被几百号签军配合着流民盗贼打下来送给了金人
其实就是经济崩溃，没兵没粮没人，童贯不知道要练兵？童贯当然知道，宣和六年就有类似的准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变出军队，所以到真要完蛋的时候，童贯也只能逃跑了
总的来说有北宋一朝，传统中原的诸大粮仓都是一塌糊涂的，除了河北
夫自大江以北、汉水之侧，三代之时列国数十，楚人都于荆州，其在战国，最为强大。外抗群蛮，内御秦、晋，常以其兵横于天下，计其所都，安肯用瘠卤尧角之地？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菇。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 。
自京以西，近自许、郑，而远至唐、邓，凡数千里，列郡数十，土皆膏腴，古之赋输，太半多出于此。自两汉以来，名臣贤守，所以为民兴利除害，沟洫畎浍之迹往往犹在。而荆棘成林，无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罢士之所窜伏。
今京畿周环二三州，幅员数千里之地，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
像上面这样记载很多就不多说了
当然这些地方的宋初的基础就不好，可是河北不一样，河北朝廷根本，宋初的基础就非常好，以此可以成为防御北方辽国的军事重镇，驻扎大量的军队
然而这样重要的重镇，最终还是被大宋那奇葩的可以载入人类反智史史册的回河之争玩垮了
回河之争可以说起源于1048年那次黄河改道，这个基本可以看作天灾，然而如果欧阳修的记载靠谱，那么其实即便是1048年的这次依然是之前几十年不顾现实小瞎搞得总爆发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简而言之就是黄河改道，不在山东入海，转而向河北了
这次水灾对河北的危害按照时人的说法是河溯军储顿亏一半，当然当时的河北经济基础是很好的，恢复得也很快，仅仅六年后吧，我们就能在长编上这样的记载
河北歲大豐,其令緣邊州郡便糴軍糧三百萬、馬料三百萬
就在上面这条记录过去仅仅两年后，人类反智史上的奇迹终于开始了，回河之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宋人的算盘打的还是很好的
1048年水灾爆发当年贾昌朝的建议
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御备敌寇，取财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自横垅决，财利耗半；商胡之败，十失其八九。况国家恃此大河，内固京师，外限戎马，祖宗以来，留意河防，条禁严切者以此。今为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处。臣愚窃谓救之之术，莫若东复故道，尽塞诸口
但是这里面确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工程上把黄河回复故道，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是根本做不到的
为此欧阳修，激烈的反对这样近乎自杀的作死行为，他写了三篇文章，尤以其中的修河第三状，将整个问题说得最为透彻，甚至可以在这篇文章里找到中国传统官僚，蔑视技术脱离现实，拼命作死的最典型范例，真的，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太多类似事件影子
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详，而未蒙采听。今复略陈其大要，惟陛下诏计议之臣择之。臣谓河水未始不为患，今顺已决之流，治堤于恩、冀者，其患一而迟。塞商胡复故道者，其患二而速。开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为害无涯。自河决横垄以来，大名金堤埽岁岁增治，及商胡再决，而金堤益大加功。独恩、冀之间，自商胡决后，议者贪建塞河之策，未尝留意于堤防，是以今河水势浸溢。今若专意并力于恩、冀之间，谨治堤防，则河患可御，不至于大害。所谓其患一者，十数年间，今河下流淤塞，则上流必有决处。此一患而迟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归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劳人费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复归，高淤难行，不过一二年间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虽云已有上下约，然全塞大河正流，为功不小。又开六塔河道，治二千余里堤防，移一县两镇，计其功费，又大于塞商胡数倍。其为困弊公私，不可胜计，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东，横流散溢，滨、棣、德、博与齐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坏田产，河北一路坐见贫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间，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涩，则上流必决。此三患也，所谓为害而无涯者也。今为国误计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谕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垄故道本以高淤难行而商胡决，今复驱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余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虽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无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后悉也。
臣前未奉使契丹时，已尝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为，惟治堤顺水为得计。及奉使往来河北，询于知水者，其说皆然，虽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愿且治恩、冀堤防为是。下情如此，谁为上通？臣既知其详，岂敢自默？伏乞圣慈特谕宰臣，使更审利害，速罢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选一二精干之臣与河北转运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并力修治，则今河之水，必不至为大患。且河水天灾，非人力可回，惟当顺导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难必之功，以为小人侥冀恩赏之资也。况功必不成，后悔无及者乎！臣言狂计愚，惟陛下裁择。
宋代的这群君子们就这样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引导整个黄河干流灌注六塔河，以此来回复故道，他们简直发疯了！以至于连在河北一线指挥工程的河北转运使都坐不住了
分大河之水不十分之三，滨水之民丧业者三万户，这是已经发生的灾难啊如此还不停手，朝堂诸公绝大多数像疯子一样就这么走上绝路啊
于是全河灌注，于是决口
别急，这才是第一次。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内，北宋在河北山东一线又发动两次回河，一共三回黄河，三回三爆，活脱脱就把河北这个北方第一雄镇给打爆了！
下文引自钱穆国史大纲
在回河上新党旧党没一个好东西
既开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顾临王孝先张景先唐义问陈佑之皆谓故道难复而孝先独叛其说
跟欧阳修一样属于极少数脑子清醒官僚的苏辙的无奈
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事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于近世
宋人对回河之争的总结
三回三爆对河北经济到底造成了怎样的破坏？
万一有警何以为计？看看童贯伐辽，我们就知道了万一有警无以为计
时人后来评价北宋靖康年间，智勇俱困，群臣无计
题外话，河北的彻底崩溃带来的流民潮为一直以来无法得到恢复得京西带来了人口，京西一代的经济在神宗之后很是发展了一下，不过这些河北流民可能天生就倒霉，又或者宋代统治阶级在扒黄河上独树一帜，最后还是逃不脱在京西河北山东再遭一回河的灾
还有经过不断的努力大宋终于在南宋时完成了百年夙愿，截断黄河北流，方法很简单，建炎二年杜充引黄河入淮，开七百年黄河夺淮入海之序幕
要知道淮南乃是北宋最富裕的地区啊
这么多奇葩的史料，让人怎么能相信你大宋丰亨豫大，人口破亿的裸奔牛皮啊
中国以贵族为中间统治力量的社会架构全面解体
那么用什么力量来填充这个中间结构？赵家选择了文人官僚。
但是，这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还是一个由上千万一盘散沙式的农民组成的一个农业国，贵族统治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是要承担两个重要的责任的，一是组织生产，二是一旦外敌入侵，他们是要承担守土责任的。而文人是不承担这两个义务的。他们所学习的知识和生产无关，所以生产他们组织不起来。要知道印度的婆罗门也是要自己给自己挣饭吃的，没有工作，也是要去种地的。
另一方面，文人集团因为不事生产，所以只能依附于政治经济集团或者生产组织之上。正因为这种依附性，使文人集团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上，绝对不会按照他们所标榜的道德准则行事。正因为文人集团没有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然没有节操。
看了网上一些历史评论基本上都是说到皮毛而已，很多都有失偏颇。说腐败，两汉后期以及后来的明清腐败的时期比这更狠，论帝王将相无能，貌似徽宗也算勤快，蔡京等人也就稍微横一点，并不怎么出格，至少在历史上这对帝相组合不算最差的，也就是个中等样子，论军队无战斗力，西军一直在打仗，提拔的军事将领也并不是酒囊饭袋，就这样整个虽然平庸但并不腐朽的政治朝代却昏招连出，直至被斩首亡国，那一定有内部更深处的原因。个人观点，其一，国防政策没及时调整，等金朝吞掉辽国后军事上已经完全压倒北宋了，而此时徽宗一朝基本上没有清醒认识，其二，楼主所说的在一系列文献后面隐藏得应该是北宋此时社会上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只不过史家简单的归于蔡京一党弄权，正因为小农经济破产，所以才无粮也招募不到良兵，这也就解释了关键时候号召天下勤王而随即又下令解散或退回原地的怪事，其三，自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再无勋贵集团，且更无内廷势力能对抗科举上来的官僚文人组织，导致这群人一直独大，虽有新旧党争，也就是师徒同僚等人内部之间的内斗而已，近亲繁殖同声相互提携的事一直闹到南宋末，朱太祖的大刀恐怕也是鉴于此而来的吧
两宋还是出了不少文人烈士的，真正文人无行的是被严重奴化的明朝。
文人集团整体是反动和落后的，个别优秀和进步的文人无法扭转文人集团祸国殃民的本质。
1.狄青有一次赴韩琦的宴会，妓女白牡丹为狄青斟酒，当场出言不逊，“劝斑儿一杯(狄青脸上有刺字)”，韩琦脸上挂不住，下令将白牡丹打了一顿。还有一次，狄青宴客的时候，邀请了一位文臣刘易，宴会上“优人以儒为戏”，刘易认为这是狄青授意的，勃然而起，摔碎了盘子，破口大骂，“黥卒敢尔？”闹到狄青还要给他陪不是的田地。
2.狄青的旧部焦用押兵路过定州，狄青请他喝酒。没想到焦用所押的卒徒状告焦用一路上管理混乱，克扣士兵供给。韩琦正在军中实行严打政策，立即擒拿焦用，准备诛杀以肃军纪。狄青为了拯救焦用，数次求见韩琦，韩琦根本不愿见他。最后狄青就在韩琦公署的门外阶下等着韩琦出来，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无奈韩琦看不起武人，轻蔑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然后韩琦当着狄青的面就将焦用给诛杀了。狄青见自己的爱将被诛，既震惊又愤怒，既屈辱又无奈，一时六神无主，不知所以，直到有人提醒他说：“狄总管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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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集团拼命打压武将，真到了生死关头，又有几个武将愿意为这样的朝廷卖命呢？
辩证法告诉我们，你有多轻视一样东西，那这个东西迟早会通过某种机制来报复你。
你看我发明了什么观点?这些东西都是已经讨论烂的好不好
只不过反面论点,因为各种原因嗓门大不起来罢了,你得自己花功夫去找才看得到
这个我都已经说过了,某些人意志坚强,有恃无恐的胡说八道照样有人捧
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国家之极盛也。(按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一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三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馀万，客户百三十馀万。
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馀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於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馀万。自贞观以后，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馀万也。汉武黩兵，人户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后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馀载，有户千二百二十馀万。大唐百三十馀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
你说这通典说得是不是说唐代因为户数隐漏导致户数比隋代少?
何忠礼就敢拿这个东西帮助洗它的户均口数啊
亡者仅限于贫弱户， 漏口者却遍及品官之家和富室巨贾。前面提到的 “丁皆出家， 兵悉入道” ， 当也是造成漏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唐人杜佑谓： “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 凡百三十八年， 可以比崇汉室， 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 所在隐漏之甚也。” 唐立国后 138 年， 正是玄宗天宝十四载 （755）， 那么在如此严重漏口的情况下（按： 唐前期逃户虽然也很严重，
但它对每户平均口数无影响，故此处暂却不论），该年唐朝户口又是如何呢？杜佑在此也作了记载， 当时有户 8914709， 有口52919309， 45 每户平均为 5.94 口。可见，在户口 “隐漏之甚” 的唐代， 每户平均尚有近六口。
这种不要脸的演绎逻辑直接跟杜佑混在一起瞎搞一气,弄得没看过通典的人还以为杜佑在说析户呢
开什么玩笑,通典里的漏户跟李心传的诡名漏口的漏指的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简直就是把读者当弱智耍阿
还理直气壮地战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於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於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调之法乎！
这能看出唐代析户比两汉更多?跟宋代那些诡名析户动辄几十来的一样多?能看出来那也是奇葩啊
能从唐代的户均看出可见，在户口 “隐漏之甚” 的唐代， 每户平均尚有近六口。得出唐代析户泛滥,简直是行为艺术
这完全裸奔啊
他就敢用这种演绎逻辑混着大多数人不去看得史料,诱导人们相信李心传和马端临都是,写一篇文章探讨为什么北宋户多口少,开篇就说大宋立国之初就发明了不统计人口的崭新治国方略,引了几千字就自己把自己搞昏头成了,哎呀,大宋的问题全在诡名漏口,析户多,完全忘了开篇自己说过什么的脑残
事实是,像下面这样的文章,地摊媒介推会一天到晚推给你么
唐宋变革论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曾征服了不少中国学者的心。我曾听有人说：几十年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唐宋变革论。我原先不太留意此说，近年听人说得多了，才对它有所了解。但此论却不能征服我，因为它的毛病太多太大。
唐宋变革说自日本学者提出后，又曾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人丰富发展，结果是更加混乱、庞杂。
首先，唐宋变革论究竟是指唐宋两个朝代呢？还是指唐宋之间（唐与宋比较）呢？说法不一。如果是指由唐至宋，中间还有个五代，总共差不多七百年，中国由西周到现今不过是四千年，一个变革搞了如此长时间，近乎笑话。
其次，所谓“近世”下限何在，不清楚。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唐宋变革究竟都包括哪些方面，不清楚。
最后，唐宋变革产生了哪些重要成果呢？不清楚。
不错，唐中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均田制瓦解。与之相联，租庸调被两税法取代，兵役制被募兵制取代。
这个变化确实很大，影响很深远，但对这一变化的评价却是令人深思的。有些中国学者对这一改变的评价过高：如说这是农奴的解放，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是经济关系划时代的飞跃等等。这些说法可信吗？我认为很明显，不可信。
就拿兵役制被募兵制取代来说，这一改变使得抓壮丁的事大为减少，被某些学者说得了不得，实际中国人由此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像的。军费开支占到财政总收支的十分之七以上，为了平衡财政，专卖禁榷大大扩展，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官员队伍空前膨胀（因为管军队的官多了，为军队敛财的人多了……）国穷民也穷……今天看，这一改变究竟是社会进步的飞跃还是误入迷途，恐怕是要重加考量的。
不是说此次改变没有积极成分，但其中那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恐怕不应一概而论。而且决不是都是积极的。
至于说此次改变产生了所谓“平民社会”，就更加不可信。首先，什么是“平民社会”？平民当家作主吗？谁都不会相信。讲平民社会，无非是有些平民获得了飞黄媵达的机会，不再受“门阀”观念的阻碍。这首先要“感谢”科举制度。然而科举制度创于隋朝，其发端则更早，我们是不是应把“变革”的上限再往前推呢？
不少人热衷于赞扬“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大约这也是“平民社会”的重要体现。但细读宋史即可知，很少有几项重大决策是由“士大夫”作出的，因为他们没有最终决策权，这颇像五十年代的“民主集中制”，一“集中”，“民主”往往就灰飞烟灭了。
有些学者吹嘘此次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农业生产力有多大提高？手工业有多大发展？经济有多大发展？似乎都没看到。至少我搞了三十年经济史研究，我是没有看到的。我只看到此后中国发展相对西欧越来越慢，最终落伍。
如果“唐宋变革”真的好得不得了，或许就不会有这种结果了
南宋人自己总结的已经很好了,完全不需要我们这些现代人再去发明什么了
十二曰: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外蕃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四○】,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剛甲,旋發赴緣邊,先用**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
庆历元年，续资治通鉴长编
臣嘗觀金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宻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宻所以多敗何以言之金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軍原注謂如兩丁一丁之類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或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宻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逺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宻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北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原注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弇心則無披膞之類是也非特此也金人軍行有車乘牛畜原注多係三五十人共一車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備水戰
建炎二年 上边事备御十策
己酉，宰執奏事，席益請諸軍所造馬黃弩改令造弓。詔從之。上曰：「弩但可守，戰則須弓。」朱勝非曰：「前者李橫、牛皋與金人戰，既勝之，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上曰：「無甲何以禦敵？今治兵所先者，器甲。而弓尤急也。」徐俯曰：「臣見張俊云：『近歲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今有甲士十萬，則無懼於強敵。」上曰：「俊隨朕久，士之帶甲者，俊練之也。」
绍兴三年，中兴小纪
绍兴四年，军器所言：“得旨，依御降式造甲。缘甲之式有四等，甲叶千八百二十五，表里磨锃。内披膊叶五百四，每叶重二钱六分；又甲身叶三百三十二，每叶重四钱七分；又腿裙鹘尾叶六百七十九，每叶重四钱五分；又兜鍪帘叶三百一十，每叶重二钱五分。并兜鍪一，杯子、眉子共一斤一两，皮线结头等重五斤十二两五钱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两。若甲叶一一依元领分两，如重轻差殊，即弃不用，虚费工材。乞以新式甲叶分两轻重通融，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诏勿过五十斤。三十二年，诏江东安抚司造木弩五千、箭五十万。宋史
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鋭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巳精矣原注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俊揚沂中王●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人陛下聖性精于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原注外域之兵自來以全裝衣甲禦敵中國甲士自來止有前後弇心副膞有皮笠子而無兠鍪故怯戰臣在河北嘗觀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排垜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装今日皆不堪用祁溝之敗恐由軍器不全）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曽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金於鎮江張俊獲於明州陳思恭邀撃於長橋去年金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其鋒諸將屢得勝至於呉玠累次大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绍兴七年 上邊事善後十策
知道吹得牛皮轰轰的甲叶千八百二十五重步人甲是怎么来的了吧?这是大宋吃了大亏,半个中国丢掉后,痛定思痛,从金人那里学来的
牲畜这个东西,宋初宋人嫌契丹夏州马毛齿赢瘠,这都是宋朝人自己的史料,后来嫌马太多废了一半官牧,到了王安石五十万贯养三万嫌太贵官牧全废,战马马种彻底完蛋,后来经济彻底崩溃,金人軍行有車乘牛畜,汉军,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连个搬运个盔甲的牛车都没有,打什么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