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江东小霸王孙策传 -- 赫克托尔

之前几次搬家，谁经手，谁带队，都有明确记载。如果朱治将家属送到吴景手里，并随吴景过江，吴景传中应该有明确记载，所以我认为朱治将家属接到钱塘去了，从钱塘到历阳出现了缺环。

我的观点跟你一样，吴景回来的早，赶上了第一次分蛋糕，江东三郡只能给孙策、朱治和吴景。孙贲来江东晚，错过了第一次分蛋糕，即使孙贲带了全部家当来投靠孙策，毕竟还是晚了。

不认同，夺取吴郡，朱治有一半以上功劳，甚至可以说朱治独力取得吴郡，孙策反而是来摘桃子的，代理太守是对朱治的既得利益的承认，即使孙策想赶走朱治也做不到，何况朱治很乖。关于朱治的地位，《朱治传》说他代理太守，《孙策传》则说他和另外5位并列为太守，我理解为孙策、吴景、李术得到了朝廷的正式认证，其他三位都是孙策任命的，没有朝廷认证，严格的说都是代理。吴郡固然有朱治、孙策两套班子，但是朱治也算天子脚下了，加上吴郡的富庶，朱治的地位和实力高于孙策之外的其他4太守。

我们的观点一样，孙策能让他们做太守，首先是对他们资历、功绩的承认，其次才是限制。承认是前提，否则也就没了限制一说。

孙策本传：

这明确讲了，孙策的母亲是从曲阿到的历阳，而不是从钱塘到历阳。比起这种明确记载，吴景传没有记载是不足以构成否定理由的。

而朱治的地位，其实就王子提出的孙策传也足以证明了：

除了朱治在这几个人里地位最低，王子从中还能找出把吴郡放在最后的理由吗？

孙策、吴景肯定在最前面，孙贲是三巨头之一，排名第三，孙辅第四是为了行文方便，指出庐陵郡是从孙贲的豫章郡分出来的，朱治只好排第五了。

如果这个排名是实力的排名，那么李术也该列进去。

建安二年王誧的那次认证没提到孙贲，是因为建安二年孙策尚未据有豫章，甚至孙贲可能尚未回归，不能证明孙贲后来的豫章太守没有认证。

孙贲有认证的证据在本传：建安十三年，使者刘隐奉诏拜贲为征虏将军，领郡如故；这个领郡如故就说明了孙贲在此前有认证。认证的时间我认为是在曹操“又为子章取贲女”的同时，按孙策传记载，恰好是孙策讨破刘勋，过定豫章，孙贲任豫章太守的时候。如此则孙贲的认证来的相当及时，比孙策吴景都要快呢。

这个排名当然不是简单的实力排名，而是地位的排名。我重点也并不在朱治究竟哪里弱上，我是想说明这么一个事实：孙策时代的六个实任太守里，朱治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简直不用解释了吧，朱治再怎么亲信也是外人，和孙家亲戚比不了。权力也是最小的，因为他的职权很大一部分被孙吴中心机构取代或控制了。当然从表象来看，他很可能看起来是地位最崇高的，权力最大的——譬如孙权以下的兄弟几个都是由他所察举——然而那不过是孙策或孙权借他发声而已。

李术不在排名里，我认为正好证明李术从来就不是孙家班的人。

另外恕我讲句不相干的评论，我觉得王子对中国中古的政治制度史不是十分熟悉，有时用不同时代的制度去解读问题，这恐怕会造成一些阅读印象有偏差。

之前我的兴趣在外国，特别是葱岭以西到罗马帝国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去年突发奇想重看《三国演义》，才试图探索一下中国历史，就从三国入手，浮皮潦草啃了一遍《三国志》。中国史料浩如烟海，研究的人多，高人自然多，孙策既是热门人物，在各路诸侯中也算冷门，就从他入手了。写之前我颇为忐忑，很担心挨砖头，不过还是厚着脸皮动笔了，既然动笔就别担心挨，就是这样。

彼此讨论进益而已，当然有一些能确定是王子犯了错的地方，我也是不惮于直接指出的。

我冒昧地批评王子这么一句，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不太能跟得上王子的思路了，这显然是因为有些基本的东西有差异。可以打个比方，王子一指：丑八怪！我一看，大美女啊，我都想不到王子为何会说是丑八怪，这就无法插话了嘛。

我觉得王子对中国中古制度不熟，是通过这里的讨论得出的印象，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还有些心得。当然嘛，我也是业余的，不能保证自己总是对的，这也是要老实承认的，不然显得太恬不知耻不是。

孙策一生中有两大疑团，就是匡琦之战和遇刺。据《陈登传》，广陵陈登将首府从距离长江不远广陵县，搬家到北部的射阳城——今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东偏北，目的很明显，就是怕遭到孙策的攻击。

《陈登传》说孙策两攻匡琦，《孙策传》没有对应记录，但也不能完全说没影，《孙策传》引《搜神记》记载，孙策正要渡江偷袭许昌，然而“天旱不雨，道涂(途)艰涩”，孙策难以行军，才让神棍于吉求雨。孙策说的“道涂”只能是广陵郡境内的邗沟，196年刘备与吴景在淮阴相持数月，互有胜负，双方也是为了打通、堵住邗沟。孙策要打通邗沟北上，必然与陈登发生冲突，如果存在两次匡琦之战，起因就在于孙策要偷袭许昌。

两次匡琦之战见于《陈登传》、《陈矫传》，第二次匡琦之战时，陈登派陈矫向曹操求援。战役过程我全文抄录如下：

孙策遣军攻登(陈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贼众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水人居陆，不能久处，必寻引去。登厉声曰：“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吾其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顺，克之必矣。”乃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望形势，知其可击。乃申令将士，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诣贼营，步骑钞其后。贼周章，方结陈，不得还船。登手执军鼓，纵兵乘之，贼遂大破，皆弃船迸走。登乘胜追奔，斩虏以万数。贼忿丧军，寻复大兴兵向登。登以兵不敌，使功曹陈矫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望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

第一次匡琦之战的过程，很有点《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空城计的味道，更像《文聘传》的记载的226年江夏防御战。当时曹丕刚死，曹叡继位，主少国疑，孙权亲自带兵攻打江夏，“时大雨，城栅崩坏，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补治”，面临危局，文聘“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孙策怀疑文聘有诈，“不敢攻而去”。

关于两次匡琦之战，简单地说，我认为不存在，原因如下：

1. 时间来不及。孙策死于建安五年四月四日(200-05-05)，孙策上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战事是年初(200-01-14)的沙羡大捷，间隔4个月不到，期间孙策与太史慈西征，在湖北省发动了麻保战役，再跑到长江口附近的射阳——匡琦一线发动新战事，时间过于局促。

2. 交通不畅。匡琦的位置不明，应该在射阳附近，邗沟岸边，孙策攻匡琦的目的是打通邗沟，孙军自然要走邗沟到匡琦。然而邗沟荒废已久，本就航道窄、水深浅，《搜神记》透露出当年春季久旱无雨，航道更不通畅，所以孙策很着急，让于吉求雨。要把3万以上军队送到匡琦城下极其困难。

3. 时机不对。自从197年曹操版朝廷派王誧册封孙策为明汉将军，孙策、曹操之间进入蜜月期，完成2次通婚。《孙策传》本传说：“建安五年(200)，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如果存在匡琦之战，只能是孙策“阴欲袭许，迎汉帝”的一部分。然而袭许的前提是袁绍、曹操在官渡相持。再看《武帝纪》的时间表，当年二月袁绍大举南下，进攻曹操的白马县，官渡之战的前哨战打响。曹操相继斩颜良、诛文丑，取得2次胜利，依然被迫收缩防线。曹军退到官渡与袁绍相持，在四月之后，然而孙策死于四月四日，与官渡之战的时间表冲突。

4. 孙军主将不对。《陈登传》说第二次匡琦之战的孙军主将是孙权，陈登军斩首1万，挤掉一半水份算5千首级，再按1:5的死伤比例，孙军出兵至少3万，超过西征黄祖的沙羡之战的兵力。此前孙权只坐镇过后方管后勤，宣城之战遭到山贼偷袭，靠周泰舍命奋战才涉险过关，暴露了孙权的军事短板。以孙策喜欢亲自领兵的习惯，以及孙策给孙权安排的成长路线是读书、举孝廉，结交士族，孙策几乎不能可能让孙权主持这么大的战事。《吴主孙权传》说，赤壁之战后，孙权、张昭乘胜两路北伐，孙权攻合肥，张昭攻当涂，《张昭传》则说张昭攻打的是匡琦城。我怀疑记载匡琦之战的《陈登传》引的《先贤行状》，将孙权、张昭在赤壁之战后的北伐，张冠李戴在陈登身上。

无论两次匡琦之战是否存在，孙策在麻保战役后，都将注意力从长江上游的黄祖、刘表，转移到正对着吴郡的广陵郡，图谋征服广陵，将国境向北推进到淮河一线，为此积极备战，让于吉求雨。陈登绝非被动挨打之人，反而“有吞灭江南之志”，加上他的从父陈瑀被孙策轰走，双方即使没进行热战，冷战也开始了。

正好，孙策喜欢轻身冒进。平定丹阳郡时，张纮劝过孙策：“夫主将乃筹谟之所自出，三军之所系命也，不宜轻脱，自敌小寇。愿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无令国内上下危惧。”通常史料会记载被劝者的反应，诸如“然之”、“从之”、“纳之”等等，史料没记载孙策的反应，很可能张纮碰了软钉子。

孙策与太史慈的神亭之战，也是一个例子，当时孙策身边有程普、黄盖等名将、勇士，依然相当惊险，孙策的头盔被太史慈抢走。

《虞翻传》记载了俩事，一个在正文中，说孙策喜欢驰骋游猎，虞翻劝谏道，您的才干勇略，汉高祖刘邦也赶不上。然而你微服私行，相关人员来不及做安保工作，正所谓“白龙鱼服”，龙变成鱼到处玩，也保不齐被渔民当作鱼捕获，你轻出微行可能会出事。孙策说你说得对，但是我闲呆着就闹心，喜欢出去遛弯散心。另一个故事在裴松之引的《吴书》中，说的相当惊险，全文抄录如下。

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翻(虞翻)相得山中。翻问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贼。”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牵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讨以来，吏卒无及翻者，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鸣之，部曲识声，小大皆出。

喜欢轻身犯险是孙策的天性，张纮、虞翻都劝过，孙策都要么不接受，要么找理由拒绝，总而言之，都是不接受，而且他的这一特点早已不是秘密，陈登不利用一下才怪。

陈登也的确在组织反孙策的地下活动，孙策西征黄祖、豫章期间，陈登向严白虎的旧部发放印绶，忽悠他们造反。孙策结束西征，来到广陵对面的当年刘繇出逃的出发地丹徒，运送粮食物资，准备北伐陈登。就在丹徒的一次狩猎中，孙策遭到许贡的门客袭击，孙策受致命伤。

孙策遇刺前，袁、曹已经决裂，曹操着手在与袁绍决战前肃清后顾之忧，打垮、驱逐了刘备。孙策同样在曹操的顾虑范围内，于是召集手下商讨如何对付他。郭嘉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於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於匹夫之手。”

这段记载是郭嘉最准、最神的预测，而且应验极快，如果一定要从《三国志》中找个半仙，一定是郭嘉，管辂都排不上号。要说预测，其实也不难，比如我就可以预测明天早晨太阳还会升起，今年奥巴马下课。但这种预测没用，大家都知道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根本算不上预测。郭嘉的预测最厉害的地方，还不是准确、应验快，而是它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曹操找大家开会，商量怎么对付孙策，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时效性。单看郭嘉的分析，务虚的色彩很浓，郭嘉说孙策轻而无备，必定死于匹夫之手，问题就在这，孙策何时死于匹夫之手？如果死于官渡之战后，曹操的黄花菜都凉了，这样的分析和预测对曹操没用，或者不符合开会的目的。郭嘉预测正确，并且在官渡决战前生效，解除了曹操的后顾之忧，几个要素具备，才成就了郭嘉的半仙。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孙策之死是曹操或其手下策划的，我很早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连三个刺客的名字都考证出来了。

我也认为孙策遇刺是曹操一伙策划，具体的项目负责人不是郭嘉、陈登，而是荀攸。曹操称荀彧为“吾之子房也。”子房是张良的字，其实荀彧更像萧何，长期为曹操看家、选拔人才、保障后勤。曹操真正的张良是荀攸，荀攸、郭嘉加入曹操集团的时间差不多，但荀攸的起点更高，展现才华也更早。郭嘉直到官渡之战前的灭吕布之战，才有些建树，逐渐重要起来。

荀攸的“奇策”前后12个，比出了6个奇策的陈平多一倍。而且荀攸“密有智防……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说白了就是嘴巴严，脑瓜子好使嘴巴又严，符合干脏活的基本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荀攸策划过刺杀、政变。董卓专权时，荀攸与种辑、伍琼、何颙等人策划刺杀董卓。未遂事发，何颙等人被杀，荀攸等人入狱，好在董卓被王允、吕布杀掉，荀攸才逃过一劫。曹操以忠臣面目出现，拥戴汉献帝到许昌，荀攸加入曹操集团，做了曹操的军师。当年跟着荀攸策划刺杀董卓的种辑，也在曹操手下当差。大约在建安4年底，种辑与车骑将军董承、豫州牧刘备等人合谋，打算杀曹操，史称“衣带诏事件”。建安五年春正月，东窗事发，种辑等人被夷灭三族，出逃在外的刘备也被曹操亲征打垮，投靠袁绍，从此成了曹操不共戴天的死敌。

连重兵护卫的董卓，荀攸都敢杀，而且荀攸的同党种辑又图谋杀曹操，何况喜欢微服私行的孙策，所以荀攸具备策划刺杀孙策的经验，在曹操的智囊团中，刺杀孙策项目组组长的最合适人选，就是荀攸。

孙策的遇刺，标志着孙吴集团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孙策临终让孙权接班，交代遗嘱。孙策、孙权的能力结构不同，在孙策看来，孙权显然不是个理想的接班人，但也找不出更好的。

孙策与其他五大太守，更像盟友关系，孙策充其量是集团最大股东，无论实力还是名分，对其他人都不具备压倒优势。孙权不是集团的下一代领导人，而是孙策这一股的继承人，能不能成为集团领导人，取决于孙权的意愿、能力和赢得多少其他股东的支持，不出孙策所料，孙策一死，庐江太守李术、坐镇乌程的定武中郎将孙暠造反了。

面对孙权可能无力接班，乃至集团解体、破产的黯淡前景，孙策又交代张昭：“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纮是北方徐州彭城人，在名士群体中享有很高威望，以至于北方名士不知真心还是假意，将孙策征服江东，归功于张昭，张昭还因此怕孙策吃醋。然而换个角度看，张昭是孙吴集团与朝廷之间的最佳话事人，万一孙吴集团破产，就由张昭带着孙权等人前往北方投靠曹操或袁绍，就像后来鲁肃说的：“今肃(鲁肃)迎操(曹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就是说，趁着孙曹两家还没翻脸，由张昭牵头带领孙家投降，孙权以下孙家成员在曹操、袁绍手下混个太守级别的官当，还是很轻松的。有孙策的遗嘱，在赤壁之前的论战中，张昭力主投降，不完全是出于私利，“各顾妻子，挟持私虑”，而是确实看空战争前景，按孙策的既定方针选择投降，孙权对此也无可奈何，靠实力派周瑜的武力支持，孙权才拔刀砍桌子，吹胡子瞪眼强行定了抗战的调子。

孙策有一个儿子孙绍，女儿的数量不详，陆逊娶了孙策的女儿，未来丞相顾雍的长子顾邵、朱治的次子朱纪，俩人相继娶了孙策的一个女儿，这俩姑娘可能是同一个人。孙策的妻妾中有据可查只有大乔或大桥，但是从孙策娶大乔到孙策死，不足1年，正常情况下只能生一个孩子，更可能一个没生。孙权对孙策有些凉薄，不给帝号，只追封为长沙桓王。孙权有他的现实考虑，孙策有儿子孙绍，如果给孙策帝号，吴帝国的法统和未来的继承，就出现了争议。相比之下，司马家没这个问题，司马师无子，司马昭一系追封司马师为景帝，毫无压力。

对孙策的评价，我完全赞同陈寿：

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

全文完

"权内养于宫...及八九岁...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

孙权在凌统的儿子凌烈八九岁的时候,就"还其故兵".可以看出孙吴领兵制度的一个特点:领兵是一种世袭权利的继承,并不一定要负有实际的作战的责任.类似的例子在吕蒙传中也可以找到.

授兵制始于孙策时代，这是因为孙策的创业过程中，还有其他有原始股份的股东。孙策尽管打下了基业，但于情于理，这部分原始股他是不能动的。但从军政角度说，兵制又不能不统一，所以孙策的兵制只好采用了比较原始的以将领兵，兵随将转的制度。

孙策尽管不能改变既成事实，但不代表孙策对此毫无对策。孙策的对策就是积极拓展实力来摊薄原始股收益，限制其增值。孙策对豪强大族下手凶狠，表面是因为他们对抗孙策，深层原因则是孙策需要他们手里的人口资源。汉朝时与现在不同，南方属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人口不稠密，而豪强实力相对发达。如果孙策不能从豪强手里把人口夺出来，不仅他的事业无法发展，就连他的地位，也未必能保证。

但对豪强的打压毕竟是有限度的，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孙策不可能完全消灭豪强这一阶级。所以孙策的目光主要投向北方中原，而不是西方的荆州，因为荆州同属南方，在人口上与扬州有相类似的问题。不过孙策在执行计划前遇刺而死，孙策之死造成了孙吴国策上一系列根本变化。

孙权意外即位，面对的是巨大的挑战，不过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孙策到孙权的权力传承过程，必然需要得到孙吴集团内部各头面人物的首肯。也就是说，孙权的权力基础形式上大概比孙策还要稳固一些——孙策的领袖地位，很可能没有通过一系列仪式来确认。譬如周瑜传记载：

应该说“诸将宾客为礼尚简”是孙策时代遗留的习惯，而不是“诸将宾客”们对孙权有意轻视，而周瑜的“执臣节”却是孙策时所未做的。如果说孙策的带头地位是其个人能力所致，只能算是领袖；那么对孙策将领袖地位私相授受给孙权这一行为予以默认的孙吴大员们，实际就已经承认了孙策孙权一系为主君了。

孙权有了这样较为有利的地位，便对兵制做了一些改革，如吕蒙传记载：

“小将兵少”并不是孙权进行裁撤主要的原因，孙权自己也任命了一部分兵少的小将，比如徐盛：

选择“小将”开刀，不过是因为他们地位较低，做起来阻力较小。而且这部分“小将”的兵力，显然不来自于孙氏的授予，而是孙策创业时期的遗留问题。

但孙权的执行也不是很坚决，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单从“小将”们下手并不能根本改变兵制。孙权的判定标准主要放在了“用薄”上，因为孙吴士兵的给养装备是由领兵将领自行解决的，“用薄”显然会极大影响所部战斗力。吕蒙通过借贷的方式骗过了孙权，甚至还被增了兵，但可以想见部队被合并的“小将”们应该不少。

直到建号之前，孙权类似的行为做过不止一次。同样是吕蒙传的记载：

这里的“时”是建安十四年曹仁从荆州败退之后，吕蒙任偏将军，从军号看已经与周瑜、程普等元老宿将在同一级别。成、宋、徐三将史书无载，但从可以与吕蒙相提并论来看，恐怕不是“小将”。吕蒙坚决保护这三位将领子弟的继承权，主观上应该有他自己有过类似经历，能感同身受的原因；但客观上应该也有他作为统兵将领中的一员，兔死狐悲，要维护本阶层利益的因素。

但吕蒙的反对成功，不过是特例，这一时期有更多统兵大将的部队被合并的例子，如黄盖、孙瑜的部队并于孙皎；甘宁的部队并于潘璋；其实吕蒙自己，也接收了鲁肃的部队。

这里又涉及到孙吴的兵户制和奉邑制。周瑜、鲁肃、吕蒙三个人之间是有传承的：孙吴在长江上游的军事负责人；所率部队；下隽、汉昌、刘阳、州陵四县奉邑。因前任故去而任命新任，是正常的人事安排；但所率部队即奉邑也跟着转交，这就说明一定问题了。

孙吴和曹魏类似，也实行世兵制，即“一代当兵，代代当兵”。士兵家庭即“兵户”，兵户不仅成年男性要参加作战，兵户的女性也要与其他兵户婚配以繁衍人口。但孙吴与曹魏不同的是曹魏的兵户（曹魏称为士家）家属不随军，所谓“人役居户，各在一方”，相应的，士兵可以休假探亲；而孙吴的兵户家属是随军就近屯垦的，孙权就此批评曹操“离间人骨肉”。这两种制度在伦理上的优劣于此不做评论，但孙吴这种家属随军就近的制度造成了孙吴将领可以很容易拉上部队叛逃。譬如韩当子韩综：

这种成建制的叛逃在曹魏是罕见的。

周瑜、鲁肃、吕蒙等人先后屯驻荆州，其统属部队及奉邑也随之流转，显然是因为这些部队家属主要安排在其奉邑四县。比起大规模调动人口，变更将领和士兵的统属关系以及奉邑要方便得多了。类似的还有吕范，领彭泽太守时，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领丹杨太守时就转以溧阳、怀安、宁国为奉邑了，可以猜测吕范的部队也是随之改变了的。

孙权的再一次改变，是从袭杀关羽到夷陵之战期间，期间吕蒙病故。周瑜鲁肃吕蒙这三个人，居上游之要，手握重兵，实际是各自时期中孙吴军队的首要人物，三国演义里归纳性的给了他们大都督的称号。这三个人都是江北人，孙家虽然出身江东，但孙坚转战南北，待到孙策渡江时，依靠的主要势力是江北淮泗集团，江东大族反而是斗争的对象了。从孙吴军队高级将领的安排及籍贯看，孙氏在军事上对江东大族不信任，更多的依靠江北人是很明显的。但吕蒙谋划袭击荆州时已经有病在身：

这里吕蒙推荐了陆逊接替他的职务，这固然有为迷惑关羽的战略考虑，但吕蒙对陆逊能力的认可显然是前提条件。可在袭杀关羽之后，吕蒙临终之时，孙权居然又问了一遍：

由陆逊接任吕蒙，这时不仅是吕蒙的建议，而是在袭杀关羽之前就已经部分落实了的。但孙权居然又问了一遍，吕蒙就改变了人选，这恐怕是因为孙权对陆逊不满意，而吕蒙也明知这一点。陆逊出身吴郡陆氏，作为江东大族，孙权把上游重兵交付在他手里显然是不会十分放心的。朱然虽然也是江东出身，但其家族和本人都与孙权关系非常密切，是孙权能够接受的人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本人才刚刚得到来自汉朝廷的假节，不到一年就假朱然节，这是孙吴集团继孙辅、步骘、孙权本人后的第四个节，很可能也是来自于孙吴集团自身的第一个，可见孙权对朱然的信任。

吊诡的是，一年之后面对刘备的攻击，孙权却再次起用了陆逊，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等人迎战。我认为陆逊本人才能上的优越性不足以解释这个安排，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军中影响力的问题。

这个判断乍一看大概与史书记载是大相径庭的，因为陆逊本传的记载，陆逊恰恰不能服众：

但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有点站不住脚：陆逊所督众将里算得上“孙策时旧将”的只有韩当一人而已，而韩当这个人从记载看，是不太计较名位的；至于“公室贵戚”，陆逊自己就是孙策的女婿。与三国演义渲染的大众印象不同，陆逊就任大都督时，已经三十九岁了，这在现在也不能说是年轻人。他遭到如此广泛的抵制，与其说是资历太低，倒像是惯于垄断高级军权的江北人对他上位的一种反动。

另外还有一点经常被忽视的，孙吴兵户并非全部分给将领，实际领兵户最多的正是孙吴首脑。譬如后来孙皓为加强孙氏统治，一下封了是一个王，每王三千人，一下就是三万三千人，孙吴将领统兵数量还没有能达到这个级别的。用于迎击刘备的五万人，和当年周瑜迎击曹操的三万人类似，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孙权亲自拨给的。夷陵之战距孙策渡江接近三十年，军队中的中低层将领必然已经江东化，朱然在江东世族中的号召力显然比不上陆逊。

孙权再次调整了政策，外因是在夷陵之战中击退刘备，三国鼎立之势已成，由于孙吴最终占据了荆州并与蜀汉达成同盟，大大减轻了军事上的压力；内因则是孙权亟需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并最终称帝，江北人在军中的势力经过三十年的削弱，也不再足以威胁到孙权；这时江东世族坐大就成为问题了。一方面以提拔陆逊为标志，孙权与江东世族达成一定妥协；另一方面允许领兵世袭，以保障江北人在孙吴的政治势力，从而制衡江东世族。查考孙吴各传，领兵世袭的记录大抵都在孙权建号黄武，也就是夷陵之战同年之后。

关于增、授的问题大人们完全都弄错了

无论是卸甲大人还是赫克托尔大人都不了解中国

大家都在研究增、授的区别，偏偏忘记了这里后面的“兵”指的并不是人

说的是武器，即兵器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武器和士兵都是分开的

任何大人都可以聚众，找人相对容易，但是制造兵器相对就困难得多了

特别是那么多兵器

士兵没有兵器是没有战斗力的，古代的皇上根本不怕下面的大人们聚众，哪怕有十万人，只要没有兵器，都是无法造反的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是说的兵器全部上收到国库了，战马全部放去吃草了

总之就是和士兵分开了，这样的士兵是没有战斗力的，即使将军还在也是没有战斗力的

授兵（兵器）说的是发放武器给士兵，兵器从无到有，这个时候士兵有了武器，就有了战斗力，皇上为了防止领兵（士兵）的将军造反，会给他好处的。

原文说："齐性奢绮，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

大人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有认真看原文，就直接说：可见孙吴军队连装备都不统一

也就是说大人在内心把兵当做兵器了，可是前面闭着眼睛说兵是士兵~~O(∩_∩)O~~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大人认为兵甲是一个词，器械是另外一词，而实际是：

这个“兵甲器械”是四个词，兵、甲、器、械

弄清了这个，大人就不会动不动就直接说这样的话了：周瑜只有一个授兵二千的记载，当然这可能是史书失载；

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就直接说史书记载不对？

从此也可以看出这个大人是没有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高中教育的。

我国高中是要求看得懂文言文，文言文是字词意思是要按照那个时代的意思来解释的，具体的可以参考《古汉语词典》等中学教材

兵的含义是什么？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荀子·议兵》

一心上洛，功亏一篑。之所以功业犹存，不得不说是兄终弟及的好处！

孙吴集团的部分军队和奉邑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我认为并非将领管理的全部资源（除了军队、奉邑还有位号）世袭，事实上大部分主要将领尤其是原从的大股东死后，其主要资源都由集团中央转拨给其它将领，如周瑜－鲁肃－吕蒙的先后接替，都是后任都督接管了前任的军队和奉邑，其子孙所领者相当有限（但是一定有一些继承，“肃遗腹子淑既壮，濡须督张承谓终当到至。”）

而比这更早的其实是孙翊接替吴景，“（建安）八年，景卒官，子奋授兵为将，封新亭侯”，然后“建安八年，（孙翊）以偏将军领丹杨太守，时年二十。”

吴景去世之后，孙权火线提拔弟弟孙翊做偏将军、太守（周瑜是直到赤壁之战之后才获得偏将军、实任太守的，孙翊20岁就获得这样的高位，仅仅是因为他是领袖的弟弟而已），这也是我考虑 集团对将领可能的“定编”的原因之一，应该是高阶资源属于中央调配，不可能全部都世袭（孙贲的儿子孙邻9岁就接任豫章太守，已经是中央对孙贲系非常大的让步了）；而所有将领都有一定数量可世袭的军队和奉邑，但我不确定这一制度何时确立

以孙河为例，甚至有可能转到旁支和外姓人那里去

孙韶字公礼。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吴人也。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列之属籍，后为将军，屯京城。

吴书曰：河，坚族子也，出后姑俞氏，后复姓为孙。河质性忠直，讷言敏行，有气幹，能服勤。少从坚征讨，常为前驱，后领左右兵，典知内事，待以腹心之任。又从策平定吴、会，从权讨李术，术破，拜威寇中郎将，领庐江太守。

孙河被害的时候（204年），已经有：长子助，曲阿长。次子谊，海盐长。并早卒，三子孙桓7岁；因此军队和奉邑给了侄子孙韶：“韶年十七，收河馀众，缮治京城，起楼橹.......即拜承烈校尉，统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县，自置长吏，一如河旧。”

这里有个断句、理解的问题，我认同网上的一个说法：孙河本来是孙坚的“族子”（远房侄子），过继给姑姑，改姓俞；后来姑姑家有了后人，孙河于是又改回姓孙（复姓为孙）。被赐姓的是孙韶，他是俞氏的人，因为孙河曾经入继俞家，所以他要称孙河为伯父（孙韶其实是孙河姑姑的孙子），然后孙策赐俞韶姓孙

按这个理解，孙河的主要股份（孙河也算是孙氏集团的小股东之一）都归了侄子孙韶（孙韶干得很好），三子孙桓最初走的文化路线“博学强记，能论议应对，权常称为宗室颜渊”，直到夺取荆州和之后夷陵之战，孙桓立功（桓投刀奋命，与逊戮力，备遂败走。桓斩上（兜）道，截其径要。备逾山越险，仅乃得免，忿恚叹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才恢复了高级武官的“股份”

兵既可以是士兵，也可以是兵器，这两个义项在三国时都是存在的，汉语有多义词这个事情我想不必再争一争了吧。

随便找一条史书里关于增授兵的记载，比如全琮传：“……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给的是“人”还是“武器”不是很明显的吗？

就您引用的贺齐传，也能证明孙权给的并非武器，贺齐的军事装备特别优良，是因为“齐性奢绮，尤好军事”，他自己特制的。如果是孙权统一发放的，那精良装备为什么都给了贺齐呢？

您回我的另一个帖子我也看到了，我在那边已经回应过类似的诘问，我的回应是拉偏架就没意思了。我回应F大师的态度是不友善，原因是F大师自己就一贯是那种阴阳怪气的语气。我仍然把问过别人的问题再问您一遍，F大师摸得，我摸不得？尽管您对我的观感我更改不了，但我也不认为您有必要追到这来把对我的诘问放在标题上。我并不认为您是不辨是非的人，因此请您不要在这就别的话题回复了，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和我讨论态度问题，我可以到那个帖子去和您讨论。

我所理解的世袭制度，就是某种权限因血缘关系而传承，既然叫制度，这种传承应该是一种常态，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应该是默认的。汉朝可以世袭的权限，从史书来看，财产、爵位可以世袭，官职是不能世袭的，这个制度基本延续到了清朝。

如环宇先生的例子，孙韶继承的是“统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县，自置长吏”，所谓“一如河旧”；而孙韶没继承到的是孙河的军号、官职。如果将“河部曲”理解为孙河的私家财产，“食曲阿、丹徒二县，自置长吏”理解为孙河的爵位，那么这种继承与汉朝的成例是一致的。

直接回答环宇先生的问题，我认为孙吴世袭制度与汉朝并没有什么不同，奉邑、官职、军号，都不可以世袭，例证很多。而世袭的人选，必然是子弟优先，如周瑜鲁肃吕蒙的传承肯定不能叫世袭，孙韶接管孙河旧部，我也不认为是世袭。因为从史书记载来看，孙韶对孙河旧部的统管，形式上是需要孙权重新授权的。

孙吴与汉朝看起来有些不同之处，我认为不在世袭制度上，而在领兵制度上。孙吴允许将领将一定数量的部队私产化，从而领兵世袭，相当于财产继承，本质上与汉朝没有矛盾。而部队私产化的情况，我认为早在孙策渡江时就存在，因为孙策渡江集团本质上就是各家私兵联军。只不过孙权的态度由早期的限制为主变成了后期的一定程度上默许甚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