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戚本禹回忆录》 -- bshu

我帖子里写的不准确。彭传里面说告别时毛问彭，“你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我说要斗少奇同志，是参加高饶同盟了吧”。彭后来写信申辩不记得讲过这样的话，即便讲过，也跟高饶无关。这是1965年9月23日的事情，毛已经决定要倒刘了。

戚老回忆录第680页，提到关锋两个判断，1,抓王关戚主要是总理搞的。2,70年后，全国大抓516分子，许多造反派被抓捕镇压，总理应复主要责任。

戚老同意第二点，不同意第一点。关说他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新浪博客超级工程一览1月份的一篇博文，第一句话:wg的一切迷雾，掩盖在对总理的神话宣传之下…

这种分析不是个别的，孤立的

那就需要一个主席一直在支持冒进的前提，否则，对立面都不知道是谁。

但主席是党内纠左第一人，主席开始纠左的时候，彭总可没见有什么支持声援之举。庐山会议本身是主席纠左努力的延续，彭总在这个会议上反左本身是顺着主席主导的方向，而不是反对这个方向的，所以纠左纠下去也不可能产生对主席权威的威胁。

当然，彭总的反左，明着一面是对一线领导人浮夸、冒进的不满，要追究责任，但暗里确实隐含着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否定，这确实有些路线斗争的意思，不过这离开威胁主席的领导权还差得远呢。

所以，我的看法是，彭总给主席写信的直接目的是想争取主席支持打倒刘和一批刘系统的一线领导人，如果他想倒主席，他就没有理由给主席写信去打草惊蛇；他的间接目的是，如果第一步能顺利实施，那就通过反左否定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进而改变路线，窥视神器起码在当时不会是彭总的目的。实际上，以十大元帅十大将的山头分布，彭总除了黄克诚是拉不到什么人的，而且即使是黄克诚也应该是不会支持彭总有非分之心的。

与庄王的观点不同，俺读的史料越多，越是感觉个人品质与主观愿望，并不是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甚至好人，好心，往往造成更坏的结果，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说的圣母婊。

在俺看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应该是古今中外，品质最高的一群人，因此，俺只是否定彭，刘等人的政治方面，却并不否定这些人的品质，即使如花帅，俺也很敬佩。

尽管党内斗争很残酷，但中共内部的阴谋并不多，所以，反毛的人污蔑毛是阴谋家，固然是胡说八道，信奉毛的人，说其他领导人是阴谋家，也有失偏颇。

彭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还是为国为民，这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行为会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造成怎样的结果。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胜王败寇是衡量军事家的根本标准，而衡量政治的标准，则是长期性的胜利与失败，因此，一时一地的失败并不重要，关键是个长期的胜利与发展。

胜利的根本，是人的胜利，而不是事的胜利，发展的根本，是人的发展，而不是物的发展，但大多数人都只关注事物的胜利发展，而忽略人的胜利发展，可以说，这是其他领导人在认识层面，与毛的根本区别，而在利益方面，其他领导人着重于局部的既得利益，而毛则更看重整体性的共同利益。

周总理就被说成是事务主义，对此，总理并不以为意，说毛主席考虑战略路线，我们只需将事情做好就行了。

所以说，周总理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伟大主要源自毛的光辉，根本的原因就是周缺少独立性，正如毛主席对周的评价，总理宁犯路线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但因此否定周，就大错特错了，在人类历史上，像周这样的政治人物，是十分罕见的。

真正独立是极难实现的，独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陷入孤立，因此，独立必须是开放的独立，共同的独立，正如毛所说的，政治就是将支持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将支持敌人的人，搞的少少的。

但是，振臂一呼，就从者云集，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治的核心就是独树一帜，引领胜利，引领发展。

在俺看来，政治实质就是群体人际关系，和群体人心向背，具体表现为独立，制衡，统一，共同。

即使只有几个人，人际关系与人心向背也是极为复杂的，广泛的群体人际关系，和群体人际关系，更是复杂，衡量的根本标准，只有两条，一是不断的胜利，二是持续的发展。

但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实现不断的胜利，和持续的发展，所以衡量政治人物并不能盖棺定论，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否定又否定的。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以人为根本的胜利发展，才能延续的更久，以事物为根本的胜利发展，则来的快，走的也快。

就如俗语说的，家有钱财万贯，不如手艺随身。曾经的西班牙在南美强了很多金银，但致力于工业发展的英国，却强盛了几百年。

现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偏重于物质，人发展，也就是人的专业化，职业化则远远落后于物质财富的发展。

在俺看来，毛是彻底的人本主义者，而人的根本就是能动性，唯物论只是为人的能动性服务的基础和手段。

物质财富促进了人的良性能动性，那么，这些物质财富就是有意义的，否则，物质财富不过是人的枷锁与祸源而已。现在关于资源诅咒的说法，就是如此。

文革开始后，美国问了张国焘的看法，张说毛主要不是为了权力斗争，而主要是基于哲学方面的考虑，这应该是对文革实质最接近的观点。

是偏重于事物，偏重于局部的既得利益，还是偏重于人的能动性，偏重于整体性的共同利益，是其他领导人与毛在认识方面，和利益路线方面的根本区别。

革命年代，人的能动性，整体性的共同利益最重要，因此，领袖与干部才能相得益彰，革命成功以后，领导干部就必然会着重具体事物，着重局部的既得利益，作为领袖的毛，就会被不约而同的架空。

不约而同不是阴谋，却远远胜过任何阴谋，因此，国内的大多数官僚干部的不约而同，外部的苏联的有意针对，就是毛两大根本威胁。作为军队实际二把手的彭，不坚决站在毛的一边，反而借着军队反教条清除异己，与文官，与外国，没有划清界限，见到毛犯了错误，就意气用事，想要将延安整风的受的气找回来。

对于彭，在个人品德和军事方面，俺还是很敬佩的，但在政治方面，俺却极为痛心，他不懂政治，又参合政治，还特别意气用事，不但害了自己，更害了国家。

建国后，毛受到了党内三次挑战，第一次就是彭，根本就是军队领导权，第二次则是刘，主要是三年灾害的评价，第三次则是林，表面上是国家主席的废立，实际则是林彪想要与右派官僚集团联合。

刘反对毛，毕竟还下乡考察了一个多月，认为自己占到了真理的一边，而彭刚从国外回来，据张爱萍的回忆录讲，张对彭讲了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些情况，也许，彭自己也看到了一些情况。总体而言，彭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考察，因此，彭给毛的那封信，与其说是为国为民，不如说是与毛的意气之争，根源就是延安整风。

彭给毛写信，主要是意气之争，毛将信公开，则主要是阳谋，目的就是要将彭拿下，根本的原因不是这封信，而是彭在政治上与毛的七分不合作，毛必须要控制枪杆子。

可以说，任何最高领导人，都不会允许军权旁落，都不放心彭这样的人存在，毛拿下彭是十分正确的，错误的是方式和影响，影响到了国家的根本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因为作者在四川种实验田的原因，没有上庐山，所以回忆录里没有明确写出庐山上事件发生原委，只有一些转述，觉得挺遗憾的，这件事情一直都是个谜团，没有太清楚的说法。

楼下铸剑兄的说法，有部分我是有些不太认同的，铸剑兄用了一些当事人的言语来推断，那我也来说说自己的看法。铸剑兄分析说彭总反对的顺序是毛周刘，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要说彭总这个人，谁也看不上，他对总理也是敢骂狗婆的，但要说彭总反对主席，除非彭总膨胀到极点了才这么蠢，早不反晚不反，就在这个关口反主席？凭什么？就因为主席在大跃进也负有一定责任，不是一贯正确，还是觉得主席老了，不行了，就动心思了？彭总不会这么简单粗暴吧?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万言书，无论怎么说，万言书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万言书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可以猜测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构思。主席是本来准备散会下山了的，如果说万言书针对的是主席，那他把万言书印发给所有与会人员，这算怎么回事？同时彭总在万言书印发以后不是还埋怨主席不该印发么？这怎么解释？如果万言书冲着主席来的，这么事情都解释不通吧，既然对领导又意见，写了一封针对领导的信，又给了领导了，那就两种情况，第一，是私下跟领导说话，好心指出领导的错误，领导不领情，不认错，发出来让单位的同志们讨论；第二，就是信的内容就是跟领导杠上了，然后领导发出来讨论，彭总总不会天真到认为都已经直接给了主席一封信，跟主席杠上了，然后还能私底下搞小动作吧？主席能安稳的容得下他的布置？反正无论怎么说，如果是真的冲着主席来的，他的万言书一上去，他就得做好和主席摊牌的准备，而不是天真的埋怨说主席不该公开什麽的，这个太不合常理。

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万言书的内容，其实就是向主席告某些人的状的，是跟密折同样性质的东西，针对的是某些人，彭总埋怨的是，”特么我私下向老毛你告状，要把某人撸下去，你特么怎么把这东西给公开了，你要我怎么混“，但既然万言书已经公开，讨论的东西就有点变味了，反正都已经刚上了，彭总的蛮性上来了，矛盾也已经公开了，有些话就能解释的通了。比如刘说的，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意思不是很明显？比如貌似是朱老总说“主席还在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的了你”这话，不也是这样？至于说跟张闻天还有几个秀才开会密议之类的，这个也能解释的了了，说毛主席是晚年钢叔，甚至连晚年钢叔都不如，意思不就是说老糊涂了，忠奸不分，良莠不辨。内结张闻天，外结苏援，任谁都会觉得彭总到万一主席去世，他就要有内外联动以防不测的举动吧？真到那时候，你看他们这组队，不活脱脱党政军都有人了吗？被扣上结党的帽子，还真是不冤。另外，隔壁毛熊的教训不远，看看赫鲁晓夫怎么翻盘的，怎么把钢叔指定的继承人搞下去的，关键词，朱可夫！至于为什么会开成了反右，有可能是万言书里指责的当时主事的人太左，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自己给的解决方案是搞分田分地。也就是给出的解决路线是右倾私有化。所以后来会议开成了一个是批彭，另一个是批右。

这个事情资料太少，很多都只能推测，但也可以仔细想想不对头的地方，假如说万言书针对的是主席，主席又印发给了与会人员，按说在当时就不是什么特别保密的事情，那么在前些年非毛化那么厉害的时刻，怎么没有流传出万言书的内容？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咱们这些人，都没人直到万言书到底写了什么，这简直不可思议，难道说是给主席保密？为尊者讳？另外caoban河友写过一篇帖子，说了一句话，大意是，现在官方描绘的庐山事件，就像是一个昏君，带着一帮被昏君愚弄的傻瓜，打倒了一个忠臣。问题是这事件真有这么简单吗？这真要是这样，把万言书亮出来看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至于为什么拿下彭总，我觉得是，既然社团的重要实权派人物彭总和社团的接班明刀明枪的杠上了，主席对某人还没有失望，还是信任其作为接班人的，为了维护社团团结，也为了维护接班人的地位，同时为了避免出现中国的朱可夫，才把彭总撸下去的，但其实也没对他怎么样，不过就是去职。

还有一些只言片语，比如文革前期主席对彭总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个真理总不可能是说“老彭啊，你的包产到户是对的，真理可能在你那边”吧？合理的解释，我认为是“老彭啊，你当年说的那个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靠不住，看来你当年的万言书说的是对的啊！”

他首先是冒进第一人，其次才是纠左第一人。

此前的反反冒进，他能让刘周公开检讨，如今纠左了，就没有个大员公开检讨，两边待遇差别之显著，谁是心头肉还用问吗？

“左”就好比自己的儿子，自己打得骂得，别人打骂那可不行，这我觉得就是毛纠左时的心态。他想纠左，但又不想搞到“反右”那种轰轰烈烈的程度，他很清楚，TG当时运动一起来就容易一条道跑到黑，直接跑偏。毛希望“左”而有度，既有左的热情，又没有左的冒进，他觉得自己把握很到位，遗憾的是他的感觉欺骗了他。杨尚昆的回忆录就说，即使当时没有彭的事情出来，纠左注定也做不下去，60年的困难时期已经躲不过去了

上海会议，彭直接顶撞毛，“你不是一直在挂帅嘛”，毛大发了一顿怒火，可见他的一线位置不可动摇

你这里的彭第一步，第二步，好像你手里有彭的作战计划书五七一工程纪要似的，无非是诛心而已

年写给主席的八万言长信。

当然，来源不同，说法各异，网上把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的信叫万言书的也很多。

这信是一名政治局委员写给党中央主席的工作信件，里面也没有不能公开的秘密，印发大会，于情于理，都是合乎程序、合乎规则的。

彭总本人，对印发大会，也是有所期待的。

从现有材料看，完全不能支撑。

主席是7月14日收到彭总来信的。

7月16日，主席将信印发大会。

同一天，年谱还有如下记载：

1、改变会议分组方法，除了“以广见闻”的理由外，是否还有脱离本大区、畅所欲言的考虑？

2、通知留守北京的彭真、黄克诚等上山参加“最后一期会议”。换一句话，此时根本没打算开中央全会。

3、晚上，开常委会，此时，主席的主导思想还是“纠左”：“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向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这可是常委开会。

4、17日下午，和秀才们谈话，共进晚餐。完全看不到要扭转会议方向的迹象。

5、7月20日早上和杨尚昆谈话，主席提的：准备和“左派”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听各方面意见。

晚上，召集协作区主任开会，主席讲“不要怕别人批评”，李井泉、柯庆施等表示反对“纠左”，柯认为彭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从杨尚昆、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等人表现看，彭信印发大会讨论，给“左边”的压力很大，把压力转移传导主席身上，是扭转不利的招数，毕竟，彭的身份、地位，不是柯、李这两位58年才新进政治局的可以抗衡的。

21日，张闻天长篇讲话，其中提到：重点要从思想作风、思想方法上找原因。这和彭信的“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会让不少人担心的。

在历史分析方面，狐狸兄是考据派，而俺则算是贯通派，说穿了就是大历史观，主张现在决定过去，过去决定将来，将来决定现在，将过去，现在，将来，贯通起来。

人类最大的事实，就是永远生活与现在，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历史的真相，不过是现在的影像而已。历史上的人事物，其价值不在于真相如何，而在于对现在，对将来的影响。

毛已经去世四十年了，仍然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影响着中国的命运，根本原因不在于四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在于毛对于现在，对于将来的巨大影响。

一个人去世四十年，还能影响人口最多的大国，间接影响世界，无论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这个人都是极为成功的，那些疯狂反毛的人，其言行的本身，就证明了毛的伟大。

这些年，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政治小说影视都很流行，《甄嬛传》,《琅琊榜》，《权力的游戏》，《英雄志》等等，核心都是政治斗争，在网上，政治话题也是经久不衰。

但是，政治权斗题材的流行，主要是作为小人物的读者，追求权力精英的代入快感，这与以前流行的才子佳人类的题材，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是为了心志愉悦，至于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民众是不会费心费力去真正关心的。

如果，民众基本明白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大多就会敬佩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最真实的哲学王——毛主席。

俺这个人比较另类，相对感官愉悦，心志愉悦，更偏重精神愉悦，反复琢磨人事物背后的息息相关的联系性，和生生不息的能动性。

以前曾随手写了一个帖子，谈了一下琅琊榜，现在借着这个政治话题，在扯一些。

琅琊榜的主线，根源于皇帝与被杀太子的路线之争，皇帝要君主专制，原太子要君臣共治，皇帝灭了太子和赤焰军，漏网的赤焰军少帅，谋求政治平反。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清楚地说明，君臣共治尽管美好，都是很短暂的，君主专制才是主流。

琅琊榜的梁国，并没有实现统一，周围还有很多大的敌国，在有外部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君臣共治还是可行的。

因此，皇帝与原太子的路线分歧的根本原因，源自皇帝的固步自封，与原太子与赤焰军的积极进取。

到底是固步自封，维持统治的君主专制正确，还是积极进取，吞并他国的君臣共治正确，这只能通过结果来评判。但是，即使统一了天下，君臣共治也会被君主专制所取代。

在战争结束以后，毛与其他领导人，无论在宏观路线方面，还是在现实利益方面，都产生了根本分歧，这从是否出兵抗美援朝就能看出来，在彭总没有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出兵，竟然没有认识到，抗美援朝甚至比抗日更重要，这是决定国家独立性的一场政治战争，否则，美军到了鸭绿江边，即使不越过半步，中国为了国家安全，也会牢牢与苏联捆绑在一起，丧失独立性。因此，抗美援朝，援朝是最次要的目的，抗美是第二目的，摆脱苏联束缚才是第一目的，只是在中苏友好，国内亲苏势力庞大的情况下，毛无法将这个第一目的说出来。

作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中国必须要有独立性，而在所有中共高层中，唯有毛有这种真正独立性的人格，包括国民党等其他所有政治势力，时间上溯到鸦片战争，中国也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有真正的独立性。

可以说，毛主席是唯一的，在个人性格方面，与国格相符的政治人物。从个人的独立性，共同性，到国家民族的独立统一，便可以看做毛主席的革命斗争之路。

独立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统一性，是中国的根本，能代表这两大特性的政治人物，从古到今，唯有毛主席，如果勉强再找第二个代表，只有秦始皇，但秦始皇只能部分代表统一性，却没有独立性。

如果彭，刘等人，能比毛更具有独立性，统一性，能动性，那么，即使彭刘等人采用再卑鄙的手段，也会是了不起的政治领袖，但这绝无可能。彭刘等绝大多数领导人主张的集体领导制，对内三自一包，对外三和一少，都是在破坏独立性，统一性，能动性。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中国与东欧一样依附于苏联，如果中国没有与美国主导的西方联合，中国的命运将会极为凄惨，而摆脱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从棋子，变成了相对独立的棋手。

实现相对的独立，摆脱苏联束缚，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根本，毛完成了中国从棋子到棋手的扭转乾坤，其他领导人不要说做到，就是想，几乎也没有想过。

不破难立，大破大立，可以说，破与立是政治家的两大使命，破的方面，对外是战胜敌人，对内是破解社会垄断，立的方面，对外是确立方向，对内是设定底线。

毛主席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实际就是两次破与立，打倒蒋介石，是第一次破，建立新中国，是第一立。文化大革命，破解官僚等级制，是第二次破，加入联合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是第二次立。

现在，国内的特权寄生，资产食利集团已经垄断了各种资源，应该到了破的时候了，而美国对对中国的遏制，更加的变本加厉，也是必须要到破的时候了。而当今世界各国，都遇到了普遍性的政治经济危机，坐二望一的中国，在十年左右，就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不但为中国，也应该为世界，走出一条新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

人是一切的根本，人的根本特性就是能动，世界的本源也是能动，在俺看来，毛是人本主义的最高代表，也是能动主义的最高代表。

领袖的个人性格，与国家性格相符，与时代潮流相符，而且，经过长期奋斗，取得了成功，才是长期性的胜利发展，超越时代的成功。因此，毛虽然已经去世四十年了，但在本质上毛所代表的人本主义，和能动主义，甚至形式上毛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大众主义，永远也不会逝去，而且也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代表。

彭刘等人的错误，不在于个人品德，和目的动机，而在于他们无法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格，无法引领民族融入这个时代。

这方面，与《大唐双龙传》里的寇仲与李世民，宋缺与慈航静斋之争有些相似，王光美和刘源等当事人都说，刘与毛主要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路线方针之争。在俺看来，我们这些局外人，在评判彭刘等人的时候，更应该首先基于必要的尊重。

尽管俺反复强调既得利益与共同利益，但既得利益并不是都是坏的，拥有财富溢出，和稳定粘性的既得利益就是良性的，而共同利益并不都是好的，只有能够实现整体稳定，和内涵发展的共同利益，才是良性的。

只是一家之言，随便侃侃，在俺看来，尊重历史重要人物，是从代入宣泄的心志愉悦，上升到追本溯源的精神愉悦的一种主要标志。

新浪博客到处都是！

重庆事件以来，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后的力量角逐，各种角度的解读不少，比如党内派系权力斗争说，左右路线斗争说等等。看后总觉得未必可靠——这 些解读能够解释“为什么薄被搞倒”，却无法解释这个非常强大的人物“为什么能被搞倒”。我这里试着从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角度分析这次事变以及未来的政局 可能。

早期共产党有一个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政党的特征：有领导力的领袖是党内思想竞争的优胜者，领袖常常是党内最有说服力的思想家或理论家， 即便是分裂出来的或变形的共产党派别也是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等。中国也不例外，早期的陈独秀、后来的毛泽东。毛在文革中有 一句话：什么四个伟大，我只要一个导师就够了。导师，就是在思想上指引人前进的领先者，毛的话清楚的体现了共产党领袖对于思想或理论的重视。

共产党由思想导师做领袖，而不像西方其他政党用律师、演讲家或者职业政客，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因为共产党要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这条路能不能走 的通，怎么才能走下去，都是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理论的领先性对于这个党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了。其次，是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既由于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批判性 的意识形态影响，也由于民主相对于权威的效率损失，处于抗争地位的共产党一般都抵触选举的形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谁该拥有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威呢？于是， 思想的说服力就成为了决定性指标。这一是因为它的竞争特征，权力产生具备了一定的可显示性；也是因为它的可检验性，往前走走就知道思想指引对不对了，在形 式上具备了退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替代选举制度肯定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权力产生和运作由此被认为有了相对广泛的支持度。

因此，共产党 政治文化的传统特征是思想路线竞争产生权力，用其政必用其人。长期执政后的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传统逐渐退化了，执政党成为一个官僚政治系统——权力，包括最 高权力来自于“简拔制”，即由现权力拥有者及其小团体指定权力继承人。这种最高权力的产生办法及其稳定运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共产党已经不是在走前人没 走过的路，而是走在一条老路上了。但这不是现在关心的要点，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与选举制、思想路线竞争产生领袖相比，最高权力的简拔制，更像是一种密室政 治，缺少权力产生的正当性。

小平先生在评价华国锋时说：他不是一代领袖，没有自己能立得住的东西。意思是说，华尽管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但因 为他自己没有领先于党内同事、指导实践的思想，不能视为“合法正当”的党的领袖。因此，即便某人通过简拔制获得了权力，却不代表他能最终拥有权力运作的正 当性与历史继承性。

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在党的领袖离开政治舞台时，他必须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思想家或者理论导师。这种动作的意义在于，尽管他 的权力来源最初是含糊的，但是回顾过去，他一直是党内的思想导师，因此，根据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他拥有权力的正当性最终被确认了。于是，我们的党章和 宪法里先有了邓理论，后又有了三代表重要思想。

因此，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从最初的“思想导师领袖化”过渡到官僚政治文化。在官僚政治体制中，最高权力由简拔产生，最终通过“领袖导师化”完成权力正当性追溯。

从 这一政治文化的变迁来考察重庆事变，就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了。不管重庆主官究竟是因为作为“简拔制”的失败者而转向，还是因为个人信念的引领，他这些年的作 为，实际上遵从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通过党内的思想路线竞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工作路线的核心内容，被总结为“重庆模式”，看上去在信仰构建、经 济发展、社会治理各方面建设都领先了他的同志，并赢得群众的广泛民意支持。这样一来，该主官隐然有了导师的雏形。如果这一模式，最终被确认，那么将会影响 官僚政治体系运行的两大支柱——简拔制与权力正当性追溯。

首先，简拔制的基础被动摇了，将难以为继。简拔制中的权力来自上级的授予，未来最 高权力来自现权力集团合意下的传递。重庆主官如果最终进入了下届权力圈子，那么他的权力来源就成为疑问。究竟是来自上面的简拔，还是来自其依靠重庆模式所 获得的下层巨大民意支持？一旦重庆主官成为“九长老之一”，以后的简拔制度就必须更大程度的考虑民意，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开始了。如果按照共产党的 传统政治文化，重庆主官进入权力圈子可以不以民意论，而是对路线成功者的奖励，这样可以不改变共产党的政治体制。然而，按照传统政治文化，导师本该成为党 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重庆主官目前的成绩就并非是“九长老之一”可以解决的了。

其次，现最高权力的正当性追溯成为难题。现任权力核心，需要几 个月后通过“领袖导师化”来完成对其过去10年的权力合法性确认。重庆模式一旦通过重庆主官进入权力圈子得到确认，那么现任领袖导师化的效果就很尴尬。重 庆模式与某某观，谁是过去真正应该施行的方向？尤其是除了重庆模式，还有幸福广东，而且这两者还互相冲突，如果勉强将它们都解释为某某观指引下的实践。但 这样一来，现在的指导理论就不是能明确指引方向的指南针，而是一个风车——风怎么吹，它怎么转。

在重庆调整的讲话中，中央明确说明，调整是 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当前的形势是什么？是2*9大即将召开。当前的大局是什么？是在2*9大上用简拔制架构未来权力和通过领袖导师化确认现权力的 正当性。而重庆主官及其具有广泛民意支持的重庆模式，在当前形势下根本性的挑战了官僚政治系统的这两大支柱，影响了官僚政治的大局。因此，与很多认为重庆 事变源于路线斗争的看法不同，我认为重庆事变不是根源于“重庆的路线”，而是“重庆有路线”，是官僚政治体系捍卫自身当下利益的措施。

无论 从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来看，还是从左右的路线斗争来看，重庆主官在党内高层都有自己广泛的支持者。正因为此，重庆才能在重重压力下搞出令人瞩目的重庆模 式。然而，他的支持者们本身也是官僚政治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维护官僚政治体系的继续成为体系中人的共同利益所在。重庆主官及其模式对官僚政治的威胁，使得 越临近29大这个时刻，他的前进就越困难——他原来的支持者变成态度暧昧者，原来的态度暧昧者成为他的反对者。形形色色在权力斗争、路线斗争中对立的人 物，都在维护官僚政治体系的大局面前联起手来。最终，重庆主官会发现，自己死敌很多，却一个没有死党。

面对着当前的“形势和大局”， 右翼推崇的“幸福广东”的主官很好地理解了官僚体系的难处，在记者会上断然拒绝了以前曾默认的“乌坎经验”：“解决乌坎问题，什么创新也没有，就是把原有 的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落实好！”而重庆主官秉承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他最后的记者会上坚持捍卫了自己在重庆的实践和理念，最终在共产党官僚政治文化 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官僚政治文化的叛逆者倒在了共产党传统政治的叛逆者面前。

共产党的官僚政治相比于思想竞争产生权力一个优点是权力交接 的稳定性，然而它的致命缺陷是权力正当性不足因而难以持续。用“领袖导师化”的办法进行权力正当性追溯，看上去很像买个书号，就当自己是文豪了。民间有 云，“毛思想一本一本，邓理论一篇一篇，三代表一句一句”，这反映了民意并不认可这种权力正当性追溯办法。重庆主官用路线追求民意支持，实际上开启了对官 僚政治权力正当性不足的补救，但却被官僚集团自身的当下利益所挫败。

按照传统理论，共产党除了为人民服务外，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在 文革官方语言中，使用“党内走资派”的说法来说明一部分人会背离这个宗旨，这是一种温和留有余地的判断。而在日常讲话中，他更多用的"官僚阶级"这个名 词。阶级与官僚相联系，说明毛判断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整体意义上，共产党可能会抛弃他名义上所代表的社会大众，拥有自身独立的特殊利益，最终成为一 个独立阶级。重庆事变证明了毛的判断，官僚政治背离了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官僚政治体系自身的利益已经压倒了他理当代表的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从这个 时刻起，它成了一个除官僚系统和暴力工具外无任何可依靠的外部力量的政治怪物。

我一直强调，重庆事件不是纯粹由传统意义的左右路线斗争引发的，但是，这一事变对国内路线斗争和方向的影响却是最需要考察的。但这种斗争，是在传统的两大阶级对抗之外加上官僚阶级的三国演义了。

根 据前面对事件原因的分析，现执政集团不会像目前左翼所推测的那样立即走上明显右倾乃至易帜的道路，还是会试图根据官僚集团的利益需要，一会拉右打左，一会 拉左打右。现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仍然需要依靠共产党的招牌来维护，重庆模式会被从形式上整体否定，以清除原重庆主官的影响力；但具体内容不会被明确否定，以 便作为未来执政集团的可能选项。

但是，在重庆事件后，官僚体系内部斗争将加剧，路线分歧会凸显。未来走向何方，不仅是普通中国人的疑虑，也 是官僚集团内部的疑虑。官僚集团内部本身存在左右的区别，在左倾的重庆领导人离开后，由于力量平衡的变化，各方必然要重新试探对方的边界。因此，党内左右 各方都会表现得比以往更强硬，以便按照自己的导向掌控中国未来，路线斗争将会激化，最终或者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或者是新的变局。对于未来，斗争的均衡点和 变局方向难以预料，但因为重庆事变已经根本性的动摇了现政权权力的正当性，我们能够确定预料的是官僚政治的生命难以久长。

重庆事件的主角，这个一直带着官僚手铐跳舞的政治人物，在最后时刻坚守了底线，逼迫对手和他一起把路线斗争引入到已经30年“不争论”的中国政坛。在315那天，作为官僚的他死去了；作为政治家，他的生命将可能真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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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那都是毛毛雨，不足为忧！

我倒觉得彭写信的确有武将干预国事的嫌疑，属大不逆之罪。

不过，毛将此信公布，也有拿彭当马前卒当炮灰的嫌疑。毛故意用彭试探党内风向，没想到反弹这么激烈，就又来了一次丢车保帅。

至于摆脱苏联的束缚，是个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也别把毛主席弄成个半仙儿，前知500年，后知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