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从蜀书二主妃子传可知，册立皇后、亲王、太子，须三公出面

“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後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刘备的吴皇后，是诸葛亮授玺、绶）

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立 两个亲王，都是司徒许靖出面)

延熙元年，后主立皇后、立太子，“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

都是向朗同志，以左将军 行丞相事，出面主持......那么，咱能不能说，向朗也算干过丞相

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是疑惑.....上官胜这个家伙哪里冒出来的.....直到新唐书吧，才来了个仕蜀为太尉.....（连失其行事、不为传这样的客套都没有，要不就是和陈寿有私仇）

他是否可能是这种临时 行 太尉事 啊

至于吴国最后阶段的史实......估计是真的没整理完，吴国就完蛋了，陈寿时期还找不到啥材料呢

不说别的，当过三公的，至少家里通一点儿经学吧，别人不载，自己写都没有么

其他人也唱反调，但是大多都没你说得难受。不是因为别人会说话，更不是因为你说得比较深刻，而是你在唱反调的时候经常让我感觉到你会不小心否定自己，端别人的时候带自己也连锅端，所以分外显得耀眼。比如“因余之国”、“肇建之国”，开篇第一句，你的评价是汉奸嘴脸、满门抄斩，可谓理直气壮；而我只不过说了句文王汉祖似是而非，就深文周纳了——如此对比来看，你这样的说法，算不得持平之论，很给人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感觉。不过你历来都是这样说，很早以前都是这样。我考虑吧，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一定是有其他原因的。我从好的方向琢磨，你这样的表现，并非是因为你想这样否定别人，更不是因为你唱反调唱得忘乎所以，而是你把握分寸比较细。在很多比较微妙的地方，你有你的考虑。由于过于细致，别人不是你，自然会有一些奇妙的分歧。发现这些分歧，你就会指出来。结果给人的感觉，就是反复无常。你一直都是这样说话，一开始我是很不习惯的，觉得你总是做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现在见得多了，也慢慢习惯了。

谯周在历史上的评价比较两分，有夸他的，也有骂他的。他的仇国论，从否定的角度看，处处漏洞。

因余之国肇建之国，其立场之分明，是决然可以逮捕入狱的。因为曹魏蜀汉都是官二代，要说因余之国，那是都算得上的。要说肇建之国，那也个个都是肇建之国。所以谯周完全可以因为这话而被罢职流放，这不是欲加之罪的文字狱，而是证据确凿的卖国求荣。

其实说周文王也有问题。说起来好像是积蓄力量，历代秦王也是。你分析的有一点是对的，就他所用的材料来说，周文王是最合适。而问题恰恰就发生在这里。

选取材料时是否尊重事实，是一个人立论是否可靠的基本判断标准。我判断王安石做事存在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他的读孟尝君传有着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问题，表露出了他做事时存在为了想法不顾事实的倾向。

谯周这个文王的事例也是巧言令色的典型。因为他说的明明白白，蜀汉曹魏对峙，接近于六国，不同于楚汉（楚汉之争时间很短暂）。那么最合适的对比应该是贾谊所说的奋六世之余烈的秦孝公以来的六世秦王，而不是周文王。蜀汉又不是曹魏的臣子，哪有什么文王。曹操说文王，理直气壮，因为他是汉朝的臣子。蜀汉说文王，简直就是逗。

事实上秦王们的例子对于蜀汉也更加具有参照意义。历代秦王百年如一日的征讨六国，对于蜀汉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只不过秦王的例子，显然不对谯周名为休养生息实为妥协投降的路子，所以才刻意回避。

至于秦皇的名声不好，那也在看你怎么说了。第一，秦皇那是胜利者的反面例子，首先你得成为胜利者。先讲秦王之业，这是鼓舞军心士气的路子，正儿八经为了做成一个事业去考虑。第二，以秦王为例子，讲六世秦王之烈，正好还可以谈第七世秦王也就是秦皇的作死之患。李自成也是反面例子，毛泽东不也提了？一般人会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气魄大，也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李自成和毛泽东一样都是起义军。其实李自成和毛泽东的相似处很少，包括起义经历上都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人家只不过拿一个负面例子最警戒罢了。

事实是唯独不可以突破的底线，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这样的人没有底线。

我历来不喜欢儒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喜欢突破底线，不尊重事实，不断有选择的剪裁事实，而且敢于伪造事实，已经是在践踏底线了。

谯周这样的文章，问题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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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我很想把已经习惯了这几个字改掉。不过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方针政策，既定不易，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动摇。我还是尽量习惯。

担任三公要策命，同样的，去职要策免。您说向朗就是干个司仪的活，难道还得特地策命他一下，事罢再策免吗？这种行某某事的写法，就是临时职司，连加官都算不上。

上官胜的问题，按新唐书的记载，上官胜为“蜀太尉”，这个蜀不见得就是蜀汉。按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从上官胜八世而至上官仪，上官仪生于隋大业年间，距离蜀汉灭亡近三百五十年。稍微算一下就知道，上官胜有可能仕宦于蜀汉的概率极低，如果记载为真，他更有可能是李氏成汉的太尉。如三国志中蜀汉称蜀一样，北方政权的史书里成汉也被称为蜀。

三国末期史实疏漏比较多，应该不是因为国家灭亡导致失传，因为虽然三国先后灭亡，但都没有发生比较惨烈的战争。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当时政治形势变化比较剧烈，修史的事情比较敏感，就暂时搁置了。结果轻轻一搁，就迎来了五胡乱华，这下不少事就真失传了。

“汉奸嘴脸”是我的评价，至于“满门抄斩”，我加了个限定“清朝的时候”，这肯定有点弦外之音嘛。而我所谓汉奸嘴脸的原因，我在回复时千峰河友的帖子里用一个比喻说明了。可见我这个判断的逻辑很简单，这林兄应该还是可以首肯的。而林兄解释周文和秦皇的问题又是这样一大段，我说林兄的逻辑不如我的简单，这大概也不能说是我信口开河吧。

我的逻辑简单，林兄的逻辑比我复杂，所以我说林兄深文周纳。林兄可能对这个评价不满意，这是合理的，然而林兄所谓我常常否定自己的情况，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如林兄所说，我评价谯周用词也比较重，从而我在“用词比较重”这一点上，是前后一致的。林兄如果批评我用词不知轻重，这我可以接受，而林兄批评我自相矛盾，或曰双重标准，这我是要分辩几句的。

而且还有一点挺有意思，我在河里也与许多河友进行过交流，这些交流自然难免有些误解，这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但有趣的是，林兄分析我，认为我的问题是过于琐细，而我恰恰觉得林兄过于敏感。彼此误解很正常，但彼此认为对方有一个基本算是一样的问题，这实在很奇妙。

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知名，但实际上这句话的出处和曹操并无关系，而是裴注献帝传中沮授劝说袁绍的说辞，其辞如下：

三国志正文中也有沮授这篇说辞，词句略有不同：

可以看出其主旨是一致的。我倾向于正文中的记载，因为裴注将此事系于建安元年，则沮授所谓“州城粗定”是个明显的漏洞。按正文的记载，对沮授这一番建议，袁绍当时的反应是“喜曰：此吾心也”。而建安元年，奉迎皇帝的机会真来了的时候，袁绍却犹豫不前了。

这并不是因为袁绍优柔寡断，或者说不止是因为袁绍优柔寡断，时势在其间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沮授提到的几大敌人，黄巾余部当时已经不是威胁，公孙瓒和张燕也先后为袁绍所击败，沮授所谓“合四州之地”已现雏形，“其功不难”兹时看起来的确也是不太难了。

袁绍在“其功不难”之外，有没有进一步野心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是献帝传记载，郭图、淳于琼对袁绍表示：“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三国志正文中，郭图是支持奉迎天子的，但这种说法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乃至袁绍自己的一种心态则没有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袁绍和他的幕僚视野确实不如曹操广阔，曹操根本没把“违之则拒命”当回事，但总的战略态势上，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其道理。辩证地说，奉迎天子是一种政治资本，同时也是政治包袱，当时袁绍称帝的计划大概已经提上日程（袁绍开始操作称帝事宜，在建安四年攻杀公孙瓒之后，但公孙瓒坚守易京之久，恐怕也出乎袁绍的意料），从而汉天子更多的被视为包袱，也是自然而然的。

但袁绍也并没有完全对机会视而不见，实际曹操奉迎天子，很可能是出自于袁绍的指使。后来袁绍对曹操的宣战檄文里有这样一句：“后会銮驾返旆，群虏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檄文固然可能张大其辞，然而这里连人证都具体提到了，想非凭空编造。从曹操势力对奉迎天子的态度看：“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荀彧传中更具体记载为“太祖议奉迎都许”，可见奉迎天子，确实不是曹操或荀彧的独断。

说到底，汉献帝都许后的一系列加官进爵，也证实了檄文中所言不虚。汉献帝先是封袁绍为太尉，后因袁绍不愿官位在曹操之下，把本来封给曹操的大将军封给了袁绍，而曹操改任司空。汉献帝自从逃出长安以来，一路饥不择食，黄巾余党杨奉直接封为车骑将军，河内太守张杨超升为大司马，乃至“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对有功人员固然不吝封赏，但这种条件下也无暇顾及他人了，封拜袁绍，无非是承认袁绍对都许一事亦有贡献。

袁绍这一盘算，大概是考虑到将献帝置于曹操控制之下，既可免于受朝廷掣肘，又可间接获得挟天子之利。这个盘算不能说不精明，反而是太精明，乃至漏算了自己对曹操的控制并非如臂使指，袁绍后来又指使曹操将献帝迁徙至甄城，曹操便拒不从命。

而且袁绍更大的失误是接受了汉献帝封拜的官职，史书记载分明：“初，天子之立非绍意”，汉献帝是董卓废立的产物，而袁绍正是反董卓的盟主，献帝在袁绍眼中看来，无疑是伪帝。袁绍曾经试图另立刘虞为皇帝，可见袁绍并不把献帝的权威当回事，而当时的关东诸侯，大多数也是持这种态度的。袁绍承认了献帝朝廷，一方面削弱了自己在追随者中的威信；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献帝朝廷的号召力，从而间接的增强了曹操的实力。河南、关中为曹操传檄而定，其中当然有狐假虎威的因素，而这虎究竟是献帝还是袁绍，也是昭然若揭的。

官渡作为奠定了后汉三国战略态势的一场大战，在三国志中的记载有些失之于简略。从有年谱性质的武帝纪中看，战争起因大致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终于攻杀公孙瓒后将南下攻击许昌，从而曹操北上在黄河一线迎击。但实际从接下来曹操阵营的反应可以看出事情并非如此：

曹操在黄河来去自如（黎阳在河北，官渡在河南），足可见当时黄河一线并没有受到袁绍的直接军事压力，相反，袁绍领地却遭到了曹操派遣的臧霸骚扰。关于官渡之战开战始末，反而是三国演义写得更明确：

曹操称陈琳檄文可愈头风，不是三国演义的创作，最早见于裴注引典略，但所说的檄文并不是这篇。然而这篇檄文很有名，内容用坊间俗语概括，大概就是“兄弟伙并肩子上打这个狗娘养的”，这无疑是宣战了。从檄文的内容看，有“书到荆州，便勒现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的内容，建忠将军就是张绣，可见宣战是在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之前。

但是，袁绍直到次年二月，才发兵南下，与曹操在黄河一线激战，中间袁绍为何宣而不战？这可以从田丰劝谏袁绍不要南下决战的说辞中一窥端倪：

田丰的计策，就是要以袁绍的地缘人望优势，分化瓦解曹操阵营，最终不战而胜。这个计划应该说有一定可行性，当时曹操直接控制的区域只有兖州和豫州的一部分，这部分区域当时战乱频仍，生产力地下；曹操东有刘备，南有刘表，而且关中和青徐豪族都是羁縻状态，无法可靠使用；而且曹操本人及其阵营和袁绍也脱不开关系，连曹操本人都一度考虑彻底成为袁绍的附庸。袁绍宣战对曹操领地就是一种政治压力，从官渡之战初期曹操的窘态看，证实了袁绍宣而不战，实际就是在执行这一战略，而且取得了一定效果。

另一个宣而不战的原因，很可能是袁绍还没准备好。虽然战是袁绍宣的，但搞摩擦却是曹操开始的，这一点在袁绍的檄文中提到了：

这件事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

张杨算不上大军阀，家底也不会很丰厚，和曹操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曹操亲自率军去征讨其已经投靠了袁绍的余部，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献帝春秋此处说得更为直白：“操引军造河，托言助绍，实图袭邺，以为瓒援。会瓒破灭，绍亦觉之”，几处史料互相印证，我认为曹操与官渡战前曾企图偷袭袁绍，并被袁绍发觉是可信的。

曹操手下.....当时经常独立行动的是曹仁，后来还有夏侯渊和张辽（臧霸等本来就是独立行动的军阀）。反观夏侯惇和曹洪，经常是充任曹操的副将（夏侯惇当时伤应该还没好利索，官渡和邺城战役，曹操带队出战的时候，都是曹洪留守本阵）

袁绍.....整了半天派出去骚扰曹操的，只有刘备效果最好

（张颌当时还不成.....到了曹操手下第一次独立行动，被张飞打得满地找牙）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终于挥军南下了。如上文提到，袁绍本来执行的是以逸待劳的策略，是什么促使袁绍改变策略，与曹操进行军事决战呢？

客观原因应该说是很明显的，袁绍对张绣和刘备期望先后落空了，张绣投降了曹操，而刘备则干脆放弃徐州，投奔了袁绍。至此檄豫州文中提到能直接与曹操武力对抗的人物都不存在了，当然，豫州、徐州的地方实力派恐怕仍然在袁曹之间首鼠两端。

而主观原因我认为也不可忽视，就是与敌人在战场上一决雌雄的这种冲动很多人都有——看看河里言论倾向不难发现这一点。袁绍作为一名久经战阵的领袖，对自己军事能力的自信和挑战强敌的欲望更不会缺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读史固然应该从理性逻辑的角度出发，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忽视感性因素，本身就是一种不理性，这是题外话了。

这里可以说一说刘备，袁绍檄豫州文的抬头便是“左将军领豫州刺史”，也就是刘备，应该说袁绍对刘备寄有厚望。但刘备这次的表现却出乎意料，按武帝纪和先主传的记载，刘备败得很惨，众多将领和家小均被俘，而按裴松之注引的魏书，则刘备根本没有与曹操交战，“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这里我更倾向于魏书，因为关羽在投降曹操之后又回归刘备，完全没有影响刘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二者关系亲厚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如果刘备对关羽的被俘投降没有责任的话，刘备如此做恐怕无法服众。魏书中所谓望旗而遁或许有夸张嫌疑，但此战刘备曾弃众而走我认为是有很大可能的。

刘备不肯出力，我认为和袁绍的行为是有关系的，袁绍传记载，田丰在曹操东征刘备时劝说袁绍攻击许昌，被袁绍以幼子有病拒绝。三国演义把这段移植到了刘备向袁绍求救里，虽属故事虚构，但却合情合理。刘备未必真向袁绍求救了，但刘备与袁绍有联系，至少关切着袁绍的动向，却是必然。袁绍此人确实不如曹操刘备这种一世枭雄来得坚忍果决，但以幼子有病为名放弃战机，那也未免看轻了袁绍。袁绍的打算，大概是让曹操和刘备打一阵子（曹操之前向东用兵，除了和刘备一起攻杀吕布那次，就没有很顺利过），坐收渔翁之利。而刘备一旦发觉袁绍是在把自己当炮灰使用，自然不会和曹操缠斗。

袁绍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只好亲自南下，与曹操正面交锋。官渡正面作战的过程，史书的记载简直到了吊诡的程度，一方面看，曹操军屡次破军杀将，袁绍军失利连连；但战斗的结果，却是袁绍“连营稍前”，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对曹操这个兵不满万的记载，裴松之便有质疑，他理由有三：其一是曹操应有军力显然不会如此之少，也没有在与强敌决战时保存实力的道理；其二是如果双方兵力比十分悬殊，那么曹操应处于被包围状态，但曹操多次出击袁绍补给线，可见并没有被包围；其三是官渡战果是俘虏了袁绍八万人，如果曹操只有不满万人，完成这个行动都是很困难的。因此，裴松之认为这是想“以少见奇”，并非实录。

兵力可以夸大其词，但曹操“合战不利”，袁绍步步紧逼的战况则无可置疑。魏国建国后的鼓吹十二曲第四曲名为克官渡，其描写的官渡战况恐怕与很多人的既有印象大为不同：

按说这种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其可信性是先天地可以打问号的，但古时人心朴实，这首鼓吹曲中不少内容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印证。譬如“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堆旁”的兵力对比，譬如“转战不利士卒伤”的战斗情况，譬如“今日不胜后何望”的急迫心态，譬如袁绍军“土山地道不可当”的攻势，三国志中都有记载。相同的内容，换用紧凑的表达形式，就看得出当时曹操的窘迫了。

曹操何以如此窘迫？恐怕还是与袁绍的另一条战线有关，二十年后曹丕在回顾官渡之战时是这样描述的：“四方瓦解，远近顾望”。曹操麾下战将虽多，但真正亲信重用的还是诸夏侯曹，曹操一辈的夏侯曹将军共有四人：夏侯惇虽然忠诚可靠，最为曹操倚重，但其不以军事能力见长，当时留守许都；夏侯渊被派出去督运兖豫徐三州粮草；曹仁被派往后方，对付袁绍派出的刘备；与曹操在官渡大营的只有曹洪。从夏侯渊和曹仁的任职可知，曹操的后方已经到了极度不稳的状态，这从其他记载也可以看得出来：“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另外史书虽然多有讳饰，但曹操曾依附袁绍的事实却难以掩盖，他手下有袁绍所派给的兵力。譬如后来官至后将军的朱灵，最初就是袁绍派遣帮助曹操的。陈琳檄文也有提到：“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

在袁绍压力下，曹操集团内部出现了信任危机，后来击破袁绍，缴获大量与袁绍往来书信就是明证。曹操军兵力的迅速降低，与此当有关系——并没有大量战斗损失，然而杂牌军靠不住了，有限的嫡系还要分出去监视这些杂牌。比起兵力不敷，更可怕的是粮食跟不上了，毕竟曹操治军有方，没有直接诱因杂牌未必哗变；但人总是要吃饭的，没饭吃就是最直接的诱因了，再高的军事才能，也降低不了士卒的食量。

曹操终于等来了转机，袁绍的谋士许攸投曹，带来了袁绍的运粮情报，这或者是运气，或者是曹操的第二条战线也发挥了作用（荀彧非常精确地预见了许攸将投曹，我不太相信完全是巧合），曹操决定袭击袁绍粮草驻地乌巢。

但是更吊诡的是，细读史书，乌巢之战中却有更多的可疑之处。首先，袭击乌巢，看不出可以对战争的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之前徐晃、史涣就曾经袁绍运粮队，烧毁袁绍数千车粮草，并没有对战争局势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从袁绍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来，袁绍听闻曹操袭击乌巢之后，还在考虑分兵救援与袭击曹操阵地，袁绍本人还倾向于袭击曹操阵地的。如果乌巢是袁绍所必救，失守等于战争失败，那么莫说久经战阵的袁绍，恐怕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做出如此判断。

其次，奇袭乌巢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行动，如上一条所说，奇袭乌巢看不出能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曹操方面也应作出类似的判断。而且这信息仅来自于刚刚来降的许攸，理论讲更应该谨慎一些，根据记载，对此袭击计划，“左右疑之”。事实也证明曹操的袭击没有达成奇袭效果，袁绍的守军“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而且还坚持到了援军到达，曹操最后胜利，完全是破釜沉舟的力战之胜，而非胜于奇袭成功的妙算。

最后最吊诡的是，曹操居然还真的因此赢得了官渡之战，而且赢得非常彻底，全歼袁绍大军，袁绍仅率数十人逃走，这里面恐怕藏着很大的秘密。按三国志记载，袁绍“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坑杀的数量竟达七万人，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七万人的“伪降”是不可能的，别说三国时期，现代军队都没有这种组织程度。但是，这七万人确实都落到了曹操手里，曹操上献帝表里也提到了：“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余级”，参考年代稍后的另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前秦军虽败，然而是被击溃，并未被歼灭，更别说成批量地被东晋军所俘虏。更神奇的是，曹操俘虏这七万人，居然未用一兵一卒！按袁绍传记载，曹操袭击乌巢之后并未进袭袁绍阵地，而是直接回营，还未至营，袁绍军已经崩溃。曹操本人领军在外，其他人更不可能擅自发兵攻击袁绍主营，袁绍军自溃或有可能，然而集体把自己捆了投到曹营来，这大概是玄幻小说也不会有的剧情。

说了这么多，大概有河友也能猜出我的意思了——袁绍阵营内部出了内鬼！这个内鬼，我认为是张郃。

如果完全按三国志 本文 推演.....

曹洪无比强悍....曹操军 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然后曹操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偷袭乌巢

于是.....曹营里大约四千多点人，一半伤号

袁绍 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不克

国共争斗也有类似案例。比如，按三国志记事方式记述辽沈战役，肯定也是这样：破锦州，俘东北国军五十万，全境解放。

不过，古代历史记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兵力记述不准确，不能完全按他说的万余人去理解。

前一篇文章我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说好不挖坑，但是结尾突然抛出个结论，这有点吊胃口了；其二是抛出结论而不加解释，这行文态度也难称端正。这俩问题在我这是一个问题，我其实也觉得这个结论过于大胆，臆测的成分多了一些，但考虑到我本意是闲聊，那么当做谈资倒是不错的。

不过，这结论也并非完全没有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就如前文所列举的，梳理乌巢之战的时序如下：曹操亲自率军奔袭乌巢；袁绍方商讨对策，最终决定重兵攻击曹操大营，轻军救援乌巢；曹操击败乌巢守军和援军，达成作战目的；率兵攻击曹操大营的张郃高览闻讯向曹操投降；袁绍军崩溃，袁绍率数十骑渡河北逃，余众七万余人向曹操投降。

可以看出，曹操方至始至终，没有向袁绍大营发出一兵一卒的攻击，而且这明显不是史书的省略。曹操强行军数十里夜袭乌巢，经过激战才达成作战目标，寻即攻击袁绍大营不仅不符合记载，而且也不符合军事常识；而守营的曹洪更不可能擅自出兵袭击袁绍大营，从沮授被自己人拿下交给曹操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袁绍军崩溃是内部哗变。袁绍虽然稍显优柔寡断，但作战也相当勇猛，界桥之战时遭到公孙瓒十倍兵力的包围，袁绍尚能“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短短数年之后，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弃众而走未免转变太快。更不合理的是，袁绍军在总崩溃的情况下居然没有溃散，而是集体向曹操投降（袁绍南下的兵力是“精卒十万，骑万匹”，各记载中对袁绍降众的数量均记载为七八万人，考虑到官渡相持半年多的战损，可见袁绍军基本是成建制地向曹操投降了），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对袁绍实施了斩首行动，在袁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前威胁到了他的生命，迫使他撤退，同时这个人对袁绍军有一定控制能力，能说服、胁迫甚至是欺骗袁绍军集体投降——这样的人显然是袁绍军有一定地位的将领。

至于说这个人是张郃，则没有很过硬的证据了，只不过是从史书记载看最可能的就是他而已。不太过硬的证据倒是有两个：其一是张郃投降曹操，立刻封为都亭侯。汉朝有白马誓，无军功不得封侯，虽然这一条并没有一丝不苟的执行，但直到汉末还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对张郃这一类出身不高的战将。参考曹营其他几位降将，曹操最看重的关羽是白马之战立下亲斩颜良的大功而封侯，徐晃是整个官渡战役中“功最多”而封侯，而五子之首的张辽，投曹后也数有战功，但要等到建安十二年曹操大封功臣时才积功封侯。张郃来降即封侯，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待遇过高，但如果说是酬功，则豁然而解——如果袁绍的七万大军是张郃消灭的，这等功劳曹操给他发一个一吨重的侯印也不过分。

第二个证据就更有意思了，这种立功机会并不是常有，偏偏张郃居然还真有一次这样的劣迹：查考张郃履历，“汉末应募讨黄巾，为军司马，属韩馥。馥败，以兵归袁绍”。但是，韩馥和袁绍并没有发生战斗，而是和平地把冀州让给了袁绍，韩馥让出了冀州牧官职，其僚属也多有转投袁绍的。但韩馥并没有说交出自己的武装，张郃作为韩馥的军司马，“以兵归袁绍”，实际是以韩馥为晋身之资了。当然，一犯和再犯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有过前科，难免让人往这个方向想。

接下往下说，这样一通编排，似乎显得我认为张郃的人品很不堪，实际我并不这样想。仔细想想，张郃做出的其实是他当时的最优选择，如果败回袁绍大营，将面对郭图的谗言，而以张郃的地位显然无法与郭图相比，袁绍又有杀替罪羊的恶习（前有耿苞，后有田丰），下场可虑；而直接投降曹操的话，曹操只是烧了袁绍的粮草，曹军后方不稳，粮草不继的问题仍然存在，袁强曹弱的形势也不会根本改变，仍然前途未卜；只有反戈一击，给予袁绍重大杀伤，才能保证高枕无忧。实际张郃恐怕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前面说到七万人伪降是不可能的，而人口锐减的汉末，曹操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放弃七万青壮，大概一方面曹操缺乏监控人员与粮食供给，张郃也不具备稳定管理这七万人的威望，随时可能生变，只好忍痛坑杀了。

三国志提到张郃投降的地方共四处，只有张郃本传提到发生了交战：

“不能下”提示了袁绍军确实攻击了曹营，但我认为张郃本传这一段可信程度很低，裴松之就指出这段时序与武帝纪和袁绍传不同。而且还有，其他各传均说袁绍派张郃高览攻击曹营，偏偏张郃本传，“以重兵攻太祖营”的不说是谁，而且还暗示不是张郃，我认为这很明显是为传主讳，试图正当化张郃的投降行为。

而按最具体的荀攸传记载：

看起来没有打过的意思。

中国的史家有秉笔直书的美名，然而传统史书的翻案文章，在河里就有不少，我自己在这个帖子里，也表示了对史家的不以为然。要我说史家们的问题，就是传统史书基本是政治史，然而史家却罕有政治家，从而造成传统史书的逻辑架构往往由文人所构想，而非遵循真实世界运行的规律。用科学习语来说，这种外行的臆测往往是not even wrong，连错都算不上。

譬如蜀汉这个国家，从史书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人民负担极重的国家。按晋书记载，刘备章武元年，蜀中有二十万户，九十万口；而按三国志裴注记载，蜀汉灭亡之时，刘禅献上的户口簿，则是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兵十万二千，吏四万。关于这个户口数，讨论有很多，譬如蜀汉户口比例异常证明存在大量逃口，这是因为蜀汉沿用汉制，赋税以口计不以户计的原因；又譬如蜀汉兵、吏户口是否与魏吴一样属于另册，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意见。但蜀汉军民比例，即使往宽泛了算，大体也要在1：10左右，这显然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蜀汉还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三国鼎立中，蜀汉是主动进攻最频繁的，建兴六年至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诸葛亮共进行了五次北伐；而延熙十六年姜维开始主军到延熙二十年，姜维也是五次北伐，每年一次。战争，大概是世界上最烧钱的事，从军队的给养到战功的褒赏，无不需要钱。而蜀汉与曹魏所争之地，大抵在西北边鄙之地，而且蜀汉也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便宜，说以战养战，恐怕还远远谈不上。

更神奇的是，从史书中还可以看出，蜀汉是一个政治稳定，人民满意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而且这还不太像是史家溢美，因为有一个相对过硬的参考是政变和民变次数，这个蜀汉记载确实极少。另一个是称道蜀政的记载，有多个立场不同，利益不相关的来源，其采信度应该说是很高的。那么问题来了：这可能吗？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又要人出钱出力，又提供不了相应的回报，又要人满意，这在客观上是反人性的。这种反人性，有时以高远的愿景和执行者个人优秀的品质来弭平，共和国的奋斗史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也是由共和国的历史教训我认为：这三者不能在较为宏观的范围内同时达到。

不过史家们的记载，还是留下了一些关于解答这个谜题的提示。

诸葛亮执政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对南中用兵，南中当时脱离了蜀汉中央政府的管辖，然而南中地处险远，当时朝议并不认为有必要由诸葛亮亲征。而诸葛亮显然是把南征当成了一件大事来办：“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事实也证明，诸葛亮的南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但我觉得，这正是史家不知所谓的地方，蜀汉的军资，不依赖发展良好的四川盆地，反而要依赖当时还是化外之地的云贵高原，这难道不奇怪吗？

其实蜀汉的军资来源，诸葛亮自己说得清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作为地方名产，在汉时便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而诸葛亮又大力推广鼓励蜀锦生产，乃至诸葛亮本人的遗产中，便有“桑八百株”。然而锦缎这种东西，以当时的等级制度而言，其市场范围有限，严格说起来也并非生活必需品。且锦缎生产技术对曹魏来说不是秘密，以当时的行政能力，曹魏严控蜀锦贸易或许做不到，但说蜀汉军事生命线依赖于对敌国的贸易顺差，那怕是也玄了点。

南中对蜀汉的重要性，除了提供兵员和物资之外，很可能更在于它是蜀锦的重要外销通道，西南的对外贸易来往，还要早于张骞通西域，张骞初至西域时，便见到西域已经有蜀布、邛竹杖。西汉武帝时曾谋划打通这条通道，未能成功，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建永昌郡，才算是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而蜀汉设庲降都督管理南中，与北拒曹魏的汉中都督，东防孙权的江州都督平级，其地位之重可见一斑。这种重视程度，在历代王朝中也是罕见的。

历史上出名的丝绸之路，主要还是由我国西北方向途径中亚到达地中海一带的比较有名。这一方面因为西南通道地形较差，另一方面与印度南部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统一的政权也有关。蜀汉北伐侧重凉州，军事上的考虑是一方面，同时也未尝没有打通丝绸之路以进行贸易的意思。

而且事实上蜀汉很可能还取得了一定成效，蜀汉末期的一个重要失败，即姜维败于段谷，其结果是“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有一点值得注意，“陇以西”名义上并不在蜀汉控制，而其“骚动不宁”作为姜维战败的直接后果（“众庶怨讟”显然是间接的）导致姜维自请降级，可见蜀汉在陇以西必有直接利益相关，这次战败重大影响了这一利益，显而易见的，贸易通道是很合理的解释。

而且，这次战败很可能还导致了蜀汉迅速灭亡，这与当时的国际局势还有点关系。当时正值波斯萨珊王朝崛起，贵霜帝国衰落，南中贸易通道势必受到影响。再失去西北贸易通道，对蜀汉经济打击不问可知。蜀汉灭亡时府库库存情况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对比刘备定蜀时的赏赐，“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来看，蜀汉的金银库存显然已经极大缩水，而蜀锦已经积压。这个比例，恐怕单单用生产规模扩大是不足以解释的。

蜀锦换什么

边陲交通不便，直接运粮食进来貌似很难，粮食应该比蜀锦重很多

运金银进来又涉及到金银从哪里换成粮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