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8：甘带——王又兴之 -- 桥上
甘带，带是“名”，甘是“氏”，得自他的采邑“甘”。此人在当时被尊称为王子带，表明他是当时周王朝的一位王子，他的父亲则是周惠王。此人又被尊称为大叔带，表明他是周惠王的第二个嫡子，而周惠王的第一个嫡子——嫡长子则是周襄王。后来的人根据这位甘带的“氏”和“谥”和地位，还尊称他为甘昭公。
周王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以周平王东迁为界，那以前是西周，以后是东周，也就是春秋和战国。所以周平王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位周王。
春秋时代共有十五位周王，依次是周平王、周桓王、周庄王、周僖王、周惠王、周襄王、周顷王、周匡王、周定王、周简王、周灵王、周景王、周敬王、周元王、周贞定王。周惠王是第六位，周襄王是第七位。周惠王元年当公元前六七六年（鲁庄公十八年）、《春秋经》和《左传》的第四十七年，周襄王元年当公元前六五二年（鲁僖公八年）、《春秋经》和《左传》的第七十一年。整个《春秋经》覆盖的时间是二百四十四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前四七九年），整个《左传》覆盖的时间是二百五十五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前四六八年）。
周王朝政局的一个特点是经常有王子闹事，例如，在春秋之初，就有周桓王之子王子仪、周庄王之子王子颓先后发动叛乱，这位周惠王之子王子带——甘带是又一例，他两次发动叛乱，后一次还是“王又兴之”：是当时的“王”——他哥哥周襄王为他再度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六五五年（周惠王二十二年，鲁僖公五年，齐桓公三十一年），周惠王晚年，他的王后惠后宠爱甘带（王子带，大叔带，甘昭公），想让甘带当周王，王大子-郑（后来的周襄王）感觉到威胁，于是请来齐、宋、陈、卫、郑、许、曹、鲁八家诸侯在首止举行盟会，专门商量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但周惠王和周王朝此时的卿士周公都对当时各家诸侯的领袖齐桓公不满，就挑唆了郑伯（郑文公）“逃其师而归”，没参加盟誓。
两年后，公元前六五三年（周惠王二十四年，鲁僖公七年，齐桓公三十三年），周惠王去世，王大子-郑密不发丧，而首先让人去通知齐桓公。齐桓公赶紧召集上次那八家诸侯中的七家——齐、宋、陈、卫、许、曹、鲁一起在“洮”开会，同时把周王室的人也找去，只有郑伯（郑文公）因上次“逃首止之盟”而被排除在外。他们确定了王大子-郑接任周王（后来称周襄王），得到周王室来人承认，举行过盟誓，“而后发丧”。等周王室派人去鲁国正式“告丧”，已是这年年底。
周惠王去世四年后，公元前六*四九年（周襄王四年，鲁僖公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七年），王子带（大叔带，甘昭公）终于亲自出手。这年夏天，他召来扬、拒、泉、皋、伊、雒等多家戎人进攻京师，这些戎人打进王城，放火烧掉王城东门。后来，秦国和晋国发兵攻打戎人老窝，这才救了周王室。这年秋天，王子带受到追究，只好流亡到齐国。
将近两年后，公元前六*四七年（周襄王六年，鲁僖公十三年，齐桓公三十九年），春天，齐桓公派手下大夫仲孙湫出访周王室，本来是要谈谈把王子带接回去的事，但仲孙湫判断“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意思是周襄王还没消气，要消气得要过十个年头，于是就没说出口。
而且此时王子带勾结戎人的后遗症还没消除，戎人已经发现周王室所在是块大肥肉，防卫力量薄弱，值得抢的东西又特别多。而周王室本有强大武力，但经内外战争消耗，此时已不足以自保，只好请齐桓公召集各家诸侯派兵加强京师防务。但不久齐桓公去世，局面开始失控，下一位霸主可没那么仁慈。
首先，经过十个年头，公元前六三八年（周襄王十五年，鲁僖公二十二年，齐孝公五年），周王室大臣富辰又向周襄王提出把王子带接回来，这回周襄王同意了。
两年后，公元前六三六年（周襄王十七年，鲁僖公二十四年，郑文公三十七年，晋文公元年），周襄王和郑文公闹意见，不顾周王室的处境，竟去找狄人对付郑人，富辰劝谏他也不听。周王室的大夫颓叔和桃子领着狄人打下郑国的“櫟”，周襄王为感谢他们，就想让他们的女人当王后，富辰劝谏说：“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他还是不听，于是周王朝就有了一位出自狄人的王后隗氏。
王子带此时已得到“甘”那个采邑，也得到“甘”那个“氏”，所以《左传》中称此时的他为甘昭公，可他还不甘寂寞，飞快地勾搭上隗氏王后。周襄王得知此事，一怒之下废了隗氏。
出自狄人的王后被废，负责和狄人联络的颓叔和桃子害怕狄人不满，就奉着大叔（王子带，大叔带，甘昭公）进攻周襄王，周襄王马上逃走。没几天，周王室的国人赶走大叔他们，又把襄王请了回来。
到这年秋天，颓叔和桃子指挥狄军再次来进攻，大败周王室的部队，还杀掉了周王室大臣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周襄王逃到郑国的“氾”，郑文公带大臣亲自去接待周襄王，而王子带则领着隗氏住到黄河以北的“温”。
周襄王派人向各家诸侯求援，到下一年，公元前六三五年（周襄王十八年，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二年，秦穆公二十五年，郑文公三十八年），三月甲辰那天（杨注：甲辰，十九日。），野心勃勃的晋文公（晋侯-重耳）响应周襄王的求援，同时劝退也来“勤王”的秦穆公（秦伯-任好），独自带领晋军开到“阳樊”。他派出一支部队包围“温”，派另外一支部队去迎接周襄王。到夏四月丁巳那天（杨注：丁巳，三日。），周襄王被接回王城，让人把大叔（王子带，大叔带，甘昭公）从“温”那里抓来，“杀之于隰城”。
晋文公就此成为霸主，晋国还获得黄河以北阳樊、温、原、欑茅四个城邑及周边田地，首次在太行山南的“南阳”之地有了立脚点。
至于甘带（王子带，大叔带，甘昭公），从公元前六五五年（周惠王二十二年，鲁僖公五年，齐桓公三十一年）《左传》首次提到他，到此时公元前六三五年（周襄王十八年，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二年，秦穆公二十五年，郑文公三十八年）他被杀，一共二十年，他先是召来戎人作乱失败，逃去齐国，但齐桓公看不上他，并不想留他。后来回到周王室他又勾搭上狄人，反复折腾，终于犯到晋文公手里，自取灭亡，周王室也跟着伤筋动骨。
甘带虽死，但他的以“甘”为“氏”的家族还在，二十五年后，公元前六一〇年（周匡王三年，鲁文公十七年，晋灵公十一年），《左传》中提到一位“甘歜”，据认为就是王子带的后裔。再过六十七年，公元前五四三年（周景王二年，鲁襄公三十年，晋平公十五年），《左传》中又提到一位“甘过”，应该也是这位王子带的后裔。十年后，公元前五三三年（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晋平公二十五年），《左传》记述“甘”那个城邑的主管与晋国的大夫阎嘉因田地发生纠纷。过三年，公元前五三〇年（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晋昭公二年），《左传》中又记述“甘”家内乱，互相杀的红了眼。以后公元前五二〇年（周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二年，晋顷公六年）和公元前五一八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晋顷公八年），《左传》记述王子朝之乱时两次提到“甘”家的人，一次是站在周王一方的甘平公，另一次是投向王子朝一方的甘桓公。以后，“甘”家的人就再未出现在《左传》中了。
现在以“甘”为姓氏的人，据说有些就是甘带的后裔。
甘带这位大叔带，和“郑伯克段于鄢”里那位大叔段有点像，都有个母后支持，都想取代哥哥自己上位,不过大叔带哥哥周襄王可没有大叔段哥哥郑伯（郑庄公）那样的掌控能力，自己“克”不了他，只好借助外力，而大叔带最终被杀，比大叔段还惨，也算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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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033子颓伐王2节、044天王居郑6节、076伯舆争政1节）：
《庄十六年传》：
初，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蒍国请而免之。既而弗报。故子国作乱，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复之。（（p 0203）（03160601））（033）
我的粗译：
早先，晋武公（曲沃伯，曲沃武公）去进攻“夷”，抓住夷诡诸。因周王室大夫蒍国为此人求情，就把此人放了。但此人回去后并未报答蒍国，所以，到我们庄公十六年（公元前六七八年，周僖王四年，晋缗侯二十七年、晋武公三十八年），蒍国作乱，对晋人说：“与我伐夷而取其地。（跟我去进攻“夷”，那里的田地就归你们了。）”，于是他指挥一支晋军进攻“夷”，杀掉夷诡诸。周王室那时执政的卿士周公-忌父逃往虢国，等后来惠王即位才把他请回来。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于“惠王立而复之”之后注云：
惠王恢复周公忌父之位当在后，此是探后言之。鲁桓十五年《经》书桓王崩，庄三年《经》书葬桓王，自此以后，周有庄王，又有僖王，其崩、葬皆不见于《经》、《传》。据《史记》，惠王立于明年，则周公忌父之复位在明年。此与命曲沃伯为晋侯为两事，旧本合为一《传》，今别出之。
“晋”——“绛”——“故绛”（杨注：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虢”——“上阳”——“焦”推测位置为：东经111.21，北纬34.76（李家窑-虢国故城遗址，虢城的东北隅即是焦城）。
“虢”——“下阳”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2，北纬34.79（平陆-张村镇-太阳渡村东南，下阳遗址）。
“曲沃”——“新城”——“下国”推测位置为：东经111.24，北纬35.31（闻喜县-上郭村东偏南，上郭古城址）。
“夷”（杨注：夷，采地名。文六年《传》晋蒐于夷，即此地。今地阙。至隐元年《传》“纪人伐夷”之夷，则为国名，与此非一。夷诡诸，周大夫，以采邑为氏。《积微居金文说》卷七谓夷为姜姓国。），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北纬35（黄河北，南阳某处）。
《庄十八年经》：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p 0205）（03180001））（033）
《庄十九年传》：
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p 0212）（03190201））（033）
我的粗译：
早年，妃子王姚得到庄王（周庄王）宠爱，生下子颓（王子颓），由蒍国担任他的“师”。到我们庄公的十九年（公元前六七五年，周惠王二年，卫惠公二十六年，郑厉公二十五年），子颓的侄子惠王即位后，竟夺取蒍国他们家“圃”用作“囿”。又因为边伯宅邸靠近“王”（周惠王）的宫室，就被这位“王”抢走，子禽祝跪和詹父的田地也被“王”抢走，还有“膳夫”（石速）的俸禄被“王”取消。于是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一起作乱，拉了苏家作外援。
这年秋天，那五位大夫奉着子颓去进攻“王”，没打胜，就逃往苏家的主要采邑“温”。然后苏家族长苏子奉着子颓逃到卫国。卫国和燕国（南燕）派部队去进攻“周”，战胜以后，这年冬天，他们立子颓为“王”。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曰：
冬至在去年闰十二月十一日甲子，此年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日有食之”曰：
无《传》。不书朔与日，杜预依桓十七年、僖十五年《传》例，谓“官失之”。此相当于公元前六七六年四月十五日之日全食。《元史?历志》云：“周正当在五月壬子朔，入食限，《经》误‘五’为‘三’。”盖误以建丑为建子，又月之大小有误，非“误‘五’为‘三’”。陈厚耀《补春秋长历》驳《元史》郭守敬说云“《经》明书‘春三月’，则非‘夏五月’可知”，甚有理。朱文鑫《天文考古录》、何幼琦《历术推步简述》亦以为周五月，何且以为壬子朔，王韬则以为四月壬子朔。（云：“足证前人之推算，亦颇核实。”《公羊传》以为食晦，《谷梁传》以为夜食，皆臆测之辞，）实则全食在十六时二十二分，尽在昼中，中原可见。
杨伯峻先生注“王姚”曰：
王姚，庄王之妾。王之妻妾通以王字与其母家姓连言；王姚，姚是其母家姓。
杨伯峻先生注“子颓有宠，蒍国为之师”曰：
之作其用。宋-程公说《春秋分纪?职官书》一引《周礼?地官?师氏》职以相证，恐不合。盖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此则蒍国仅为子颓一人之师耳。
杨伯峻先生注“惠王”曰：
惠王，庄王之孙。僖王（《史记》作釐王）之子，《史记》云名阆，《世本》、《国语》韦《注》及皇甫谧《帝王世纪》均云名毋凉，盖阆即毋凉之变音。惠王即位于去年。
杨伯峻先生注“取蒍国之圃以为囿”曰：
别言之，圃与囿有别。圃种菜蔬果蓏，以篱笆围绕之；囿畜养禽兽。囿大圃小。然僖三十三年《传》云：“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云云，可见囿亦可名曰圃。
杨伯峻先生注“边伯”曰：
边伯，周大夫。盂鼎铭（有）“惟殷边侯田”（一语），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二引《路史?国名纪》谓边为商时侯国。（此边伯或其后裔。）此说不确，参陈梦家《卜辞综述》。
杨伯峻先生注“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曰：
子禽祝跪，杜《注》以为二人，误。下文云：“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又云“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五大夫即蒍国等五人，若以子禽祝跪为两人，则六大夫矣。杜预自圆其说云，“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数”，亦无据。《国语?周语上》云：“边伯、石速、蒍国出王而立子颓。”又云：“王子颓饮三大夫酒。”则石速亦大夫而非士。《传》文于子禽祝跪与詹父间著一“与”字，正恐读者以为皆是二字名而误分为三人也。说参于鬯《香草校书》。詹父已见桓十年《传》。《周礼?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六曰“夺以驭其贫”，孙诒让《正义》引此文云：“亦为夺其田禄耳，非必尽没其家财也。”孙说恐非。若然，则与下文“收秩”意复。夺其田未必尽没家财，则当如隐十一年《传》取苏忿生之田。
杨伯峻先生注“而收膳夫之秩”曰：
膳夫，官名。《周礼?天官》有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秩，俸禄也。膳夫即下文之石速。此言膳夫，下言石速，盖变文。
杨伯峻先生注“因苏氏”曰：
隐十一年《传》叙桓王夺苏忿生十二邑之田以与郑，苏氏或因此不满王室。
杨伯峻先生注“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曰：
温为苏氏邑，成十一年《传》云，“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温为苏氏始封邑。故僖十年《经》云“狄灭温，温子奔卫”，而《传》作“苏子奔卫”以邑言之则曰温子，以氏言之则曰苏子，一也。《周本纪》、《年表》及《卫》、《燕世家》均谓惠王奔温，但以《左传》文义言之，奔温者似是五大夫。
杨伯峻先生注“卫师、燕师伐周”曰：
《卫世家》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则卫之伐周，由于泄助黔牟之忿。又《燕召世家》云：“庄公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据此，似伐周惠王者，除燕、卫外，尚有宋国。但《左传》不言宋国，且《十二诸侯年表》云“惠王二年，燕、卫伐王”，亦不言宋。《卫世家》述此事只云“与燕伐周”，独《燕世家》有宋国，恐史公之偶疏。又史公以燕为北燕，杜《注》则以为南燕，北燕路远，恐南燕也。北燕-姬姓，南燕-姞姓。《史记》不列南燕于《世家》，而混两燕为一。
杨伯峻先生于此“冬，立子颓”之后有注云：
《国语?周语上》及《史记?周本纪》、《年表》、《燕召世家》、《卫世家》所述与《左传》同。
“温”——“苏”（杨注：温，周王畿内之小国，当在今河南省-温县稍南三十里之地。#温，在今河南省-温县西南三十里。会于温，《经》文未书，盖书“盟于瓦屋”可以包括之。#成公十一年《传》云“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苏忿生乃周武王时司寇而受封于温者也。温即隐公三年“取温之麦”之温，故城在今河南省-温县西稍南三十里。依庄公十九年《传》观之，温于庄公十九年仍为苏氏邑。以金文证之，如敔簋铭云“王赐田于[含攵]五十田，于旱五十田”，则此所谓温田者，亦王田之在温者耳，非以其全邑与郑，故温仍得为苏氏邑。#温为苏氏邑，成十一年《传》云，“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则温为苏氏始封邑。故僖十年《经》云“狄灭温，温子奔卫”，而《传》作“苏子奔卫”以邑言之则曰温子，以氏言之则曰苏子，一也。#温，今治西南，湨水所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3，北纬34.91（温县城西16公里处的招贤乡-上苑村北地，温邑故城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近400米）。
“卫”——“殷虚”——“朝歌”（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邶、鄘、卫，本三国，所谓三监，三监叛周，周公平定之，后并入于卫，故季札只言卫。邶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南约三十里。鄘在今河南-新乡市西南约三十里。卫国都城即今河南-淇县，故朝歌。此三国之地本是殷纣王畿。其地域与分合可参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卷四及孙诒让《籀[亭-丁+冋]述林》卷一《邶鄘卫考》、卷九《康侯鼎拓本跋》。#朝歌，今河南-淇县。#杜《注》：“《康诰》，《周书》。殷虚，朝歌也。”今河南-淇县治。濬县出土沬司徒[匕/矢/辶]簋铭：“王来伐商邑，（诞）令康叔鄙于卫”，可证殷虚之封。），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燕”（杨注：燕有二，一为北燕，《史记》有《燕召世家》者是也。此为南燕，孔《疏》云：“南燕国，姞姓，黄帝之后也。（始祖为伯儵。）小国无世家，不知其君号谥。”南燕国国都故址，据《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约四十五里，俗呼为城上。#此燕不知是南燕否。若是，则南燕尚存。然自桓十三年以后，南燕已不见于《经》；自庄十九、二十年后，亦不见于《传》，恐此是北燕也。），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37，北纬35.25（南燕，延津县-司寨乡-大城村南古胙城）。
下面是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庄二十年传》：
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秋，王及郑伯入于邬。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p 0214）（03200101））（033）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庄公二十年（公元前六七四年，周惠王三年，郑厉公二十七年），春天，郑伯（郑厉公）出面调解周王室的冲突，但没成功，他就把南燕国君燕仲父抓来扣着。这年夏天，郑伯把“王”（周惠王）带回自家地盘，让“王”住到“栎”。这年秋天，“王”和郑伯进驻“邬”，随即攻进“成周”，抢了那里的“宝器”回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燕仲父”曰：
服虔、杜预皆以燕仲父为南燕之君。《史记》以为北燕臣，恐不确。
杨伯峻先生注“王及郑伯入于邬”曰：
据隐十一年《传》，邬为王所取郑邑。
《隐十一年传》：“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p 0076）（01110501））（010）。
杨伯峻先生注“遂入成周”曰：
据二十一年《传》，王子颓在王城，成周在王城东。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杨注：京師指洛邑，此时周室都洛邑。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亦犹绛本晋国所都，其后迁新田，新田亦称绛；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谓“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也。京复称京師者，周人于地名之下往往加師为称，亦犹《召诰》称洛，《洛诰》称洛師。師，金文作[帥-巾]。《小臣单觯》有成[帥-巾]，《小臣[言速]簋》有牧[帥-巾]，《左传》庄九年亦有堂阜，皆可证。《克钟》有京[帥-巾]，当即京師，故知经典古文字作“[帥-巾]”者，汉代经师或读之为師，故有洛師、京師之称。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驳公羊传京師说》。#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成周”（杨注：成周，《尚书?洛诰?序》所谓“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者是也。其后迁殷之遗民于此。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偃师县西约三十里。#杜《注》：“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8，北纬34.69（瀍河两岸）。
下面是“王城”和“成周”位置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王城”位置依据的是《考古》1998年第3期发表的平面图；“成周”位置依据的是蔡运章先生的观点，见洛阳市旅游局官方网站的报道；因为我所见未必全面，兼之手潮，此图或有不准确之处，不过大致轮廓应该不错：
“郑”（杨注：鄭（郑），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卜辞常见奠（鄭）地，有“矦奠”“南奠”“北奠”“多奠”“奠臣”诸词。又有一片云“巳（祀）奠河邑”，则地当在今郑州市南、新郑县北。西周彝器又有奠虢仲鼎、奠虢仲簋等。是则郑地早已有之。桓公初封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据《郑语》，寄帑于虢、郐之间。武公因取而都之，即今新郑县。春秋后又六世九十一年为韩所灭。近年出土之哀成叔鼎则铸于郑亡后。?史记?有世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栎”——“櫟”（杨注：栎为郑之大都，即今河南省-禹县，在郑都西南九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7，北纬34.16（栎——历，约等于禹县老城。只有战国遗址，近方形城，东1600，西1750，南1850，北1500。战国：韩）。
“邬”（杨注：邬音乌。刘邑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南，邬又刘之西南。#据隐十一年《传》，邬为王所取郑邑。#邬在今河南-偃师县南。又见隐十一年《传》并《注》。），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7，北纬34.5（缑氏西南）。
《庄二十年传》：
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p 0214）（03200102））（033）
《庄二十一年传》：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p 0216）（03210101））（033）
郑伯享王于阙(què)西辟(bì)，乐备。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原伯曰：“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五月，郑厉公卒。（（p 0216）（03210102））（017、033）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王子颓设宴招待那五位大夫，宴席上，叫人表演了王室的所有乐曲和相应舞蹈。郑伯（郑厉公）听说此事，就去见虢叔（虢公），向他提议：“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寡人听说，哀悼和欢庆如果不在恰当时间，一定招来灾祸。王子颓这样没完没了地观赏歌舞，就是在欢庆灾难。再说，司寇执行刑罚时，主上都会为此降低进餐规格，谁又敢欢庆灾难呢？现在他强行占据“王”位，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灾难呢？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却不操心如何应对，肯定会有更大的灾难逼他操心。我们何不把“王”送回去！）”，虢公回答：“寡人之愿也。（寡人正有此意。）”。
再下一年，我们庄公的二十一年（公元前六七三年，周惠王四年，郑厉公二十八年），春天，两位国君依约在“弭”那里会合。夏天，共同进攻王城。郑伯奉着“王”从圉门入城，虢叔则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
郑伯在“阙西辟”设宴招待“王”，宴席上，也演奏了王室的所有曲目。“王”赏给他当初武公（郑武公，郑厉公祖父）经营的土地，从虎牢以东过来那一片。周王室的大夫原伯（原庄公）听说郑伯也观赏了王室所有乐曲，预言：“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郑伯明知错误还照做，他也会遭殃吧！）”，这年五月，郑厉公就去世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乐及遍舞”曰：
乐及遍舞，旧有两义。一曰舞六代之乐。六代之乐者，黄帝之《云门》、《大卷》，尧之《大咸》，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汤之《大濩》，周武王之《大武》也。一曰诸侯及大夫遍舞。考乐及遍舞者，谓奏乐及于所有舞乐也。《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以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韶）》、《大夏》、《大濩》、《大武》。”孙诒让《正义》云“六乐虽有歌奏，而以舞为尤重”是也，则前一说为长。
《襄二十九年传》中有对当时部分乐舞更具体些的描述：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shào)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bèi)、《鄘》(yōng)、《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bīn)，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fēng)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kuài)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nì)，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jù)，曲而不屈，迩(ěr)而不偪(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dǐ)，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p 1161）（09291302））（086）。
见舞《象箾》(xiāo)、《南籥》(yuè)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huò)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xiāo)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p 1165）（09291303））（086）。
下面是镶嵌画像纹壶（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壶盖一圈为鸟兽图，间杂几个人，像一幅人兽斗争的场面；壶颈部为第一区，主要为采桑图、射礼活动；壶的上腹部为第二区，为宴享乐舞、射猎场景；壶的下腹部为第三区，为水陆攻战的场面；壶近圈足部为第四区，采用了垂叶纹饰；圈足饰对顶三角及十字几何纹带。）及其拓片的图片，还有宴乐画像杯（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杯上刻着一幅场面颇大的宴乐场景，有人物、鸟兽、树木、宫殿、礼器、食器、酒器、乐器等內容，射猎、蒸煮、奏乐、舞蹈、礼仪等宴会场景。）及其上画像的图片，共五张图片，或可据以想象当时宴乐的场景。图片出自艺苑百科：6.更新期青铜器上（春秋中期-战国）——上海博物馆：
杨伯峻先生注“虢叔”曰：
贾逵、韦昭《周语?注》均以虢叔为虢公?林父之字，然桓十年《传》云“虢仲谮其大夫詹父”，则林父字仲不字叔也。疑此虢叔为僖五年《传》之虢公?丑。
杨伯峻先生注“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曰：
《国语?楚语下》云：“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牛羊豕三牲并用曰大牢），祀以會（三大牢举四方之贡也）；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羊豕并用），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仅用一豕），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然则自天子以至大夫，其日食谓之举，士庶人则谓食。古代王、后一日三餐，而早餐最为重；《周礼?天官?膳夫》所谓“王日一举”是也。至中餐、晚餐则仅食早餐之剩余而已。惟斋戒之日每餐皆杀牲，《膳夫》“王斋日三举”是也。举为盛馔，以乐助食。举者，兼食与乐而言之。襄二十六年《传》云：“古之治民者，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徹乐。”则不举者，包括贬损膳食、撤除音乐两事。《韩非子?五蠹篇》云“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则仅就徹乐言之。
杨伯峻先生于此“寡人之愿也”之后有注云：
《周本纪》云：“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国语?周语上》所载与《传》同。此《传》文与下年《传》文贯穿一气，知本紧接，后人因欲《经》、《传》按年相配，故今为下年《经》文隔开。由此足知原本《左传》不载《经》文而单行。
杨伯峻先生注“胥命于弭”曰：
此句本承上年《传》文，主语承上省略，谓郑伯、虢公在弭相约也。胥命者，诸侯相见，约言而不歃血也。详桓三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将王自圉门入”曰：
《诗?周颂?我将》：“我将我享。”郑《笺》云：“将犹奉也。”圉门，王城南门。据昭二十二年及二十六年《传》，周有东圉及圉泽，圉门恐以此得名。说本高士奇《地名考略》。
下面是东周王城遗址实测图，出自《洛阳理工学院附中现古城墙遗址》：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享王于阙西辟”曰：
辟同僻，偏也。阙亦谓之观，亦谓之象魏，天子诸侯宫门皆筑台，台上起屋，谓之台门。台门之两旁特为屋高出于门屋之上者谓之双阙，亦谓之两观。阙或观若今之城楼。阙西辟者，双阙中之西阙也。张聪咸《杜注辨证》谓为两观之内道（之）西，（恐）不确。姚鼐《左传补注》谓此阙为庙门之阙，非宫门之阙，无据，不可信。《礼记?郊特牲》（云）：“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郑《注》：“明饗君非礼也。”《正义》（云）：“春秋之时则有诸侯饗天子，故庄二十一年郑伯享王于阙西辟，乐备，乱世非正法也。”《郊特牲》云云，不可为据。下文原伯讥郑伯，不在其享王，而在其乐备，（可见）享王于当时亦非不合礼。
杜预《注》“乐备”云：“备六代之乐也。”
杨伯峻先生注“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曰：
王以自虎牢以东郑武公之旧土与郑厉公也。武公，郑武公，傅周平王，平王赐之地，自虎牢以东，后又失其地，今惠王复与之。《说文》：“略，经略土地也。”昭七年《传》（云）：“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封略之内，何非君土？”封略之内，疆界之内也。僖十五年《传》云“东尽虢略”，谓东以虢国之边界为尽头也。虎牢即北制，见隐元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效尤”曰：
《说文》作訧，罪也，过也。僖二十四年、襄二十一年《传》并云“尤而效之”，定六年《传》云“尤人而效之”，皆此意。说见杨树达先生《读左传》。郑伯效尤指乐备而言。郑伯既以王子颓乐及遍舞为非，而己又于享王时备六代之乐，是所谓“尤人而效之”也。
杨伯峻先生注“其亦将有咎！”曰：
其，语气副词，表示不肯定。咎，災也，殃也。详襄四年《传?注》。
“弭”（杨注：弭，郑地，当在今河南省-密县境。），推测位置为：东经113.19，北纬34.50（河南省-密县-月台村）。
“虎牢”——“制”——“北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18，北纬34.85（汜水镇-虎牢关村西北）。
《庄二十一年传》：
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玤，王与之酒泉。（（p 0216）（03210103））（033）
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p 0216）（03210104））（017、033）
冬，王归自虢。（（p 0216）（03210105））（033）
我的粗译：
随后，“王”（周惠王）前去视察虢国领地，虢公（虢叔）在“玤”专门建起王宫，“王”就把“酒泉”赏给他。
之前，郑伯（郑厉公）设宴招待“王”那会儿，“王”赏给他“后之鞶鑑”。而此次虢公请求赏给自己彝器，“王”赏下的却是“爵”。郑伯（郑厉公之子郑文公）自此对“王”产生不满。
这年冬天，“王”从虢国回到王城。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王巡虢守”曰：
守亦作狩，《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王巡虢守者，王巡视虢公所守之土地也。
杨伯峻先生注“王以后之鞶鑑予之”曰：
鞶是大带，亦名绅带；鑑，镜也。鞶鑑为一物，大带而饰之以鑑者。《管子?轻重己篇》之“带玉監”、“带锡監”，監即鑑也，可以为证。说详章炳麟《左传读》及杨树达先生《读左传》。然至今未见实物。桂馥《说文义证》云：“王后之鞶，即夫人鞶丝也。”乃以丝组为之。李贻德《贾服注辑述》谓鞶鑑为以囊盛镜者也；沈钦韩《左传补注》谓鞶是小囊之盛帨巾者，鑑为镜。鞶鑑为两物，恐皆不可为据。或谓鞶鑑是铜鑑，亦不知所据。
下面是1976年12月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号西周青铜器窑藏出土，陕西省周原博物馆藏“墙爵”的图片，出自近拓西周牆爵甲、乙銘文軟片各一紙，爵流側鑄銘各7字，墨拓部分尺寸各約6×3cm；6×3.5cm。原器著錄于《周原出土青銅器》654頁—657頁（附圖供參考）。：
“玤”（杨注：玤音棒，虢地，当在今河南省-渑池县境。），推测位置为：东经111.61，北纬34.72（渑池-王都村北）。
“酒泉”（杨注：酒泉，周邑，不详所在。顾栋高《大事表》以今陕西省-大荔县之酒泉庄当之，不确。江永《考实》驳之，是也。），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1.78，北纬34.82（仰韶村，醴泉）。
《庄二十七年传》：
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p 0237）（03270601））（029、033）
《庄二十八年传》：
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p 0238）（03280101））（029、033）
我的粗译：
六年后，我们的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六六七年，周惠王十年，齐桓公十九年，卫懿公二年），“王”（周惠王）派卿士召伯-廖向齐侯（齐侯-小白，齐桓公）颁赐又一个“命”，同时要求齐侯去进攻卫国，因为当初卫国立子颓为周王。
下一年，我们的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六六年，周惠王十一年，齐桓公二十年，卫懿公三年），春天，齐侯去进攻卫国。经过战斗，齐人击败卫军，以“王”的名义谴责了他们，然后带上他们献出的礼品撤回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曰：
廖音聊。召伯-廖，王卿士，召康公之后。今山西省-垣曲县东有邵亭，或是召公东迁以后之食邑。互详文五年《经?注》。《周本纪》云：“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年表》：“惠王十年，赐齐侯命。”则赐命即赐为侯伯也。章炳麟《左传读》云：“据《齐语》，赏服大辂、龙旗九旒等在葵丘之会，彼时命为方伯，则此时命为州牧也，特已摄方伯之任耳。”《史记》不可尽据，章说亦近臆测。九命以下皆曰赐命，元年追锡桓公命、襄二十四（十四？）年使刘定公赐齐侯命可证。此次赐命是否与僖二十八年赐命晋侯为侯伯同，则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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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第七》）；前面《左传》中则提到：（季札）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p 1165）（09291303））（086）；甚至后世杜甫作诗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也还有人认为是在讽刺某人“僭用天子礼乐”；在当时的条件下，音乐是很隆重的事，其意义和现在是不同的。
《僖十三年传》：
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事毕，不与王言。归，复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p 0343）（05130101））（044）
《僖二十二年传》：
富辰言于王曰：“请召大叔。《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王说。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p 0395）（05220601））（044）
我的粗译：
在我们僖公十三年（公元前六*四七年，周襄王六年，齐桓公三十九年），春天，齐侯（齐桓公）派大夫仲孙湫出访周王室，还打算商量如何安置王子带（大叔）。但正式仪式完结，此人并未向“王”（周襄王）开口。
回去后，仲孙湫向齐侯复命说：“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现在不行。“王”还没消气，大概得十年吧。不到十个年头，“王”不会召他回去。）”。
到第十年，就是我们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六三八年，周襄王十五年，齐孝公五年），周王室大夫富辰向“王”进言：“请召大叔（王子带）。《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您还是把大叔召回来吧，《诗》里说：“邻居很和睦，亲事不费心。”，我们这里兄弟都不和睦，凭什么责备各家诸侯不肯和我们亲近？）”，“王”听了很高兴。于是王子带从齐国重新回到京师，是“王”把他召回去的。
一些补充：
在当时，各家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往往去别家任职，有时别家也会留着他们作为筹码，但齐国却早早地就设法把王子带送回周王室，可见在齐桓公眼里，王子带既非可用之才，也没有当筹码的价值。
杨伯峻先生注“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曰：
仲孙湫已见闵元年《经》、《传》。去年王子带奔齐，此时齐桓使仲孙湫言于襄王，欲襄王召回王子带。
《闵元年经》：“冬，齐-仲孙来。”（（p 0256）（04010005））（027）。
《闵元年传》：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p 0257）（04010501））（027）。
杨伯峻先生注“王怒未怠”曰：
《说文》云：“怠，慢也。”《周语》韦《注》云：“怠，缓也。”“王怒未怠”，意谓王之怒气犹盛。
杨伯峻先生注“不十年，王弗召也”曰：
二十二年《传》云：“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果十年之后召之。《年表》及《齐世家》以仲孙未言为襄王弗听，与《传》异。
杨伯峻先生注“协比其邻，昏姻孔云”曰：
《诗?小雅?正月》句。“协比”今《诗》作“洽比”，义同。比，去声，协比，协和亲附也。孔，甚也。云，毛《传》云“旋也”，郑《笺》云“犹友也”。富辰引诗之意，谓先与左右邻近之人团结亲附，然后昏姻亲戚得以甚为友好。
《诗?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十二章(共十三章)》：“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慇慇。”，高亨先生注此曰：“洽，融洽。比，亲近。”“婚姻，指亲戚。云，友善。”（《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74））。
杨伯峻先生注“焉能怨诸侯之不睦？”曰：
不睦，谓不睦于周，犹言不服于周。与文七年《传》“日卫不睦”之“不睦”义同。
杨伯峻先生注“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曰：
终十三年《传》仲孙湫之言，且为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郑张本。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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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年经》：
郑人入滑。（（p 0386）（05200004））（044）
《僖二十年传》：
滑人叛郑，而服于卫。夏，郑-公子士、洩堵寇帅师入滑。（（p 0387）（05200201））（044）
我的粗译：
七年后，我们的僖公二十年（公元前六*四〇年，周襄王十三年，齐孝公三年，郑文公三十三年，卫文公二十年），滑人背弃郑国，投向卫国。这年夏天，郑国大夫公子士和洩堵寇率兵打进了滑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郑-公子士、洩堵寇帅师入滑”曰：
滑，国名，详庄十六年《经?注》，秦于僖三十三年灭之。此次郑师入滑，不久又即卫，见二十四年《传》。滑地近郑，于郑在所必争。说详顾栋高《大事表》四。杜《注》：“公子士，郑文公子。洩堵寇，郑大夫。”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滑”——“费滑”（杨注：“滑”，《公羊》、《谷梁》皆作“郎”。滑，郑国地名，当在今河南省-睢县西北。同时另有滑国，则当今之河南省-偃师县之缑氏镇。东西相距甚远，鲁庄公无由到此。毛奇龄《春秋传》混而一之，误。#滑，姬姓，国于费，故一名费滑，见成十三年、襄十八年《传》，故城当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之缑氏镇。僖三十三年灭于秦，旋入晋，复又属周。余详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费为滑国都城，费滑即滑国。#费滑，今偃师县南之緱氏镇，余详庄十六年《经》。胥靡在今偃师县东。献于，杜《注》谓郑邑，而未详其地。于鬯《校书》谓即成十七年《传》之虚，则是晋邑，但以偃师县境言之，或此时属郑亦未可知。姑录以存参。雍，江永《考实》谓即雍氏，在今禹县东北。梁即汉之梁县，本周之小邑，在今临汝县东。顾栋高《大事表》以雍梁为一地，即三十年《传》之雍梁，便在今禹县东北。顾说较胜。），推测位置为：东经112.85，北纬34.59（府店村北一公里偏东。春秋滑国故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府店镇-滑城河村，府店与滑城村之间，遗址南北长约为2.25公里，北端宽约为1.5公里，南端宽为0.5公里。春秋至汉）。
“卫”——“楚丘”（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楚丘，卫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齐召南《左传注疏考证》曰：“《传》有追叙，有预叙，此类则预叙也。”《吕氏春秋?简选篇》：“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禦。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此用上年《传》所述狐偃之谋。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曹在卫之东，故晋假道。），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下面是郑人入滑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僖二十四年经》：
夏，狄伐郑。（（p 0411）（05240002））（044）
《僖二十四年传》：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洩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滑。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fán)屏周。管、蔡、郕(chéng)、霍、鲁、卫、毛、聃(dān)、郜(gào)、雍、曹、滕、毕、原、酆(fēng)、郇(xún)，文之昭也。邘(yú)、晋、應、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zuò)、祭(zhài)，周公之胤(yìn)也。召(shào)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fū) [華韋] [華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xì)于墙，外禦其侮(wǔ)。’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yì)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勋、亲亲、暱(nì)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yín)，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bì)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wǔ)；扞禦(gǎn yù)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姦，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p 0419）（05240201））（044）
夏，狄伐郑，取櫟(yuè栎)。（（p 0425）（05240202））（044）
我的粗译：
郑人打进滑国以后，滑人对他们很顺从。可等郑军撤走，滑人又去亲近卫人。于是在我们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六三六年，周襄王十七年，郑文公三十七年，卫文公二十四年，齐孝公七年，晋文公元年，秦穆公二十四年），郑国大夫公子士和洩堵俞弥再次率兵进攻滑国。听说此事，我们“王”（周襄王）派大夫伯服和游孙伯前往郑国为滑国求情。但郑伯（郑文公）记恨惠王（周惠王）靠自家父亲厉公（郑厉公）才能回到京师却不肯赏给他一个爵，又记恨襄王（周襄王）把滑国给卫-国，所以不肯服从“王”的指示，反而扣押了那两位大人（伯服、游孙伯）。
“王”（周襄王）发了火，就打算用狄人去进攻郑国。周王室的大夫富辰向他进谏说：
不可。臣下听说：最高明的是靠施恩控制所有“民”，其次是依靠亲戚，通过他们控制更多人。当初周公念及自己两位兄弟不成器，就分封很多亲戚作我们周家的保障。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我们文王的下一代。邘、晋、應、韩，是我们武王的下一代。而凡、蒋、邢、茅、胙、祭，都是周公的后代。
那时召穆公想到我们周家子弟良莠不一，就召集宗族到成周，作了首诗唱给他们听：“常棣之华，鄂不 [華韋] [華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郁李花儿开，花芯连花蒂。要想靠得住，还得是兄弟。）”；那诗的四章还有：“兄弟阋于墙，外禦其侮。（兄弟隔墙争吵，打架都不跑。）”。这样看来，兄弟之间虽然会闹意见，但亲情是斩不断的。现在您作为天子（周襄王）因为点小事就不顾郑国和我们的亲情，还怎么办呢？酬劳功绩，亲近亲戚，善待近臣，尊重贤人，这都是最大的“德”。而贴近“聋”，跟随“昧”，赞助“顽”，任用“嚚”，那都是最大的“姦”。远离“德”，喜爱“姦”，会带来最大的“祸”。
郑国在我们平王和惠王那时立下功劳，又和我们厉王及宣王有亲，他们还放逐宠幸的小人而任用三良，在姬姓的各家诸侯里和我们关系最密切，具备了上面那四种“德”。
而有耳朵却听不出“五声”之和谐叫做“聋”，有眼睛却辨不出“五色”之缤纷叫做“昧”，有头脑却不跟随“德”和“义”的榜样叫做“顽”，有嘴巴却不宣扬“忠”和“信”的道理叫做“嚚”，狄人都占了，具备上面那四种“姦”。
当初我们周家具备好的品性时，仍然会提倡“莫如兄弟”，为这些兄弟封邦建国。所以虽然我们已经怀柔了天下，但还是不忘警惕外部威胁；对抗那些外部威胁，首先就要依靠亲戚，所以就为他们封邦建国成为周家的保障。召穆公想表达的，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周家的“德”已经远不如当年，在这样的时候，又改变当年周公、召公好的做法，而照“姦”的做法做，恐怕不行吧？我们的“民”可没忘记“祸”是怎么回事，“王”您要再招来“祸”，还怎么去面对咱们文王和武王？
尽管以上富辰说了这么多，但“王”不肯听他的，还是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去联络狄人出兵。
这年夏天，狄人进攻郑国，占领了“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郑-公子士、洩堵俞弥帅师伐滑”曰：
公子士已见二十年《传》。洩堵俞弥疑即洩堵寇。洪亮吉《诂》以为洩是氏，堵俞弥是名；俞正燮《癸巳存稿》、章炳麟《读》则以为洩堵是氏，寇及俞弥是名，疑不能明。惟陈厚耀《补春秋世族谱》误解杜《注》，别出“公子士洩”一人，则误。并参李惇《群经识小》。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曰：
事见庄二十一年《传?。据《传》，爵为酒器，曾与虢公者。《郑世家》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以爵禄解爵，非《传》意。
杨伯峻先生注“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曰：
《周语中》云：“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周语中》作襄王十三年，盖以此即僖公二十年事，与《传》异。又《周语》言执游孙伯，《周本纪》、《郑世家》均云“囚伯服”，两书皆只言其一。
杨伯峻先生注“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曰：
襄二十四年《传》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大上、其次俱就其高下等次而言。余参襄二十四年《传?注》。亲亲以相及者，谓先亲其所亲，然后由近及远，所谓推恩以成义。
杨伯峻先生注“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曰：
吊，伤也。二叔，管叔、蔡叔。杜预本马融之说，谓二叔为“夏、殷之叔世”，误。说详王引之《述闻》及李贻德《辑述。咸，终也。不咸谓不终也。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诗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解》。
杨伯峻先生注“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曰：
封建，分封土地建国家也。亲戚古有数义，昭二十年《传?“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亲戚既没，虽欲孝，谁孝？”《孟子?尽心篇》“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亲戚俱谓父母。然亦称同家同族之人为亲戚，《战国策?秦策一?“富贵则亲戚畏惧”，则苏秦指其妻与嫂；此则指伯叔兄弟及子姪。至以亲戚表婚姻关系，古亦有此义，如《礼记?曲礼上》“兄弟亲戚称其慈也”，《晋语四》“爱亲戚，明贤良”，《楚语下》“比尔兄弟亲戚”，皆是。蕃屏，为周室作藩篱屏障也。
杨伯峻先生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曰：
十六国，皆文王子。此及下者二十六分地，或在王畿外为诸侯，或在王畿内为采邑。虽在畿内，亦当封建，作蕃屏。说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五上。昭穆，见僖五年《传?注》。周以后稷为太祖，而不窋以下一昭一穆。文王为不窋下之第十四世，于世次为穆，故其子为昭。
杨伯峻先生注《僖五年传》“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云：
昭、穆为古代庙次及墓次，始祖居中，左昭右穆。周代以后稷为始祖，后稷以后之第一代（后稷之子不窋）为昭，第二代（后稷之孙鞠）为穆。以后第三、五、七，驯至奇数之代皆为昭，第四、六、八，驯至偶数之代皆为穆。大王（古公亶父）为后稷之第十二代孙，为穆，其子则第十三代孙为昭，因之大伯、虞仲（即仲雍）、季历皆为昭，故云“大王之昭也”。（（p 0307）（05050801））（032）。
杨伯峻先生注《僖五年传》“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云：
虢仲、虢叔为王季（即季历）之子，季历为后稷第十三代孙，为昭，则虢仲、虢叔为穆，故云“王季之穆”。（（p 0307）（05050801））（032）。
杨伯峻先生注“邘、晋、應、韩，武之穆也”曰：
四国皆武王子。武王于世次为昭，故其子为穆。
杨伯峻先生于“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后注云：
胤，嗣也。《汉书?王莽传》谓“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子皆有茅土”，是以此六子皆周公庶子。姬姓所封诸国，多在古黄土层，或冲积地带，就当时农业生产而论，是最好或较好之土地。
杨伯峻先生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曰：
召穆公，召公虎；据《世本?，为召康公十六世孙。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旧有召亭，盖其畿内采地；其后东迁，今山西省-垣曲县之召亭是也。《诗?大雅?桑柔》“贪人败类”，毛《传?云：“类，善也。”召穆公当周厉王-周德衰微之时，故云不类。
杨伯峻先生注“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
纠，收也。此纠合连言。据下文，诗为《小雅?常棣》。然据《周语中》“周文公之诗曰”云云，则以为周公旦所作，是《周语》、《左传》之不同。杜预注《传》，谓“召穆公特作此周公之乐歌”，盖欲调和《国语》、《左传》之说。古人言赋诗固有二义，自作诗曰赋，诵前人之诗亦可曰赋，若言作诗，则只能有自作之一义，是杜《注》之不可通者也。《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周公则诛管、蔡二叔，是非周公之所作。说参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六年琱生簋 （即召伯虎簋 （召伯虎敦））跋》。成周在西周本为纠合诸侯发号施令之所。?逸周书》有?王会篇》云“成周之会”。?令彝铭》云：“隹（唯）十月初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 （出）令”云云，尤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常棣之华，鄂不 [華韋] [華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曰：
常棣，今名小叶杨。属杨柳科，落叶乔木，高达三十米。春时，先叶开花。华即今花字，鄂，今作萼。不，同跗、萼足也，华下有鄂，鄂下有跗。《管子?地员篇》“朱跗黄实”可证；亦作拊、柎，《山海经?西山经》“圆叶而白柎”可证。 [華韋] [華韋]，或作韡韡，音韪韪，光明貌。?常棣?，孔《疏?云：“言常棣之华与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华以覆鄂，鄂以承华，华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华鄂相覆而光明，犹兄弟相顺而荣显，然则凡今时之人，恩亲无如兄弟之最厚也。”
《诗?小雅?鹿鸣之什?常棣?首章（共八章）》：“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21））。
杨伯峻先生注“兄弟阋于墙，外禦其侮”曰：
阋，今音同隙。《说文》云，“恒讼也”。《周语中》“兄弟谗阋”，韦《注》云：“佷也。”此谓兄弟内虽不和，犹同心禦外侮。
《诗?小雅?鹿鸣之什?常棣?四章（共八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21））。
这里的“常棣”，我以为那时的古人主要是指蔷薇科（Rosaceae）樱属Cerasus japonica郁李，我在别处曾讨论过，您如有兴趣可移步《木03-甘棠、杕杜、常棣：棠、杜、棣、檖（中）》。下面是两张郁李的图片，出自郁李，蔷薇科樱属，灌木，高1米多。花朵桃红色，美丽可爱。花枝向上伸展，构图有点困难。：
杨伯峻先生注“懿亲”曰：
杜《注》云：“懿，美也。”章炳麟《左传读》则以为懿亲即因亲。
杨伯峻先生注“庸勋”曰：
庸，读如《尚书?益稷》“车服以庸”之庸，酬其功劳也。庸勋，正谓于有功勋者酬之。
杨伯峻先生注“用嚚”曰：
嚚，音银。愚且恶也。
杨伯峻先生注“郑有平、惠之勋”曰：
杜《注?：“平王东迁，晋、郑是依；惠王出奔，虢、郑纳之，是其勋也。”《周语中》云：“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此指庸勋。
杨伯峻先生注“又有厉、宣之亲”曰：
杜《注》云：“郑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厉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此指亲亲。《郑世家》作“宣王庶弟”，《年表》作“母弟”，与《传?意合。
杨伯峻先生注“弃嬖宠而用三良”曰：
杜《注》：“七年杀嬖臣申侯，十六年杀宠子子华也。三良，叔詹、堵叔、师叔。”顾炎武《补正》曰：“解引杀子华未当，古人只是大概言尔。此见郑伯之贤，王当尊之。”嬖宠为一词，杜分言之，未当。
杨伯峻先生注“于诸姬为近”曰：
杜《注》：“道近，当暱之。”竹添光鸿《会笺》：“以道路之近为四德之一，竟觉不妥。近是亲近之近，言桓公为司徒，武、庄为卿士，世亲近于王，与晋、卫诸国疏于周室者不同也。”
“周”——“镐”推测位置为：沣河东岸斗门镇一带。
“管”（杨注：管在今河南省-郑州市，春秋前已绝封，属桧，桧灭属郑。宣十二年《传》之“楚子次管”，即此地。），推测位置为：郑州道李城址。
“蔡”——“上蔡”（杨注：蔡，国名，武王弟蔡叔度之后。），推测位置为：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蔡国故城遗址。
“郕”——“成”（杨注：郕，国名。据《管蔡世家》，初受封者成叔武为文王之子，武王与周公之弟。），推测位置为：鄄城县-引马乡。
“霍”——“彘”（杨注：霍，姬姓国，文王子叔处所封。#彘本先縠食邑，先縠被灭族后，今又改封士鲂。），推测位置为：今汾河西岸白龙镇-陈村一带。
“鲁”（杨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推测位置为：曲阜鲁国故城。
“卫”——“殷虚”——“朝歌”（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推测位置为：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狄入卫。
“毛”（杨注：毛，《尚书?顾命》、《穆天子传》五并古器如班簋、毛伯敦、毛公鼎皆称毛公，《周本纪》、《逸周书?克殷解》均有文王子毛叔郑，当即毛之始封者。），推测位置为：岐山县-青化镇-毛家庄。
“聃”（杨注：聃音南，《管蔡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封季载于冉。”），季载所封，“老丘”，推测位置为：今开封-杜良乡-国都里村。
“郜”推测位置为：成武县-城湖故城。
“雍”（杨注：《雍，据《通志?氏族略》二，为文王第十三子雍伯受封之国，在今河南省-修武县西，沁阳县东北。），推测位置为：焦作市西南朱村乡-府城村西北约200米处。古城呈正方形。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估计其位置为：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滕”（杨注：滕，国名，周文王子错叔-绣，武王封之，居滕，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十四里有古滕城，即滕国也。），推测位置为：滕，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
“毕”（杨注：据僖二十四年《传》，毕国之始祖为周文王之子。《魏世家》云：“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估计其位置为：咸阳北毕原。
“原”（杨注：《通志?氏族略》云：“周有原庄公，世为周卿士，故以邑为氏。”顾栋高《大事表》以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之原乡为其国，实则采邑也。），我估计其位置为：西周初封地，眉县一带。
“酆”——“丰”——“豐”——“酆宫”（杨注：酆，亦作“豐”，顾栋高《大事表》五云：“酆本商-崇侯-虎地。文王灭崇，作豐邑，武王封其弟为酆侯。《竹书纪年》成王十九年黜酆侯，自是绝封。”），推测位置为：沣河西岸马王镇一带。
“邘”——“盂”（杨注：邘，据《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为周武王第二子邘叔所封国。今河南省-沁阳县西北二十余里，当即其封地。），推测位置为：沁阳县-邘邰村东。
“晋”——“绛”——“故绛”（杨注：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應”——“应”（杨注：《通志?氏族略》二谓为武王第四子所封国，故城当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东三十余里應乡。），推测位置为： 西滍村东，北滍村南。
下图中是应国墓地出的玉鹰，据认为有“鹰”族——“應”族之族徽的意义，出自《寻找失落的古应国》：
“韩”——“韩原”——“宗丘”（杨注：韩本国名，据《竹书纪年》，春秋前晋文侯二十一年灭之。#韩，《诗?大雅?韩奕》咏韩侯受命，足见宣王时尚强大。），推测位置为：河津市僧楼镇东。
“凡”（杨注：凡，本国名，周公之后，凡伯盖世为周王室卿士而食邑于凡。），推测位置为：輝縣市-北雲門鎮-後凡城村西北，姬家寨村正南地。
“蒋”——“期思”（杨注：蒋，据《通志?氏族略》二，为周公第三子伯龄所封国。），推测位置为：信阳-淮滨-期思故城——蒋国故城。
“邢”（杨注：邢，国名，姬姓。《通志?氏族略》二云：“周公之第四子受封于邢。”今河北省-邢台市境有襄国故城，即古邢国。），推测位置为：百泉村南襄国故城。
“茅”（杨注：茅，茅伯所封，故城当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茅乡，后属邾，哀七年《传》“成子以茅叛”者是也。），推测位置为：巨野县-大谢集镇-前昌邑村。
“胙”我估计其位置为：胙城乡东。
“祭”（杨注：祭，《广韵?以为周公第五子所封，祭伯之祭与郑国-祭仲食邑之祭盖为两地，此在今郑州市之东北，祭仲之祭在中牟县。），推测位置为：郑东新区-祭城路南。
下面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僖二十四年经》：
冬，天王出居于郑。（（p 0411）（05240004））（044）
一些补充：
上面这条《春秋经》大体相当于此章《左传》的题目，有类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杨伯峻先生注此条云：
杜《注》：“襄王也。天子以天下为家，故所在称居。”孔《疏》云：“出居实出奔也。出谓出畿内，居若移居然。”《经》用“出居”者唯此一次，其他若昭二十二年之“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之“天王居于狄泉”，皆不用“出”字，盖未远离王畿。《传》用“出居”者凡四次，则无此义。据《传》，襄王出居郑在秋，而此书“冬”者，或以告难在冬乎。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僖二十四年传》：
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惏，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p 0425）（05240203））（044）
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御士将禦之，王曰：“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王遂出。及坎欿，国人纳之。（（p 0425）（05240204））（044）
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p 0426）（05240205））（044）
我的粗译：
“王”（周襄王）感谢狄人为自己出兵，准备娶一位他们的女子为后。周王室大夫富辰进谏说：“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惏，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不可。臣下听说：“回报的辛苦，望报的没边。”，狄人一直很贪婪，“王”还招惹了他们。他们女人索取起来没够，成了老婆记恨起来更没完，狄人一定会成为祸害。）”，但“王”还是不肯听他的。
早年，甘昭公（王子带，大叔）有宠于他父亲惠王的王后惠后，惠后打算让他当周王，还没成功就死了。昭公（甘昭公，王子带，大叔）只好逃往齐国，等到“王”把他召回来，他又勾搭上新从狄人那里娶的王后隗氏。得知此事，“王”废掉隗氏。但之前联络狄人出兵的两位大夫颓叔和桃子却急了：“我实使狄，狄其怨我。（是我们负责联络狄人出兵的，狄人怕会记恨上我们吧。）”，于是奉着大叔（甘昭公，王子带）袭击了“王”。
“王”的卫队本想抵抗，但“王”说：“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已去的王后还能拿我怎样？就让那些诸侯处理吧。）”，于是“王”就“出”了京师。等“王”到“坎欿”，周王室的国人又把他迎回“周”。
这年秋天，颓叔和桃子奉着大叔指挥狄人部队来进攻“周”，大败“周”的部队，斩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周襄王）“出”了京师前往郑国，驻跸于“氾”。而大叔则带着隗氏住到黄河以北的“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报者倦矣，施者未厌”曰：
施惠者望报太奢，永无满足，而受惠者报之已倦矣。
杨伯峻先生注“贪惏”曰：
惏，同婪，贪也。
杨伯峻先生注“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曰：
王引之《述闻》：“下文始以狄师伐周，则此攻王者非‘狄师’也，狄师二字盖因下文而衍，当作‘遂奉大叔以攻王’。盖颓叔、桃子先奉大叔以攻王，欲以大叔代王也，因国人纳王而弗克，故是年之秋又以狄师伐周立大叔耳。”
杨伯峻先生注“御士”曰：
御士，盖王侍御之士。《左传》凡四言御士。襄二十二年《传》言楚-子南之子弃疾为楚王御士，三十年《传》言单公子愆期为灵王御士，则御士多以公卿大夫子弟为之。互参襄二十二年《传?注》及王引之《述闻》。
杨伯峻先生注“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曰：
《周语中》云：“十七年（本作十八年，依王引之说订正）王黜狄后。狄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昔吾骤谏王，王弗从，以及此难。若我不出，王其以我为怼乎？’乃以其属死之。”
“狄”（杨注：狄，赤狄，详顾栋高《大事表》与梁履绳《补释》。#杜预《后序》引《纪年》云“卫懿公及赤狄战于洞（当为“泂”）泽”，则狄即赤狄也。#《经》于狄，或单言狄，或称狄人。盖由于行文之便。此《经》文二十年“齐人，狄人盟于邢”、僖二十四年“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以狄与他国或他邑并举，他国皆不单称，则于狄亦不得不从同。若惟狄而已，则不称人，此年“狄救齐”、二十一年“狄侵卫”是也。说本宋-赵鹏飞《春秋经荃》及顾炎武《日知录》。#狄自入春秋以来，俱只书“狄”。僖三十三年《传》箕之役始见“白狄子”之称，而“赤狄”之称自此见。自此《经》凡赤狄四见、白狄三见。潞氏、甲氏、留吁、铎辰，此赤狄也。其通言“狄”者，钟文烝《谷梁补注》云：“以《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杜氏《后序》引《汲冢纪年》考之，庄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皆白狄也。闵二年狄入卫、僖二十四年狄伐郑、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顾栋高《大事表》三九据成三年《传》“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因谓“是年赤狄之种尽绝。”又云：“故中国直名白狄为狄，不复别之。”未审确否。#杜《注》：“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众狄。”#潞，国名，赤狄之别种，曰潞氏者，盖当时所谓夷狄之国，或尚在氏族社会，故其国名带以氏字，如甲氏、皋落氏及此潞氏是也。其国当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四十里。《西清续鑑甲编》有路公舖，不知是此潞氏器否。#杜《注》：“甲氏、留吁，赤狄别种。晋既灭潞氏，今又并尽其余党。”甲氏，顾栋高《大事表五》以为在今河北省-鸡泽县境，不知其所据，未必可信。徐文清《管城硕记》卷十一谓据《水经注》，今祁县有侯甲，侯甲水发源于侯甲山，山在今武乡县。据此，甲氏或在今屯留北百里内外。留吁，晋灭之后，改为纯留，襄十八年《传》晋人“执孙蒯于纯留”是也，在今山西省-屯留县南十里。#赤狄部落甚多，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之属，先后皆为晋所灭，所余唯啬咎如，故云“讨赤狄之余”。），此乃赤狄，大体当分布于今山西、河北南部一带。
“甘”——“甘鹿”（杨注：甘，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甘人，据下文，指甘大夫襄。甘在今洛阳市西南，亦见僖二十四年《传?注》。#甘即平公采邑，在今洛阳市南郊。#顾祖禹《方舆纪要》及《汇纂》谓甘鹿在今河南-宜阳县东南五十里。《水经?甘水注》谓鹿蹄山在河南-陆浑故城西北，则甘鹿在今河南-嵩县西北，江永《考实》谓“以《传》文证之，似亦可据”，其实两者相距不远。），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9，北纬34.44（洛阳南郊偏西鹿蹄山古石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坎欿”（杨注：坎欿，当在今河南省-巩县东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05，北纬34.75（巩县东南）。
“原”（杨注：原，今河南省-济源县北而稍西有原乡，当即其地。顾栋高《大事表》以为济源之原为庄十八年原庄公之原，此则另一原邑，疑未能明。#《通志?氏族略》云：“周有原庄公，世为周卿士，故以邑为氏。”余详隐十一年《传?注》。顾栋高《大事表》以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之原乡为其国，实则采邑也。#杜《注》以为文公以其女妻赵衰。赵同、赵括、赵婴齐各食邑于原、屏、楼三地，故《传》谓之原同、屏括、楼婴。原即赵衰为原大夫之原，亦即隐十一年《传》周桓王与郑庄公十二邑之原，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屏地未详。楼，据《春秋地名考略四》，在今山西省-永和县南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55，北纬35.16（济源-原昌村）。
“毛”（杨注：毛，《尚书?顾命》、《穆天子传》五并古器如班簋、毛伯敦、毛公鼎皆称毛公，《周本纪》、《逸周书?克殷解》均有文王子毛叔郑，当即毛之始封者。顾栋高《大事表》五以为其封地在今河南省-宜阳县境。据毛公鼎，西周初叶毛公????[广/音]为周王卿士，毛公鼎、毛伯敦盖并出扶风，似可推知毛公采邑西周时在扶风，东迁后在洛阳附近。本年《传》有毛伯。当即其后。毛非诸侯，乃其采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3，北纬34.6（宜阳东北，东周）。
“氾”（杨注：氾音凡。氾有二，僖二十四年《传》与此《传》之氾是南氾，在河南-襄城县。僖三十年《传》之氾是东氾，在河南-中牟县。南氾离楚较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北纬34.6（洛阳东南，临伊水，京楚对岸）。
“京楚”（杨注：江永《考实》谓是近洛阳之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北纬34.6（京以西，氾对岸）。
“京”（杨注：江永《考实》谓京非隐元年《传》郑邑之京，以《传》文考之，当近前城，在伊水之南，洛阳之西南也。），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5，北纬34.6（伊水南，洛阳东南）。
“温”——“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3，北纬34.91（温县城西16公里处的招贤乡-上苑村北地，温邑故城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近400米）。
《僖二十四年传》：
冬，王使来告难，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p 0427）（05240501））（044）
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p 0428）（05240502））（044）
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氾，而后听其私政，礼也。（（p 0428）（05240601））（044）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王”（周襄王）派人来我们这里通报发生了动乱，来人传“王”的话说：“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不穀的“德”不够，得罪了母亲宠爱的儿子“带”，沦落到郑国的“氾”，斗胆通报给叔父。）”，我们的卿臧文仲（臧孙辰）回复说：“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现在天子已经蒙尘于外，我们怎敢不马上去联络您那里办事的人？）”。“王”还派出大夫简师父向晋国通报，并派出大夫左鄢父向秦国通报。
按说对于天子不可以用“出”字，但这条《春秋经》却说，“天王出居于郑”，因为这次是要躲开自己亲弟弟作乱。所以，天子会穿起凶服、自动降低自己的名份，这是规矩。
郑伯（郑文公）带手下大夫孔将鉏、石甲父（石癸）、侯宣多去了“氾”，监督接待“王”的人员和器具，每天检查完再处理自家事务，这是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不穀不德”曰：
不穀详四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僖四年传》“岂不穀是为？”云：
《左传》凡用“不穀”二十一次，其中十六次皆为楚子自称，《曲礼下》因之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于内自称曰‘不穀’。”其实不然，盖不穀为天子自贬之称，故襄王避叔带之难，自称为不穀，《传》所谓“天子凶服降名，礼也”（僖二十四年）。王子朝立为王出奔，亦自称不穀（昭二十六年），亦由此故。楚子僭称王，犹不敢袭用“余一人”之自称，而从天子降名之例曰不穀，《曲礼》以为蛮夷曰不穀，实误。此齐桓公亦自称不穀者，盖以侯伯而为王室讨伐也。然亦仅此一称而已。其余中原诸侯以至所谓夷狄之君，无以不穀自称者。《老子》“侯、王自谓孤、寡、不穀”，其意犹云“侯自谓孤、寡、王自谓不穀”，不穀实属王言。岂不穀是为者，意言诸侯兴师，非为我。（（p 0291）（05040103））（039）。
杨伯峻先生注“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曰：
“母弟”当从僖五年《传?正义》引作“母氏”，然金泽文库本、《唐石经》俱已误作“母弟”矣，宋本有脱“弟”字者，直以其不可通而删之耳。
杨伯峻先生注“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曰：
鄙谓野居，天子离王都，故曰鄙居。天子称同姓诸候曰叔父或伯父，详僖九年《传》“伯舅”《注》。
杨伯峻先生注《僖九年传》“伯舅”云：
天子谓同姓诸侯曰伯父或叔父，谓异姓诸侯为伯舅。襄十四年《传》云：“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云云，是周王于齐屡称伯舅。至于同姓诸侯，于鲁、卫皆称叔父，于晋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称叔父，然昭九年、三十二年《传》，于平公、定公反改称伯父，且并惠公亦以伯父称之，由此观之，《觐礼》所谓“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同姓小邦则曰叔父”，未必然也。（（p 0326）（05090202））（041）。
杨伯峻先生注“敢不奔问官守？”曰：
官守，王之群臣；奔问官守，犹言奔问左右，恭敬之辞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曰：
二子，周大夫。独于晋、秦遣特使者，十一年秦、晋伐戎以救周，此亦望其救助耳。于晋、秦特使书名，则于鲁及他国，仅一般之使告难而已。
关于“天子无出”，《曲礼下》云：“天子不言出。”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凶服、降名”曰：
凶服，《传》未言；降名，指称“不穀”。
杨伯峻先生注“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氾，而后听其私政，礼也”曰：
三子，郑大夫。石甲父当即宣三年之石癸，说详梁履绳《补释》。官，官司，即王之工作人员；具，器用。此谓郑伯率三人为天子省视官司与器具。俞樾《平议》谓官具犹言公家器具，与下文私政相对，不确。《战国策?赵策三》云：“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筦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贾谊《新书?礼篇》云：“礼，天子适诸侯之宫，诸侯不敢自阼阶。阼阶者，主之阶也。天子适诸侯，诸侯不敢有宫，不敢为主人，礼也。”此谓天子巡狩，至于诸侯之国都，居于其宫之事，与此天子避难，与郑伯异地异宫虽有不同，而其实质则大相似。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秦”——“雍”（杨注：《左传》秦事始见于此。《春秋经》则至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始见。秦为嬴姓国，周孝王封伯益之后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今甘肃省-天水市故秦城是。顾栋高《大事年表》以为今清水县。襄公讨西戎有功，平王赐以岐、丰之地，列为诸侯，徙居汧，即今陕西省-陇县南三里之汧城。文公后卜居汧、渭之间，即今眉县东北十五里之故眉城。宁公二年，即鲁隐公九年，徙平阳，故城在今眉县西四十六里。德公元年，即鲁庄公十七年，徙居雍，今凤翔县治。一九七三年于凤翔县南四里发现其宫殿遗址及遗物。献公十二年徙栎阳，故城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北五十里。孝公徙都咸阳，故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都邑考》，其说有是有非，不能尽信。《大事表》云：“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春秋后二百六十年，始皇并天下。”《史记》有《秦本纪》。传世古器有秦公簋、秦公钟、秦子戈、秦子矛等。《梁书?刘之遴传》有秦客成侯尊。#雍，秦都。《秦本纪》云：“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时当鲁庄公十七年，今陕西省-凤翔县南七里有古雍城，秦德公所居大郑宫城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下面是天王出居于郑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僖二十五年传》：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p 0431）（05250201））（044）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111101）之《睽》 （110101），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p 0431）（05250202））（044）
我的粗译：
到下一年，我们僖公的二十五年（公元前六三五年，周襄王十八年，晋文公二年，秦穆公二十五年，郑文公三十八年），秦伯（秦伯-任好，秦穆公）带兵开到“河上”，准备把“王”（周襄王）送入京师。晋国的卿狐偃趁机向晋侯（晋侯-重耳，晋文公）建议：“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要让诸侯尊敬，最好就是去勤王，各家诸侯会信任，而且抓住了大义。而想继承咱文侯的功勋，向各家展现坚定意志，现在正是机会。）”。
于是让卜偃占卜，占卜后他报告：“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吉。得的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他们“公”（晋侯-重耳，晋文公）赶紧说：“吾不堪也。（我可配不上。）”，他回答：“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周礼未改。现在的“王”，就是从前的“帝”。）”。
他们“公”接着下令：“筮之！（那就再占筮！）”，占筮之后，得到《大有》 （111101）之《睽》 （110101）的卦象，说是：“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吉。碰上“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仗打胜了，“王”来宴请，还有比这更大的“吉”吗？而且这个卦象，“天”变成“泽”，奉承着“日”，象征天子诚心诚意迎接您这个“公”，不是很好吗？虽然象征安享天下的《大有》变成为象征离去的《睽》，但终将再变回去，这就是结局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曰：
《年表》云：“秦穆公二十五年，欲纳王，军河上。”
杨伯峻先生注“继文之业”曰：
文谓晋文侯-仇，平王东迁，晋文侯定天子，得平王锡命，《尚书?文侯之命》是也。
《文侯之命》：
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従，肆先祖怀在位。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父義和！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
王曰：“父義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一鬯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
杨伯峻先生于此“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之后注云：
《晋语四》叙此较繁。《年表》于晋文元年又云：“咎犯曰：‘求霸莫如内王。’”亦以为狐偃语，唯以为语在前一年耳。
杨伯峻先生注“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曰：
《大戴礼?五帝德篇》谓“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得行其志”，而《逸周书?尝麦篇》则谓“蚩尤为赤帝臣，逐帝，赤帝乃说于黄帝，执蚩尤”云云。《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五帝本纪》云：“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古书言此事者颇有纷歧。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阪泉三战即涿鹿之战，举《逸周书?史记篇》为证，较为可信。阪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
杨伯峻先生注“今之王，古之帝也”曰：
晋文公自以为己当此兆，因谓黄帝指己，故云吾不堪。卜偃则答云，黄帝战阪泉之兆乃指襄王与子带之争（据《晋语四》，黄帝与炎帝本是同母兄弟，亦犹襄王与子带为同母兄弟）。周德虽衰，其命未改，其典章制度亦未改，周称王亦犹古之称帝，固相当也。
杨伯峻先生于此（筮之，遇《大有》 （111101）之《睽》 （110101），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有注云：
公用享于天子，《易?大有?九三爻辞》。《大有》之《睽》，《九三》变为《六三》也。“享”，今《易》作“亨”。
杨伯峻先生注“天为泽以当日”曰：
天为泽者，《大有》之下卦为《乾》，《乾》为天；变而为《兑》，《兑》为泽也。以当日者，《离》为日，《离》卦未变，在《大有》，居《乾》之上；在《睽》，居《兑》之上，故云当日也。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降心以逆公”曰：
以《乾》天之卦而在《离》火之下，故云天子降心以逆公也。
杨伯峻先生注“《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曰：
本卦转为之卦，终要回到本卦。《大有》去《睽》，即《大有》变为《睽》；《睽》终将复于《大有》。天子“富有四海”（《礼记?中庸》），自是“《大有》”。复于《大有》，即天子复位。筮者以为理所当然，故云“亦其所也”。
下面是《大有》之《睽》示意图：
“秦”——“雍”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河上”——“棘津”——“孟津”（杨注：孟津即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十八里。#棘津，顾栋高《大事表》据《水经注》以为在今河南-汲县南七里，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引《元和志》，说与顾同。或又以为即今汲县南延津县北之胙城。唯江永《考实》谓汲县与陆浑戎相距甚远，又非所由之道，乃从《水经?河水五?注》引服虔说，谓棘津犹孟津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3，北纬34.85（洛阳北）。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阪泉”（杨注：《大戴礼?五帝德篇》谓“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得行其志”，而《逸周书?尝麦篇》则谓“蚩尤为赤帝臣，逐帝，赤帝乃说于黄帝，执蚩尤”云云。《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五帝本纪》云：“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古书言此事者颇有纷歧。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阪泉三战即涿鹿之战，举《逸周书?史记篇》为证，较为可信。阪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推测位置为：东经115.39，北纬40.17（涿鹿县-矾山镇-上七旗村-阪泉——古涿水之源）。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僖二十五年传》：
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p 0432）（05250203））（044）
我的粗译：
于是晋侯（晋侯-重耳，晋文公）请秦军回去，自己带兵出动，三月甲辰那天（杨注：甲辰，十九日。），开到“阳樊”。他把所带部队分为“右师”和“左师”，“右师”包围“温”，“左师”则去迎请我们的“王”（周襄王）。夏四月丁巳那天（杨注：丁巳，三日。），“王”回到“王城”。把大叔（甘昭公，王子带）从“温”那里带来，杀之于“隰城”。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辞秦师而下”曰：
据此句，则纳王之役，秦师未与，而《秦本纪》云“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恐是史公驳文。《晋语四》云，“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则晋师之外，尚动员戎、狄。
关于“右师围温，左师逆王”齐召南《考证》曰：“晋武公初灭翼，王命以一军为晋侯。至献公始作上下二军，惠公因之，与秦战韩时，公与韩简分将其一。至文公初犹是两军，此左师、右师是也。至二十七年蒐被庐始作三军。”
桥：我阅读《左传》的感觉，其中的“军”应是指部队的一级建制，而的“师”则应是指部队的临时编组，我在别处曾较详细的讨论当时部队的编制，您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军制臆想-上、兵车百乘》、《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军制臆想-下、军师旅卒行伍》。
《晉語四》15：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
《晉語四》16：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饗醴，命公胙侑。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于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阳樊”——“樊”（杨注：樊，亦名阳樊，今济源县东南约二十里有古阳城，当即其地。#樊皮，周大夫。周宣王有卿士仲山父，封于樊，故《周语上》称之为樊仲山父、樊穆仲，《晋语四》称之为樊仲；樊皮当是其后。樊又为苏忿生之田，桓王又取以与郑，见隐十一年《传》。樊皮保有樊，王与郑之樊田，为樊邑田之一部分。#阳樊即隐十一年《传》苏忿生田之樊，亦曰阳，在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0，北纬35.09（济源西偏南曲阳，即阳樊，曲阳遗址，东西长240米，南北宽210米，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
“温”——“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3，北纬34.91（温县城西16公里处的招贤乡-上苑村北地，温邑故城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近400米）。
“隰城”——“隰郕”（杨注：隰郕，据王引之《经义述闻》考证，本作“隰成”，即濕城，后人误改为郕。当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隰城即隐十一年《传》之隰郕，当在今河南省-武陟县境。《晋语四》云：“[文公]二年春，公以二军下，次于阳樊。右师取昭叔于温，杀之于隰城。左师迎王于郑。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郏。），推测位置为：东经113.33，北纬35.02（武陟县北郭乡城子村）。
《僖二十五年传》：
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p 0432）（05250204））（044）
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p 0434）（05250205））（044）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p 0435）（05250401））（044）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飱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p 0436）（05250601））（044）
我的粗译：
戊午那天（杨注：戊午，四日。），晋侯（晋侯-重耳，晋文公）去朝见“王”（周襄王）。“王”用“醴”招待他，还准许他劝酒。于是他向“王”请求在自己下葬时可以多两条墓道，但“王”没答应，告诉他：“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那是“王”的象征。还没改朝换代的兆头，却出来两个“王”，叔父您也不赞成吧。）”，于是“王”把“阳樊”、“温”、“原”、“欑茅”那里的田地赏给他。晋国自此进入南阳之地。
但去接收那些田地时，“阳樊”不服，晋人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中一位叫苍葛的就大声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对“中国”的人，应该施恩来驯服，对“四夷”的人，才用武力镇压，现在这么干我们当然不服。我们这里，谁不是咱“王”的本家和亲戚呢，就这么把他们抓起来吗？）”，于是晋人把那里的“民”都遣送出去。
这年冬天，晋侯又带兵包围“原”，下令带三天粮食。但“原”不肯投降，到时间只好下令离开。这时，有探子从城中出来，报告说：“原将降矣。（“原”就要投降了。）”，主管军官建议：“请待之。（还是等等看。）”，他们“公”（晋侯-重耳，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信”，是我们的“国之宝”，“民”靠这个“宝”保佑。要是得了“原”却丢了“信”，还靠什么保佑呢？那失去的会更多。）”，结果他们后撤一舍“原”就降了。
随后，晋侯把原伯-贯迁到了“冀”。任命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之前晋侯曾向寺人勃鞮咨询该让谁来作“原”的长官，他回答：“昔赵衰以壶飱从，径，馁而弗食。（当初赵衰跟随您时负责带干粮饮水，有回走岔路，就算饿坏了也不肯先吃。）”，所以，就让赵衰去了“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王享醴，命之宥”曰：
享醴、命宥详庄十八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庄十八年传》“王饗醴，命之宥”云：
《周礼?秋官?大行人》郑《注》云：“饗，设盛礼以饮宾也。”沈钦韩谓“饗”即“享”，考之彝铭，作“鄉”，即“饗”之初文。师遽彝铭“隹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 （寝）饗醴，师遽蔑历 （侑）”可证。醴，用麦芽酿之，一宿而成，汁与糟不分，味极薄，浊而甜，若今之甜酒酿，详《周礼?天官?酒正》孙诒让《正义》。饗醴者，饗时用醴不用酒也。宥有四说，杜预以至沈钦韩等俱以侑币酬币当之，说详沈氏《左传补注》。盖古代主人享讌宾客，于饮食之际，又致送礼品于宾客，杜预所谓“饮宴则命以币物，宥，助也，所以助驩敬之意”是也。沈氏征引《周礼》、《仪礼》以证之，其实《左传》亦可证，昭元年《传》所云“后子享晋侯，归取酬币，终事八反”是也。然不可以解此文，王引之驳之云：“且如杜说，命以币物以助驩，则《传》当云‘命宥之’，不当云‘命之宥’也。”王引之因谓宥与侑通，“侑与酬酢同义，命之宥者，其命虢公、晋侯与王相酬酢与？或献或酢，有施报之义，故谓之侑。命之侑者，所以亲之也。僖二十五年《传》，‘晋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晋语》作‘王饗醴，命公胙侑’。胙即酢之借字，盖如宾酢主人之礼以劝侑于王。故谓之酢侑与？”详《经义述闻》。王说较可信。盖此享为天子款待诸侯，必王命之，然后虢公、晋侯始敢于主人敬酒之后奉命回敬酒于主人。《周礼?秋官?大行人》孙诒让《正义》实主此说，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宥》论之尤详。至吴闿生《文史甄微》谓“宥谓侑坐也，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使昭子右坐’，此宥即右坐之义”，不知昭二十五年宋公与昭公（子？）宴，因饮酒乐而命昭子右坐，乃乘一时之兴，不可与此相比，故不可信也。朱彬《经传考证》又谓僖二十八年“命晋侯宥”为“既享之后，又加爵以劝之”。若如此解，亦当如王引之之驳杜《注》，当作“命宥晋侯”，不当作“命晋侯宥”，故知其误。（（p 0206）（03180101））（032）。
杨伯峻先生注“请隧”曰：
隧有二义。韦昭注《晋语四》以为六隧。六隧即六遂，周天子有六乡六遂，百里内分置六乡，六乡外置为六遂。然诸侯亦有三遂，《尚书?费誓》“鲁人三郊三遂”是也。以《左传》证之，襄七年叔仲昭伯为隧正，则鲁有遂矣；九年令隧正纳郊保，则宋有遂矣。诸侯已有遂，何乃复请乎？若云晋文不以三遂为足，而请六遂，参以《周语中》“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云云，似亦有据。然请六遂省曰请遂，于事理终难通。杜预用贾逵义，谓“阙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贾子?审微篇》叙此事云，“文公辞南阳，即死，得以隧下”云云，亦解“隧”为葬礼，其实隧葬与六遂，两义一贯。说详章炳麟《左传读》卷二。古代天子葬礼有隧，诸侯以下有羡道。隧有负土，即全系地下道；羡道无负土，虽是地道，犹露出地面，请隧者，晋文请天子允许于其死后得以天子礼葬己耳。盖晋文先请隧葬，隧葬既得，则必置六遂供葬具也。
下面是殷墟西北岡王陵區大墓于祭祀坑平面图，出自《西北岗殷商遗址 （壹）- 1001墓 （石器与玉器）(1)》。图中可见多座“亞”字形、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据报道在洛阳也曾发现春秋初期的“亞”字形周王大墓，据认为可能属于周平王，则当时的周王陵均当如是：
下面是曲村——天马晋侯墓地平面图，出自《揭秘晋侯墓葬的被盗与反被盗--山西考古见闻录》，从图中可见那些晋侯的墓大多是单墓道的，只有最左侧两座是双墓道的：
杨伯峻先生注“王章也”曰：
章即典章制度之章，《诗?大雅?假乐》“率由旧章”、哀三年《传》“旧章不可忘也”，诸章字皆此义，今日章程，亦此义之引申。
杨伯峻先生注“未有代德”曰：
《逸周书?芮良夫篇》云：“以予小臣良夫观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远，罔有代德。”代德义同。谓取周室代有天下之德也。
杨伯峻先生注“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曰：
原与欑茅俱见隐十一年《传?注》。《晋语四》云：“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组、欑茅之田。”《传》不言“州、陘、絺、组”，或本不同，或有所略。《金楼子?说蕃篇》作“赐晋-河内、阳樊之地”，本《晋世家》；《新序?善谋篇》用《左传》。《贾子?审微篇》亦云：“晋文公率师诛贼，定周国之乱，复襄王之位，于是襄王赏以南阳之地。文公辞南阳，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听，曰‘周国虽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为少，余请益之。’文公乃退。”与《传》稍异。
杨伯峻先生注“晋于是始启南阳”曰：
“启”，阮刻本作“起”，今从《校勘记》订正。《吕氏春秋?去私篇》“南阳无令”，高诱《注》：“南阳，晋山阳河北之邑，今河内-温、阳樊、州之属皆是也。”《水经?清水注》引马融曰：“晋地自朝歌以南至軹为南阳。”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治；軹，今济源县东南十三里軹城镇，则南阳大约即河南省-新乡地区所辖境，亦阳樊诸邑所在地。其地在黄河之北、太行之南，故晋名之曰南阳。又见文元年《传》并《注》。《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谓后汉及晋（朝）之修武县（今获嘉县）即晋文公所启之南阳，不足信。启，开也。此为开疆辟土义。
杨伯峻先生注“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曰：
兵者刑之一。此谓晋于阳樊宜柔以德，不宜威以兵，兵刑乃所以威四夷者也。
杨伯峻先生注“此，谁非王之亲姻”曰：
此指阳樊，谓在阳樊者，皆王之亲姻也。《晋语四》所谓“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
杨伯峻先生注“乃出其民”曰：
出者，放之令去也，取其土地而已。《周语中》、《晋语四》并载此事（，文字有详略）。《周语中》云：“晋侯闻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民。”楚庄王有樊姬，则樊为姬姓，故云“谁非王之亲姻”。
杨伯峻先生注“命三日之粮”曰：
《晋语四》亦作“令以三日之粮”，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裹十日粮”，当是传闻之异。
杨伯峻先生注“原将降矣”曰：
《晋语四》云：“諜出，曰：‘原不過一二（三）日矣。’”《韩非子》云：“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俱云“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退一舍而原降”曰：
《晋语四》云：“及孟門而原請降。”古有孟门，襄二十三年“入孟门，登太行”是也，其地在太行山之东，盖太行山隘道之名，即今河南省-辉县之白陉，离原不止一日三十里之程，且非晋师之归途，恐不可信。《魏策四》云：“原恃秦、翟以轻晋，秦、翟年谷大凶而晋亡原”，或指此事。
杨伯峻先生注“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曰：
杜《注》：“狐溱，狐毛之子。”据下《传》“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则原大夫即原守。晋谓县宰为大夫，昭二十八年《传》有邬大夫、祁大夫等尤可证。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曰：
守，名词，旧读去声。勃鞮即寺人披。
杨伯峻先生注“昔赵衰以壶飱从，径，馁而弗食”曰：
此谓赵衰为晋文携带饭食，随之而行，有时晋文行大道，赵衰行小道，赵衰虽饿，亦弗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晋文公出亡，箕郑絜壶飧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寝饿而不敢食。”虽误以赵衰为箕郑，然所谓“迷而失道，与公相失”，足证《左传》“径”字一字为句，独行小路也。说参焦循《补疏》。武亿《经读考异》主杜《注》，谓从径犹从行，以“径”字属上读；王引之《述闻》申孔《疏》所引刘炫说，改“径”为“经”，谓经历饥馁，以径属下读，皆不确。
杨伯峻先生于此“故使处原”之后注云：
此二十八字宜在“卫人平莒于我”之上，本与“狐溱为温大夫”相连，盖所以说明赵衰为原大夫之故，错简在此。说见王引之《述闻》。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阳樊”——“樊”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0，北纬35.09（济源西偏南曲阳，即阳樊，曲阳遗址，东西长240米，南北宽210米，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
“温”——“苏”推测位置为：东经112.93，北纬34.91（温县城西16公里处的招贤乡-上苑村北地，温邑故城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近400米）。
“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55，北纬35.16（济源-原昌村）。
“欑茅”——“茅戎”（杨注：欑音鑽（钻）营之鑽。欑茅，今河南省-修武县有大陆村者当即其地。据杜《注》，共十二邑。沈钦韩《地名补注》据《正义》引《括地志》，谓欑茅为二邑，杜预误合为一，则共十三邑。今依杜《注》。#茅戎，杜《注》以为“戎别种”。《水经?河水注》云：“河北对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据《清一统志》，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南。但王夫之《稗疏》则谓今之平陆县为晋地，在黄河之边，是交通要道，不应为华戎所杂处之地；且离成周远，周不宜攻伐。此茅戎所在，当即隐十一年《传》之欑茅，在今河南省-修武县。除此二说外，尚有据《水经?河水注》“历軹关西，迳苗亭”，以茅戎在今济源县西者。平陆之茅津离洛阳二百五十里，修武离洛阳二百十里，唯苗亭离洛阳最近，仅八、九十里，且为周邑，或是此处。至《路史?国名纪》罗苹《注》谓茅戎在陈留，不知陈留于春秋为郑之留邑，且距洛阳三百六十里，既难以得罪周王，东周亦难以越郑伐之。其不可信显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1，北纬35.31（马村区-九里山乡-大陆村遗址）。
“冀”——“原”（杨注：冀，国名，《路史?后记》十一以为殷商-傅说之后，未详所本。今山西省-河津县东北有冀亭遗址，当是其国都。不久终为晋所灭，以为郤氏食邑。#庄十八年《传》有原庄公，即二十一年《传》之庄伯，盖世守原氏采邑者。僖二十四年《传》狄师所获之原伯，或即此原伯-贯之父。原伯-贯迁冀后，仍称原伯，其子孙见《传》者，昭十二年有原伯-绞，十八年有原伯-鲁。冀，在今山西省-河津县东北，详二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0.65，北纬35.64（清涧村西聚德田）。
“孟門”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5，北纬35.45（白陉即孟门陉，隘口称紫霞关）。
白陉乃太行八陉之第三陉，太行八陉之前两陉分别为：轵关陉，隘口称封门口，推测位置为：东经112.34，北纬35.12；太行陉，隘口称关帝庙（关爷庙），推测位置为：东经112.88，北纬35.24。
下面再贴一遍天王出居于郑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感觉一下子就给了一半？真够大方的...
《文八年经》：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p 0565）（06080003））（044）
《文八年传》：
秋，襄王崩。（（p 0567）（06080301））（044）
《文九年经》：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p 0569）（06090001））（044）
《文九年传》：
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p 0572）（06090201））（044）
《文九年经》：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p 0569）（06090003））（044）
《文九年传》：
二月，庄叔如周葬襄王。（（p 0572）（06090301））（044）
我的粗译：
十六年后，我们的文公八年（公元前六一九年，周襄王三十四年），秋八月戊申那天（杨注：戊申，二十八日。），襄王（周襄王）去世。
下一年，我们的文公九年（公元前六一八年，周顷王元年），周王室大夫毛伯-卫来我们这里求取“金”，这不合规矩。《春秋经》没写此人奉“王命”，是因为“王”（周襄王）没下葬，他的继承人（周顷王）还不是“王”。
这年二月，我们的卿庄叔（叔孙得臣）前往“周”参加襄王葬礼。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八月戊申，天王崩”曰：
戊申，二十八日。《年表》谓襄王三十三年崩，《周本纪》则云：“三十二年，襄王崩。”实则襄王立三十四年乃死。
杨伯峻先生注“九年春”曰：
正月二十一日戊辰冬至，建子。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毛伯来求金”曰：
杜《注》：“求金以供葬事。虽踰年而未葬，故不称王使。”周天子使鲁有所求者三，此及隐三年“武氏子来求赙”，俱不书“王使”，唯桓十五年之求车，书“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则不称“王使”，诚如《传》所云“未葬也”。求金即求赙，求赙非礼，已见隐三年《经?注》。宋-高闶《春秋集注》谓“公孙敖既不至京师，鲁遂不共天子之丧，故毛伯于是来求金也”，恐是想当然之辞。
杨伯峻先生注《隐三年经》“秋，武氏子来求赙”云：
《释文》：“赙音附。”武氏子意谓武氏之子，武氏乃周室之大夫，其人不来，而使其子来。其子犹为门子，无爵无官，故《经》书“武氏子”。说本孙诒让《周礼正义》。赙，助丧之财物。此乃周平王死，周室使人来求赙。杜《注》以为由于鲁不供奉王丧，致使王室来有求，《经》文直书以示不敬。而《公羊》以为“丧事无求，求赙非礼”，故书以讥之。《谷梁》则以为“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求之”，故书以“交讥之”。考《周礼?宰夫》郑玄《注》云：“凡丧，始死，吊而含禭（送死者口中所含之珠玉及所著衣），葬而賵赠，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春秋》讥武氏子求赙。”推郑玄之意，则以为含禭賵赠是正礼，鲁已行之，赙以大量财币是加礼，鲁未如此，故使人求之，非礼。郑说可采。僖二十七年《传》云：“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齐一再伐鲁，鲁于齐侯之丧，仍致吊赠，于周王之丧，似更宜然。杜《注》以为鲁不供奉王丧，不知何据。（（p 0024）（01030004））（001）。
杨伯峻先生注“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曰：
杜《注》：“天子不私求财，故曰‘非礼’。”《年表》云：“王使卫来求金以葬，非礼。”既用《左传》，又以“求金”为供襄王葬事，乃司马迁之释义。
桥：如此，则这里的“金”具有类似货币的功能，也至少反映此时货币尚不完备，可用为称量货币的“金”——青铜块各地多有出土。
下面是一块可能用为称量货币的“金”——青铜块（2008年安徽-青阳县-城关建拦河大坝时发现，重340克）的图片，出自《西周称量货币——青铜块》：
杨伯峻先生注“辛丑，葬襄王”曰：
辛丑，二十四日。《春秋》书周王之葬者五，唯襄王、景王书使卿往会，他王不书，或史有阙略，或无人往，赵鹏飞《春秋经荃》谓“盖使微者往”，皆已不可知。然依古礼，天子死，诸侯奔丧会葬。《尚书?顾命》述成王之丧，“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是周初天子之丧，诸侯毕至。隐二年《传》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是春秋犹存此礼文。昭三十年《传》，郑-游吉之言曰：“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讨，恤所无也。”然则郑简公若在，当自往。此礼制之述诸春秋人之口者也。惟考之《春秋》《经》、《传》，周王之丧，诸侯无奔丧会葬之事。故杜预亦云“天王丧、葬，诸侯例皆不往”。至《礼记?王制》孔《疏》引许慎《五经异义》谓“《左氏》说，王丧，赴者至，诸侯既哭问故，遂服斩衰，使上卿吊，上卿会葬。《经》书‘叔孙得臣如京师，葬襄王’，以为得礼”；又《通典》亦引《异义》云“《左氏》之说，诸侯藩卫之臣，不得弃其封守，诸侯千里之内奔丧，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虚，故遣大夫也。”其所谓“《左氏》说”，亦只是后儒说《左氏》，未必合《左氏》本义。
“毛”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3，北纬34.6（宜阳东北，东周）。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京师”——“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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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帮助平息王子颓及五大夫发起的动乱，就“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此次周襄王对于晋文公之“请隧”不肯答应，为补偿就“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还有些类似的例子。周王室这种做法可说是为面子输了里子，这样一点点赏出去，正是“地有限”而“欲无厌”，“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周王室有多少田地也不够。
《成十一年传》：
周公-楚恶惠、襄之偪(逼)也，且与伯舆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p 0853）（08110501））（076）
《成十二年经》：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p 0855）（08120001））（076）
《成十二年传》：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p 0856）（08120101））（076）
我的粗译：
在我们成公十一年（公元前五八〇年，周简王六年，晋厉公元年），周王室卿士周公-楚（周公）因为受“惠”与“襄”那两“族”威胁，又因与伯舆争夺执政权，却没争赢，一怒之下跑“出”了“周”。等他到“阳樊”，“王”（周简王）派另一位卿士刘子（刘康公，王季子）去请他回去，他们在“鄄”那里盟誓，然后他才回去。可第三天他就又“出”了“周”，流亡晋国。
下一年，我们的成公十二年（公元前五七九年，周简王七年，晋厉公二年），春天，“王”派人来向我们通报周公之难。《春秋经》上写“周公出奔晋”，正常情况下从“周”那里离开不用“出”字，此次用了“出”字，因为这位周公是自己“出”了“周”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周公-楚恶惠、襄之偪也”曰：
僖三十年《传》有周公-阅，周公-楚当是其后代。顾栋高《大事表》谓为阅曾孙，未免言之太凿。惠、襄指周惠王、周襄王之后裔族人。——桥：不包括周惠王与周襄王当上了周王的儿子（分别是周襄王与周顷王）及其后裔族人。
杨伯峻先生注“且与伯舆争政”曰：
“伯舆”本作“伯與（与）”，据《释文》订正。襄十年《传》周室有伯舆，两者相距十八（七？）年，或为同一人。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年春”曰：
二月三日癸巳冬至，建亥。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于此（书曰“周公出奔晋”）有注云：
周公-楚奔晋在去年，《经》书在今年，盖周于今年春来告。
杨伯峻先生注“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曰：
此句说明《经》书“出奔”之故。《传》意盖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凡从周室外逃，不用“出”字。而此用“出”字，乃表示周公?楚自己出逃。周王室之臣流亡见于《经》者凡三次，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两次均不书“出”，唯此次书“出”。杜《注》：“天子无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为王所复，而自绝于周，故书出以非之。”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成周”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8，北纬34.69（瀍河两岸）。
下面再贴一遍“王城”和“成周”位置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王城”位置依据的是《考古》1998年第3期发表的平面图；“成周”位置依据的是蔡运章先生的观点，见洛阳市旅游局官方网站的报道；因为我所见未必全面，兼之手潮，此图或有不准确之处，不过大致轮廓应该不错：
“阳樊”——“樊”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0，北纬35.09（济源西偏南曲阳，即阳樊，曲阳遗址，东西长240米，南北宽210米，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
“鄄”——“河阳”——“盟”（杨注：盟音孟，地在今河南省-孟县南稍西数里。#河阳在今河南省-孟县西三十五里。#鄄，周邑，不详所在。），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4，北纬34.95（孟州槐树乡桑洼村北河阳古城遗址，有保存完好的东周古城遗址和500米长、6米宽、8米高的周代土城墙，古城遗址面积近3000平方米。该墙经专家论证为河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墙）。
“晋”——“新田”——“绛”——“绛县”（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绛，晋都，今山西-侯马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下面是周公出及阳樊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襄元年经》：
九月辛酉，天王崩。（（p 0916）（09010005））（076）
《襄二年经》：
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p 0918）（09020001））（076）
《襄五年传》：
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晋人执之。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p 0942）（09050201））（076）
《襄十年传》：
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复之，杀史狡以说焉。不入，遂处之。晋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士匄听之。王叔之宰曰：“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不书，不告也。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p 0983）（09101201））（076）
我的粗译：
十一年后，我们的襄公五年（公元前五六八年，周灵王四年，晋悼公六年），下一位“王”（周灵王）派卿士王叔陈生向晋国告戎人的状，晋人把他扣住。并派排第五位的卿、下军将士鲂前往京师，通报“王”那位王叔（王叔陈生）与戎人有勾结。
又过五年，到我们的襄公十年（公元前五六三年，周灵王九年，晋悼公十一年），周王室那位卿士王叔陈生与伯舆争夺执政权，“王”倾向于伯舆。王叔陈生一怒之下“出”了“周”要流亡。他走到黄河边上，“王”派人请他回去，还杀掉一位大夫“史狡”讨他欢心。可他不肯回去，就在黄河边住下来。晋侯（晋悼公）派排第二位的卿、中军佐士匄（范宣子）去调解王室纠纷，让王叔（王叔陈生）与伯舆申诉。
王叔家大管家与伯舆家大夫瑕禽在王庭争辩，由士匄主持。王叔家大管家说：“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柴门小户的人家都跑到主家头上，这主家也没法当了。）”，瑕禽回应：“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当初平王东迁，我们七个“姓”的人跟着“王”，车马吃用，都准备得好好的，让“王”可以依靠，就赐给我们骍旄之盟，盟辞里有：“世世无失职。”。要我们是柴门小户，怎能把来东边的事办得这么妥当？“王”又依靠的什么呢？现在打从王叔来辅佐“王”，处理政务全凭贿赂，刑罚之权下放给宠臣。各级官员，都发了大财。我们还怎能不变成柴门小户呢？眼下全凭大国作主！从根上就不直，哪还说得上正呢？）”。
于是范宣子（士匄）发话：“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天子赞成的，敝国主上也赞成；天子不赞成的，敝国主上也不赞成。）”，然后让王叔的人与伯舆比对证词，王叔的人找不出对己方有利的证词，于是王叔流亡去了晋国。
《春秋经》上没记下此事，是因为他们没“告”过来。接替王叔任卿士辅佐王室的为单靖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辛酉，天王崩”曰：
无《传》。辛酉，十五日。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曰：
正月朔乙亥冬至，建子。无《传》。据隐元年《传》“天子七月而葬”，此仅五月即葬，故杜《注》云“速”。
杜预《注》“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云：“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虣周室，故告愬于盟主。”
杨伯峻先生注“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曰：
杜《注》：“王叔反有二心于戎，失奉使之义，故晋执之。”于鬯《香草校书》谓此是晋人诬王叔之辞，盖晋于上年使魏绛盟戎，必不肯听周讨戎；执王叔，所以说戎。此言盖臆测。——桥：此二“戎”不必为同一“戎”。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曰：
杜《注》：“二子，王卿士。”争政犹争权。伯舆参见成十一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杀史狡以说焉”曰：
史狡当为王叔陈生之所恶，故灵王杀之以悦王叔陈生。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曰：
宰，家臣之长。大夫，伯舆所属之大夫。坐狱，两造对讼。亦单言曰坐，昭二十三年《传》“邾人愬于晋，晋人使叔孙婼与邾大夫坐”是也。又可参僖二十八年《传》并《注》。杜《注》：“周礼，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故使宰与属大夫对争曲直。”
杨伯峻先生注“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曰：
杜《注》：“筚门，柴门。闺窦，小户；穿壁为户，上锐下方，状如圭也。言伯舆微贱之家。”《释文》：“闺本亦作圭。”据杜预《注》，其所据本似亦作“圭”。陵，驾陵。
杨伯峻先生注“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
杜《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与之盟，使世守其职。骍旄，赤牛也。举骍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鸡。”牲用为一词，义犹牺牲，《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災”可证。骍音辛，《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骍且角。”《注》：“骍，赤也。”后又作[牛辛] 。《礼记?檀弓》谓周人尚赤，故牺牲用赤色牛。
下面是两张“秦川牛”的图片，出自《秦川牛图片》：
杨伯峻先生注“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曰：
厎，阮本作底，今依《石经》、宋本、岳本《释文》订正。此谓伯舆亦世家，非“筚门闺窦”之人。此驳王叔之宰谓其为“筚门闺窦之人”。厎，止也，安也。“来东厎”犹言来东而安止也。（言若伯舆本贫贱，则不能如此。）
杨伯峻先生注“官之师旅”曰：
师旅，一为军旅之义，一为群有司之名。见王引之《述闻》及成十八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成十八年传》“师不陵正，旅不偪师”云：
正、师、旅皆一般官吏之名位，正大于师，师大于旅。正盖各军各部门之长。两句即下不陵上之意。襄十年《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十四年《传》“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二十五年《传》“百官之正长师旅”、正与师、旅皆同此义。说详王引之《述闻》。（（p 0908）（08180301））（083）。
杨伯峻先生注“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曰：
意言曲直不分上下，若在下位者虽有理而不能为直，则不可谓正。正，平也。若读为政治之政，亦通。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曰：
杜《注》：“宣子知伯舆直，不欲自专，故推之于王。”左右犹言助与不助。
杨伯峻先生注“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曰：
《周礼?秋官?乡士》“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郑《注》：“要之，为其罪法之要辞。”《尚书?康诰》之“要囚”、?吕刑?之“有要”，皆此义。合要，谓前此双方相争之罪状，证辞等取而合之。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氏不能举其契”曰：
契即要辞之契券。盖两方相争，周灵王助伯舆，其要辞亦必以王叔为曲，王叔氏因不能举出。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奔晋”曰：
盖士匄使之，为王叔留退路。
杨伯峻先生注“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曰：
单靖公，据杜预《世族谱》，为单顷公之子，顷公见三年《传》。单靖公代王叔，则王叔不返周室矣。
成十七年《传?注》：“时孙周（孙周，现晋悼公）在周事单襄公，见?周语下?。”（桥：下面《周语下》中单顷公单称頃公，而其中的单襄公乃单顷公之父。）。
《周语下》2：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
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于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河上”——“棘津”——“孟津”（杨注：孟津即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十八里。#棘津，顾栋高《大事表》据《水经注》以为在今河南-汲县南七里，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引《元和志》，说与顾同。或又以为即今汲县南延津县北之胙城。唯江永《考实》谓汲县与陆浑戎相距甚远，又非所由之道，乃从《水经?河水五?注》引服虔说，谓棘津犹孟津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3，北纬34.85（洛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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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王东迁”清华简《系年》是这么描述的：“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于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啓于京師，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小狐《讀《繫年》臆札》所附《系年》通行释文第二章），至于伯舆祖先他们那“七姓”在这漫长过程中具体起了什么作用，则不得而知。但他们从此成为周王室内部的一支重要势力，乃至两任卿士都被伯舆挤走了。
不过晁福林先生在探讨这一段史事时，有一段话我认为很有道理，抄录如下：
重构史事，既非一蹴而就之功，也不是停焉止焉之事。所有史事的重构都是在前辈史家探赜索隐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非推倒重来，另起高楼。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和新认识的提出，史事重构会长久进行下去，从而逼近历史真实。此外，史事重构的方式与途径，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在梳理的过程中，有些陈旧的认识可能会被扬弃，随着理念的变化，有些新的认识会被提出。（《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
这些人不服周王管束，反正地租也拿不回来，不如送给晋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