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沪港对比,老邓管治下生活水平的相对倒退 -- 陈王奋起
我是军人家庭,住在广东某小城市,父亲还是个副团级干部。按理说比一般老百姓好点。
我七四年之后的事已经记得很清楚了,象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四?????天安门事件等等。
改开前的七十年代,粮食,副食品都是凭户口本或者票证限量供应。质量还不咋地。举个例子:鱼
改开前鱼就只能凭票从国营菜市场买。大概是一个月一两次吧。而且都是死鱼,买回去马上要腌了晒干,或者煎熟了慢慢吃。想吃活鱼,只能去骑车十几公里外的农村集市碰运气。还不一定买得到。城里是不准摆小摊的。有农民冒险进城摆摊,也是偷偷摸摸,会被工商扫荡的。
工业品象自行车,手表之类是要有指标才能买到,
还有很多工业产品根本就买不到,比如电风扇,改开前我没见过哪家有电风扇的。
改开之后;大概是78,79年。副食品的供应就极大丰富了。原因就是放开了农民承包鱼塘,还有就是放开了私人摆摊卖菜卖鱼卖猪肉。从那个时候开始想买活鱼随时都可以买到,其他青菜猪肉情况类似。
我家第一台电风扇是80年买的,我记得是以前根本没什么工厂去生产这些工业消费品。我记得80年代商店里卖的电风扇款式就很多了,我小学没毕业的时候家里就几个电风扇了。
电视机也是,改开前私人根本没有电视机,我看电视都是到军分区办公楼,和战士们一起看,后来79,80年开始军分区大院里人们陆续买了电视,楼顶上开始密密麻麻的电视天线,我家那台就是80年底买的。买回来之后就看了“加里森敢死队”
我的切身体会就是改开之后头几年生活水水平真的提高了一大截。
房子教育医疗,衣食住行,这才是生活必需品
看到他的回复和现在很相似,而且他在回复其它话题中还是很有见解的。所以我认为有些话题是他的痛点,碰不得。
历来如此,不遗余力。
PBS大师莅临指导,一定要过来请安。大师别来无恙?
建国初期,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内有中央外资企业管理局和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1953年两局合并,改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10年动乱中并入商业部。
1978年9月重新恢复,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小岗血手印搞包产,是78年冬。
看生猪存栏、肉制品产量、水产品产量,78、79一下子“供应就极大丰富”了?
估计你时间记忆错位了几年。
今天人们都说是四人帮一伙鼓吹“穷过渡”,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1975年派工作组下农村去主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却不是四人帮干的。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正在忙着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针对的事实是***以造反派干部没有经验为名,在整顿过程中把他们一股脑儿都下放到了农村和边远地区。
据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各项措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照柳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的资料,这个反复辟工作组确实是***派出去的。由于四人帮几个人中间,并没有很好的行政管理经验,他们几个也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国家的经济管理和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主要是周恩来主持,有一段时间是***主持。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农业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会后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整顿,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这个下乡的钦差大臣们干的,这些工作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被今天的右派们美化得跟如来佛差不多的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后来广为人知:例如在社员家里房前屋后搞什么前三后四,超过界线的树木竹子归集体;养鸡养猪要降低数量指标,多余的部分必须宰杀等等。
在笔者的调查中间,在1975年这一次大规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件中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黑爪牙、黑爪毛的那些人,基本上都下放在农村蹲点,许多人极端反感当权派在割尾巴的事情上把矛头对准群众,与工作组处在相当对立的位置上,甚至发展到贴大字报驱赶工作组的程度。不管怎么样,毕竟下放的人没有上级干部能量大,最后是这个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本来城市的市场供应就不怎么好,现在更是一落千丈。
http://cncc.bingj.com/cache.aspx?q=1975%e5%b9%b49%e6%9c%88+%e5%86%9c%e6%9d%91%e6%95%b4%e9%a1%bf+%e5%89%b2%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5%b0%be%e5%b7%b4&d=4611589808587756&mkt=zh-CN&setlang=zh-CN&w=gX65BErhlkIxG6E1bl3LmUAwen6IV0L0
虽说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提法一直就有,但最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来搞的就是1975年
1976年及以前,《人民日报》也批判不让社会养猪养鸡的做法,并将这种“左”的做法归罪于“刘少奇”一类骗子。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极左的帽子就从“XXX一类骗子”头上转到“四人帮”头上了,禁止社员养猪养鸡的责任又变成“四人帮”的了。
资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也是1975-1978这三年。
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县委确定青市公社为农业学大寨点。组建工作队,于10月3日进驻该公社各大队、生产队和直属单位。与此同时,郴州地委包括书记、宣传部长在内的3名常委分别带学大寨工作团进驻资兴的厚玉、黄草、蓼市3公社,并设立总团办公室。加上资兴县委书记也是地委常委,同时在资兴办点的地委常委共有4人。
全县不完全的统计:1975年10月县委作出建设大寨县决定至1976年5月底,28个公社(镇)共开农村批斗大会1200多场次,斗争阶级敌人393名。
大批资本主义,是高度集中劳力搞集体,封堵社员自发倾向的诀窍。“个人”与“集体”始终是农业集体化后的一对矛盾。由于集体经济是“看得见,摸不着,得不全”,而“小自由”是“现做现收,全做全收”,何况普遍存在“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的现实,农民们自然乐意把劲用于“个人”。扩大自留地,副业单干、集市贸易等等,都是他们所喜欢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是劳力分散、削弱集体生产的重大威胁。如何高度集中劳力搞集体生产,成为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最为重视也最为头痛的事情。
于是,县、社领导和干部按上面的理论指导,给一切自发现象扣上“资本主义”帽子,开展社、资两条道路斗争,用大批资本主义的办法把劳力高度集中用于集体生产。在反复大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大寨大批大干走集体化道路的同时,抓住社员中的“资本主义”典型人物和事例,大举批判和经济处罚,以“杀鸡警猴”、“祛邪扶正”。
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严密制度,执行处罚。最主要的是实行“两个基本”、自留地定点定量。即规定一年中每个劳力出集体工的基本劳动日数,每个家庭要交队的基本家肥数量,未达者年终分配时扣罚其粮食和现金。自留地按人口在指定地点划上够家人吃的菜地,扩大者没收、罚款。安排外出搞副业者要完成上交金额,副业单干要处罚。普遍规定外出要请假。有的地方甚至限制了家庭生猪、家禽饲养数量。
青市公社还创造了名闻全地区的“社会主义大集”。奉地委领导指示,县委工作队和公社党委组织发动农民将个人、家庭用于交换的农产品,包括粮、猪、禽、蛋、菜、茶、果、药等,全都卖给国家供销、粮食等部门,由国家这类部门组织上市。用这种“社会主义大集”取代“资本主义”的群众集市贸易,造成“赶墟的人少、自由交易少、投机倒把少”,达到“堵资本主义路、搭社会主义桥”的目的。1976年8月11日,“社会主义大集”首次开放之日,正是地委全区农村政治工作现场会议召开之时。到会的各县县委领导都在青市现场观摩,听青市公社书记介绍“大集”的经验发言,以便各县回去照此办理。
在基层,整顿领导班子是运动的关键,也是所谓批修防变的重点。
建成敢批敢斗敢干的革命化县委领导核心是大寨县六条标准的首条。县委成员曾在地委领导主持下开展整风,围绕学大寨、建大寨县的主题,就认识、路线、作风、干劲各自做自我批评,向上级保证端正路线,转变作风,带头大干。其实,“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的说法极具片面性。当年江青反问“县委是关键,那省委呢?”被说成是反对华主席,破坏学大寨。江青有天大罪错,这句话却没罪没错。普及大寨县运动是自上而下启动的,党又是领导一切的,而中央,省委、地委都不是关键,责任主要是县委的,岂非咄咄怪事!
县委则推而论之,也把“关键”下移。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作报告说:“建设大寨县,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也是关键。……要把公社、大队建成大寨式单位,责任必然落在党委和支部身上。”“公社、大队建成大寨式单位,大寨县才有基础。”县委决定大力整顿公社和大队班子。方法是学理论,揭矛盾,上帮下促,开展“三查”(查斗敌批修批资,查蹲点,查带头大干)。
公社、大队两级班子整顿,主要是通过批修防变,解决“软、懒、散”问题。软,就是不斗敌批资;懒,就是缺雄心壮志,不蹲点劳动;散,就是不齐心合力,甚至勾心斗角。
全县稻谷总产量(占粮食总产95%以上):
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学大寨高潮之前)比1970年增4429万斤;
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含学大寨三年高潮)比1975年增产 2690万斤;
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终止了学大寨)比1980年增产3407万斤。
全县农业总产值:
1975年比1970年增2100万元;
1980年比1975年增193万元;
1985年比1980年增4085万元。
陈志雄承包鱼塘是改开中标志性的事件。不难查。还有广州那个第一个个体户容志仁,79年初知情回城就开始摆摊卖早点了。
广东脑子比较活泛,很多事中央定个调下面就搞了。
你说这个“工商”,我还真上网查了一下。从文史资料看,解放后就有“工商管理所”,文革中改过名,叫什么管理委员会,75年就恢复工商局,重新叫“工商管理所”了
http://lishi.zhuixue.net/m/view.php?aid=156681
“1951年4月, 县人民政府成立工商科,作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机构。1952年9月1日, 富川县与钟山县并县,设置富钟县,设立富钟县工商科,主管全县工业、商业与市场。1956 年1月, 设商业局,同时撤销工商科,在商业局下设市场股,行使全县市场管理职能。1961 年7月,富川与钟山分治,1962年3月复设富川县。1963年县人民政府重新设立工商物价科和 成立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并在富阳镇、古城、麦岭、朝东等公社设立工商所和在富阳、朝东、 麦岭、古城、福利、葛坡、城北、莲山设市场管理委员会。”
“1972年冬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从 县供商服务站划出,1973至1976年归并商业局,分工一名副局长主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公 社设市管会。 1975年3月设立县工商局和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原各公社市管会一律改为公社 工商所,富川县白沙检查站改为县工商局白沙检查站,”
老百姓一直把管市场的叫工商,就是文革中改了也不改口,这很正常。75年就叫工商检查站了,不是工商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我跟父母一起去几公里外的一个农村集市,买喂鸡用的糠。过程中遇到工商来扫摊子。大家赶紧走人。离开现场四下无人之后才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