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 -- 燕人
死于香港的浙江人金庸可以有诸多修饰语:作家,记者,企业家,反共分子等等,其中有一个应该没有争议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对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自豪是随处可见的。特别是在他的神雕三部曲中,民族主义是故事的主线之一。他对中华国家的构想,与1949年中共所创造的新国家肯定是不同的。这是闲话。
金庸在小说《射雕英雄传》里为他的武侠们虚构了一个交战场所,嘉兴王铁枪庙。他只简单提了一句这个庙是供奉五代时使铁枪的名将王彦章,因此与主人公杨康的父亲杨铁枪有共同处。他没有提到的是,王彦章不仅铁枪无敌,更加忠心报国,最终死于国事。这是在五代的乱世中仅有的数人而已。王铁枪庙这个桥段已经为小说主题做了铺垫。
从历史记载来看,王彦章出生于今天的山东阳谷县地方,五代时为郓州寿张县。他的父祖俱是普通农民,在王彦章成为朝廷大官后才被赠与官职。王彦章年轻时来到后梁军队求职,因武功奇才受后梁太祖朱温赏识。最初的军职一直是在朱温左右为亲军将领随朱温出征。朱温死后才获外州刺史头衔,但是并未被委以方向重任。在后梁后唐战争的关键时刻,朱温的老臣敬翔冒死推荐王彦章,他才得以获掌军权,一举扼止了后唐在黄河上游的攻势。然而受权臣谗言弹劾,他随后即被罢职。当后唐皇帝庄宗率大军从河南的东方,今天的山东济宁方向来袭时,他只能带领京城留守的数百兵马在古称中都,今天山东的汶上县地方与之对战,众寡悬殊,兵败被擒。庄宗意图笼络王彦章投降。他却不为所动,终被杀,年61岁。后晋高祖石敬瑭为表彰王彦章之忠,追赠其為太師。
元代文人郝经有诗《题汶阳王太师彦章庙》,比较全面归纳了王彦章身前身后事:
汶阳即是如今的汶上县地方。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几个主要情况。第一,在元代汶上地方上仍有王彦章庙。第二,王彦章故事已经从历史成为传奇。第三,在五代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冯道这样的政治不倒翁成为官僚集团的代表。如果没有欧阳修的鼓吹,王彦章的身后名怕不为人知,也只有残旧的坟茔留下。
北宋欧阳修著《新五代史》,有感于“忠臣义士之难得”,特为王彦章等三人做《死节传》。他另有一篇《王彦章画像记》,记载他在滑州,即今天的河南滑县地方寻求王彦章的有关记载,结果找到了王彦章孙王睿所录家传,其内容为《旧五代史》所无部分被写入《死节传》,如老臣敬翔欲自经于梁末帝前为王彦章求职;王彦章就职时与帝许以三日破敌,众官闻之皆失笑。王彦章在战事胶结时自黄河前线返回京师,向皇帝汇报,“用笏画山川,为御史弹而见废”。新旧五代史都记载了佞臣当政,畏王彦章刚正而必欲去其权柄。这个御史借王彦章鲁直而达到了目的。本文最重要的记载是这一条,
王彦章出身质朴农民,欧阳修以其义勇忠信为天性。这可与另一句旧谈相对照: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众官皆失笑”这句是个伏笔。大敌当前,老将奋起抗敌而众官皆失笑,这个政府的倒台和众官的前途已经显然了。欧阳修写他特意拜访了当地的王铁枪庙,对王彦章的画像拜祭,此时距王彦章殉国已一百多年。
尽管有欧阳修力挺,王彦章的出身使他在地主封建文化中是一个可笑的失败者。关于五代史的话本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冠名作者罗贯中,把王彦章描写成强盗出身。被后唐庄宗的义子李存孝制服,只能隐姓埋名。李存孝死后他跑去见朱温,被拜作大将,与庄宗的天下讨梁兵马大战,无人能敌。后被山东白袍小将高行周在阵前用钢鞭打得吐血,又被高行周设计进入未来五王的埋伏圈,自刎而死。显然这部演义小说是前述郝经诗句“匹马犹能敌五王”的原本。王彦章生前是个武臣,不为文官和皇帝重视,死后还被编排,败于出身世家的高行周。小说的创作动机是显然的。
那末王彦章作为武将,其功夫究竟如何呢?尽管金庸把武侠高手描写成飞去自如,杀人无形,他毕竟还安排了郭靖大侠在襄阳殉国。可知个人武功在实际作战中用处不大。王彦章的武功史书上记载不多。《五代史补》记载他从军初,求为长。
王彦章的农民出身被摆了一道。王彦章于是“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观者“众皆失色,无敢效之者。”他因而为太祖朱温所重。这其实不是武功,只是山东人的忍耐力。民国初期编制的《中国省区全志》也有记载,可为佐证
《旧五代史》中对王彦章武功只有一句描写:"常持铁枪冲坚陷阵。"《新五代史》多了一些:“彦章为人骁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佗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王彦章的功夫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王彦章骁勇绝伦,每战用二铁枪,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无前,时人谓之王铁枪。“ 蔡东藩著《五代史演义》又进一步,说王彦章手持双枪,左右出击,无人可当。饶是如此,他和五百兵士面对后唐大军也只能败走。
新旧五代史都记载王彦章为唐将夏鲁奇槊击,重伤,马踣,遂就擒。按王彦章武功应不如此。史书记载这两人曾共事梁太祖朱温,关系很好。蔡东藩的《五代史演义》对此演绎较为合理。王彦章在逃途中,听到熟悉的声音叫他名字,回头看时,不防老朋友夏鲁奇一槊击在马首,将他掀翻在地,因此受伤被擒。即是说两人未曾动手。否则以王彦章天下无敌的铁枪,连后唐庄宗都要避其锋芒,夏鲁奇怎会是对手。
顺便说一句,封建时代中外马军/骑兵的主要武器都是长枪大戟。电影里骑兵手持刀剑冲锋的镜头完全出于想像。随着战马的快速跑动,训练有素的骑兵冲击力是无法阻挡的。其最高峰是金国的铁浮图。步军只有靠强弓才能制服马军,如英法阿金考特之战。我国历史上缺乏强弓,所以屡次为游牧民族的骑兵所败。只有一次例外是南宋军的砍马腿战术。但是勇于砍马腿的战士多数会被敌方战马的惯性冲倒而牺牲,所以这个战术无法持久。
据信《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我猜,施耐庵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残唐五代史演义》里这样贬低农民出身的王彦章,而与《水浒传》所描写的世家地主与农民百业平等世界理想背道而驰,不得不引用《残唐五代史演义》里的一段来为王彦章背书:“我闻五代时,大梁王彦章,日不移影,连打唐將三十六员。。。”
王彦章如此忠勇而不能为后梁所用,固然是他的个人悲剧。然而欧阳修在《死节传》结尾一段话,确是为王彦章盖棺定论:
这是对照那些在后梁朝廷中诋毁王彦章,在王彦章面前失笑,在军中掣肘的同僚们说的。王彦章殉国后三日,后梁灭亡。将军们和群臣改向后唐皇帝效忠。
我国历史上其实不缺强弓。春秋战国时期就发明了强弩。汉朝以此对匈奴形成武器优势。例如李陵提五千步卒横行大漠就是靠了强弩。其最后失败也是因为箭射完了。到宋朝还发明了神臂弓,可射240步(也有说可射300步或340步的。)
记得以前玩过一个 mount & blade。里面的瑞典骑兵很厉害,但是相克兵种里的那些长枪看着吓人。对着那些长枪不敢冲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真要冲了,骑兵会倒霉,但惯性在,马的重量冲击下,那些枪兵怎么撑的住也是个问题。用弓弩远距离阻射倒是可以理解。把最前面的马射倒了,后面的要冲好像也会成问题。
from 血色神州——五代十国纪事 by 总老师麦加
这是一起没来得及发生的冤狱故事。
从某个角度说,王彦章还是算个幸运的人,他是五代十国这个典型的非著名时代中,一个相对比较著名的人物。虽然让他著名的那些“事迹”,如什么“李存孝力压王彦章”,什么“王彦章枪挑高思继”,什么“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还有“五龙二虎困彦章”等等,差不多全部出自后世文学和曲艺的虚构,与历史上那个真实的王彦章的经历几乎没有重叠之处。
毋庸置疑,王彦章留给一般人的形象,已经经过了后人的极大加工修改,让他在文学中,成为后梁这个反面王朝中,极难得的正面形像。在赵宋时代,很多地方建起的祭祀王彦章的“铁枪庙”(最有名的,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重要场景:嘉兴铁枪庙,那可不是小说家的虚构,是确有其地。),就是明证。
不过,在兵祸不休的五代,其实最不缺少的,就是历经百战的名将,即使只算后梁,功绩地位在王彦章之上者也能举出好几个来。如葛从周、氏叔琮、刘知俊、杨师厚等,只是他们在后世的名气都要比王彦章小得多。那王彦章在后世的名气,何以能从强手如林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呢?
我很难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王彦章的性格,代表了历史上的一类人吧。一类数量很少,因而物以稀为贵的“愚人”。
实际上,这类人最典型的范例并不是王彦章,而是二百多年后,另一个能力、功绩、名气都要超过王彦章的人。
这一类人往往有本事,更有脾气。所以王彦章感到自己和自己的骑兵弟兄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时,竟能在大战之际临阵撂挑子;同样,二百多年后的那个人,在感觉到被皇帝和宰相忽悠后,也可以愤然向皇帝玩罢工。
这一类人之所以敢向最高领导发脾气,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道德优越感,自诩忠诚于国,问心无愧,信念因此而执着,行事因此而无畏。可问题是,即使在那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国家的利益,也不会与君主个人的利益完全等同。有些时候忠于国,并不等于忠于君,某些情况下,对国家的忠诚甚至是让君主无法容忍的!
在后梁末年,由赵岩、张汉杰等人组成的佞臣集团之腐朽堕落人所共知,他们的存在就像癌细胞,不断侵蚀损害着后梁帝国早已不算强健的肌体。如果站在后梁国家的角度,当然应该尽早罢黜赵、张等人,整肃吏治,重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新执政团队,国家才有走出低谷,焕发新生的可能。铲除奸臣,不就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吗?
但如果站在末帝朱友贞的角度,这样的要求显然超过了他的能力,以他的眼界和认知范围,如果不用赵岩等人,他就没有信得过,敢放手任用的人了。不让我用人唯亲?难道还让我用人唯疏?难道要重用你王彦章这种“立性刚暴,不耐凌制”,经常不听长官招呼,甚至动不动就和领导作对的人吗?真是岂有此理!
同样,在两百多年后的那个人,在获悉敌国有可能扶持一个有本朝皇族血统的傀儡,分化瓦解本民族的抗战力量后,为了“沮敌之谋”,竟不懂得规避一下政坛大忌,独自上书恳请没有儿子的皇帝尽快立储。他的上书,不但戳痛了那个小心眼皇帝内心深处最难以启齿的隐痛,还让皇帝感受到来自军方的巨大的潜在威胁。从此,他让自己登上了皇帝心中迟早要罢黜的黑名单,为自己通往大理寺牢房那个人生终点站的通路铺下第一块基石。
在读史之时,我会禁不住感叹:世间怎会生出这些痴男子?也是千锤百炼,出生入死,一步步由军卒走进庙堂的国家重臣了,怎么还没磨平自己的棱角?怎么还这么傻?还能如此不知避讳?不顾给自己招祸?难道就因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不能谋身者,又安能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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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通常情况下,王彦章这一类人因为容易得罪上级,得罪同僚,一般只能在中下层徘徊,不大可能升到高层,给最高领导添堵。但世事无常,总会出现一些不那么“通常”的情况,比如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满朝庸碌,社稷如垒卵!于是乎,“太平时节君不容”的王彦章这一类人,也会迎来“及到艰难君始用”,而升到高层。
因为大多数君主,对于王彦章这一类人,都是因时势所迫,才不得以而重用之。而且这类人会提倡的什么“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试问不爱钱的文官世间能有几人?不怕死的武官在一个新王朝的创业初期也许会是主流,之后都是稀有动物。这种话当着高调说说可以,哪个真想付诸实施,很难不成为官场公敌。
像王彦章这样,一个让上级和众多同僚都讨厌的人,一旦局势看起来不那么紧迫,大家不再需要倚仗其才能救亡图存时,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也许可以套用出现在新大陆的一句名言吧:只有死掉的王彦章,才是好王彦章!
我们看史书中与王彦章相关的记载,会发现有相当明显的不协调。王彦章在正史中被记录下来的战绩其实非常糟糕,大部份都是打败仗和逃跑,这与他在梁晋双方有识之士(如李存勖、敬翔)中,得到的高度重视完全不匹配。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活着的王彦章是统治阶级的异已分子,他的性格让他太不受当权者待见了,所以他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经常是个被压制,被抹黑的对象。对他有利的最原始记录,在当时就已经被刻意篡改了,这在后人编新、旧五代史时都已有所察觉,也有所提及。
我们可以用逻辑推导出来的最明显例子,就是王彦章在胡柳陂会战中的表现,史书将他记成了开战不久,就率先逃跑,完全不顾这将会带来的一大堆根本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另外,在我写作本文,对各种史料记载的分析、比较、和推理中,发现贞明五年的潘张之战,和同光元年攻陷泽州,这两次梁军的胜利很可能也是王彦章指挥的。如果这些推测成立的话,敬翔的“事急矣,非用王彦章为大将,不可救也。”李存勖的“曏所患惟王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灭梁也。”等等言论,才不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情理。
同样,尽管关于二百多年后的那个人各种记载,要比王彦章丰富很多倍,而且多以褒扬为主,但其实他的形像在早期被一次加工时,也主要是被抹黑,被诋毁的对象。大量最早的史料,已经被嫉恨他的同时代当权者所刻意销毁、掩盖、甚至篡改。以至后世的史家虽然发现官修国史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与不可信之处,但苦于原始资料不足,在很多地或者只能模糊处理,或者釆用一些可靠度存疑的传言与数字,从而为后世立场不同的人打笔战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弹药储备。
抹黑王彦章这一类人的实迹,并不是讨厌他的当权人士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实施真正目的的一个辅助手段而已。那什么才是当权人士的真正目的?古人总结的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为了让君主安心,为了让官场和谐,只要局势有所好转,这种孤傲自赏不能同广大干部打成一片的异类,迟早要被清除出干部队伍。
这种清除,在温柔一点儿时,也许只是消除目标对象的政治影响力,搜罗捏造证据,证明其罪有应得,再流放到某个犄角旮旯,宣布永不录用之类。但如果这个人与当权人士的矛盾太深,对当权人士的潜在危胁太大,让当权人士有了“我们宁可死在某某某手里,也不能死在他手里!”的感觉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将其连同肉体一起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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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章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就是在沿着这一套逻辑程序快速滑向毁灭:第一步、国家形势突然恶化;第二步、一个出生入死几十年,一直没熬出头的中层干部,被火线提拔为总司令,;第三步、因地位高了,能量剧增,锋芒尽露,走上风口浪尖的他迅速让当权人感到巨大的危险临近,成为人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第四步、他在立下战功的同时,当权者对他压制和束缚迅速加大,最终让他功败垂成,并随后顺理成章地解除其大权;第五步、让他与熟识老部下脱离关系,配给他一支与他没有战友情的新军,由一个最想致他于死地的人给他监督找碴。显然,这一是在废物利用,二是在搜罗罪名,为下一步给他治罪做好准备。
但程序推进到这一步时,发生了意外。李存勖的惊天一搏,让后梁帝国戛然而止,也使得一起已经呼之欲出的冤案永远终止在了准备阶段。
如果李存勖没有这么果敢,后梁帝国没有速亡,等待着王彦章的会是什么?我想两百多年后那个人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王彦章还是以另一种方式死了,虽然我们知道,他当时完全可以不死。而两百多年后的那个人,他要是不那么执着,不那么坚持自我,其实也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不死于非命。唉,你们为什么这么傻呢!
如今网上不少唯利益论者,可以很容易论证:王彦章这类人的所做所为,与那些“奸臣”没多大区别,其实也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从“利益”这个词的广义上说,这种说法确实没错,只不过,将损人利己取得的利益,与舍身取义取得的“利益”等量齐观,这算不算是耍流氓?
隆庆一郎先生在他的著作《影武者德川家康》中,借石田三成之口写下一段让我深受触动的话:“……提到忠义,人们就会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那神情仿佛在讥笑你:还在说那种孩子气的话!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忠义的存在,不是吗?当后世的人们,在缅怀这个时代的时候,知道也有我这样的人曾经存在过,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如果王彦章的人生追求也是如此,那他的愿望也达到了。他忠于的王朝灭亡了,他的形像却随之迎来大翻身。这不是因为时代变了,社会真有了本质改变,而是因为他死了,他终于变成了“好王彦章”。
死去的人不会再给后来的当权者难受,王彦章为国家主动慷慨赴死的事实,却足以为后世王朝在教育臣子时,提供一个长久的道德榜样。王彦章的形像经过被贬低、被抹黑的一次加工后,迎来被拔高、被推崇、甚至被完全虚构的文学创作而神化的二次加工。在二次加工中,他渐渐由一个历史人物,变成铁枪庙中一个代表忠义的历史符号。
虽然欧阳修老先生在其所著的《新五代史》中,将王彦章列入了他最为褒扬的《死节传》,但假如王彦章不是早就死了,而是活在当时,他真会得到社会主流的称赞吗?与欧阳修同时代的狄青就可以告诉我们答案,更不用说两百多年后的那个人了。
同样的,那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倒霉,死后几十年,也得到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二次加工,更长久更浓重地尊敬与推崇,曾将他迫害死的王朝替他平了反,他的孙子和其他史家在不给前最高领导抹黑的前提下,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尽可能的夸大与美化,使其形像朝着另一个方向逐渐失真。后来文学作者更是干脆架空了历史,虚构出一个百分百愚忠于君主,应运劫数为奸臣所害的半神形像。而且,就和王彦章一样,偏偏是这个最假的文学形像才是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得到了承认,并且进入了神龛。
但是,难道英雄仅仅就是用来让人在其死后尊崇的吗?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在事业成功,与名垂后世中做一选择,被当成神像供起来,恐怕不是他们最想得到的吧?只是,这个现实而残酷的世界,让执着于信念,而痴心不改的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成功……
在写作本文时,我特意去网上搜到秦腔《苟家滩》,闭目聆听,体会着末路勇士的那段著名的唱词:
彦章打马上北坡,新坟累累旧坟多。新坟埋的汉光武,旧坟又埋汉萧何。青龙背上埋韩信,五丈原上埋诸葛。人生一世莫空过,纵然一死怕什么!
唱腔悠远,透出几多慷慨?几多悲凉?几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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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帝朱友贞倒不一定完全相信贺瓌对谢彦章的指控,但事已至此,大敌当前,他已经失掉一个谢彦章,不能再失去一个贺瓌。于是稍后,大梁皇帝承认了贺瓌先斩后奏的合法性,宣布谢彦章及其党羽是罪有应得,并提拨杀人有功的朱珪为平卢节度使,兼北面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代替谢彦章当贺瓌的副手。以王彦章为首的梁军骑兵部队们,对这样的处理决定更加愤愤不平
......
晋军发起攻,战斗开始了,李存勖亲自指挥的晋军中央攻势最为猛烈。由心腹猛将李建及统领的魏博“银枪效节都”杀在了最前面,率先冲入梁军阵线,在里边横冲直撞,压迫得梁军中央阵线不得不节节后退。不过贺瓌善于指挥步军的说法倒真不是吹的,梁军步兵因为兵力充足,为了保家士气还算稳定,他们组成的阵形很厚,也非常有韧性。在李存勖的强大攻势下,战线中段只是向后弯曲了,并没有出现崩溃迹象。
但稍后,出现了整场会战中最让人匪夷所思,最不合逻辑的一条记载:位于梁军左翼的王彦章部骑兵首先支持不住,于是脱离战场,向着濮阳方向逃跑!
这条记载有什么问题吗?首先,这不符合史书中对王彦章其人特点的描述。《旧五代史》对王彦章的评语是:“性忠勇,有膂力,临阵对敌,奋不顾身。”《新五代史》则称其:“骁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他人莫能举也。”总而言之,王彦章的勇猛与顽强,在现役梁军诸将中首屈一指!
这样一位梁军第一猛将,所统领的是梁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龙骧军骑兵,位置又在左翼,非晋军的主攻方向,等等,等等。不论怎么看,王彦章如果发挥正常,那就算梁军战败,他也应该是梁军中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凭什么别人都还在坚持战斗,最不应该败的王彦章部却最先败了呢?
当然,这些不正常的理由远远算不上充分。谁也不能说猛将就不会打败仗,不会逃跑。其实王彦章此前在史书上并不算多的露脸事迹,就已经有两次,是失利后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杀开血路的逃命业绩。所以真正说不通的地方,还得让我来看看胡柳陂的战场态势。
王彦章是往哪儿逃的?答曰:濮阳。濮阳在哪儿?在胡柳陂战场的西面稍偏北。王彦章部位于战场的哪个位置?东南端,梁军左翼。他的西面是什么?是晋军的右翼,成德、义武、安国三镇兵。他的西北面是什么?是已向东面突出的晋军中段,是由李存勖亲自指挥,晋军中最精锐可靠的河东、魏博等军。
同时,我们还要清楚以下两点:一、胡柳陂地处后梁内地,四面都是后梁的国土,往哪个方向走都有后梁的城池,并非只有一个濮阳可去;二、梁军并没有被晋军包围,返回濮州,或者奔向东南的大道都既平坦又开阔。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是逃跑?逃跑就是躲避敌人,往安全的方向跑。这世上哪儿有像胡柳陂之战的王彦章这样,冲着敌人大军的方向“溃逃”的道理?这是突击好吧?这应该叫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才对吧?
没想到,王彦章这次说不清楚什么原因,被史书记载成了“溃逃”的突击,居然取得了梁军好多年来不曾取得过的惊人成果!也许正由于李存勖指挥晋军中段攻击太过积极的缘故,晋军战线被拉成了“〉”形,战线中央与左右两翼的衔接部被相对拉薄了。在王彦章一马当先的冲锋陷阵下,梁军骑兵的迅猛突进正好打在晋军中央与右翼的衔接点上,竟一下子,将晋军战线给打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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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唐太宗李世民在回顾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时,曾简要总结过自己用兵的最基本战术:“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
可以说,到此刻为止,由于李存勖的过于轻敌,以及晋军中人数过多、杂牌过多带来的组织协调上的破绽,不管梁军是精心策划也罢(不大可能),还是歪打正着也罢(极有可能),梁军已经成功达成了李世民战术中最困难的前半截。不但让“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而且更做到了“吾乘其弱,必出阵后”,实属难得。现在就只差着“反而击之,无不溃败”了!李存勖在战场上,还从来没这样被动过,王彦章的这次决死突击,做到了以往任何一个梁军将领都没能做到的事!虽然,这多少有些偶然。
关于王彦章部奔向濮阳方向的运动,是突击而非溃败的看法,除了从战场态势图上可以推导出外,还有另外一些记载,可以作为逻辑上的旁证。
王彦章后来曾扬言说:“李亚子不过是一个喜欢斗鸡溜狗的纨绔小儿罢了,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在梁军众将中,敢如此不把李存勖当盘菜的,仅此一例!按理说,他应该至少有一次在战场打败过李存勖,才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吧?而在我看来,这唯一的一次,只能发生在胡柳陂。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不过是王彦章大口马牙,大言不惭罢了,根本当不得真。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像不久前一位武术大师与人约架,明明打输了,却死鸭子嘴硬非要吹自己赢了一样,只会沦为众人的笑柄,不会有几个人给他点赞。当时就有这样的例子,如赵王王镕的义子,时常率赵军(成德军)追随李存勖作战的王德明(张文礼)。
那么当时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同样好出狂言的王彦章呢?
几年后,在郓州为晋军攻克,后梁帝国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时,忠心耿耿的老臣敬翔以身家性命作保,向朱友贞举荐了王彦章,认为只有让王彦章担任主帅,梁朝还有挽回败局最后一丝希望。在敬翔一生中,为推荐一个人而以死相谏,只有这一例。
而随后,王彦章真正成为梁军主帅,李存勖得知这个消息,对身边众将是这么说的:“这个人很难对付,要避一避他的锋芒。”在梁军将领中,得到过李存勖如此高度评价的,我也没有找到第二例。
显然,他们都没把王彦章当成吹牛大王。假如王彦章不是在战场上,曾给李存勖留下过惨痛的回忆,而是像今天留在史书上的记载那样,他一遇李存勖必败,甚至别人都还没败他先败,那敬翔的死荐,与李存勖的评语,还有一点点合理性吗?且这两位谁又是外行?
好了,现在回到胡柳陂战场。在王彦章的骑兵打穿晋军阵地后,梁军左翼步兵跟进,晋军战线被切为两断,因杂牌军较多,而相对较弱的晋军右翼与本方主力一时失去了联系,可能引起短暂的慌乱。
虽说晋军右翼也有一员上将李嗣源坐镇,但以他此时的地位,恐怕还很难有效指挥赵王与北平王派来的军队。因此晋军右翼一时战斗力大减,不但未能及时发起反攻,重新打通与主力大军的联系,并最终导致之后晋军右翼部队的大部份,在后来的会战过程中脱离战场逃走。
......
仗打到这份上,晋军左翼全溃,右翼与中央被切断,辎重粮草全失!如果不出意外,将是梁军十余年来未曾有过的全胜之役!贺瓌与王彦章如果能更团结一点,或者说王彦章要能更顾全大局一点,这一天就他们创造奇迹,扬名天下的日子!
但梁军的胜势在这一刻达到顶点后,终于没有再前进,而是迅速又衰退了。原因是:王彦章跑了,他擅自带着梁军中最精锐的那部份军队脱离了战场,真的奔濮阳而去了。
关于王彦章在取得重大战果,但还没有彻底敲定胜负时,就擅自走人的原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没有记载,我不可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但我可以给出一个推测,直接导火索,也许就来自梁军刚刚取得的胜利:击杀了晋军头号名将周德威!
杀死周德威当然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功,哪这项大功应该算在谁的功劳簿上呢?个人认为,当首推周德威的猪队友晋军辎重兵,和周德威那些坑爹的手下卢龙兵。不过等梁军记功的时候,他们肯定不参与评选 ,所以不提也罢。那剩下来争功的,就是王彦章的左翼骑兵,与梁军右翼步军。从会战过程上看,无疑王彦章部起到的作用是主要的,关键性的,但如果梁军右翼指挥确实是朱友贞的心腹,大军的副司令朱珪的话,官大一级压死人,王彦章在争功战中将一丁点儿胜算都没有。
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假想一个合理的场景:朱珪的人急着抢下周德威等晋军将领的遗体或是首级,王彦章的人不服,于是王彦章冲上前找朱珪理论,却被这位大领导结结实实一顿狠批。原本就因为谢彦章事件憋了一肚子火气、怒气、怨气的梁军骑兵们,终于在他们脾气火爆的主将王彦章带头下,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贺瓌、朱珪,你们这两个卑鄙小人得意个鸟!要没了我们这些骑兵舍生忘死地冲锋陷阵,你们什么也不是!走,兄弟们,我们不伺候了!
于是,晋军方面的记载为了扬胜讳败,王彦章是临阵脱逃。而梁军方面两位长官贺瓌、朱珪事后写报告,这个既惹人厌,又确实对后来战败负有责任的王彦章,自然也不可能给他说好话,他只能是临阵脱逃!王彦章在胡柳陂的临阵脱逃,遂成史书上的铁案。
从史书留下的记载来看,王彦章不太善于与人相处,非常傲慢、粗暴,且缺少耐心,有嫉恶如仇的一面,绝无忍辱负重的一面,与朱友贞身边心腹们的关系极差。总之,他是个情商比较低的人,其个性中的缺点之突出,较之优点毫不逊色。所以他虽身处乱世,又有将才,官职却升得很慢。这不能简单视为朱温、朱友贞屈待英雄,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在我看来,胡柳陂之战中的王彦章,略略可以视为关原之战中西军将领岛津义弘的加强版,在某一刻表现神勇,但不顾大局,对本方的最后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史实与我的推测相差不大的话,那史书记载中王彦章的临阵脱逃,可以说既有些冤枉,也真算不上太冤枉。
大体上当时的滑州对应于今天的河南滑县,这个地区特别是其东部地区在历史上与濮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今天是不属于濮阳的。欧阳修当时曾在滑县为官,著名的《秋声赋》就是当时所写,其具体地址大约在今滑县城关镇第二初中。滑县新修的广场也立了一个欧阳修像。欧阳修所寻找到的铁枪寺应该也是位于滑县的:https://zhuanlan.zhihu.com/p/96256704 。传说曾有画像和铁枪,但今日大约是不会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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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的长矛靠马力支撑。通常步兵很难有长矛比骑兵还要长的。
苏格兰步兵在对抗英格兰骑兵时使用过超长的长矛。
但是没有形成战力,未能遏制金骑横行,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