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 淡淡忧伤
四川情况和河南还是有差别。
到户和叛毛倒向刘。
对于传说中的廖伯康访谈，姚齐源也有专门文章。
宋对赵不满。
里面隐隐可以看到晋绥与晋冀鲁豫的山头影子。
了根本：民主集中制出了问题（见李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
变局这书很不错，戴着枷锁爆了不少料
有摄影能力的饿不着，也不敢拍罢了
本地党史资料，直到61年8月还有上万浮肿干瘦病人
老家村饿死率15%左右，还有浮肿抢救过来的
有些东西100周年生日前不提是一回事，但硬是颠倒是非不好。即使删除封权严重，相关资料太多了
天涯的，被删除和全面封杀的部分——
作者：真相历史202002Lv 11 时间：2019-01-20 10:54:04
1959年，四川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李先念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李先念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
邓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1973年父亲被周“解放”，重新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20 19:26:06
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人多，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爬上井口存活，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20 20:31:15
一个人如果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既还了旧债,又买了大量家当,是不是要追究一下"不明来源财产"呢?
当时的苏联也不是那么绝情的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年4月8日)上就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新华社4月8日电)原载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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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20 20:32:12
又要感叹一句"怎么感激?"
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作者：怀旧隐士5Lv 7 时间：2019-01-21 12:10:58
不过，要论荒唐，一千座水库也好，逼犯人写诗也好，统统比不上毁坏庄稼作物，将就要到手的粮食、棉花、油料毁弃的行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全国：
“现在棉花已经盛开，北方各省的棉花甚至已经全部吐絮，但除极少数地区采摘了一部份外，许多地区甚至还没有开摘。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如果在棉花盛开的时候下一场秋雨，将使棉花遭受重大损失。”
问题提得很好，结论却是：“关键仍然是能不能……正确贯彻主席提出的‘一手抓钢铁、一手抓农业’的方针。”
但农民不是神仙，变不出三头六臂，没有本事贯彻主席的伟大方针，结果就出现了李葆华说的情况：“我去密云水库，沿途见到棉花桃被风吹得满天飞舞，像下大雪一样。农民都去大炼钢铁了。今年粮食、棉花都一样，是丰产没丰收。”
（李保华是李大钊的儿子，一九六二年初赴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是水利部实际的部长，名义部长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
棉花如此，油料作物呢？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中说：“油料作物长期被忽视，而去年又大量没收好，严重的影响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种子……”
这“大量没收好”，显然与李葆华说的“丰产没丰收”是一个意思。
五八年“没收好”的油菜籽、黄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连五九年的种子都成了问题，事情是多么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一个是粮食。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大量粮食烂在地里。
这里不妨看看主席的家乡是怎样跃进的：
一九六○年底，主席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手持主席五○年写给他父亲的亲笔信到北京去闯中南海，直接向主席告状。
这位农村生产队队长告诉主席说：
“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要拆了起居民点……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哭爹的哭爹，骂娘的骂娘。一百户二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
“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南方农家用稻草作燃料做饭，故灰土能肥田——引者注），筷子碗碟全部归公。”
“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
“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几千斤，就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
“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有关人民公社的真实记述。
风吹棉桃，火烧稻谷，如此大规模地暴殄天物，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仅见的（战争中被敌方烧掉的除外）。
主席没有下令做这些事，他也不赞成这么做，但是这个“鬼都笑落牙齿”的荒唐事情却发生了，直接受到灾难性打击的是中国农民，而不是这个国家的阿大夫们。
一九五八年毁弃农作物的范围极广，以河南省为例，当年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作仓。（罗荣桓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讲话，见《罗荣桓元帅》一书。）
这可是全国最严重的，以后河南饿死的人数高居各省首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前搜到的部分——
舒同不认为没有粮食，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是生产队、农民瞒产私分。因为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作过批示，2月28日发表在《经济消息》上，题《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舒同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1960年12月中旬，山东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指出：“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
（杨继绳： 以上材料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也有记载
网上有人说——舒同的品质俺到知道点，实在垃圾。80年代，这玩意摇身为书法家，老婆做经纪人，到处胡写乱花，一个字1500元，大概是大学毕业生的2年工资。他老婆的策略是到一处先免费给实权人物写几个字，这些地方官员就出1500元/字让他给管辖范围的宾馆，楼堂馆所题字。
再看这篇新闻——捐赠书法艺术不拿1分钱——舒同夫人王云飞谈舒同书法艺术 可惜出处资料没了
http://www.cnarts.net/cweb/news/readnews.asp?id=75694
章丘“黄河事件”: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章丘“黄河事件”: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40718/ArticelE15003FM.htm
“ 1958年底,地瓜“丰收”,大量的地瓜没有办法储存,只好全部挖沟存在了地下。哪知当时天寒地冻,冰冻三尺,地瓜全部腐烂,老百姓的口粮成了大问题。1959年初,章丘县黄河公社的许多村子断了口粮,老百姓饥寒交迫,饿死了许多人。”
报道部分有误，本地党史资料，58年就饿死了几百个
回忆舒同同志在章丘的一年
http://www.cnepaper.com/jrzq/resfile/2014-08-03/04/803JRZQA04JRZQ04C_h.pdf
“有时是到集市上（这时刚刚恢复了集市， 这是一九六一年春天刘少奇同志提出的 “三自”， 即农民要有自留地， 企业要自负盈亏， 农村要有自由市场）看看， 但他从来不语， 用手一指干菜叶子， 随从的同志就问多少钱一斤？答一块五； 再指胡萝卜， 问后， 答一块三………… （当时正常价才 3 分钱）
”
“那时老百姓都知道山东叫舒同给治坏了， 章丘叫郭林（县委第一书记）给治坏了， 时下郭林下放水寨公社任书记， 他背着粪筐走在辛庄北的田野时， 见一社员， 郭问：“大爷这灾情怎么样啊？” 那社员说，“都叫郭林这婊子生的给治坏了！”郭说：“大爷你别骂， 我就是郭林， 咱们谈谈”， 那人一听便跑了”
《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了舒同在山东期间“极左”的一面。
反右派中舒同忠实执行毛泽东的反右路线。本来1957年反右已结束了，他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多打了许多人。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中，有补课任务的厅局有47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55%、处级干部占14.17%、县委委员一级的占12.9%、共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个右派都没有。
它闺女洗涤的——回忆我的父亲舒同：马背书法家的从政之路
口述｜舒均均 整理｜程诉
2011年11月09日13:55 来源：《文史参考
“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李锐女儿李南央在《童年琐忆》（原载《老照片》第53辑）中，记述1962年春节她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渡寒假的经历。
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解放军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我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我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中国新年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
吴芝圃检讨大跃进饿死人：我欠河南人民的债还不清
2014年05月21日13:54 党史文苑 收藏本文
http://history.sina.com.cn/bk/jgcqs/2014-05-21/135491353.shtml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6年第23期 原题为：吴芝圃与大跃进
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 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
东北局成立的1960年，正是我国从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工农业生产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以农业来说，全地区耕地受灾面积达七千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绝产面积1800万亩左右，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左右。全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如辽宁省1960年的粮食产量仅360 万吨，比 1958 年 700 万吨减少 340 万吨，将近一半，比建国初期 1949年405万吨还减少45万吨。其它如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全区农业生产存在很多困难，口粮、饲料、劳动力、畜力、粪肥都严重不足。所以，东北局一建立就把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深入开展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农村留粮标准之低，是解放后历年来所未有过的。全区1957年农村人均口粮留量是514斤， 1960年减到 232 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辽宁省这一年城乡粮食销量比 1957年减少35亿斤，下降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而副食品供应情况就更为严重了，1960年辽宁城市人均猪肉消费量，包括特殊供应在内，只有3斤8两，而黑龙江省低到只有2斤8两，这里所说的都是市斤。不少农村，特别是辽宁省不少农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饥饿生病，死亡增加。城乡许多地方普遍发生浮肿病。为了能过上日子，保证灾区人民休养生息，保证群众维持正常的生产能力，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等方针，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采取发动群众，大搞代食品，适当扩大自留地，搞些小开荒，多种一些早熟作物，分段安排口粮，及保护和复壮耕畜，并合理安排城市粮食销量等措施；一方面及时向中央反映东北地区的粮食紧张状况，进一步争取国家的支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粮食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1960 年 10 月，周总理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参加东北组讨论时就指出，粮食产量不要估得太高。当时我汇报黑龙江是186亿到190亿斤，吉林是116亿到120亿斤，辽宁是90亿斤。周总理当即就说按低的标准算，合起来是392亿斤，按高的算我不放心。在问到黑龙江当年要向国家调出34亿斤，吉林调出16亿斤，辽宁调入30亿斤后，总理担心地问道：各省是否能安排下，特别讲到黑龙江4月以后，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应该说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地区向国家调出的粮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调出大批粮食，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如黑龙江省1959年调出35亿斤，当年库存还有20亿斤，1960年农业遭灾大减产的情况下，这20亿斤库存粮又调出去了。由于粮食调出的大苦，1961、1962两年东北地区的粮食状况非常紧张。黑龙江省1962年春天农村缺粮15亿斤。那几年，仅大牲畜就死了70多万头。
……
那时，辽宁农村1 至 9 月份每人只有 120斤粮，有的还不足120斤，浮肿是普遍现象，盘山县情况最为严重，报告死了许多人。朝阳、北票、建平也死了不少人。中央答应紧急调运2亿斤粮，这2亿斤粮食，当时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不然真不知道要多饿死多少人。
如何使用好这2亿斤粮食，主管财经工作的马明方同志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他几乎天天算过来算过去，筹划这部分粮食的分配方案，认为主要应当用在春耕大忙时节。经过反复周密的计算，提出冬闲时一天补助3两，实行“瓜菜代”，春耕时一天补助1斤到1.5斤。到 1961年秋收时，我又一次来到沈阳郊区的闵家窝棚，看到那里的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庄稼收成很好，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实践证明，东北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行之有效的。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再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加速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减少城镇粮食销量。这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重要措施。东北地区有组织有领导地动员还乡，基本上是从1961年6 月开始的。5 月以前，全区减少城镇人口 51 万，大多数是自动离职的。
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在1961年和1962年压缩城镇人口360万，要求精简职工225万。到 1962年5月，全区共压缩城镇人口262万，精简职工220万。此后，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80多万。两项数字接近完成中央的要求。经过精简和压缩，使城镇人口比例得到下降，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减少了城镇粮食销量。仅1960年下半年就少销粮食3亿斤， 减少工资等项开支近4亿元。
再稍微补充一点。装忠的激将也可能沉默——
张召忠将军回忆大跃进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91902-1.shtml
一如既往的早就和谐了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19 11:43:53 点击：22991 回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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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召忠回忆说:“开始记事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留在记忆里的就是大食堂、大炼钢铁，家里边所有能够炼钢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铜的洗脸盆。锅也拿走了，没法做饭，都到生产队吃大食堂。再以后没有粮食吃了，树叶子也被吃光了，只有地瓜和野草野菜。吃灰灰菜人会浮肿，脱水就会死掉。村里边每天都死人，大部分都是浮肿死的。天天四处流浪要饭，外地逃难的也过来了，每天络绎不绝。”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19 11:44:33
刘晓庆的博客
“……我离过两次婚。尽管在艺术上声名鹊起，却穷困潦倒，数次濒临破产边缘。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由于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19 11:45:48
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我还看到一个人刚拿着一个饼在吃另一个人跑来夺走，边吃边跑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一次我们全家在饭店吃饭，突然有人往我的碗里吐了口唾沫，我觉得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地将我的饭拿过去，公然吃了下去
……
1959年7月李与毛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对李谈到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作者：amethaoLv 8 时间：2019-01-20 09:43:16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爷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在还未断气时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丧妻失子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
作者：怀旧隐士5Lv 7 时间：2019-01-31 12:27:19
作家韦君宜写的回忆录，其中谈到了大饥 荒：
我去怀来之后，也说过那种食堂散伙、铁厂关门的情况，也曾对大街墙上的一个豆角大得像只船，一个孩子抱不动一个大南瓜等作品发表过“太夸张”的意见。于是这时候就也成了“右 倾”罪状。
我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直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时因“右 倾言论”而遭罢免。好在那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经使我完全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了。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
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
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
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
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
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
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
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
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
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
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
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
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张一弓后来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读后便觉真好。“文化大革命”后，我家雇过一个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给我讲，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村里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进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
那时她们村里就出过一个干部，也是看老乡们饿得太苦，便自己做主开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了。后来自然是要处分，不过好在大家保护他，说了说算完了，没有成为“犯人”。
那么，是真有李铜钟啊！这部作品是解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发生这些事情的当时拿出来，作家非被枪毙不可。 一切能进口人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
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毛泽东也明白了那样反右 倾太不得人心，于是举行七千人大会。全国各省市县乡级都来人，让大家说话。名之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出气就是说明知到会的人心里都有一肚子气要出，就来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气。出够之后，中央来了个通知，把“反右 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一风吹，不算了。
只是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元帅不在其内，他是有野心的，和你们不同。
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 倾，等等等等。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但是也有胡搞的。
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 倾运动中是闹得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
山西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
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
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作者：怀旧隐士5Lv 7 时间：2019-02-02 13:05:02
（2）河南省商城发生"姑母吃侄女"。
据《顾准日记》："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个是丈夫杀妻子，一个是姑母吃侄女。（1959年11月22日）"（
坐标天津，当时还没有我。母亲在世时曾数次说起，困难年饿到浮肿，单位特批了几斤黄豆，盐水煮着吃了就好了。应该是严重缺乏蛋白质造成的。
三大直辖市的国营单位尚且如此，农村饿死人应该不少。三千万显然是胡说八道，但数百万是可能的。现在看来是天灾 ＋ 人祸。
太长看不完，如果作为数字论证材料，审核写评语，一句话退回去，不可能发表。
粗看看，没看到一处能佐证3千万，边都挨不上，用来证伪3千万的证据则很多。
例如，“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查查山东单县今天135万人口，当年少算点，50万，寿命期望算70岁，平摊下来三个月正常死亡一两千，非正常死亡253相当于超出顶多百十之十几二十，记得我上面帖子，全国得超出百分之一两百，困难地区百分之几百，才能出来3千万，“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这个比例，连3千万的边都挨不上是不是。
“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 --- 可见宏观上有努力补锅，1亿斤 = 1万人，二十万吨粮食 = 4亿斤，宏观补锅影响的规模是万人级别，搞的好不饿死，搞得不好饿死规模也只能是万人级别，顶多一百几十万，当然那也是很严重，至有后人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大书特书。
但是，3千万绝对是瞎编，别说3千万，随便脑洞一个3亿的，其实当年人口远不只6亿多，旧社会人口统计年年漏报，40年代真实已经达到7亿，解放后黄金10年人口猛增，但统计也不完整，1960年准确应该是9亿多，62年剩6亿多，所以饿死非正常死亡3亿，派我几个女秘书，我指导他们上哪几个文库查查数据，上哪些地区采访一下，再翻翻哪几家医院出生记录，一个月保证完成一个定向报告，人口从9亿掉到6亿。
还是那句，但凡饿死人，几万也是大规模，农民饿到无力下田，民兵饿到无力训练，妇女饿到无力生娃，是严重的问题，当年中央也承认，但作为后人的思路不能“当年饿死人了，所以是三千万”。
“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即使全国都按这个比例，相当于全国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0-30万，整个困难时期顶多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