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末局势迅速崩坏之原因 -- 张新泉

也有文章说曾经从海上进入黑龙江口，类似民初海军陈季良舰队航行的路线，跨国黄海、对马海峡、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最后进入黑龙江。庙街似乎是2000多人舰队的过冬地。至于这2000多人是否分别有通过鹿马、雪橇、冰爬犁对尼布楚地区进行更细致的探索，这些文章也都没有说。困难就在于明朝的国家档案被销毁得太厉害。

这些档案的销毁，郑和下东洋的事例，最值得探讨。因为如果说“满清不愿意说他们崛起的东北亚地区是原来明朝的疆域”，似乎勉强还能成立。但是郑和下东洋，和这种猜想满清出于政治目的而不在历史中记载，就不能成立。所以销毁资料的嫌疑犯只有明朝的士大夫。

郑和、亦失哈等探索活动，都是要花费大量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可能不在朝廷档案里有记录，也不可能没有皇帝的批示和探索回来后的回报，所以也不可能在郑和、亦失哈探险队里没有类似陈诚那样的“书记员”。陈诚的《西域记》和西行的汇报是两个不同的文件。

汉唐时代，读书人还有志在边疆的事迹。到了宋明科举+理学盛行之后，我就不记得再有什么士大夫做过任何“开拓探索”的事儿，而且恰恰相反做了销毁档案的罪行。程朱理学之徒垄断了历史的写作/解读，对于郑和、亦失哈就不会给予张骞通西域那样的记载。

沿江而进才是正确的抉择，这样才方便抚慰各族首领，建立新的卫所。

1411年，他奉明成祖命护送康旺赴奴儿干都司就任时，率领官军千余人，乘坐大船二十五艘。平均下来，一船才四五十人，这对河船来说是大船了，但是对海船来讲就显得小了，跟郑和的船根本没得比。

奴儿干都司，原为元代东征元帅府。明太祖时期就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努力恢复奴儿干同朝廷的联系。到永乐年间，才由奴儿干卫升级为奴儿干都司，驻奴儿干城。开通了东西两条驿道，传递文书、运送粮饷。这些动作要贯彻实施也只有走沿江水路才方便，海路反而兜远了。

1395年，总兵官周兴、庄德等进军到脑温江、忽刺温河和斡朵怜一带，海运漕粮倒是有。但是单纯军事行动的后勤补给和招抚宣慰的政治行为，因为目的不同而产生的过程差异就有天壤之别了。

看得出你对士大夫怨念很大，但是士大夫们的毛病多了去了，湮没郑和、亦失哈等人事迹才算到哪？

郑和、亦失哈的探索，我觉得知道大概就够用了，就好比我直到大学才知道杜环居然到过今天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还写了《经行记》一书。郭侃还打败过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的十字军。

可见古代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并不差。郑和的行动，意义更多的是重新恢复和扩展过去的联系。亦失哈也是如此。

汉唐气象，历来为国人称道。翻阅唐人诗作，往往流露出对儒生的蔑视。譬如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张乔“应笑孔门客，年年羡四科”。从中窥见的心理状态很有意思，体现出的开朗阳光自信让人心有戚戚焉。

汉唐的能臣都是上马可领军，下马能牧民的厉害角色。只有宋明出于分而治之的心理，才搞出了文人掌军，武人文盲，只用其短，不用其长的恶心局面。儒林醉心八股文，清北云集体制内，就是感觉很相得益彰啊。

新中国建立，开国就在朝鲜成功狙击了美帝，相比汉唐开国时面对外虏的憋屈，可谓威武。而看太祖诗作，字里行间浩荡堂皇，自强精神充溢天地。

开三千年来新气象，造五千载后大源流正当其时，何必汲汲于些许细微事不能放怀？

逻辑上，郑和可以带10万人到日本，石叶多次巡访东北亚，有过走海路，并考察库页岛也并非不可能。且在内河伐树造船，如果木料未经年阴干，也是不堪使用，冬季都会被冻裂而造成损毁（东北林子冬季树木都会被冻裂），吉林以北地区一年河流能同航短不过4-5个月，在当地造船，也确实有很多比不上本土沿海地区的地方。

兄也不能混淆郑和与石叶，与杜经等是两种性质的活动，郑和石是代表国家拓展，花费国家的人力物力，所得结果是直接关系中华版图。杜经是战败被俘，游逛中东；郭侃是作为蒙古西征军中的汉裔士兵“跟着走”。这两种记录的性质完全不同，资料被损毁的性质也完全不同。

如兄所说，士大夫的罪恶（而不是毛病）多了去了。但是今人有多少认识？滴滴事件、核酸犯罪不过刚刚发生在几个月前，国人实际上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程朱理学之徒的罪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

一部是《元史》，另一部是《清史稿》。

一个是明朝编的，另一部是民国编的。

《元史》糟糕到什么程度？连成吉思汗姓什么都没搞明白。

孟兄提的这两部，大家都知道编得差，所以不受其影响。但《明史》则从危害性来说，是最大的。

中国正在上升，对滴滴的叛国卖国是否可以“何必汲汲于些许细微事不能放怀”？中国抗疫全球第一，对于柳教父旗下的核酸犯罪是否可以“何必汲汲于些许细微事不能放怀”？

一句“宋明出于分而治之的心理“，就说明了士大夫阶级的思想，通过”知识分子“、”智识分子“、新东林党等还在肆虐。占尽了社会上一切政治权力（科举）、经济权力、文化控制的一个阶级，总是把一切推给”专制“、”体制“，不对之彻底揭露批判，行吗？

不破，焉能立？

士大夫阶级是承袭汉魏门阀掌握宋明以后旧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大权的统治阶级，直到新中国建立才被彻底推翻。

而在汉魏门阀之前则是春秋贵族，孔夫子是什么人？不就是鲁国贵族出身吗。而儒家所根本的周礼还要上溯到西周奴隶贵族。

就思想而言，实际上已经贯穿了三千年中国史，代表的是三千年来执掌大权的精英，想起所想，图其所图。

只要这种人不灭绝，就随时可以野火吹又生。秦始皇狠不狠？焚书坑儒有用吗？

主席神不神？文化大革命成功了吗？

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做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建议好好琢磨琢磨。它可以适用一切存在私有制的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搞明白了，就瞭解了一切私有制的本质和剥削压迫的来源。

只要生产力达不到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的地步，贫富不均还能继续存在，那么这些剥削人压迫人的东西就不可能灭亡。

批判揭露本身反而事倍功半，成效了了。当然我不会去反对批判揭露，只是认为费效比低而已，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如果你要从版图开发角度来说，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我和月兄的对话讨论，有些已经几次说明。首先一个就是作为士大夫理论的程朱理学，并非与孔子以及上古中华文明文化是一个东西。中国180年来的革命历史，就是对士大夫文化的造反。所以从脉络上说，士大夫思想既不代表中华古代文明特别说有价值的部分，也与180年来的革命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是基于中国古代文明有价值的部分+180年来的革命意识形态。因此恢复士大夫思想，让程朱理学复活就是对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反动。

说士大夫思想贯穿三千年，是程朱理学之徒的谎言。类似日裔米国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第一次文革没有彻底完成又有什么奇怪的。“革命，失败，再革命，再失败，直到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我说要从根本上清除三千年来根植于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反动思想，明明说的很清楚士大夫与汉魏门阀、春秋贵族其实都是一码事，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却说我被士大夫价值观洗脑，张冠李戴的绝技实在让人目瞪口呆。

孔夫子那一套荼毒中华两千年，居然也能并为中华古代文明特别有价值的部分，这是何从谈起？就冲着它特别古早吗？

孔夫子只是在教育上做出了适应时代的突破，并不代表他在政治上不陈旧腐朽，就不代表他不是腐朽的春秋贵族了。

孔子在政治上果真有先进思想的话，也不至于漫游诸国无人问津了？真以为列国国君大臣全都是瞎的，为啥人家都是任用管仲、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

中华古代文明博大精深，灿若繁星，孔子那点东西真不算啥，做不得代表的。

P兄前面说士大夫思想就是坚持了三千年的孔子思想，要求对士大夫思想不必纠结。现在这一帖又对孔子喊打喊杀，咬牙切齿。好玩啊。

逻辑上，如果程朱理学和孔子是一事儿，P兄要求对士大夫思想不必纠结、“要向前看”，那么显然就不会对孔子有这么大的怨念。对孔子咬牙切齿，对士大夫思想忽悠放过（连滴滴、核酸事件也闭口不谈），P兄的逻辑上这两者显然就不是一种东西。

提法家？好啊，P兄能否提出孔子自己对管仲是怎么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