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武训传》的资料拼接1 -- 万年看客
武训这种跪着改变人生的模式不被人民接受已经被历史证明了。
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天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拿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而且，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
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他们用二十八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见的汉语辞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辞汇。《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个班学生在进行试验。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
农民没有土地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子女受教育，武训的模式不否定这一点只是让极少数农民子弟背叛自己的阶级成为新的剥削者，在全国大土改的背景下被痛批再正常不过了。
黄继光，原名黄积广，1931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邱少云，1926年出生于铜梁县少云镇（原关溅乡）一个贫苦贫农家庭。
杨根思，1922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羊货郎店一贫苦农民家庭。
在朝鲜战场还在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宣传武训这种货色就是对以这些英雄为代表的农家志愿兵子弟的亵渎。
来办学，而是一个贫穷的小手艺人，靠编草鞋或编草席一点微薄的收入来办学，也被清官方褒扬，这样类似的真实实例历史上并不是没有，靠自己一生辛苦劳作积攒的收入做公益，那么青色水兄这里的批评意见是不是依然成立：没有斗争精神，实际起到维护清廷的作用，关于禁锢自由的思想，武训只是一个下层平民，能做到什么（现在是现场演出连国际歌都被禁了，这个牵涉的辩题更复杂，不多说）～～武训不是洪秀全，也不是毛泽东，这是乱入的历史代入感，这是藐视民众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这是求全责备于古人。
就像我说的，对武训事像的批评只有着力于对统治阶级下跪乞求的方式是不堪的这一点才站的住～～主席是最有骨气，最硬气的人，一生对各种软弱作斗争，对此有非同寻常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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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武训是受够了不识字的苦，实心实意为群众办教育
那我就奇怪了，你知道群众不识字，那么应该怎么办教育？应该办幼儿园、小学这种教识字的学校吧？用当时人的说法，这叫蒙学。
幼儿园、小学不办，你专办中学、大学，那么请问在当时能上这种学的人，是那些贫苦穷人的后代呢？还是有钱人的后代呢？
其中记忆得最清楚、讲说得最详细的，是堂邑县倪屯村的倪瞻云。他崇拜武训，称赞“义学”，可是他肯说老实话，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现年八十一岁，在“崇贤义塾”读书达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并且是个秀才。这位记忆力很好、精神颇佳的老人，还笑迷迷地对我们说：“武训还做过我的媒人哪！”他告诉我们，“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他那一班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因为年代太久，他只记得起三十四人。这三十四人当中，就有二十三人进了学（秀才），一人中了举。下面这份经班学生调查表，主要是根据倪瞻云的述说，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列出来的。 根据要能做“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倪瞻云说：崔准、顾仲安、滕绣封等，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先生，他们不管到那儿去教书，身边总是跟着一批学生。所谓“数县学生数十百里负笈来学”（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正是跟着老师来的或者慕老师之名而来的程度很高的学生，其中许多已经是秀才。教师的情况，看下表便知：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说武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有问题么？武训最主要的积累方式 是投靠士绅 放贷三分利息 他穷人出身 会不知道这高利贷对于穷人的压榨多残酷吗。 这才是他伪善的地方。
关于你所举例是不是说武训的办学是不是只为富人服务，所据并不完全，虽然这点对解读武训其人很重要，但这不是我们争论的问题。
前面我说乱入的历史代入感，求全责备于古人的意思还潜含有以单向度的敌我对立思维的来运作社会的准则，这对正常社会运作是非常危险的，再一个意思是无视普通民众对改进社会不同方向的努力，虽然这在纵向的历史中看来微不足道。
这种个例相比起改天换地的土地改革必须也必定是站在历史大趋势的对立面。借用史教头的评价：
说到这儿，俺顺便说一下关于贫雇农生活的“历史话语权”问题。我们知道，按照上面的数据，占农村总人口近70%的贫雇农中的大多数都几乎没有机会述说他们所历经的苦难。而反过来，地主和富农家的子弟因为受过教育，粗通文墨，则有更大的机会，述说他们的家族往事。----现在有一些文章就述说了一大批温情脉脉的地主，或者描述他们作为一个宗族的亲情等等，----然后用个人的“历史口述”来颠覆新中国以来地主作为剥削者的形象。-----而对于俺而言，并不想质疑这些为地主翻案的“个人家族记忆”的可信度，----但俺深信，企图以个例来颠覆一个社会制度的描写，无异于在海边嘘嘘，然后取样回来证明海水的成分里有一定比例尿酸一样。---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话语权被独占的问题。
我们如何评价历史的标准问题，以土共达到的历史高度和准则来评价以往历史，哪个朝代哪个人物能做到？我们可以持这种标尺来衡量吗？所以我说这是历史乱入感，即使仅以马哲观点来论，这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以单向度的机械的阶级斗争史观来考察历史，中国哪个朝代也不是这样的，它也解释不了复杂的历史进程。
那么怎么看待武训，怎么看待武训所处的时代的有关思想评价，当下（包括毛批武训至今）又如何看待武训时期及其人的有关思想，其中的标准是什么，这才是需要辩论的问题，
这种标准我记得冯友兰评价洪秀全起义的论述里有个说法：是否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这是简化的我印象中的说法），（即使抛开对教化社会有益的角度）以此来看武训所为也是比较符合的。
并不是毛一力扭转局面，而是没有毛的文章，反对派根本开不了口，顶不过政治正确的大潮。
事实上，毛一去世，武训传立马翻案。广大群众从朴素感情出发，觉得武训是好人，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传统的习惯是如此强大，毛都无力对抗。
毛的评论已经十分清楚明白了，但是群众大多数是不学习不进步的，他们的智力水平是无法理解什么叫 “维护封建统治” 的。大多数群众只能理解封建就是皇帝，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是高中课本了，超过一半的群众没有这个文化水平。
群众的平均智商很低，只有 100左右，可以说是蠢如猪狗。但是群众当中又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毛能够处理好这一矛盾，但是历史上也只此一人罢了。
就在山东清朝中后期发生了那么多反抗洋人和卖国清政府的运动，完全无视这些而开历史倒车的为一个地主招魂，这就绝不仅仅是武训本人如何的问题了，不要以为学术研究与政治无关，美帝屠杀印第安人的话题现在开放研究了？
在他淮海被俘后亲眼看到滚滚向前的支前民工大军都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些给武训传抬轿子吹捧的看不到这些？
在这充满激情的歌声中，蔡智诚终于明白了共军为什么会有使不完的兵力、会有打不完的炮弹。因为，这些普通的百姓其实全都是毛泽东军队的成员，是他们把解放军的兵工厂、粮食库、军医院和训练营全部搬到了战场上。在这样的民众支持下，共产党的战争根本就不会有内线和外线的区别，他们是社会的新兴势力、他们是新世界的主导，每一个战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根据地，他们随时能够以昂扬的斗志、充足的物资和充沛的人力在任何一块国土上较量厮杀，直到把所有敢于抵抗的力量消灭干净，直到让他们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文革中被破坏的岳墓，岳庙是在改开以后才得以重建的。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主席是高度评价过秦始皇，但他还说过，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泆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