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陈永贵，应该为这种探索自豪吧 -- 真离

他们认为就是亏损。

我刚才说的是河北省邢台前南峪，植树几十年。

张荣锁的河南回龙村，郭亮村也行。

但是要考虑建国前十年。

我只知道某爵是某某的马甲，怎么会又换马甲了？

只是感到质疑树仁陈永贵很奇怪。

但是，既然是计划经济，自然是自上而下的计划，那么龙江颂里面的砖窑，岂是想办就办的？

公社想办砖窑，要先申请吧？毕竟做出来的砖，要有人收购吧？计划经济里面，谁收购都是计划好的，这个公社申请，那个公社申请，上面要批谁呢？审批的时间要多久呢？

哪有那么容易啊。。。。

如果是自己公社，或者邻近几个公社，自己建小砖窑，自己用，内部消化掉，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想靠砖窑稳定地营利，非得有多个采购方不可，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这个就未必能做到了，除非是上级的指令，固定采购，那这个就是计划经济了，必然是需要审批的。

为此，华西村还被骂过的。

不过，这对华西村的以工促农没有影响。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以工促农，共同进步。

小工业可以搞，副业更不在话下。

并非只服务周边，一些地方能力视野有限走不出去，江浙当时确实走的比较远，浙江货郎也很有名的。

时不时确实会遇见紧缩控制，但是，从来没有影响市集，零售业。只不过，确实不像改开那么铺天盖地。

因为当年都有乞讨证开的，外出小买卖不算事。你应该知道，某总理就是经常开乞讨证的大队书记。

烧窑是有技术门槛和地理地质条件制约的。砖窑要结实，不能垒塌了，火候要掌握好，砖坯不能烧夹生了。黏土土质要合适，最好靠着土山挖土，不然取土最后挖成鱼塘。挖土时还要防止取土塌方伤人，当地还要有足够的燃料来源........诸多条件制约，根本不可能发生各生产队蜂拥而上争抢烧窑的现象。

不适合烧窑的地方搞什么副业？还是要因地制宜。可以考虑搞养殖，你可能又要提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但我记忆中那是指自留地里的产品（是针对部分农民对集体生产敷衍了事，热衷于在自留地里忙活的情况），不是指集体养殖业。当然，养殖业也是有技术门槛的，都需要因地制宜嘛！

市场经济一直就在，只是在你非黑即白的概念框架里，以为啥啥都是指令性计划而已。

我在这个回复你的帖子里，

因为主席为新中国设计的道路是独一无二的

已经写到了

既然是生产商品，既然是价值交换，当然就会有市场。

比如一位河友的家乡，温州，在70年代初就有社队企业的推销员跑遍全国，推销他们生产的低压电器，改开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温州的低压电器很出名。

市场竞争的规则一样起作用，70年代初各县办为农业服务的小工业，很多县都办了农机厂，有的县这几种农机做的好，有的那几种做的好，最后做的好的就会发展起来，周围的县甚至省内的农村都会去哪里买，做的不好的就会自己放弃。

在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也是市场化运作的。

比如清华大学精仪系研制第一代光刻机，就不是被指令的，而是他们去半导体厂参观看到进口设备后，觉得自己也能做而向上级申请的。

他们做的光刻机也是因为效果和质量好，能替代甚至超过了进口设备，才被各半导体厂接受，没有指令要求清华生产多少，也没有指令要求那些半导体厂必须接收。他们生产也是看着供需关系来定的。

集成电路南北两霸，北京878厂和上无19厂，也是因为产品质量好，订货会上供不应求，才成为两霸的。既然是订货会，那当然是市场化的，而不是指令性的，没人订货，生产了也没人要。

回到社队企业，其实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就开始创办了，但到了1970年前后才得到了第一次较大的发展。说起来还是跟主席和文革有关。我一直说

文革极大地冲击了之前向苏联学习的强中央控制的机制（事实描述，不含好坏判断），这给了农村里的社队企业一定的发展契机。还是以萍乡为例，1966年初，中央提出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农机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公社，小修不出队，市委、市人委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工业，各社镇都办起了农机厂、修配厂。文革开始后，一部份农机厂转产，为城市大工业提供加工服务或拾遗补缺，生产一些日用品。许多公社、镇办起汽车修配、机械加工、瓷业、化工、食品等企业，在“文革间，公社（场）镇企业平均每年增长产值551万元，平均递增26%。

文革带来的另一个效应就是大量城市人员下到农村，极大地加大了城乡信息交流，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周围的农村，比如上海与浙江省，这也促进了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

不过，说到社队企业的发展，就一定要谈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话题展开讲，就是另一个帖子了。

中小市场不好取消，大的哈儿套实现难度比较大。所以集市一直无法取消。

这种取消是理想境界，当时人没那么傻，只是有一些工商部门或者市场监督人员控制严格。

就算是领导层，也是这方面的主管领导，要控制中小市场安全性，有序性问题。或者可能是政治派系斗争了。这种割尾巴割不下去的。

他们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断章取义，截取一段时间来证明整个过程的他们的结论。

取消市场的一些功能确实是一些领导的想法，也有学习苏联的意图。但是一直未能实现，也不占主流的。

为了政治打压瞎说是改开的典型话术。

你所声称的

属于窜改，歪曲史实。

你所谓

属于捏造毛主席语录。

陈永贵自首叛变当了日寇特务情报员的情况是在文革中被揭露出来的。

陈永贵出任伪村长的情况在1948年陈申请入党时党组织就已经了解。区委有人因此反对陈永贵入党。张怀英伙同陈永贵编造所谓的调查报告，帮助陈永贵混入党内。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李在1955年镇压反革命时交代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并担任情报员。该情报组中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写的材料，也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内中还有“领导人是陈永贵”的字样。

当时六十九军在阳泉市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将此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军党委派人审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阅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身份。日本关押时的审讯材料，上面写的是“归顺释放”。陈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城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

陈永贵直到此时方才坦白交代：“ 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 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谢振华等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六十九军军党委根据指示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北京军区党委，并转呈中共中央。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

和陈永贵同时进到省核心小组、并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张怀英，向中央文革写了材料，为陈永贵叛变给日寇当特务进行狡辩，说是“兴亚会”原来是特务组织，后来成了群众组织。

六十九军按组织程序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材料呈报北京军区党委，军区党委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陈永贵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央委员，也没有妨碍陈永贵1973年在“十大”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1年4月后，谢振华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5月起)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全面工作。

1974年2月，山西省晋剧团带着剧目《三上桃峰》(该剧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选中)，到北京参加华北地区文艺汇演。江青等人从《三上桃峰》中嗅出了这出戏是株“毒草”，认为谢振华脱不了干系，便指示山西的两派开始协力“炮轰”谢振华，并诬陷其利用《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王光美翻案。随后，谢振华被罢免山西的党政军一切职务，连续被围攻、批斗60多天。为此，谢振华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及他被诬陷挨批斗的原委。毛泽东收到信后，批示：“到此为止。”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谢振华免遭更大的灾难。此后，谢振华就留在北京治病。

我指的是指令计划。

中国那时的计划没有无孔不入，印象毛也不赞成管得太宽。

根据各种材料表达各自观点而已，你支持文革，就是同志，反之就是对手。

说说实在话就好，还伪造毛语录，您也是有意思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84年10月20日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写的很清楚：https://wenku.baidu.com/view/69ce41976adc5022aaea998fcc22bcd126ff420a.html

可见一直到84年，土共搞的主要还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在逐步放开呢。改开之前中国在搞市场经济？想多了吧？你不会以为农村集市就叫市场经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