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京津准备了六十年的大洪水来了 -- 北纬42度
无论你如何解释，也掩饰不了你以偏概全甚至歪曲事实的用心。
包括你不停在牺牲与集体主义这两个概念上玩文字游戏，其实你反复绕的目的就是构筑一个涿州水灾就是人为造成的，是牺牲了涿州的结果。
但无论你怎么编造，还是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这次的华北大水，是因为降雨量远超平常，这是天灾。以目前人类的能力跟科技水平，既无法完全准确及时预测降雨量、更不可能在降雨及山洪汇集的洪水面前完全避免损害。
从古至今，人类对洪灾的应对，只有预判走势，并在相应地段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以尽量减少损失。应对的方式也无外乎事前兴修水利工程，加固堤坝、疏通河道、预做方案。在华北多年缺水干旱的情况下，其实事前的水利工作已经做了相应的了，当然不能说是完美，但也绝非没做。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工作其实也只有灾害发生后的应对了。这种应对自然也只有疏堵结合。无论是疏堵，都必然要导致部分地区人员财产的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次是涿州损失大，但也绝非你所编造的为了保北京保雄安，因为洪水如猛兽，绝非你脑补出来的想让它怎么流就能怎么流，如果真要有这本事的话，那完全可以把水引导到没有损失的程度了。堵疏泄的操作只能顺应洪水的情况而完全不可能做到人为控制，这是个基本的常识，也是基本的客观规律。
但你的所有发言，却完全都是在用阴暗的心理，自己脑补出违背客观规律的结论：能够完全控制洪水的危害，要在北京涿州雄安三者中三选一，首都要保、雄安要保，所以必须牺牲涿州。就你这种不停说无凭无据靠脑补，无中生有只凭嘴谣言的人，居然还好意思去评价真实不虚伪，也算河里今年最大的笑话了。
公务员你不了解、对李强不了解、对党史不了解，然后只有怀疑，既然你什么都不了解却不停地喷，那就不如直说你一直在脑补多好
毕竟不了解公务员的情况
也不知李强这样麻木不仁是不是怕抢了一尊的风头
不研究党史，难以形成一个论述。
还谈什么“真左”，假左“，不妨去照照镜子吧。
说老实说，我对你感觉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93年大连市长还是正地厅级干部，94年就是副省部级干部了。
事实上是不厚正式任市长后第二年大连就变成了副省级城市，市长就是副省级，只不过没进省委常委。而大连作为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城市，很多事是越过辽宁省直接对中央跟国务院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副省级城市跟所在的省关系都紧张的原因。
现在很少在河里露面呀，不知在何处纳福？如今河牛逐步回归，前几天忘情回到河里，望今后看到老兄好贴。
至于你提到的大连的这个94年升为副省级的事，顺便求教一下，这对于不厚的仕途升迁有何助益呢？
我还以为大连早就是计划单列市呢，不厚当年去大连可能有这个因素呢？
专门收集《毛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选读》之外的毛主席言论，1970以后就被查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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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
马克思没讲过这话，讲这话的是列宁。要么是毛主席记错了，要么是编书的搞错了。
最早说这话的达达尼奥，那个火枪手，英文版是：All for one，one for all
当时达达尼奥要求其他三人发誓，就说了这句名言。显然，这是他们那个小集体的誓词。
现在，列宁这样的革命导师说这话，应该是对标集体主义才对，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这个团体。
所以，对这话的理解应该是对集体主义的一个描述状态：人人为我，同时，我为人人
而不是一种前因后果：人人为了我，我才为人人。
以毛主席在当时人心中的地位没人敢乱编，倒是现在不少假托导师之名，比如“不必怀念我”之类。万岁本翻刻传播很广，现在也能找到电子版的。关于万岁本的资料来源，参见“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4月
一、查抄或其他手段取得的中央内部文献。“文革”前，中央成立的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整理和编辑了大量毛泽东文稿，一部分已编入《毛泽东选集》四卷，一部分准备编辑第五卷，还有一部分作为备选和参考资料。此外，毛泽东建国后的一些重要讲话和文稿，为中央起草的文件等(如“论十大关系”、“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和批注”等)，曾经整理后作为中央文件发到高级干部范围，指导工作。在“文革”中，造反派对有关部门“走资派”抄家和抢劫机要部门档案时，得到这些文献，将其流传到社会上。还有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造反派夺权后，违反保密规定，擅自从档案中取出有关文献，内部编辑印发。
这些文献来源可靠，有较高价值，但因为并非定稿，所以往往与“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所收文稿在编辑加工上有较大差异。
二、发表于公开出版物，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者。内容包括：建国前在早期文化刊物和各解放区出版的报刊书籍中曾发表的一批毛泽东论著，如《新青年》、《湘江评论》、《解放》周刊、《新中华报》、《苏维埃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向导》周报、《群众》周刊、《动员》、《中国农民》、《政治周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各种毛著单行本等。建国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新华半月刊》、《红旗》等报刊中公开发表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的言论、文章、指示等。这些文献来自公开出版渠道，比较可靠，但与“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也存在着少量编辑加工的文字差异。
三、一些毛泽东的战友、亲友、故旧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的谈话及保存的有关书信。如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等。这些资料在“万岁本”中所占比重不大。
四、“文革”中报刊、文件上新公布的及有关领导人传达、披露的毛泽东谈话和“最新最高”指示、批示等。这些资料因其政治性质，在“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里多不再故有特殊的价值。由于材料来源不同，“万岁本”各种版本所收的篇目差异颇大，有的版本收入的篇目多达六百余篇，有的仅收十余篇，很少有两种版本收入的篇目完全相同的情况。即便是翻印本，也往往与所据蓝本不尽相同。由于不断增加内容，翻印本收入的材料往往比蓝本更加丰富。所收建国前的文稿，大都有旧刊可查，通常在文稿后面注明出处。建国后毛泽东的许多讲话、谈话等，由于从未正式公开发表过，故没有注明出处。
我说的是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对这个说法，毛主席认为这话句句离不开我，没有做到真正的“忘我”，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个人和集体原本部分和整体统一的关系，划分为我和人人。要是往前追溯可能接近边沁那种功利主义伦理观，而且既然是集体主义，那也应该我为人人在前。
我所说“前因后果”，指的是：这句话很容易被一些人作为前因后果，即有人人为我，我才为人人；反之，我不为人人，是因为没有人人为我。这类说法在今天是很常见的。
除了“据说”和“有人反映”映，你能不能有点科学精神拿出实际依据?
比如“很大一部分老百姓”和“你”在什么样的事实判定上观点一致?
内容：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徐匡迪的，感觉是个干实事的人，我也不想指名道姓地质疑他，
内容：正因为我相信徐匡迪的业务能力，但这段话与其说出自工程院院士之口，更像是出自喜欢玩传统文化梗的一尊之口，所以我之前也委婉地说了：谁知道雄安选址是政治主导还是科技主导的。
本来专业的事由专业人来做，徐院士与雄安规划团队做了专题研究 对抗洪防涝等多项问题进行解决，这些不但被你视而不见还一笔抹杀，并把徐院士的讲述断章取义 颠倒黑白 反咬一口来诬陷徐院士。项目已有解决方案怎么不科学了?
其实是你不尊重科学，抹黑的手法令人反感。
我非常尊重科学，所以如果徐匡迪院士在2017年不认为水患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国讨论华北的干旱问题已经几十年了吧，所以在当年的大背景下讨论洪水的确会有些脱离现实。
你也不要说什么：
本来专业的事由专业人来做，徐院士与雄安规划团队做了专题研究 对抗洪防涝等多项问题进行解决，这些不但被你视而不见还一笔抹杀，并把徐院士的讲述断章取义 颠倒黑白 反咬一口来诬陷徐院士。
尊重科学就要实事求是，郑州的海绵城市投入也非常大，也是专业人士操刀的，但碰上了过于极端的气候的确也破防了，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其实不止郑州，全国都在建设海绵城市，但面对极端气候，大范围的积水还是经常出现，但这不说明专业人士不懂，而是近年来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气候的变化的确导致了很多极端气候。
最后就是，有了去年年底的那档子事，你觉得本届真的尊重科学吗？把专家脑袋180度拧过来的事情都干过，你觉得雄安的决策上就没有政治压力？你觉得雄安是领导提出要求-科学家给出方案，还是科学家提议建立雄安-领导批准？这两者的区别在哪你看不出吗？
你要是有本事回答质疑就回答，你要是没那能力回答就不要再说了，你一会人身攻击一会让人自己去查的样子，不仅在反复给这个话题增加热度，而且在辩论中只能给自己支持的雄安减分。
特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这几个概念是有关联的，但不完全一致，时间也不同步。
另，特区也好，计划单列也好，都不是改开后才有的，5、60年代就搞过两次计划单列。而特区，现在贵州还有个六枝特区，那是为三线建设和煤矿搞的政企合一特区，类似的还有林区、工农区等。
当然，我们这里就不回顾历史了。还是从改开后说起。
先说特区（厦门是第一批四大特区之一）：
80年，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深圳发展很快，很多事务都越过广东省通了天，直接对接中央部委，可以说当时就部分有计划单列之实而无其名。厦门市和深圳市两大特区市实行计划单列是88年的事。
88年海南建省，同时成立海南特区（省级）。
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决定在喀什、霍尔果斯设立特区（特殊经济开发区
）。
九十年代就有“特区不特”的说法了，后来各地追捧的是新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自由贸易区等。
再说说计划单列市（大连厦门都是计划单列市）：
重庆是改开后第一个计划单列的。1983年2月，中央决定对重庆市实行第三次计划单列（《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赋予重庆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1984年5月、7月，国务院办公厅分别批准了武汉市、沈阳市与大连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请示报告，分别赋予三市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84年7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重庆市、武汉市、沈阳市、大连市计划单列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以上四市的计划单列市地位。
1986年10月，国务院在《关于对青岛市实行计划单列的批复》中同意青岛市实行计划单列。
1987年2月、1988年4月、10月，国务院又分别批复同意宁波市、厦门市和深圳市实行计划单列。
1989年2月，国务院在《关于南京、成都、长春三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中同意对这三个省会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至此，改开后的计划单列市达到顶峰，共有14个。
199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关于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方案》规定，除重庆、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仍保留计划单列市外，其余省会城市不再实行计划单列。据此，全国计划单列市由14个减少为6个。
1997年6月，重庆升格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位自动取消。余下的5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一直延续至今。
最后说说副省级城市（不包含副省级国家新区）：
1994年2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 (中编 1号)，将原14个计划单列市 (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大连市、青岛市、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重庆市、西安市)和济南市、杭州市共16个市的政府机关行政级别定为副省级。
1997年6月，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由16个减少到15个。
至于“这对于不厚的仕途升迁有何助益呢？”，很简单，地级市升格为副省级市，市级以及下辖区（不包含下辖县、代管县级市）的干部行政级别普遍升了1到2级（具体就是科级干部普升2级到处级，处级干部和厅级干部升1级）。
以不厚为例：
1988－1989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89－1992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2－1993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1993－1999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
92年副市长升市长，副地厅级到正地厅级；94年大连市升格副省级市，不厚的行政级别也自动由正地厅级到副省部级。
正厅到副省有多难，大家都是知道，而借城市升级的东风，不厚只干了1年正地厅级就副省级了，这个就抢回不少时间。
1999年初，国家安全部门在澳门执行任务时发现，葡京酒店、东方酒店、新世纪娱乐城等处的赌场内，频繁出现三个操北方口音，出手阔绰的赌客。
章亚非为保住丈夫，多次找到时任沈阳市长的慕绥新，希望他能替马向东担责，证明分奖金是经他同意的行为。
慕绥新没来之前，马向东把持沈阳城市基建、市政改造等重要项目多年，慕绥新来之后，直接从马向东手里抢走了许多审批权，俩人关系因此十分紧张。向东“落马”后，慕绥新避之不及，岂肯再为其“背黑锅”。
被拒绝后的章亚非气不过，觉得马向东被抓，说不定是慕绥新搞的鬼，便主动写信揭发慕绥新的违法行为。
遗憾的是不厚没能好好利用这股东风（无论是客观或主观因素）。
而借城市升级的东风，不厚只干了1年正地厅级就副省级了，这个就抢回不少时间
如果他能借着这股东风，2-3年换一个位置就好了，可惜他在那个位置蹲的时间有点长了，这从经营仕途角度不划算。换句话说，他没能把利好及时变现。而仅仅顶个副省级的帽子，在辽宁来说，这个利好作用不大，因为前面还有个沈阳，况且他仅仅是大连的2把手，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从经营仕途角度而言，如果他能在成为副省级2-3年内到外省转一下，或者辽宁其他地方转一下当个一把手，履历就比较好看了。
另外老兄所言：
正厅到副省有多难
这个如果把所有正厅级都算上，竞争是激烈。但如果把范围缩小一下，比如仅就下面地级市一把手这个范围而言，难度就小不少。当然，我也不是官场中人，对这些也不是很了解，望老兄指正。
1988－1989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89－1992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2－1993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1993－1999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
2年副市长升市长，副地厅级到正地厅级9；94年大连市升格副省级市，不厚的行政级别也自动由正地厅级到副省部级。
不是副市长时候是副厅，而是88年任常委的时候就是副厅了。
另外，计划单列市升格副省级，不是市长直接就升副省级了。比如厦门市长
洪永世，92年就任厦门市长，但95年6月才明确为副省级。济南市长谢玉堂，91年就任市长，后来兼任市委书记，95年5月才明确副省级。
所以才有不厚在90年代比较失败的判断，其实完整比较下二人的简历，就知道了
比较一下，在整个90年代10年间，不厚有6年在市长位置上老老实实呆着，而11呢，2-3年就升迁一下，到2000年初，不厚才刚省委常委，而11已经常委7年，省委副书记5年。
如果单纯从经营仕途来看，不厚在90年代比较失败，光一个市长位置呆那么久，值得吗？那么是啥原因呢，难道是他能力不够，官声太差，导致不能升迁。恐怕不是，那时大连给他经营不错，全国有名。难道是他没有后台，没有资源。恐怕也不是，如前所述，那时老11声望正隆，如果真想助他儿子经营仕途，早日谋个书记，进入省委常委，难度应该不大，这个面子386应该会给。上述因素排除后，那么90年代他仕途落后因素，只能是他们父子没去刻意经营仕途。
1968.01-1972.11 “文革”中进学习班，参加劳动
1972.11-1978.02 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工人
1978.02-1979.09 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七七级本科生
1979.09-1982.0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
1982.08-1984.10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干部
1984.10-1988.02 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大连市金州区委书记（其间：1985.06-1988.02 年兼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副书记）
1988.02-1989.03 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89.03-1992.08 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2.08-1993.02 大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1993.02-1999.08 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9.08-2000.08 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市长
2000.08-2000.12 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2000.12-2001.02 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1.02-2004.02 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1969-1975年 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党支部书记
1975-1979年 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
1979-1982年 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
1982-1983年 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
1983-1985年 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正定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985-1988年 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1988-1990年 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0-1993年 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3-1995年 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5-1996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6-1999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1999-2000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2000-2002年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8-2002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2-2002年 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2002-2003年 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第一，看工作时间，一个是69年，一个是72年；
第二，看任职时间，副处正处，一个是82年，一个是84年；
副厅，一个是85年，一个是88年；
正厅，一个是88年，一个是92年；
副省级，一个是93，一个是94年；
正省级，一个是2000年省长，一个是2001年省长；
可以看到两个人 比起来，两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不厚更快一些。绝非你所说的“在整个90年代10年间，不厚有6年在市长位置上老老实实呆着，而11呢，2-3年就升迁一下”
俩人拉开距离的，恰恰不是你说的90年代，而是2002年之后。一个任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另一个则是省长、部长。到了07年之后，一个是常委一个只是局委，这差距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