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史札记（3)--施琅?郑成功?康熙 -- 温相

温相的文章旁征博引果然渊博。不过在下佩服之余，还是有几个问题。

温相介绍施琅，一开始就说他降清两次的事，显得施琅是个反复小人。在下读书虽然不多，但是施琅第一次降清是随着他的主将郑芝龙一起投降的。主将都投降了，作为家臣的施琅自然跟着一起投降。可以说施琅的觉悟不高，只知道有郑芝龙，不知道有朱皇帝，更不知道要保汉家衣冠，但是说他是军阀就有点对不上号了。这个事件里的军阀是郑芝龙，不是施琅，施琅只是军阀的部下而已。

施琅后来叛清倒也不是因为“满清对其人没有足够的重视”。满清对其是“重视”的，不过是把他和其主将郑芝龙一起当作潜在的造反对象来“重视”的。郑芝龙没有了利用价值之后的下场如何，史书写的相当明白。聪明如施琅者在当时自然也看的清楚。更何况还有一层民族大义在，叛清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类事在天下大乱时也相当正常。就算是号称“忠义无双”的关羽不是也曾降曹又叛曹？

投入郑成功部下后，施琅是立下了大功的。攻漳浦，破溪头寨，特别是袭取厦门。如果那一次没有施琅拼死夺回厦门，郑成功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事后，郑成功也没有对施琅有什么赏赐。施琅自然不会满意。

由于打退了荷兰人的关系，郑成功这个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被拔高了不少。其实郑成功刻薄寡恩，刚愎自用。有项羽的脾气而无项羽的才干。举兵之后四处碰壁。而对于才能超过他的部将如施琅就不免处处提防。施琅攻取厦门，功劳是大，在郑成功的心目中恐怕是“功高震主”而不是劳苦功高。两人的关系从此之后恶化，岂是偶然？

两人决裂的直接起因是杀曾德事件。施琅的亲兵曾德犯了军令当斩。曾德逃亡，跑到郑成功那里却被郑成功提拔为亲随。施琅咽不下这口气，擒而治之。成功得知后驰令勿杀，然施琅已斩之。这种杀由上级庇护的犯法者的事，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例如董宣杀湖阳公主家奴一事。然而明主如刘秀者赦免了董宣，郑成功却因此大怒。永历六年(1652)四月二十日，郑成功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

郑成功令下，施琅束手就擒，全无反抗。若是象温相所说施琅是个军阀，哪有这般容易被抓？施琅被逮后，交由忠定伯洪习山缚于一舟中。不多久，施琅用计逃脱。温相说郑成功得报施琅投降满清就此杀掉施琅的父亲和弟弟。这和事实稍微有一点出入。

施琅脱逃后先藏于副将苏茂家中，郑成功下令搜查，但不可得。然后施琅“去安平投施天福依(郑)芝豹，求为排解”。郑成功非但不接受调解，还在得知施琅逃入安平后派人去刺杀他。行刺失败，郑成功更为恼怒。竟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杀了，致使郑、施关系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见《台湾外纪》)

至此，施琅既不能回归郑氏，也不能久匿民间，剩下的当然只有投清为父兄报仇这一条路。也许有人会认为施琅只知道报私仇而不知道民族大义。不过说这些话的人恐怕忘了当时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和现代并不相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谓的“夷夏之防”并不凌驾于“杀父之仇”之上。恰恰相反的是，为报“杀父之仇”而投降敌国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会被谴责的行为。反而当时的人会认为理所当然。例如，伍子胥在楚平王杀了自己的父兄后逃到吴国。后来伍子胥灭楚，将楚平王掘墓鞭尸，一直为历代传颂。施琅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当然，有人还可以说这是“以天下人的利益换取一己的私利。”不过，这“天下人的利益”怎样定义？当时天下粗定。难道只有反清复明才是“天下人的利益”？这“天下人的利益”实在是一块人人能用的用来谋取私利的遮羞布。所以，我还是赞同施琅的快意恩仇。

施琅降清后开头打了几仗后，一直投闲置散，为朝廷大臣猜忌。所以康熙将他调入京中任内大臣。直到三藩平定才放虎出栅，一举灭了郑氏。施琅在京期间，久经磨练，所以攻克台湾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而不是光想报私仇的武夫了。所以虽然身负杀父之仇，但是也没干伍子胥掘墓鞭尸之类的事。

温相关于“施琅陷害姚启圣”一说不知何指？姚启圣一生有两次重大危机。一是康熙二年中举任广东香山知县后擅开海禁，走私图利，遂被罢官。另一次是康熙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弹劾姚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w军饷?K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撼???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将仇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这一次姚启圣上疏辩解得以免于追究。

后面这一次正是施琅平定台湾的前夕。这一年康熙放虎出栅，让施琅再任福建水师提督。姚启圣在福建日久，两人是否有摩擦，在下读书不多，倒要请教温相此事的本末。

姚启圣这个人的经历颇类后世的曾国藩。出身文人，功名却从武功上得来。平定台湾时，姚启圣要求与施琅共同出征，结果施琅不同意。官司打到康熙那里。康熙下令让姚启圣同行。等到打下台湾，施琅的捷报先送到北京，姚启圣的后到，姚启圣竟然没有得到半点赏赐，当年便郁郁而终。到了第二年，调查发现姚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多两。于是要求追缴。康熙下令不予追究。温相口中的“施琅陷害姚启圣”或许指的是此事？

其实姚启圣这个人虽有才能却并不是个清官。他在当香山知县时就是因为擅开海禁，走私图利，而被罢官。而康熙二十年之事，虽然姚启圣上疏否认一切指控，也是由于大战在即，康熙不欲多生事端而作罢。事后康熙明知姚启圣为攻台作准备的功绩，却什么赏赐也没有，到姚启圣死后，康熙也没有继续追究那四万七千多两。也就算是功过两抵。

我是援引《南明史》中的一段文字加以说明。

“导致郑、施公开决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先是郑彩部下的将领，隆武年间随郑彩、张家玉入赣，兵败后改守仙霞岭。隆武二年六月因巡按御史尹民兴劾奏他“淫纵多端”，一度解职回京（福京，即福州），以都督杨耿接替。不久，应郑芝龙的请求仍派曾德回守仙霞岭。郑芝龙降清后，曾德似乎不大得志，在郑成功军中受施琅节制。施琅既被削去兵权，曾德为求出头之日，利用过去在郑氏家族军队中的关系投入成功营中充当亲随，即所谓“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听到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郑成功“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促令杀之”。许多史籍记载郑、施交恶常把曾德说成是施琅的“亲丁”、“标兵”、“标弁”或“从将”、“逃将”，并且说他是犯了法逃往郑成功处。这看来是不了解曾德原在郑氏军中地位较高，虽一度隶属于施琅部下，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解除兵权，施琅都无权擅自将他处斩。正是因为诸书作者未查明曾德的背景，误以为他只是个一般兵弁，才对郑成功的勃然大怒感到不可理解，似乎是意气用事。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断定他是反形已露”

温相说“即使台湾不内附，也是在中国人手中，总比在荷兰人手中来的分明吧。”

不过如果台湾不内附势必成为独立王国。自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在海外建立过好几个独立王国。最后都被西方殖民者灭掉了。

另外，中国人建立的独立王国就算流传下来，可未必就是在中国人手中。例如，泰国的吞武里王朝是中国人郑昭在大城王朝覆灭后建立的。现在泰国可在中国人手中？

再例如，新加坡是华人建立的。可是你问任何一个新加坡人的国籍，人家都不会告诉你是中国人。

任爱杰网友所说：“例如，伍子胥在楚平王杀了自己的父兄后逃到吴国。后来伍子胥灭楚，将楚平王掘墓鞭尸，一直为历代传颂。施琅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我们知道，春秋无义战，说不上谁对谁错，所以，伍子胥的做法是不会受到什么具体的谴责

的，尽管如此，千古之后，我们谈起这段事还是记着申包胥的“哭秦庭”。而明清之际的问题远不是春秋可比，今天，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民族大融合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在狭隘的

民族观念中，一六四四年的变乱就是天崩地陷，之于汉民族来说那就是万劫不复。

施琅如果怀恨郑成功，可以出家，可以做草泽的遗民，或者独树一帜，专门追杀郑成功，或者当作家，天天写书骂郑氏，比如南明的蒙正发。种类很多，没有一定要投降满清吧，自然

在施琅来说只有投降满清才能报仇雪恨，但是，不要忘了，个人的恩怨始终是小义，民族的

立场才是大节！（我是指那时历史背景之下）所以说，施琅这个人是把个人利益得失看的比

其他任何事情都很重的人。我在结尾中引用的康熙的那段话，已经说明了施琅的这个特点。

厦门一战，施的功勋确实得到低估，但是不是这点就是他用气使狠、走向反面的理由呢？至于任网友所说郑成功的缺陷，我以为是这样，正是因为他们都不是从大局出发，所以，南明

的历史就自然充满了悲剧。

也是引自《南明史》

“郑成功五月二十日密令援剿右镇黄山以商量出军机宜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显，同时命右先锋黄廷带领兵丁包围施琅住宅，将施琅和他的父亲施大宣拘捕。施琅被捕后，在一些亲信部将和当地居民的掩护和帮助下，竟然奇迹般地逃到大陆。郑成功获悉施琅已经逃入清方管辖区后，怒不可遏，在七月间把施大宣、施显处斩。施琅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对郑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清朝，一意同郑氏为敌。”

任爱杰网友可以看看《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六卷中施琅和姚启圣部分。具体我就不一一摘要了。

为两人鼓掌。

对于郑成功等南明臣子的评价基本上都很同意，南明政权以及以后的郑成功等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和清廷裂土分治，李定国一人之力也难翻天。

明朝200余年的历史，对中国的国运影响要远大于宋。对国人的民族思维和气质的影响也是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虽说春秋无义战。但是夷夏之防还是要讲的。要不然，孔子怎么会发那句“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感叹呢。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初，南明小朝廷倒还是把他看成申包胥的。后来起兵时倒也是自比申包胥的。只不过后来申包胥当不下去了而已。

至于施琅是不是有不投清而报仇的方法，这就不太好假设了。出家，隐居都太消极。自己独树一帜，当时天下已经大定，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跟着他造反，而且还是同时造满清和南明的反。写书骂人嘛，恐怕施琅没有那么好的文采。而且一个骂的不好，还容易掉进文字狱的陷阱里去。而且那会儿天下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天下。想来施琅也想不出可以象康有为那样跑到外国安安稳稳的骂。

说来说去，还就真只有成立暗杀团，找机会杀了郑成功了。可是且慢，这郑成功何等人物？乃是“反清复明”的中流砥柱。若是将他杀了岂不是帮了满清一个大忙，更加有违“民族的

立场”？

施琅身处乱世，本来还是想要“反清复明”的。可是把他逼到对立面去的恰恰是“反清复明”的领袖人物。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对于施郑二人不能各打五十大板，郑成功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毕竟郑成功是领袖，施琅只是部下而已。

但是，引证史料比较全面、翔实，只是比之谢国桢先生的《南明史略》来不够通俗，文字不够简洁而已。

说对郑成功的评价应该比施琅的高,理由是郑保证了台湾在中国人的手里.

1.施琅确保台湾落在满清手里,也就是直接受大陆中央政权管控,这个"保证"不是更加确实吗?

2.台湾在郑家手里,就能保证它最终不会落入外国人手里?

现在的台湾问题最大的麻烦就是分出去的时间太长了,等到原来从大陆出去的那拨人都死光了,国民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而本土势力越来越强,那么独立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瓜熟蒂落。再干涉也越来越难了。

如果郑和满清长期对抗的局面形成，持续上几百年，那么恐怕郑和李登辉一样，很可能是台湾国的创始人了。

因为以上理由，站在中国主权至上的立场，我无法认同郑成功的历史作用比施琅大。

施琅被人诟病的一点是他反了原来的主子，与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合。然而，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作用，不是由这些狭隘的东西决定的。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施琅有大功。

不论它是在荷兰人的手里, 还是在郑成功的手里,

那台湾很可能就此从中国分离出去, 虽然当时的住民是中国人,

但对于几百年后的中国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越南在几百年前也是中国的。

而且看起来， 施朗 降清在郑杀他父以后，而当初施朗要逃亡，当然只有往“外国”跑。

但是，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我们既不能以现实苛求历史，也不能把历史套用现实。这样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方面肯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民族融合的历史意义，而另一方面也不忽视岳飞、文天祥的爱国勇气和民族气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