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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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别急,到目前为止大黄的论述还在轨道上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现有政策的解读和对策。

家园 突然发现今天是世界人口日啊

所以也算应景文章了

家园 您想过没有

如果“手”慢慢变老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足够有劳动能力的“手”来创造生活资料,再少的“口”也是等死的下场。说的极端点,一个物种的灭绝大概就是循这条道路。

此外,假设您的说法成立,地球的总资源有限,中国单方面减人口也于事无补,不过是在各种族竞争中自废武功。

家园 听我同学说

在上海,父母双方都是独子的话,已经可以生

二胎。有两个同学已经有二胎了,一个很快要

生了。看来政府还是相当务实的,也意识到这

个问题了。

家园 这本来就是符合政策的。

这本来就是符合政策的。

家园 最近实行的新政策吧!

我出国的时候还没听说过!

刚刚GOOGLE了一篇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05lh/05taya/200503140013.asp

好像是通过没多久,2005年两会的报道

能否生二胎各省可自定

来源: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针对近期社会关注的“二胎政策能否松动”问题,昨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宏规透露,我国还将继续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过国家已经把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人大自行规定。

  李宏规昨日介绍,目前,上海等部分省、市已经出台规定,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上海已经连续10年人口负增长,目前那里的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后生二胎的比例大概占20%-30%。

  对于“能否松动二胎政策”的问题,李宏规称,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国家把得较严,法律明确规定“提倡生一个孩子”。不过,他同时表示国家已经以法律形式把权力下放给各省人大自行规定。“符合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可以生二胎,由各省人大自行规定。”目前,部分省、市已经出台规定,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至于学历高的夫妻双方能否作为生二胎的条件,学术界对此意见不一致,认为人口素质主要靠后天,该条件很难获得通过。

  此外,针对很多人对我国第12亿个人和第13亿个人为何都诞生在北京妇产医院的疑问,李宏规解释说,13亿人口日其实是个象征意义。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13亿宝宝并不一定就刚好是我国第13亿个人,而由于北京妇产医院每天的分娩量大,便于更精确计算,所以选择到北京妇产医院。

  统筹:刘岸然 赵莹

  采写:本报记者 王海军 田霜月 普德法 邹琳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廖卫华 张太凌

家园 恐慌变成了恐怖

为尽快达成人口负增长,甚至各级官员规定了指标,80年代山东有个县的指

标完成不好,省常委专门派人坐阵该县,将该县当年的胎全部打掉。

家园 谢谢大黄兄,深受启发, 真是高水平的文章,佩服佩服。

个人感觉,现在从大城市开始逐步废除一胎化政策,对生孩子进行补贴也许还来得救,

否则按现在趋势,未富先老已成定居。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所有一份中国老龄化的报告,描绘了一幅让人忧心的图象。。。

点看全图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grayingkingdom.pdf

家园 东山啊东山, 说话一定要认真负责! 知道不?

你说:"许了100遍宏愿这个月要拿出来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麻烦你找出来...麻烦你看清楚再说话,看我说是在几月份,好不?

还有,我这不是"开骂",最多就是冷嘲热讽,但不犯规..你知道不?

家园 关于计生和人口的关系

把大黄兄附录上的人口增长率自己画了个图,更直观些吧。

点看全图

可以看出来,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主要从70年代开始。虽然“一胎化”政策是从70年代末才开始的,但是中国的计划生育实际是从70年代初就开始了的。当时的管理机构叫“计划生育领导小组”,80年代“一胎化”之后叫“计划生育委员会”。因此人口增长率在70年代的飞速下降正反映了逐渐严格的政策控制对人口的巨大影响。说“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大幅下降,对应的正是毛时代的宽松的人口政策”是不正确的。而且大黄兄文中的图2出自引文1中,而引文1中正是用图2来说明“从时间维度上讲,人口生育率转变的压缩表现为生育率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过程被大大缩短。。这一特征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人口转变相比尤为显著。”,以表现人口政策影响的巨大。

附录:

中国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的历史变化 (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1)

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时期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总理克服重重管理困难,为推动计划生育做了大量工作,1971年在他的指导下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工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国发 [1971]51号文件)。报告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卫生部门要在现有编制内设一个小的办事机构,各部门都要互相配合,密切协作。1973年7月,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严峻形势,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负责人共23人参加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的华国锋任组长,刘湘屏、苏静、谢华任副组长。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对全国计划生育的宣传指导,加强避孕科研、节育技术指导和做好避孕药具的供应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和交流经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卫生部代管,栗秀真任主任。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以后,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人口发展第一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正式提出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的计划生育政策;避孕药具在国内已经批量生产的基础上扩大供应,费用由“ 减、免”改为一律免费,并要求送药具上门;卫生部修订了《节育手术常规》,规范了节育技术指导工作,并规定节育手术的受术者不仅实行免费还有带薪假期;在一些地方的中学开设了青春期生理卫生课和人口教育课,广泛宣传计划生育。1974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河北省开展计划生育、提倡晚婚的报告,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城乡的计划生育工作。

  1975年5月,国务院调整补充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时任副总理的吴桂贤为组长,刘湘屏、苏静为副组长,成员共26人;1976年3月,栗秀真被增补为领导小组副组长,仍兼任办公室主任。

  1978年6月,国务院再次调整补充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新的领导小组由34人组成。时任副总理的陈慕华为组长,王首道、江一真、苏静、栗秀真为副组长。1980年6月,又增补崔月犁为副组长,栗秀真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仍由卫生部代管,并有20个工作人员编制。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发[1978]69号文件)。

  70年代,建立了三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迅速发展。计划生育推行到广大农村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60年代,计划生育以城市为主,农村主要在城市郊区及人口稠密的少数县开展。进入 70年代,中央提出:要在城乡人民中大力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第四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1971~1975)中的人口指标按城市和农村分别列出。避孕药具的供应和节育技术服务的重点放到农村。各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工作部门都把农村和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总结了一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典型。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人口理论研究开始复苏。自50年代后期批判马寅初以后,人口理论研究长时期处于停顿状态。70年代中期,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人口理论研究开始复苏。1977年,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大军区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学习班,随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广东汕头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学习班工作座谈会,交流了办学习班的经验,探讨了人口理论问题。一些高等院校、中共党校、社会科学院陆续设置了人口研究机构,进行了人口学和计划生育研究,编写出版了人口理论书刊。1978、1979、 1981年先后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着重讨论了控制人口增长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问题。1979年为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平反,1981年正式成立中国人口学会。这些活动为计划生育实践起了理论指导和推动作用。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国发[1971]51号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革命委员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卫生部门要在现有编制内设一个小的办事机构。”据此精神,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于1973年7月成立,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所属的地(市)、县也先后成立相应的领导管理机构。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发[1978]69号文件)要求:县以上要建立和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公社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在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自此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市)、县相继建立充实和加强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广东、河北、河南、天津等14个省、直辖市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单独设置,成为人民政府的职能办事机构。全国城市街道、工厂、农村人民公社(乡)先后普遍建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配备了计划生育专职干部(一般公社1 名,5万人口以上的大公社2名),从而初步形成了从国家到省、地(市)、县、乡的五级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

家园 七十年代主要是引导

七十年代主要是引导,强制堕胎的还不多。如果说这时与之前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避孕药具的扩大供应。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生育率才真正反映了当时人口的生育意愿,而之前的高生育率部分是因为避孕药具的缺乏的后果,反而不能反映当时人口的生育意愿。缺乏避孕药具,过性生活,孩子就出来了。

现在上海不是也对“一胎化”有所松动了吗。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但满足条件而实际选择生二胎的,只有不到30%。没有理由认为独生子女夫妻就更不愿意生育,所以这个1.3应该就是现在上海的妇女愿意的总和生育率了。

问题是,当人们的生育意愿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将生育率降下来,而当人们的生育意愿低时,政府却没有多少手段可以强制人们多生育。强制减少人口容易,而一旦到了人们不愿生育时,政府想要保持人口规模也做不到。这也是西方国家的难题。

家园 不对吧

李建新的著述见: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Research/cgk/Research_Li_JX.html

从1992年到2005年很连贯都是人口政策的文章。怎么可能“多年不研究人口政策”?

你那段话应该是从网文“失去的复兴?---中国未来的困局”摘出来的吧(http://www.fenews.pku.edu.cn/bbs/dispbbs.asp?boardID=34&ID=1173&page=2)

,怎么和李建新挂上的?而且那篇文章说的是1987年,怎么又成90年代初了?那篇文章“九,学者的一些看法”中写到:

以下是一个学者的经历 - 人口学要有自己的话语权此题系由“人口学要坚守自己的话语权”改动而来。把它放在“对策”之中,绝非风、马、牛。前文论述到我国人口控制的两大失误。显然,这种失误,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理论上。要避免理论上的失误,就不仅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决策者的责任。因为,没有科学、民主的学术风气,人口学的话语权就难以“坚守”。就当初实行的“一孩”政策而言,当时就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然而,报刊、杂志和其他舆论工具所充斥的仅是对“一孩”政策的赞誉,不同的观点却无声无息。不是不同观点的学者“不坚守自己的话语权”,而是不让你坚守,没有阵地坚守。对此,笔者就亲历其境而深有体会。1987年,笔者继之前的拙文《二孩即止--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的基础上,写了《再论二孩即止 --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一文,提交到该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中青年《人口与发展》讨论会上,被会议选中并在大会发言,引起较强烈的反响。据说,当时中国人口学会的某负责人几次打电话给该次研讨会的组委会,说拙文犯大“大忌”,不许选入汇集出版的《文集》;否则,学会的资助也会取消。结果,组委会也只能“忍痛割爱”。之后,笔者把该文给一内部刊物,主编阅后赞不绝口,马上拍板:立即采用。但此事让主编之上级知道了,便慑于“大环境”而作罢。于是,笔者多年不再研究人口政策,对这方面的理论文章也不屑一顾。

家园 关于计生委对学术讨论的压制似乎有些论证不足

好像缺乏论据支持啊。

家园 有一点和大黄兄认识不同

我认为当时一胎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次要原因才是政治考量。而大黄兄的论证中主次好像于我的认知相反。马寅初只是当时被平反的无数冤假错案中的一案,论政治影响力并无出众之处啊。

家园 双宝,你一个我一个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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