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六、从马寅初到宋健
要理解以80年代初以“一胎化”为核心的，新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恐怕有很多角度，比如最常见的以人口压力为核心的论证方式。但我并不准备在这个方向展开，因为过多进入这个逻辑内部，便把问题化约为一个学术问题的争论，这对全面理解这一问题并无益处。我要准备论证的是，这一政策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或者学术问题，而是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并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产物。
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在政治层的提出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以对马寅初的平反为标志。脉络上可以有这样几件事：
1.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统战工作中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第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
2.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
3.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1959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的插手，在全校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校，更是极端错误的。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对马寅初的平反，是知识分子平反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关键，也相当巧妙的部分。首先，马寅初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北大校长，有很高的指标意义，解决了马的问题，也就给其他知识分子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有利的。其次，马寅初被批判的言论，属于具体政策层面上的不同主张，而不过多牵涉政治（想想看，对右派“轮流坐庄”这样的诉求如何平反），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面否定毛时机并不成熟，以具体的人口问题入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是一个事半功倍，颇显政治功力的切入点。
这样一来，在平反马寅初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光明日报“错批一个，多增三亿”的著名文宣。在这里，“增长了三亿”和“多增长了三亿”两个概念被刻意混淆，并被用作反毛的重要依据，而直到今天，这个简单的伎俩仍然在为人津津乐道。制订新的人口政策，刻意拉开与毛时代的距离，强调政策的对立性，而不是其延续性，就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事情了。
当然，马寅初并不是后来“一胎化”政策的主角，事实上马寅初也并未主张如此严厉的人口计划，人口理论家的接力棒很快便转到宋健的手上。1980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出炉，做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预言，比如声称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并称长期预测精度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现在来看这些结论，正误已经很容易判断了，而且问题也很容易发现，即宋健对人口的长期变动趋势和其内在规律缺乏理解，比如6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降低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宋健当然是一个好的导弹和卫星控制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科学专家，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
在这里我无意于对宋健个人做过多评论，问题甚至不在于他的理论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人口问题是如何被讨论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人口控制论并没有在学术共同体内经过平等的讨论和答辩而直接用于宣传，事实上不过是推行特定政策的一个论证工具。从这一点上说，从人口控制论的具体内容上辩难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本身。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和他老师钱学森的“亩产万斤”的科学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都是学术卷入政治的经典案例。当然，或许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差别，宋健从此步入政坛，甚至直至国家领导人行列，这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八十年代初的人口紧缩政策是毫无道理的，对历史我们总要有一个“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事实上，因为八十年代初人口小高峰引起的人口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经济低速增长的情势下（80年代初典型的增长率是3%，胡耀邦因为提出可以增到5%，主持经济工作的赵紫阳闹了很大意见），这跟90年代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轻松消化新增人口大不一样。另外，八十年代初的知青返城造成了对城市额外的人口压力，这尤其表现在粮食的短缺和进口上。此外，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还会带来额外的好处，比如，如何在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仍然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80年代的“严打”和“一胎化”，都是在新形势下能派上大用场的政策工具，机制很简单，合法的制造对威权的恐惧。而“一胎化”更是深入每个家庭，无处不在，更隐蔽效果更好。
当然，以上对“一胎化”背景的分析是初步的，尤其是从毛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中间的转换，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机制，绝不是这里一点简单的分析可以概括的。在人口问题上，相对于人口学和经济学的学者，社会学、政治学的学者还没有做出多少有分量的工作，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宋健这个组长不是白给的。
实在是Orz。
在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作出的对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的百年预报：
如果中国按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那么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
中国人口达到40亿。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
口达到20亿后，才能停止增长。这一消息发布后，引起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
产生了恐慌心理。当时王震亲自接见宋键，着急地问如何把中国人口降成3或4
亿。同时一度有人主张“我国人口应立即宜取负数发展”，建议采取一切措施
，尽快进入人口的负增长；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
展一个“无婴年”，等等。人口恐慌和焦躁一直蔓延。
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
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一千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
。中国当时认为：人口每增加一点，都是对“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以致于得出
结论：“唯一的出路就是少生”。定下了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之后，中国的人
口政策在1980年骤然收紧，即从“晚、稀、少”迅速转变为“一胎化”。其标志
是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的公开信》，其主要内容就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
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后来全部成了强制。
为尽快达成人口负增长，甚至各级官员规定了指标，80年代山东有个县的指
标完成不好，省常委专门派人坐阵该县，将该县当年的胎全部打掉。
李建新是北大人口学副教授，这是他的牢骚。
90年代初，笔者继之前的拙文《二孩即止--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的基础上，写了
《再论二孩即止 --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一文，提交到该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
中青年《人口与发展》讨论会上，被会议选中并在大会发言，引起较强烈的反响。据
说，当时中国人口学会的某负责人几次打电话给该次研讨会的组委会，说拙文犯大“
大忌”，不许选入汇集出版的《文集》；否则，学会的资助也会取消。结果，组委会
也只能“忍痛割爱”。之后，该学者把该文给一内部刊物，主编阅后赞不绝口，马上
拍板：立即采用。但此事让主编之上级知道了，便慑于“大环境”而作罢。于是，笔
者多年不再研究人口政策，对这方面的理论文章也不屑一顾。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80年代的“严打”和“一胎化”，都是在新形势下能派上大用场的政策工具，机制很简单，合法的制造对威权的恐惧。而“一胎化”更是深入每个家庭，无处不在，更隐蔽效果更好。"
对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用途,作用和中央最高层的决策做如此的解读,
作者大黄同志的胆量,我真佩服...佩服啊佩服
邓大人在地下会羞涩地说:都被你看出来了...
我同时还佩服水寒,东山,特别是孔老大,他说我们中国应该有30亿人才对...俺真的不知道他现在住哪儿,你有住房没有? 老大...
“请问你有房子吗？”这算什么态度？
你问候别人房子干什么？
日本韩国台湾都有房子，难道他们都住街上。
另外不搞一胎化就是让人口恶意膨胀？
你赶紧蒸你的包子，许了100遍宏愿这个月要拿出来的。
否则你除了气急败坏，还剩下什么了。
吴思文章里那个“合法伤害权”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