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北志－－－北朝志 -- 南北朝大蟑螂

鲜卑第一次为中原王朝注意应是在东汉早期。而在此之前，作为中原的汉王朝的最大敌人的，则是曾经击溃了鲜卑祖先东胡的另外一只彪悍的游牧部落---匈奴。

汉帝国与匈奴就好比西方历史上的罗马与迦太基。两者之间战争经年，打仗打的是翻天覆地，连累的周围的小国也是战战兢兢，如草附墙。这个名单上的名字足足有好长一串呢，车迟，楼兰，月氏，丁零…等等等等，而鲜卑的先人东胡只怕也在其列。曾经称雄与长城以北的东胡既已失去了和两者争霸的最好时机---详细的过程可以参见《史记.匈奴列传》，这里就不再说了，那么也只有一样暗自伤心的份了。

所幸运的是，一方面由于内乱，另外一方面也由于西汉帝国的不断打击和压迫，匈奴的势力在公元前60年前后遭到了巨大的打击。由冒顿（约２０９--１７４年在位）而建立起来的匈奴帝国旦夕之间烟消云散，所承袭“匈奴”这个强悍的名字的不过是若干个内讧且争相向中央王朝的汉帝国屈膝求赏的小部落而已。鲜卑先人的生存环境一下子好了很多。它开始逐渐的强大了起来，并开始以所居住的地方的“鲜卑山”而自称为鲜卑。

关于鲜卑山的说法，根据鲜卑族后期的分化，主要有两块地方可称此名。一是东部鲜卑。是部鲜卑起源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鲜卑山，即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哈勒古河附近的大罕山，亦即辽东塞外之鲜卑山，在大兴安岭东侧的浅山区和广漠草原地带，与其西南面的阿鲁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北140里之乌桓山遥遥相应。东部鲜卑的代表为南北朝早期的鲜卑慕容氏，大燕国云起云落，参合坡男儿气夺，慕容氏一时多少风流人物…而另外一块则是北部鲜卑，也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地位的魏，齐两国的建立者。关于此部的起源，在《魏书•礼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鸟洛候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鸟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其中这个“石室”是为破解迷题的关键。这点上，有赖与史学前辈米文平先生的辛劳，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石室”终于被确定为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的嘎仙洞，该洞“地表海拔高度4 9 5米，洞口略呈三角形，朝南偏西。洞内南北长120米，东西宽27米，可并排开六辆大卡车，穹顶最高达20多米，总面积约两千平方米，可以容纳上千人。”

《后汉书.光武帝记下》中有如下段落“二十一年…秋，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大破之。”（公元46年）这当是鲜卑正式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原王朝的史书中的记载了。不过，这个时候，它还是比较弱小的，相比曾经和匈奴纠缠多年并最终取得了顺利的汉帝国而言，这个时候的鲜卑并不比国内的流寇要强大多少，甚至连西域的鄯善，车师北面的高句丽都比不上。无需帝国皇帝的劳心部署，一个市级的地方长官就可以轻易的将之击溃了，剩下的，或者只是史官们大大咧咧的在史书上记上一笔而已。---附带说一句，这个辽东太守祭肜也是一个强人了，据说他能拉开300斤的强弓，打仗的时候也常常身先士卒，不让与人，实在是条响当当的汉子。《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中关于这次战役的记录比本纪中要详细了很多，也很合乎祭肜的性格，“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实在是豪情一战北疆惊。

在意识到了汉朝的强大之后，早期的鲜卑采取了卑躬的政策。《后汉书.光武帝记下》（公元55年）中的记载如实的反映了这一点，“三十年春正月，鲜卑大人内属，朝贺”。鲜卑的这种态度显然得到了汉帝国的高度嘉许，“三十年，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於仇贲为王，满头为侯。”《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毕竟，在经历了王莽篡汉以及绿林铜马之后，民生凋敝，百业待兴，现在的东汉帝国实在是需一段时间来休养生息，更何况，北方的疆土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安定。除鲜卑之外，尚有乌桓，匈奴蠢蠢欲动，实在是没有再招惹起一个敌对的势力的必要。

这种和睦的关系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在地方官员的大力督导下，帝国出钱，鲜卑出力，在帝国和鲜卑之间逐步达成了一个基于赤裸裸的利益上的合作关系。“永平元年…是岁，辽东太守祭肜使鲜卑击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渠帅。”《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二》（公元58年），“章和元年…鲜卑击破北单于，斩之。”《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第三》（公元87年），“六年…冬十一月，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大破逢侯，冯柱遣兵追击，复破之”《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公元94年），…都是这种情况的反应。这样的政策在明，章两朝得到了相当好的效果，“明、章二世，保塞无事”，那时候的史官们洋洋得意。

但是，在公元97年的时候，这样的局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汉帝国的大将军窦宪一举击溃了袭扰帝国边境多年的匈奴势力（公元93年），北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受到了重创的匈奴开始分化，甚至有相当的一部分开始融入了鲜卑血脉。“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内部唯一能对鲜卑产生莫大的影响力的祭肜的又因病而故，继任辽东太守的其子祭参虽曾军征战有功，但无论是号召力还是慑服力上，都远远达不到乃父的高度。祭肜既武勇过人，又不失长者之风，后汉书认为就是古代的名将司马穰苴也不过与此，甚至连敌人对他也都无比的尊敬，据《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记载，祭肜死后，“乌桓、鲜卑追思肜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祭肜的魅力，实在是了不得。其子与他相比，不过是一个干将而已。帝国在辽东的处境，已是相当的不妙了。

公元97年，鲜卑开始对帝国的东北地区进行了试探性的侵袭，帝国促不急防，“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因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劫掠而造成了一个市级行政长官的连罪死亡，这在帝国长达400年的历史上依然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中央机构由此而产生的震惊可见一斑了。

但是，鲜卑的扰动却并没有因为帝国的震惊而停止，事实上，虽然帝国在稍后的战斗中又一次的击败了鲜卑的势力“十三年，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公元101年）。但是此时的鲜卑已不是当时的小部族了，一次两次的小失败已经不足以令它屈服了，稍做休整，鲜卑卷土重来。“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显中流矢，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殁于阵。”《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公元106年），这次甚至连地方行政长官都死与斯仗，帝国实在是没面子至极。

于是，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下，一方面各地方也开始加强了军备，另外一方面，帝国也开始对鲜卑内部开始分化，“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后或降或畔，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大棒备着，胡罗卜放着，应该说，汉帝国的举措在当时还是很明智的。

但是，假如鲜卑就此瓦解的话，那也不成为鲜卑了。在逐步的适应了帝国的柔化政策后，鲜卑开始加大了进犯的力度，辽东、辽西(郡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南)、右北平(郡治土垠、今河北丰润东南)、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代郡(郡治高柳，今山西阳高)、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雁门(郡治阴馆，今山西朔县东南)、定襄(郡治善无，今山西右五东南)、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各郡一夜之间战火迭起，各地上报鲜卑肆虐的军情在皇帝面前摆放了足足有那么厚厚的一堆。

自元初年起（公元114）到阳嘉元年（公元132年）间，鲜卑的铁蹄无处不在，无数的鲜卑部族时而分，时而合，分则一去千里，合则袭城掠财。面对这样的敌人，东汉帝国成了一个很大的苦主，偌大的边防军队失与鲜卑部落式的进攻方式，甚至连决战的机会都无从入手。各个郡县的自发性抗击虽也收获了不小，但也有云中太守成严，代郡太守李超等两位市级官员死难，实在是入不敷出。再算上被抢夺走的财物和弥耗的军费，北疆一带几无法进行必要的生产劳作而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军事上的失利而在政治上造成的动荡，鲜卑之乱甚至有过与匈奴…汉帝的头都大了。

平心而论，在对待帝国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上，东汉帝国做的委实不如西汉。总的来看，这其中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对手的实力和规模。西汉时匈奴独大，在经过了冒顿的盛世之后，匈奴在结构组织上已然相当完善。除了保持了游牧民族追逐水草的特质之外，在行政管理军事组织方面，已经和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也就使得西汉得以在广袤的大草原上与之展开大规模决战。而对于东汉政府而言，其时匈奴势微，北方草原上可以说是群雄林立，除去死而不僵的匈奴之外，乌桓，鲜卑都不可小觑，可无论其中的哪一个，都远远没能达到西汉时期匈奴的高度。历次见诸与《后汉书》早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各个部落或者若干个部落联盟与王朝的争斗而已，如西汉时期动辄数十万的倾边入寇相比真是天上地下。这个也就使得后汉帝国在应付这方面的事务的时候显得相当的为难，明明攥紧了拳头，可是就是找不到明确的打击对手…这种尴尬的确是难以处理的很。

其次是帝国的国力和政策。在经过了王莽的篡汉之后，东汉帝国虽然依旧保有帝国之名，可是国力军力都一大不如前了。下面是东汉和西汉的一个人口数目的大致情况，东汉与鲜卑争斗时期的衰弱，可见与斯了：

公元二年（西汉平帝二年）五千九百五十九

公元一零五年（东汉永兴元年）五千三百二十五

公元一二二年（东汉延光四年）四千八百六十九

公元一四零年（东汉永和五年）四千九百一十五

公元一五六年（东汉永寿二年）五千六百四十九

而即便是这样，在帝国国内，乱事也是连绵不断。如公元101年，汉永元十三年有许圣起事，公元102年，汉永元十四年，有烧何羌起事，公元109年，汉永初三年，又有张伯路起义，公元111年，汉永初五年，再是杜琦、杜季贡起义…帝国对于国内已经是自顾不暇了。

国事如此，如西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民间骑兵储备，有东汉一代，简直不敢想象。因此帝国在处理边境事物的时候，往往采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买平安的赎买政策，以及以胡制胡的牵扯政策。但是，如此以来，年年是耗资亿万倒是罢了，最主要的是，这样也就助长了游牧民族的嚣张气焰。翻开《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同篇如“骄纵”，“复寇”，“转盛”的字样比比皆是。这也就反映了帝国政策是如何的失败了。

不过，幸好的是，尽管中央政府相当的无能，但是这个时候，鲜卑却自己招惹上了天大的麻烦。

公元123年，“延光…二年…（鲜卑）其至鞬自将万余骑入东领候，分为数道，攻南匈奴于曼柏，薁鞬日逐王战死，杀千余人。三年秋，复寇高柳，击破南匈奴，杀渐将王。”《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其时南匈奴虽然已经归附中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再加上鲜卑恃武而骄，四下欺凌如乌桓等的其他部族，各个部族早以不忿，经此一战，终于激起了公愤。

公元127年，“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步骑万余人出塞，击破之，获其资重二千余种。”《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这是帝国以及其从属部族对鲜卑的一个信号，帝国开始要转守为攻了。但是鲜卑，或者说整个的鲜卑群落却没有意识到这点。在其后不久，鲜卑卷土重来，这次他们的目标是辽东的玄菟。当然，这一次，他们同样的遭到了帝国方面的严刻打击。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在面临来自鲜卑的骚扰的时候，“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鲜卑乃率种众三万人诣辽东乞降。”这个乌桓校尉耿晔的来历可不简单，他是东汉耿氏的一员，而这个耿氏，有东汉一代，“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望族，如算到汉末才因为耿纪诛杀曹操未遂，反被曹操族灭，耿氏真可以说是“遂与汉兴衰云”。了《后汉书.耿弇列传第九》。

这里附带说说耿晔的祖父，上述九将军之一的耿恭。耿恭这个人真是异乎寻常，岳飞岳武穆的名篇《满江红》中的千古绝句“壮志饥餐胡努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说的就是耿恭在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7年）以偏师征守疏勒城的事迹。那一仗真正打出了汉家儿郎的气魄。耿恭以百人之力，抗拒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大军经年之久，箭尽粮绝，甚至榨马粪以求水，熬皮甲炖弩弦以充饥…真是非常人所为啊。范晔在《后汉书》中写道“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嘻，诚是斯言，诚是斯言，读史如此，当浮大白以畅饮，慰英魂于千载之下。

有祖与此，耿晔这个人自然差劲不到哪里去。在玄菟一战后，耿晔开始积极的部署并主动寻找和鲜卑交手的机会。公元132年，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永建）六年秋，耿晔遣司马将胡兵数千人，出塞击破之。”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耿晔的胜利开始给屡屡受鲜卑袭扰的边境长官以良好的鼓励，在耿晔的表率下，边疆诸郡也开始不顽固与防守，积极进攻了起来。当然了，单单靠中原汉帝国的力量依旧是不够，所幸运的是，这个时候的鲜卑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一提到打击鲜卑，无论哪个民族都有兴趣插上那么一腿…“冬，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之，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其中自然是以被鲜卑欺压最多的乌桓最盛，甚至还出现了像“率众君”扶漱官这样打击鲜卑的先锋人士《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不过，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尽管帝国依旧采用了以胡制胡的政策，但与初期有了很大的区别。在初期，帝国几乎是抱着一种完全信任的方式来驱使其他民族的，帝国只需要负担军费而已。这样不但弱化了帝国在这些部族中的影响力，降低了这些部族对帝国的畏惧，更主要的是，这样无法将帝国和其附庸的战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而现在则不同了。帝国不但继续大规模的驱动来自匈奴，乌桓的骑兵，更主要的是，帝国也开始将自己的战力融其中了。这就使得双方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在东汉时期，尽管帝国缺乏相当的骑兵，但是，帝国良好的科技水平无疑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弥补这点。东汉时期，军队开始大量的装备驽。这是一种远射兵器，可以理解为安有臂的弓。东汉军队中的弩主要分“强驾”和“小驾”两种。强驽的射程和杀伤力比小驾更大。弩的射程和强度，通常以“石”计算，有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等八级，一般六石驽最为常用，大约可射二六○米，最可怕的是，这些弩的箭矢上还往往涂有剧毒。有这样的配备，汉军自然具备了良好的防卫和大范围杀伤能力。再加上匈奴，乌桓等在机动力量上不亚于鲜卑的游牧民族相助，鲜卑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公元132年冬天，也就阳嘉元年冬天。耿晔再次调遣汉军以及乌桓部队，出塞攻击鲜卑。公元133年春天，汉帝国匈奴中郎将赵稠也从派遣下属的南匈奴兵力，出塞攻打鲜卑。这两次都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在联军的打击下，鲜卑被迫数次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迁移，甚至舍弃水土丰饶的地域以躲避联军的追击。这对于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而言，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在经过汉王朝和其他部落的联手打击后，鲜卑已经不堪重负。而偏偏就在这个时，更大的打击来临了。在躲避追击的迁徙中，鲜卑的一个类同与领袖性质的人物其至鞬亡故。鲜卑一时群龙无首，四下崩析。汉帝国的边境得以不闻鲜卑之名二○余载。

檀石槐是鲜卑在后汉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后汉时期鲜卑在和东汉帝国的历次交迭争强的风浪中最了不起的一个弄潮者。

他的活动年代是在汉桓，灵帝时期，如果按照《后汉书》关于他死的时间来推算的话，他当生与汉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死与光和三年（公元181年），时年45岁。

据说他出生的时候颇有灵异。《后汉书》记载他父亲名叫投鹿侯，在当时该是一个附庸于匈奴的鲜卑小贵族。他随匈奴军队出征，一去便是三年，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家里多了个便宜儿子。投鹿侯自然是勃然大怒，于是询问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妻子是这么回答的“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投鹿侯自然不信，有听过吃个冰糕就生个孩子的吗？但看着这个小娃娃也是可爱，亲自下手杀了又实在是不忍心，左思右想下，一咬牙，投鹿侯纵马把这个小家伙扔到了荒郊野岭，意思是由他自生自灭。

这样一来，投鹿侯的自尊自是满足了。不过他的妻子却不答应。当着丈夫的面无话可说，当投鹿侯洋洋得意的回来后，她便悄悄的叫了一个自己母族的人暗地的把檀石槐拣了回来，并让自己的母族把他慢慢的养大。

这个故事虽然由汉帝国的史官写成，却也多多少少的也反应出了当时鲜卑的一些社会情况。鲜卑的婚嫁制度和当时草原上的诸多民族类似，女子在未婚嫁前具有一定的性自由，但婚嫁则保持有掠女的传统。男子如果要成婚，一般是以先强抢为先，然后再以牛羊为聘礼，为妻家服役，服役时间一般为三年，截止后方可自由带妻子离去。嗯，综上考虑，檀石槐的出生之谜也不难理解了。

檀石槐既然出生不凡，行事自然也是与众不同。在他14，5岁的时候，有个其他部落的头人率众来侵犯他所在的部落，掠夺去了不少的牛羊。这个自然令檀石槐十分愤怒，他一人一骑的追了上去，居然所向无前，杀的敌人是落花流水，奇迹般的夺回了所失去的财物。有武功与前，部落中看他自然是大大的不一样了，“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成为了这个部落的领袖人物。

然而，檀石槐的眼光却不仅仅只在母族的这一个小小的部落而已。根据后汉书记载，在其后不久，他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今河北张家口尚义县南）设立了大帐，欲需求和当时散落在草原上的其他鲜卑部落结盟纵横。

其时鲜卑各部落其实也是蛮苦了，自从20年前其至鞬死后，鲜卑再也没能出一个可以领袖群部的人。这也就使得鲜卑在和南方的汉帝国对抗的过程中尽落下风，几乎就到了要被亡族灭种的地步了。此时有人振臂一呼，自然是人心大快，一拍既合。于是，一夕之间“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苍茫大漠，祁连巍峨，竟全成鲜卑牧羊纵马之地，檀石槐的声势实在是一时无两。

有力与斯，檀石槐的气量放的更远。这个时候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草原上纵横曲折了，他的兵锋转而南下，直指北疆业已歌舞声平20余载的东汉帝国。

公元156年，汉永寿二年，檀石槐亲率鲜卑骑兵三四千骑进犯帝国的云中郡。至此正式拉开他和帝国的拉锯战。于是有，158年，汉延熹二年，鲜卑侵扰帝国北疆，帝国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159年，汉延熹二年，鲜卑攻进雁门关，杀帝国边防将士数百人，大抄掠而去。164年，汉延熹六年夏，鲜卑千余骑袭扰辽东属国。167年，汉延熹九年，檀石槐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无算。帝国派遣张奂迎击，被逃去。

由上可见，鲜卑在檀石槐的带领下，实在是进步不浅。在前几次战斗中，汉帝国多多少少还能取得点面子上的胜利，可到了后期，随着因为帝国内乱而外逃投奔鲜卑的汉人越来越多---他们带去了当时先进的谋略和科技，且鲜卑亦开始将自己游牧民族的特性逐步发挥到了极致，帝国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就连前次与鲜卑作战时屡试不爽的法宝以夷治夷都无用了起来---这也主要是由于帝国前期政策实在是软弱的缘故，在檀石槐崛起的时候，帝国醉生梦死，任由盟友各个支离破碎，等到了大火烧到自己头上了才咋醒还惊，这个又有什么用呢---帝国实在是不胜侵扰之极。

在这个基础上，有人又想出了和亲的老套路，于是“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檀石槐实在是一个不世枭雄。年少时候的孤苦伶仃没能压死他，汉帝国的和亲政策也没能使他铁一样的心软了下来，仰天一笑，檀石槐断然拒绝了汉廷递过来的橄榄枝。坐拥三部（“（檀石槐）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冷看洛阳，鲜卑之火愈燃愈烈 。

鲜卑势已如此，帝国内部也起了不和的声音。以议郎蔡邕为首的主守派认为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作战中“来如飞鸟，去如绝弦”再加上现在帝国的情况已远远不及汉武盛世，当前出击主动攻击鲜卑无疑是自寻烦恼，倒不如“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而李，严两位的策略是什么呢？是以守为主，固本培元，诱敌而乱，一击而溃。而以辽东太守夏育为主的主战派则自持有和鲜卑作战并获胜的经验，狂妄的认为“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

平心而论，蔡邕的建议虽然失之老成，但的确是当时已是内忧外患下的汉帝国的良策。如能采用，虽然不能做到根绝鲜卑，但也可以一缓边疆的压力。可偏偏当时的汉帝灵帝血气方刚，在北方三州（幽、并、凉）日夜如水一样的边急前，盛怒之下不辩明细，断然采用了夏育的方案。于是公元177年，汉熹平六年，“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倒颇有当初汉武三军并出讨伐匈奴的气势。

说到这三军的将领，这里有值得提一下了，这个就是云中一军的主帅田晏。田晏本是帝国的护羌校尉，因为触犯了刑法而被夺官削职，这个本无可厚非。但糟糕就糟糕在此人官瘾极大，为了继续在宦途上发展，他努力巴结当时的中常侍大宦官王甫。王甫也该是吃了他不少好处，是以在灵帝面前极力主张出兵，并请灵帝以田晏为将…

呜呼，当为将者把一国之战作为自己晋升的捷径的时候，这个将者所率领的部队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檀石槐得知汉军出击的消息之后，不慌不忙，他令自己的三部军马各自出击，半路上截得汉军就是一场大战。可怜汉军，将也不将，君也不君，“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实在是场残败。

战后，三将自然是“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可是鲜卑之祸更是不可解脱了。边境是“缘边莫不被毒”，欲用蔡邕的计策也失了人心，灵帝追悔莫及。

可就在这个时候，万幸的事发生了，公元181年，万恶之源檀石槐居然死了。汉帝国实在是幸运之至哈。即便是时隔多年，为帝国的做史的史官在史书中亦如是战战兢兢的写道“而灵、献之间，二虏迭盛。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将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其时帝国的狂喜，实在是可见一斑了。

檀石槐死后，他的家族尚闻名与汉帝国颇长段时间。但他一手创立起来的鲜卑大联盟却在他死后不久就土崩瓦解了。

鲜卑联盟瓦解的因素有很多，其子也是后继者和连能力不及乃父是一个因素，但更加主要的却是在鲜卑联盟的性质本身。在当时的条件下，鲜卑各族的生产力十分的低下，农业、畜牧业经济都不发达，虽有逃离的汉人的补充，但毕竟时间很短，不能从根本上对此做出重大的改变。因此，人口的剧增以及对于财富的渴求使得鲜卑各部之间除了军事联盟之外，并无过多经济往来。加之政治上除以军事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协作之外，组织上也较为松散。檀石槐的三部并立看似优美，可实际上也是一种妥协的表现，三部之间相互之间关联的纽带不过是檀石槐本人的强大的个人能力和魅力。是以人死国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倒真是想仔细的看看檀石槐的死因，在45岁的盛年就去世了，难道真的就是汉朝的天运使然吗？还是别有其他呢？

檀石槐之子和连在袭扰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时丧命，其后，其子和其弟叔侄相残，鲜卑联盟烟消云散，其后，虽北疆鲜卑边情依旧不断，但大体都在各个地方长官可以治辖的范围之内。已是经年之苦的东汉终于得到了一丝的安慰。

但是，这个安慰并没能持续太久。三年后，也就是公元184，汉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了。其后四十年不到，也就是公元220年，持世349年的汉帝国正式宣告覆亡---三国演义中有评价诸葛亮的说他是“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意味汉朝江山四百年之久，这个明显是把三国家时中的蜀汉政权也记进去了（公元221—公元263），真是小说家言。中原大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魏，蜀，吴三国相互侵，战火连绵不绝，正给了北疆的游牧民族一个兴起的契机。

这些民族中势力最大的，当属和鲜卑有着亲缘关系的有一大族乌桓（乌丸）了。“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馀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馀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馀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馀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三国志.乌丸鲜卑列传》。

有关于这个民族记述，在《后汉书》中有《乌桓鲜卑列传》，在《三国志》有《乌丸鲜卑东夷传》，篇幅都不短不断，其角色重要，可见一叶。按以上两史中记载，这个民族性格极其狂烈，分支如星如沙，各有首领，但共推强者为头目，号称为“大人”。该地位不是世戚，有力者居之。又说这个民族“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敌也。”，“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又有“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由此或可推断此民族大概处于母系社会晚期---鲜卑情况其时也应相差不是太远。在语言上，乌桓民族和鲜卑一样，应属于东胡语系分支，但也有一说应该属阿尔泰语系（Altaic family）蒙古语族。而在文字上，《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有记略如下“时刻木为信，虽无文字”，可见该民族有言而无字，部落之间通讯不得不依靠刻字为记。

尽管乌桓人数虽众，又“俗善骑射”，但是在历史上却扮演的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悲剧角色。如上所述，由于相互之间难以得到有效的交流，各个部落之间往往是知其名而不知其然，再加上又尊崇“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的传统，部落和部落亦往往是征伐不断。这就让其他的野心勃勃的势力有了乘虚而入，相机行事的机会。因此，在大多数时候，乌桓往往是被某一个势力当做打击另外一个势力的棋子。纵有勇力绝伦，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在汉与匈奴角力时如草附墙，在汉与鲜卑称霸时甘当汉外军。即便是到了西汉末年，也是“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这样的短视而有力的乌桓，在收容来自中原败来的袁氏子弟时，其命运或已注定。

在公元201年，汉建安七年，在对中原霸权的至关重要官渡之战中，曹操险胜袁绍。5月，袁绍愤愧呕血而亡，少子袁尚继大将军及冀州牧位，长子袁谭率少数兵力防守黎阳。9月，曹军渡黄河攻黎阳，袁谭请增兵，尚恐谭兵多后夺其权，遂自率军来援，自此兄弟间各有异心，但隐忍未发，共与曹军相持于黎阳。9年二月，曹军总攻，两军大战于黎阳城下，袁军战败，袁尚、袁谭弃城逃邺，曹军占领黎阳。

公元203年，汉建安9年，袁尚、袁谭内讧，袁谭为袁尚所败，向曹操乞降。曹操遂以支援袁谭为名，攻打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7月，袁尚军溃散逃往中山(今河北定州)，辎重尽为曹军所获。邺城守军闻信瓦解。袁尚势力基本上为曹操所消灭。袁尚几仅以身免，逃至中山(今河北定州)，稍做喘息。

10月，袁谭叛曹，攻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等地，并再迫袁尚，使袁尚再逃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固安)，投奔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刺史袁熙。

公元204年，汉建安10年正月，曹操袁谭背盟，进攻南皮，大破袁军，占领南皮，并斩杀袁谭。袁谭所属各郡、县尽归顺曹操。曹操纳郭嘉策“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使人心归附”《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四》。迫使袁熙，袁尚逃亡北疆，依附乌桓。

此时乌桓名义上的首领为楼班，他是上文所引的“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的儿子，但军政号令却并不出与他。而是在他的叔伯兄弟蹋顿的手里。据记载蹋顿此人“有武略…多画计策”，在中原战乱之际，掳迁汉边民10余万户，并让部落重臣与当时北疆望族袁氏结亲，早有虎狼之心，此时袁熙，袁尚归附，正是投其所好，于是两者各怀野心，互为首尾，不断骚扰边地。令曹操恼怒非常，终起白马山一役。

公元207年，汉建安十二年秋，曹操亲自率大军，出征乌桓。

其实有关曹操的这次出兵，曹操集团内部也是矛盾多多。当时南方刘备欲引刘表的军力蠢蠢欲动，诸将领都认为“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 大有“攘外必先安内”之意。惟独郭嘉以为“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强调征伐的重要，并断言“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排除了曹操的心结，力劝曹操北进。

郭嘉实在是一代人杰。曹操在赤壁之后感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所言真是不虚。他是三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人才，从《三国志》的记载以及裴松之的注来看，几乎是算无所漏，真是可怕至极。如此郭嘉郭奉孝，配以对他无比信任的曹操，假使不英年早逝，周瑜的事关战役成败的反间，火攻两计能否奏效，恐怕还难说的紧。

曹操对郭嘉所言深以然，于是立排众议，以田畴为向导。借“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乌桓大意，“堑山堙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以奇兵突进。

终于写到这里了。感慨之余特别要谢谢的是一直都在关注本文的朋友们，辛苦了，大家。

在极力的收集着资料来拼凑以上的那些很肤浅的东西的时候，有几个问题一直都困扰在我的心里。或者大家也有过的吧。

问题一，为什么在中国纵横数千年的历史中，只有鲜卑是作为一个曾经独立而且桀骜不逊的游牧民族完整的被吸纳进了中原帝国，或者说汉族的血脉呢？‘

倘若说只是因为曾经取得了汉文明核心地带的统治权的话，那么以后的女真，蒙古，满族呢？拓跋宏（元宏）在公元四九三年的改革与其说是如烈焰燃烧般的彻底的变革，倒不如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催化效果。需知，尽管史书里在说元宏在进行改革的时候遭到了自上而起的诸多阻挠，甚至还为此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在他于两年后以三十三的英年早逝之后，他的政策却被完完整整的保留了下来。这恐怕并不是仅仅出于对这位高祖孝文皇帝的尊敬吧。

或者是因为文化上的不平等而造成鲜卑主动的融合入汉族中吧，基于这个观点，元宏本人有段话被引用了很久了，“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联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联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联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此语不见于本纪，但现于《魏书.列传第九上》“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恆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司马光非原文照录，其中机巧，自出沟壑。按原文的意思，恐怕元宏施导汉化，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在战略上诱导以文人为主的南方汉人王朝的归降。

况且天子有九民，这段话怕只怕也仅仅是适用于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吧。倘若是对鲜卑的平民而言，很难相信他们就能在朝夕之间移风易俗，法汉家衣冠，行中原礼仪。毕竟，文化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改个名字迁个都城就可以解决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动力使一个少数民族的王朝在百年间就完全的演变成了一个汉民族的帝国根本呢？其中微妙，值得深思。

问题二，在面对象早期鲜卑这样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民族的袭扰的时候，究竟应该采取何样的方式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早期的鲜卑一如上文所提及的，是没有个理念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哪怕是在檀石槐，轲比能等人有计划的移植中原王朝的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的时候，也依然不能冠名以国的概念，更说不上统一且明确的战略思想了。鲜卑对于汉帝国的袭扰与其说是有组织的行为，倒不如说是为了生存或者发泄而进行的无意识的狂热。这点不止是有鲜卑之于汉，对于任何已经有了完整的政治军事体系的国家而言都是相当的可怕的。因为这种肆意而为的粗暴行径于组织完善的敌对国家而言缺乏最基本判断。这就使这些敌对国们无一例外的在战略上处于一种赤裸的被动状况下了。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彻底让那些杂乱无章的游牧（或者其他的什么…）民族安静下来呢？汉帝国采取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曹魏的幽州刺史王雄刺杀柯比能实在是个浪漫的例外）：

一，以夷制夷，这个是东汉早期对付乌桓，末期对待鲜卑的政策。可以看到，这样的招数其实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首先，既然要以夷制夷，那么，在利用者，被利用者，被攻击者之间必须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任何一方的缺失或者衰弱都必将引起剩下两者之间的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被掩盖了的矛盾的激化。其次，这样的做法，看似是以最小的代价得到了最大的成果，但结果是，彻底丧失了原本就接近于零的战略主动性，也葬送了在战术上的机动性。利用者的结局的良善与否可以说完全是取决于被利用者的心情了。好的解决自然是如东汉末期以乌桓制鲜卑，糟糕的大家不妨看看数百年之后唐朝的怛逻斯之战（高仙芝）。

二，以王朝本身为基础，大举进攻这些游牧部落。实际上，个人以为这个实在是最糟糕的办法。诚如上文所述，那些结构松散非常的少数民族如早期的鲜卑等，往往就如同泻地流水一般。而以王朝的举国，这个或者有点太过了，就举州好了，之力而言，其势好比雷霆万钧之斧锤。以斧断水，水依旧奔流如故，以锤锻水，水也不会为之干涸。最好的结果自是劳民伤财空耗心力而已，而最糟糕的结果则是军队疲惫不堪之际被杀个回马枪…如汉灵之伐鲜卑，徒增笑料。

汉帝国的方子既然都有缺点，那么最好的办法又在哪里呢？曹操之伐乌桓虽然在漫漫历史长河湮没不闻，但或者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首先，与其击流水不如破坚冰，曹操之世，乌桓已然有了相当的行政结构，因此，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是存在于高级且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的，这虽然是绝妙的讽刺，但也的确是事实。其次，打小的击溃战倒不过打个大的歼灭战，哪怕是皮诺斯式的胜利也心甘情愿。曹操北伐乌桓之所以可以一战而平，乌桓的战术布置不当诚然是关键，但是曹操的当机立断也是极为重要的。三，彻底断绝动荡的根本，曹操在这点上主要作在了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奋力追击，让其他的有野心民族看到了帝国反击的果敢和决断，丧失了和帝国作对的勇气，其二是在战后，乌桓被完整的迁入长城以南。其实这点上曹操的战略设计的并不算好，杀鸡给猴看的鸡乌桓自然是没了，可希望起到示警作用的鲜卑等民族最后还是反了。而乌桓迁入汉土，表面上来看是断绝后患了，可也为以后的五胡乱华埋下了根子。五胡中虽然没有了乌桓，但如鲜卑，匈奴等当初可都是顺着这条方子才得以进入中原的…

问题三，在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较对手为弱的情况下，到底汉帝国，或者说当时的汉帝国以及其后的中原帝国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呢？如果说第二个问题是处于战略的角度而论的话，这个就应该是战术了、

纵观整段历史，法子不外乎以下几种：一，以毒攻毒，即在中原王朝内也培养起骑兵部队，在作战时针锋相对，如汉武帝征匈奴例。二，以良好的科技为背景，以先进的武器配给兵士并由良将所代与之对抗。这点的活用就比较多了，如李陵的三千战士，刘裕的北府兵，再极端点考虑下岳飞破拐子马，袁崇焕之宁远大捷。三是以步兵杂合骑兵组成完善的阵势，以良好的组织来消耗对手，这个战术在西方的历史上似乎很常见，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算是成功的案例，中国历史上使用这个战术最多的是北宋，可惜效果极度的不好。而稍微有点像样的如苻登的方圆大阵，其实也靠近第二点多。

从优劣来看，第一点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首先是成本委实太高，其次是即便是能驯养起大量的马匹，可也无从征募到如游牧民族一般在驰骋中长大的战士。武帝征匈奴之所以可以成功，恐怕最主要的功劳还是要建立在两位不世出的名将的身上。

第二点则对将领的要求太高。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甲午战争中，如果北洋的大将丁汝昌和日本舰队的主帅伊东祐亨调个个，结果或者就大大的不一样了。

第三点则在军队的组织结构上。没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调令方式，如此派兵布阵只是好看而已，和小孩子过家家又有何区别呢。静则如林似山，动则形散神溃，一团散沙罢了阿。只叹北宋的太祖以武起家，黄袍加身固是荣耀，喜悦非常之余也对日后的武将们多了猜疑和畏惧。好的还有杯酒释兵权，坏的就如同岳飞风波亭。有宋朝一代，将不知兵，兵不明将，又怎么能将战斗力发挥到最大呢？

问题四：为什么在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动荡之后，最后统一中国的是以北朝起家的杨坚而不是南朝的宋齐梁陈中的任何一个呢？

而且，自此之后，以南方为根本的历代地域性质的诸王朝都没有逃脱为北方王朝所剿灭的结局。这个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按说秦末汉初，刘邦正是以川蜀为基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统一中原的。何以往后的东晋，南北朝中的北四朝，五代十国中的南唐，吴越，更后一点南宋以及更为短命的南明都没能顺着刘邦的足迹走下去？

大致就是以上四个问题了，以后的诸段文字也将围绕着这四个问题而展开吧，真希望在本文的最后能找到一个无限接近于那名为答案的东西呵，我的想法是不是很狂妄呢？毕竟，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充其量，只是手腕以下部分能够得到最完好的锻炼的我，不过是一个喜欢在书籍和过去中戏耍的孩子而已。

类似慕容垂那样长寿的固然有，毕竟那个年代平均寿命也就是三十多岁。

就是老兄说的第二点。那时候北方游牧民族的弓箭还大多是兽骨为尖，而中原已经是金属，双方的杀伤能力就好比普通炮弹对贫铀弹。锋利铁刀的制造技术（关键是锻造）也是在东汉时期成熟。我一直认为这是农耕对于游牧的优势之一，把人稳定下来了，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手）工业。

公元221年，应该是公元前221年吧，不过这个也是秦朝一统天下的年代，不是汉朝的开始。西汉开始应该是公元前206年的事情。关于前面冒顿单于的年代，老兄也漏了个“公元前”的字样。

公元221年是蜀汉建立的年份！！！

暗度陈仓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夺取关中。取了关中，对东方就有了地势上的优势。诸葛北伐大概也是基于此种考虑，所以才对刘备东征持反对态度。设想刘备就算攻下了东吴，那么对魏也不过是相当于后来的南朝对北朝了。而中国历史上，北伐成功、一统天下，成功地似乎只有明洪武一例，其中还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

现在想想红军长征，虽然到了中期才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但却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由百越之地转战到关中附近，这样的战略转移不说前无古人，估计也是后无来者的。而老蒋抗日的时候一个劲儿的往四川钻，简直就是在地势上自取灭亡了。

一直对南北朝这段历史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