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高额的奖金与工资，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玻璃幕墙高楼，以及汇通全球的银行与商人——英国股市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会被人视为理所应当的存在，就像侏罗纪海滩一样自然。但是在五十年代任何观察家都没有理由相信睡意沉沉的伦敦股票交易所日后能够取得全球性的成功，就好比当时所有人都想不到款式繁多、品牌响亮的英国汽车制造业竟会萎缩至于乌有。距离英国股市最繁荣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整整一辈人，当时还是一战之前，令参与者忘乎所以的金融市场上英镑是主导性的全球货币，英国贷款与债券流通全世界，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债权国家。二战结束后英国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压力，美元成了国王，战后的汇兑管制使得任何大规模跨国交易都步履维艰，英国也沦为了全球债务大国。

枯萎的金融界传统依然留存于世——含混不明的等级，圆顶硬礼帽，公共代理人与私人代理人之间的僵硬分界，漫长的午餐与烧煤的火炉，自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营业的公司将自己充满异国风情的名称铭刻在饱受炸弹摧残的广场之间的路牌上。但是伦敦金融城早已失去了当年纵横四海的雄风。在麦克米伦与威尔逊的时代，股市巨头们不得不关注于不甚光鲜的国内业务，在日渐疲软的帝国内部做些小生意，时不时还要踱着四方步前往英格兰银行，徒劳无功地恳请放松管制。杂志与电影中依然时常可见精明干练的年轻银行家，手拿雨伞，头戴礼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金融城正在日渐沦为英国遗产的一部分，里面的公司全都每况愈下，手头现金全无，在它们坐落于牛津郡的帕拉第奥式建筑里面，面色沉郁的知名金融界人士一面跺脚御寒一面在心里叫苦。或许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历史角度而言，金融影响力一向与经济和政治势力联系在一起。虚弱的英国意味着虚弱的英镑与股市。四、五六十年代是美元大王的黄金年代，很明显纽约将会取代伦敦金融城，正如同美国海军将会接管皇家海军的地盘一样。

这一幕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在远离伦敦的地方有人遭受妄想的侵扰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而聪明的英国金融家们没有放过他们的失误。在冷战高峰期，莫斯科及其属国不放心让邪恶的资本主义纽约来照管他们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元最后就来到了（明显没有那么邪恶的）伦敦，自1957年起，就有若干家富有远见的英国银行利用这批美元在极度缺乏资本的战后世界进行跨国交易。如果不能用本土的英镑来为全世界提供资金，那么用别人的美元总该没问题了吧。伦敦及南美银行行长乔治.伯顿爵士经常在俱乐部与董事会里大声质问，为什么伦敦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经验投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呢？伦敦的第二个机会则要感谢纽约。战后的美国银行家们一直享受着向其他国家与海外投资者发放的高回报贷款。到了六十年代初美国收支平衡赤字的膨胀扭转了华盛顿对海外客户发放贷款的态度。1963年肯尼迪总统对美国公民购买外国股票征收新税，这一大手笔将华尔街推向了更为不利的位置。随着纽约将自己隔绝于新兴的世界商圈之外，伦敦趁势采取了行动。

第一笔所谓的“欧洲美元”贷款于1963年商定成功，交易双方分别是英国投资银行沃伯格银行（1）和塞缪尔.蒙太古银行与意大利的国有炼钢厂以及比利时政府。为了回避英国的管制与税收，交易的进行地点是荷兰的史基与卢森堡。沃伯格银行一路连躲带闪，绕过了无数障碍，到最后却发现找不到可以依据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战前质量标准印刷债券的人。在最后一刻，扑克印刷厂德拉鲁（2）找到了两名年事已高的捷克雕版师，并邀请已经退休的两人再度出山。*11* 紧接着汉布罗斯银行（3）向挪威某水电项目发放了贷款，其他几家投行也向奥地利政府发放了贷款，再然后又有一批贷款流向了日本……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向有气无力的伦敦金融界敞开了大门。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石油管线，美国炼油厂与采矿，日本办公楼，早期的计算机工厂，一切的一切都由伦敦进行融资，就像爱德华时期一样。随着其他外国银行家意识到这一情况，他们也开始向伦敦的做法靠拢。欧洲银行早已涉足于这一方面。日本四大财团都在伦敦开设了办公室，华尔街的巨头们也纷至沓来：花旗、彻斯曼哈顿（4）、美林集团与野村证券（5）在伦敦汇聚一堂，一方面从事传统的英国业务，另一方面也在欧洲美元市场里交易。欧洲美元与欧洲债券对于英国股市以及英国商业生活的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自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这一潮流就开始改造伦敦，使其更加国际化，引入了更为霸道主动的工作风格，更为优厚的薪金，还顺便削弱了公学关系网的影响力。哈罗德.威尔逊或许会抱怨阴险的国际金融大鳄，股票交易所以及老牌银行的传统人士可能会暗示今后经商要更犀利且生意将更不好做。但是欧洲市场还是成长壮大了起来，平安无事地度过了1974年股市崩溃以及阿拉伯世界对犹太背景公司的抵制。旧伦敦的街头突然之间再次感到了一丝混不吝的蛮荒西部精神。

不过上述的一切此时还相当非主流。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管制的世界依然运行如常。日后撒切尔时期将会担任伦敦股票交易所主席的尼可拉斯.古迪森爵士在七十年代末总结了当时的气氛。“我们依然经受着汇兑管制。我们头上依然压着什么都管的工党政府，资本流动依然不自由。英国人不得携带大笔资金出国。英国机构没有财政部特批不能向国外投资……我们的市场完全与外界隔绝。”*12* 1979年10月23日，杰弗里.豪尔突然令人震惊地宣布废除了汇兑管制，将这个隔绝的世界彻底清扫一空。不管她日后的说法如何，撒切尔当时对这场豪赌的态度并非坚定不移。豪尔本人将这一做法比作一步迈过悬崖的边界好看清楚悬崖底下有什么。银行家们注意到这场革命事先并没有计划。托尼.本宣称这一幕标志着国际资本主义终于挫败了民主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汇兑管制的废除使得所谓“旧金融城”的核心不可避免地暴露在了欧洲美元造市者们早就享受到的文化变革之中。较小的投资银行例如安东尼.吉布斯与凯瑟.乌曼已经开始消失了，甚至伦敦最大的投资银行克莱沃特本森（6）在利润额上也不过是日本野村证券的十分之一或者华尔街美林银行的七分之一。对于蜷缩成一团的传统金融城世界来说，面前的选择突然就变成了究竟是寻求庞大而具有保护能力的海外合作伙伴还是独力求生。

1982年，美国商业生活的又一片组成部分打入了英国，国际金融期货市场穿着五颜六色的马甲，裹挟着斗兽场般震耳欲聋的气氛来到了伦敦。在这个市场里，人们以商品与货币的未来价格为题目进行着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博，地点则在伦敦金融城最有年头的一栋建筑，即皇家交易所。在优雅外墙之内充斥着直接来自芝加哥的喧嚣气氛，很容易令震惊不已的旁观者们联想起一家孳生万恶的赌场。期货市场将会为交易者带来滚滚财源，这些由酒精、可卡因与对失败的恐惧所驱动的“新货郎”们成为了八十年代的标志之一，其中很多人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就筋疲力尽且腰缠万贯地退休了。这里也是梦想破灭之地。金融城里最久负盛名的巴林银行就是在期货衍生市场里损失全部现金并一命呜呼的。这就引出了关于股市的下一个问题：专门与公众打交道的公共代理人与专门与股票经纪人打交道的私人代理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传统界限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这一区别曾一度被人视为保护公众利益的必须屏障，对于股市来说，公共代理人与私人代理人的区别就好像控方律师与辩方律师之间的区别对英国法律体系一样重要。但是在这个新兴市场里面这一区别基本看不出来。

1983年大选后上任的新任财长，前财经记者奈吉尔.劳森与新任贸易部长希塞尔.帕金森（7）一起决定与越发老迈的伦敦股票交易所做一笔交易。当时交易所正陷身于一场公平贸易办公室提起的漫长且累人的法律诉讼当中。两位大臣许诺，只要交易所进行自我改革就不再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这是最终引发股市去管制“大爆炸”的最后一块拼图。有人说这是撒切尔时代最有意义的大事之一，可以与对抗煤矿工会和推进私有化相提并论。1983-84年的英国金融市场就好比一座悠久乡镇中心的商业街，这里布满了专营百业的老字号，有卖鱼的，有卖布的，有烤面包的，有开邮局的。有一天乡镇郊外落成了一座大型商城，里面的超市经营范围无所不有。在这个比喻里，超市就相当于国际金融服务公司与大型商业银行，一家此类门脸的经营范围就覆盖了全部金融业务。彻斯曼哈顿与美林在这里扮演了Tesco与沃尔玛的角色。而乡镇上的老字号们就是传统的英国金融公司，它们规模小，业务精，但是实力有限，无法赢得竞争。它们打算怎么办呢？有几家字号咬牙坚持，希望自己的品牌、专业服务与传统客户群体能使自己挺过这一关。其他字号则与超市协商，希望能在超市的屋檐下继续开业。还有几家字号则疯狂地相互合并，打造更新更大的乡镇商城。

这正是人们意识到旧规则即将作废之后英国股市所经历的一切。1983-84年的冬天，代理人与银行家们开始以史无前例的爆炸性规模相互抱团借以自保。历史久远的投资银行与美国超大型银行开启了会谈。几十个古老的名称要么消失要么挤在一起用各自的首字母组成新的缩写。在罗斯柴尔德与巴林这样的家族企业里家庭内战此起彼伏，父子兄弟分道扬镳。街道上回响着文化冲撞的声音。板球与棒球在同一片场地里相互攻伐。更小且更冒险的公司股份有了新的交易市场（非上市证券市场），为前一百强股票设计的新综合指数FTSE100（8）也投入了使用，总之革命的气氛无所不在。许多人都注意到导致英国采煤工业毁灭的罢工恰好也发生在同一时间段。股市上下光彩熠熠的新交易所一座接一座地开门，里面安装着电脑，外面镶嵌着玻璃与大理石。爱德华时代饱受尊崇的犹太大佬们的画像在崭新的建筑里面重新安家落户。最低佣金这一旧式卡特尔的立身之本一夜之间就遭到了废除，外来者们终于涌入了伦敦股票交易所这座殿堂中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