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的各种危机强化了先知这个新兴群体在犹太文化与社会中的角色，这些人自称是耶和华的传声筒，向犹太民族传递紧急信息。先知（Prophecy）一词在现代往往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误导；希腊语中的propheteia一词意为诠释神意的天赋。正如十九世纪发现的中东古文献所记载的那样，以色列并不是该地区唯一一个赋予先知重要角色的古代社会。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的马里王国就出现过先知，在亚述这个当年犹太人的同时代大敌内部也出现过先知。不过以色列历史的独特背景使得以色列先知保存了诸多文献，关于这些先知自身的文献也得到了他人的保存。这些因素一起使得这些先知在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的历史上拥有了特殊而持久的地位。先知的首要任务是讨论当前而非未来，而且早在这个时期之前以色列也有过其他先知——不过这些先知很显然不如敢于直面当权者的新一代有胆量。有些先知关注外敌，即一系列威胁到犹太民族存在的强权。他们往往会对眼前的危险做出过于明确的警告——不妨将此类警告视为对外交政策辩论的参与。但是先知同样惧怕内部的敌人，这些敌人可能会通过鼓吹不正当的圣地或者宣传繁殖崇拜来背叛耶和华并且污染耶和华崇拜。在当时十分盛行的繁殖神巴力崇拜以及其他迦南原有崇拜都以繁殖崇拜为主。公元前九世纪中期耶和华崇拜与繁殖崇拜之间爆发了一场经典冲突。非利士公主耶洗别与以色列国王亚哈联姻后将巴力崇拜带进了以色列。而她所要面对的是先知以利亚的怒火。以利亚（“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个名字言简意赅地反映了他的主张。在以利亚与亚哈和耶洗别的冲突之后，耶和华戏剧性地结束了一场长年干旱，表示以利亚的上帝只要愿意就能打发掉任何一繁殖神。在这场冲突中以利亚与耶洗别都大造杀业，杀死了大量对方的先知，死亡人数约有上百。*23*

以利亚以及其他公元前九世纪先知们的发言当中只有一小部分通过日后的圣经故事得到保存，不过圣经对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们（阿摩司、何西阿、弥迦以及第一位以赛亚）的记录很可能以接近其原本形式的体例表现了最早期未经编辑的连贯希伯来语经文。这些内容是慷慨激昂的个人声音，而不是从零散的早期文章中精心编辑出来的合集。因为此前的同类文本存世极少，因此很难肯定他们的发言中有多少内容是新的或原创的。但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穷途末路性质意味着他们的确为耶和华之民带来了一条新信息。先知们对自己成为先知的情况谈得很多，一般而言成为先知并非一项职业选择，而往往与压力或创伤联系在一起。阿摩司被上帝从他位于犹大的富饶农场硬扯到了充满敌意的北方，并且一直矢口否认自己是先知；何西阿则发现自己无法收拾的婚姻显示了以色列的无信，以至于他后来甚至声称是上帝让他步入了这场婚变烂摊子。*24*

这些先知自称单数的“我”。但是这里的单数用法与日后第欧根尼在雅典目的性的搞怪还非常不一样。这些人表达的是自己的孤独处境以及自己与当时主流官方宗教之间苦涩的疏离感。他们甚至还攻击耶路撒冷的圣殿崇拜，尽管身为一系列先知之首的以赛亚对此持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谴责圣殿以及日常祭祀活动，另一方面却又在仪式当中强烈体会到了耶和华的存在。*25* 不过与此类不一致性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先知们的共同点：先知的言论并不针对个人，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宣判。此前的先知，尤其是御用先知，经常受雇在宫廷当中诅咒异邦人并祈求各国和平。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们极少传达和平的信息。如果说还有什么安慰性的言语，流传下来的也只有几句。因此第一位以赛亚面对着公元前八世纪晚期亚述人攻打犹大的急迫局势，效仿当年的以利亚成为了先知，并且将自己的儿子称为施亚雅述，“余民将回归”。*26*

根据古代国家政治的规则，无论怎么看外部威胁与最终征服都本应将以色列的民族认同与宗教抹杀得不留痕迹，正如同中东地区其他所有由国家结构产生的民族认同或早或晚统统遭到了抹杀一样。但是以色列却一枝独秀得以幸免。这个民族的耶和华崇拜——很可能是众多不同材料整合的结果——首先挺过了北方以色列王国的毁灭，其后又挺过了公元前586年南方王国的毁灭。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犹大与以色列先知们的洞见。无论是出于个人的才能还是神意的启示，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们都十分理解国际形势。亚述人的军事实力随时会带来灭顶之灾，长期看来唯一能拯救他们免于灭种的希望就是对耶和华的顺从，此前一个世纪以利亚与他的先知同行们一直在为此而斗争。而且耶和华的力量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在有些情况下，先知们还会将耶和华称作全世界历史与万国国运之主，而并非仅仅主宰犹太人。对于一个在各个强大帝国面前看上去只能任人宰割的民族来说，这一主张简直骇人听闻。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27*

先知并不是公元前八世纪唯一一群对民族崇拜改造做出贡献的人。自北部王国覆灭之后，犹大的国民开始就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以及如何捍卫得以从灾难中幸免的一切进行了反思。他们对未来的激烈辩论是通过诉诸历史来完成的——实际上应当说是对历史的大规模再诠释与发明。我们可以从斗争胜利者撰写的历史中——列王记下与历代记——瞥见这个故事的一鳞半爪。王国内部的政治动荡最终在公元前640年导致了一场政变，犹大国王亚们被杀，他的儿子约西亚则沦为傀儡国王。随着这名男孩逐渐长成，他无处发泄的能量与精力成为了一项改革项目的动力。正如此类创新在古代社会经常采取的形式那样，这场改革在明面上看来是一份重要文献的重见天日：一部由摩西本人撰写的法典。这份文献的问世时间可谓无可挑剔，文献内容包括各项行为规章，尤其是针对献祭活动的规定。这套规定在出埃及时代从未得到执行，但在人们看来却与约西亚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这套法典的完善版本保存在五经当中的申命记里。（申命记（Deuteronomy）意为“第二法律”，这是当年希伯来经文的希腊翻译给出的译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献的发现地点是耶路撒冷圣殿，那位幸运的发现者则是圣殿大祭司。*28*

在申命记中特别强调了要唯独崇拜耶和华，还号令虔诚的读者们对于以色列族群中可能建议尝试事奉别神的人们痛下杀手——就算他们是同胞弟兄、儿女、怀中的妻或是如同性命的朋友也不能例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29* 此外申命记还特别强调“约”（covenant）的概念。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立约，百姓们则必须守约。在这一理念更为完善的版本中创作时间晚于这一时期的文本（例如整合进创世记的一部分文本）将会强调亚伯拉罕是第一位受约者，上帝告诉他要对自己的所有男性后裔实施割礼，以此象征自己对圣约的遵守。但是申命记则强调上帝在西奈山上将十诫作为一套复杂法律体系的核心授予了摩西并借此与摩西立约。*30* 在约西亚统治时期过去很久之后还会出现新的法律，不过这些法律也都一并被人们投射回了摩西的时代。约西亚的创新举措恰逢亚述势力的衰退，当时这一事实无疑会被视为神意赞许的征兆并对申命记改革起到激励作用。*31*

申命记集团愤怒且详尽的立法计划甚至扩展到了五经之外，成为了对犹太历史的全面改写。他们发动了一场在学术与文学创造性方面极为不凡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可能历时几十年并涉及大量参与者，最终结果是将一批较老的文献编辑整合进了一系列书中（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还有耶利米哀歌），这些编辑过的文献小心地将以色列的兴衰起落与其对耶和华忠诚与否联系在了一起。所有这些文学的一致性不仅可以通过这一核心理念的发挥得到体现，还甚至能从行文中习语应用看出来。作为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运动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应，犹大境内任何可能与耶路撒冷圣殿相竞争的其他崇拜圣物或圣地都遭到了喜气洋洋的摧毁。但是除了对犹太圣地分布的激烈简化之外，这场改革还取得了对当时的宗教而言十分难得的成果。几乎在同一时期，荷马史诗开始成为全体希腊人的核心文学作品并获得独一无二的重要性，而犹太人也开始将他们的宗教身份集中于一本书的内容上。一开始的申命记只存在一份，用于查阅与公开诵读，但是它与所有其他受其启发而产生的文学作品一起成为了耶和华宗教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参考标准。这一点对于犹太人即将遭受的新一轮劫难可谓至关重要。

南部国家设法挺住了亚述人的攻击。如果说这一结果主要归功于幸运而非判断，遵从申命记传统的历史学家则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这一结局是忠实于上帝命令的结果。但是幸运并未持久——或者说忠诚发生了动摇。随着亚述政权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崩溃，一个基于巴比伦的中东新强权将其取而代之。这个强权对于很久前曾经在同一座城市发号施令的前任帝国极为骄傲。与其他强权联手的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21年废弃了原亚述首都尼尼微的首都地位。没过几年犹大王国就发现自己被巴比伦军队淹没了。在最后一任国王反抗附庸地位失败之后，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废弃了早已破败不堪的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并将大量犹大居民强行迁移到了巴比伦。遭到流放的人们很可能都是社区领袖，留下来的人们则显然大多无足轻重。直到公元前539年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之后，这批流亡者才获准返乡。并非所有人都返回了故土，许多犹太人在巴比伦建立了当地社区，在接下来几百年里一直都是除发源地之外最重要的犹太教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