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Syd Dernley：一位绞刑师的自白 -- 万年看客

不幸地是，有些原本应当像瑞德先生一样谨慎的人没能管住自己的嘴。事情的起因是监狱委员会决定与我保持电话联系。阿特维尔行刑导致了一点焦虑情绪，因为他们在行刑前9天就来信通知我，但是由于我在度假，直到处刑周的周一他们才收到我的回复，此时距离行刑仅仅还剩3天。如此令人不舒服的紧迫局面很明显导致了一番讨论：要是那次我没有接受预约，他们就有麻烦了。

行刑结束后我去领钱，结果一位监狱狱警强留住了我。“你家没安电话是吧，登利先生？”他问道。

“没有。”

“那你怎么不装一台呢？”

“排队名单都排出三年去了！”我说。

“要不然你跟电话局的人说一下吧。就说你这部电话很重要，需要尽快装上。告诉他们为什么并且要求他们保密。”

“我要不要把监狱委员会抬出来？”我询问道。

“没错，告诉他们监狱委员会希望你装一部电话。”

我遵循了他的建议。我给电话局经理去信，说我是一名助理行刑师，监狱委员会希望我装一部电话。我还尤其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

邮局方面——手里积压着长达三年的等待清单——仅仅花了四天就给我把电话装上了。

当时我正在矿上，两名技师就来到了我家。他们先看了看屋子的布局，然后告诉乔伊丝说这块地皮是煤矿董事会的产业，必须先征得矿洞经理的许可才能树立电话线杆。于是他们就动身去了矿上。第二天线杆与电话机都装好了，这二位也一走了之，留下了身后一大片烂摊子。他们居然知道我是绞刑师，到了矿上之后就告诉了经理的秘书吉米.林登。林登又告诉了别人……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浪后面又一浪。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没有意识到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上的是下午班与晚班，在矿上谁也没跟我说过一个字，我也一直没有到镇上去。到了周六晚上，我在温热的夏夜风中信步来到了镇上的公牛酒馆，浑然不知在过去一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公牛酒馆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第一号谈资。

我走进酒馆，点了一杯啤酒，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尽管事后想来，我当时一定是昏昏沉沉的，才没有注意到周围气氛有多么古怪。我端着酒杯走到我的几位朋友的桌子前面：比尔.鲍尔，阿尔伯特.菲舍以及维尔福.德比。我们几个人每周六都会碰头玩骨牌，有时工作日的晚上要是有空也会玩。比尔开了一家肉铺，阿尔伯特开了一家油漆行，手下有十五六个人，维尔福则是一家农机公司的经理。

“晚上好。”我走到桌旁点点头，他们为我预留了一个空位。

“晚上好希德。”他们友好地笑道。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然后维尔福冷不防地怪笑着看了我一眼，“我说，你下个礼拜要吊死谁啊？”

我的心跳一下子就停住了，整整一秒钟说不出话来，然后脱口而出：“你他妈说什么哪？”

“我们说什么你清楚。”维尔福一句话就顶了回来。“我们全都听说了。”

他们的确全都听说了。实际上，整个酒馆，矿上的所有人以及半个镇子都听说了，多亏了邮局那两个大嘴巴技师。

那天晚上十分诡异，我注意到酒馆里的所有人只要觉得我正在看另一边就会不住地偷偷打量我。我起身买酒时，只要走过别人身边，所有的交谈都会戛然而止，等我走过去之后才会继续。我那几个朋友丝毫没有反感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比利听我讲述如何申请、面试与获得指派的情节时脸上一直挂着近乎谄媚的神色，维尔福则一个劲地说“干得漂亮”。

他们几个全都急不可耐地想知道更多细节，但是那天晚上我在人来人往的酒馆里实在不敢多说话。在以后的其他场合我的确向他们多说了几句，尤其是比尔.鲍尔，因为他娶了我的一位表妹。但是我一直牢记着皮埃尔珀恩特的教导，从来都只是尽可能地泛泛而谈，而且绝对不提及任何特定案件。他们想知道行刑期间都会发生什么，监狱里面是什么样子，我认不认识皮埃尔珀恩特，他是什么样的人，等等。我还记得向比尔解释实际行刑只需几秒钟就会结束时他一脸的难以置信。“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快呢？”

还有许多我以前并不熟的人也一下子成了我的朋友，竭力想从我嘴里套话出来，尤其是在重大案件上了报纸头条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就会请我喝酒，而我也来者不拒。接着各种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问题都会冒出来。

“干得怎么样？”

“没出问题。”

“他叫唤了没有？”

“没有。”

“那他挣扎了吗？”

“没有，进行得很利索。”

标准答案：一切都进行得很利索。跟这些人不能说官话，“行刑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之类的措辞不能用在这里。接下来他们还会询问许多问题，而我也将一一予以拒绝回答，有时语气客气一些，有时则生硬一些。他们一定觉得我这人不太好说话，甚至有点乖戾。但是事实上我巴不得找个人把肚子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可是我不敢。

这条消息传播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远，实在令我惊讶。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走在街上总难免被人盯着看，甚至有一次我来到曼斯菲尔德的一家酒馆里都有人知道我的事。人们口耳相传，很快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想看看我，或者更准确的说伸长了脖子想看看绞刑师。我很有点当明星的感觉。

我本人最喜欢的一段详细对话发生在矿上的两位工人之间，一位是我的哥们儿，另一位是个名叫莱斯.罗伊的高级焊工，和我不熟。

“你听说了希德.登利的事情没有？”

“他怎么了？”

“他是个绞刑师！”

“就他还绞刑师？”罗伊笑骂道。“他连墙纸都挂不上墙！”

“我跟你说是真的！”

“有些人就好听风就是雨。”罗伊揶揄道。

“他不是度假回来之后立刻又请了两天假吗？”

“这事我倒是知道。”

“因为他要去布里斯托绞死人。”

“老天！”这回罗伊脸上的表情终于变得精彩了一些。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公牛酒馆的熟客们就习惯了与绞刑师在一起厮混。除非我一连好几天没来，而且其他地区恰好有绞刑，否则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一般情况下这些行刑都没我什么事，但是当我走进酒馆时人们还是会不约而同地闭嘴。我走到吧台前买啤酒时屋子里真是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当然他们总是忍不住开玩笑。“维尔福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他和绞刑师玩骨牌去了。”

“他可别问该谁‘吊’牌！”

酒馆老板有一个最喜欢的笑话。“希德来了，给他腾地方，你们几个别老从这儿‘挂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