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克吕尼修道院促进了整个欧洲前往孔波斯特拉朝拜圣雅各的活动。就像格里高利教会改革当中的大部分做法一样，这种做法向普通人提供了获取属灵福祉的机会。毕竟，朝圣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为最广大的人群开辟了获取属灵福祉的可能性。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走路，能跛行，能爬行或者能找到愿意抬着自己的朋友，就尽管可以参与其中共襄盛举。不过，克吕尼还向这一思潮当中加入了另一条崭新的强力理念。西庇太之子圣雅各伯在传说当中已成为了西班牙基督徒回击伊斯兰教的象征。至今人们依然能够在远至中美洲或南美洲的西班牙文化圈当中见到摩尔人杀手圣雅各（Santiago Matamoros）骑马凯旋的图像，紧接着第二幅图画当中则是一具身形歪斜坐在马鞍上的穆斯林死尸。笔者本人在墨西哥就目睹过此类图画，

克吕尼教会对于孔波斯特拉朝圣路线的大手笔投入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权力平衡，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科尔多瓦哈的穆斯林哈里发王国在1031年彻底崩溃，基督教的势头也越来越成功，这也是横跨西班牙的朝圣路线上人流汹涌的原因之一。教团与卡斯蒂利亚-莱昂以及阿拉贡-纳瓦拉的基督教国王结成了紧密联盟，这几位国王正在接连取得针对穆斯林的军事胜利。克吕尼教团的修道院网络就这样在基督教西班牙延展开来。领导西班牙教会的众多修士当中有一位伯纳德修士，此人是撒哈冈修道院的院长，这是克吕尼教团在西班牙最主要的标杆修道院。他后来荣升托莱多大主教，成为了整个西班牙教会的一把手以及罗马教皇在西班牙的的使节（papal legate）。克吕尼教团的修士们逐渐熟悉了以下观点：上帝可能希望基督徒对他的敌人发动战争。于是在格里高利七世与乌尔班二世教皇（后者在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就是一位克吕尼教团修士，后来又成了副院长）的鼓动之下，西方教会对于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33*

基督教领袖曾经试图阻止基督徒参军，现在的教会则认为战争或许可以达成其自身的目的。圣战或者十字军东征的理念在十一世纪进入了基督教，而这一理念的打击对象则是伊斯兰教这门自从创教伊始就开始谈论圣战的宗教。加洛林王朝已经竭尽所能地将他们在欧洲北部的军事活动包装成了捍卫基督教的战争，不管别人信不信。但与此不同的是，现在的基督教战争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赢得救赎的手段。这一切的最初诱因是一起十分反常的暴行：1009年，精神失常的埃及哈里发哈基姆下令将君士坦丁在耶路撒冷修建的圣墓大教堂彻底拆毁。虽然哈里发的反基督教运动相对历时很短，而且一座简化版的替代建筑也在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建造完成，但是当中基督教对于这次破坏行动的愤恨还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当中愈演愈烈。这股愤恨情绪得到了一般性朝圣活动的刺激，尤其是后来又开通了一条经由匈牙利前往耶路撒冷的陆路朝圣路线，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目睹了损毁的圣墓大教堂遗址。*34*

教会人士开始暗示，此等冤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夺回圣地。但在这项方案成为现实可能性之前，基督教首先在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岛赢得了重大胜利。早在伊斯兰教草创初期，这里就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相争之地。一群祖先来自北方的战士领导了取得胜利的军队，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名为诺曼人，这个名字是对该民族北欧起源的纪念。他们为自己在分布广泛且互不相通的欧洲各个部分一刀一枪地赢得了栖身之地，从法国北部（“诺曼底”），到今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远东平原。尤其在1066年之后，他们还占领了整个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但是诺曼人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就或许有着最重大的意义。罗马教皇一开始将他们的到来视为威胁，利奥九世教皇还曾因此与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属地的总督亚吉洛斯结成了同盟。利奥九世也显示了他对于西西里岛的兴趣，他在1050年将当时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枢机主教亨拜册封为西西里岛大主教——当时这纯粹是个象征性姿态，因为岛上根本没有拉丁语教会的存在，但是对于未来而言这一举动则充满了意义*35*

短期看来，教皇的预测能力似乎不太靠谱：诺曼人在1053年将亚吉洛斯打了个落花流水，利奥九世本人也在意大利南部的一场溃败之后沦为俘虏。因此接下来教皇和他的顾问们（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希尔德布兰以及西西里岛大主教亨拜）令人大跌眼镜地逆转先前政策也就毫不奇怪了。1059年，罗马教皇认可了诺曼在意大利南部新近夺取的广泛地区，其中一些区域实际上仍然处于穆斯林或拜占庭的实际控制之中。1066年，教皇再次为诺曼底的威廉公爵针对英格兰的投机性入侵进行了祝福。就像此前的法兰克人一样，诺曼人对于教皇而言似乎也是很好的投资对象。自1060年开始，他们在西西里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征服战绩，建立了诺曼王国。这里后来成了地中海世界当中拜占庭、穆斯林以及天主教徒三方面文化交流最富有成果的前沿地区之一。1063年，西西里岛的诺曼国王西西里的罗杰送给亚历山大二世教皇四头骆驼，为了表示感谢，教皇向国王回赠了一面旗帜，恭贺他最近取得的军事胜利。诸如此类的姿态将征服富裕岛屿的举动转化成了神圣的事业。到了十一世纪末，穆斯林评论家们以及乌尔班二世教皇在回顾诺曼人占领西西里岛事件时都认为此事为后来收复耶路撒冷的更大规模军事运动提供了先例。*36*

第一为试图将西方对于圣地遭到破坏的的愤恨情绪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人是格里高利七世教皇。1074年他试图组织一支收复圣地的十字军并且以失败告终。尽管他声称自己已经聚集了五万人的军队，却没有人相信他，因为谁都不知道这支军队的集结地究竟在哪里。*37*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远远比他更加灵活机变，也远远比他更加尊重世俗统治者，因此也比他更加成功——尽管事实上当时没有发生任何迫在眉睫的重大危机，因此他无法以此为借口来动员西方抗击穆斯林侵略；在西班牙，两大宗教的边界线附近一直战火连连，但这一点已经不新鲜了。乌尔班二世手头最现成的开战事由是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宁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这绝不是科穆宁皇帝第一次如此请求，但现在教皇抓住了这项请求作为发兵的借口。1095年，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召开了一场教会人员与地方豪强共同参加的会议，会议前后他又送出了大量教皇亲笔信件，他借此描述了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居民如何向基督教朝圣者施暴施虐。这套描述的内容非常新颖但纯属虚构，目的在于引起适当的恐惧，从而使人们采取行动。实际效果相当轰动：在场的各位贵族们纷纷将自己的佃农组织成军队，踏上为东方基督教报仇雪恨的征途。在这种高度亢奋的状态之下，教皇专门抽出时间来到自己当年出身的克吕尼修道院，为修道院主祭坛进行了祝圣，还为这座巨大建筑的最后一次扩建举行了开工典礼。因此克吕尼教团的辉煌顶点也就永远与十字军东征捆绑在了一起。*38*

在罗马教皇对于自身权力的主张背后，一股强大的势头已经发展起来了。贵族和贫民都纷纷投身于正式宣布的十字军东征行列。他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教皇承诺十字军的征途是通向救赎的阳关大道。乌尔班二世明确表示，如果能在忏悔和认罪的状态下死在十字军东征当中，就能立即进入天堂，完全不必进行任何死后苦修。教皇对于这项承诺的认可成为了日后赎罪券（indulgence）体系的起源，这个体系将会把西方教会闹得鸡犬不宁。并非所有的军队都由国王或贵族率领，虽然对于那些原本就拥有现成组织结构，可以直接向中东进发的势力而言，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教皇的信息现在挂靠上了世界末日的兴奋情绪，成为了一股即使是教皇本人也无法控制的洪流。由教皇召集起来的主流军队就军纪而言倒还不太野蛮。相比之下，当时有个魅力十足的布道者名叫隐士彼得，他所召集的军队才真可谓兽性大发。1096年，这支军队集结在莱茵兰周围，并且犯下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因为对于战意旺盛的西欧军队来说，犹太人是当地最现成的非基督徒群体，相比之下穆斯林则难免远水不解近渴，更何况犹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能力。日后十字军的征召还将不止一次地引起诸如此类的暴行。*39*

在东征的高潮期间，十字军打破了一切禁忌。1099年，疲惫不堪但士气高涨的西方士兵刚刚打赢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围城战，夺取了重镇安提阿。之后他们又通过一阵猛攻拿下了耶路撒冷。由于意识到法蒂玛王朝的援军正在迅速接近，他们索性在城中不分良莠大杀一通，然后又更加处心积虑地处决了一大批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和犹太居民以及守城士兵。这场大屠杀的规模近年来颇有争议*40*，但无论对于具体死亡人数有什么说法，这场野蛮暴行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震惊和愤怒却是实实在在的。在圣殿遗址的曲折历史当中，这里首次成为了基督教的崇拜场所，阿克萨清真寺改建成了教堂，圆顶清真寺改建成了主教座堂。

西欧军队针对中东地区突如其来的入侵将穆斯林打了个措手不及。实际上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赶上了伊斯兰世界特别虚弱混乱的时刻。*41* 西欧人抓住机遇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拉丁语王国，在地中海东部占据了一块土地。直到166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完克里特岛，这个王国才最终油尽灯枯。1187年库尔德军事英雄萨拉丁的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并且以大张旗鼓的宽宏手段安抚了城中居民，借此来反衬1099年十字军犯下的暴行。从此之后，基督徒对于耶路撒冷的统治仅仅在1229年到1244年之间得到过暂时恢复。到了1291年，伊斯兰军队拔除了西方人位于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据点，。

尽管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投入了巨量资源并且大肆挥洒英雄气概，但是此后任何一次十字军东征都没能取得第一次那样的成功。十字军建立的拉丁语王国在面积最大时大约与今天的以色列差不多，但是这个王国的政府长期不稳定。王国本身的特质几乎与拉丁语西方的原型没有多少不同，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必须依靠西方热心支持者源源不断地注入财政与军事资源才得以勉强维持。这里地处偏远而且边缘化问题显著，症状之一就是缺乏此时在西欧本土正在出现的拉丁语高等教育机构。更糟糕地是，当地社会没能产生任何一个具有足够神授能力、有资格在不断增长的西方教会圣徒清单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十字军起初在1099年取得的成功实际上是一头祸患无穷的四不像：这场胜利使人们坚信上帝会再度青睐他们，尽管反面证据堆积如山，依然无法阻止希望将经验打翻在地，夺取新胜利的努力也因此遭到了无谓的延长。讽刺的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十字军的最永久成就之一是致命地削弱了基督教东方帝国。 1204年，原本打算攻击埃及穆斯林的十字军调转兵锋，毫不犹豫地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在当地成立了一个“拉丁”帝国。这场大灾难使得希腊语教会成员对于西方教会满心怨恨，毁灭了任何宗教统一的机会，直到1453年拜占庭最终毁灭为止。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之一在于建立了一个非凡的修道理想新变种。早期教教会广受欢迎的军旅圣徒——塞尔吉乌斯，马丁，乔治——通过弃绝尘世战争而获得了圣徒的地位。而现在从军行为本身就可以使人超凡入圣。欧塞尔大教堂地窖中的壁画反应了当时的情绪。欧塞尔主教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门生，他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也很活跃。他雇人创作了这副以世界末日为题材的画作，其中基督本人被描绘成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战士。这样的图像对于早期教会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当时对于希腊语东方教会而言也仍然非常陌生。当时有一位希腊人造访西班牙，听到当地人将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伯称作“基督骑士”，对此他感到非常生气。*41*

正是在这种大前提发生改变的背景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出现了由武士组成的修道教团，致力于代表基督教征战杀伐。其中最主要的两家是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和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他们的名称显示了他们的章程：医院骑士团以设在耶路撒冷的医院总部而得名，圣殿骑士团的总部则位于圣殿遗址。圣殿骑士仿照他们认为是希律王圣殿的建筑修建了许多环形教堂、他们令人费解地忽略了希律王圣殿已经被罗马人拆毁的事实，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仿照的建筑实际上是穆斯林的圆顶清真寺（他们还同样令人费解地将圆顶旁边的阿克萨清真寺一厢情愿地当做了所罗门圣殿）。西方建筑师渴望重现希律王圣殿，但却不能或者不愿建造圆顶，而圆顶正是此类建筑的要点。此类圆形建筑物遍布于欧洲北部，特别是位于十二世纪伦敦专供律师使用的圣殿教堂——因为军事教团在欧洲各地赢取了大量土地与骑士团管区（preceptory），借此为自己的军事活动融资。

在1307年到1312年之间，当人们意识到夺回圣地已经是妄想，圣殿骑士团也再没有用武之地之后，整个圣殿骑士团都遭到了镇压。这样的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圣殿骑士团的征战未能取胜，另一方面他们手中以地产形式大量存在的财富与权柄实在缺乏正当性。他们的势力范围不仅遍布地中海东部，还向西一直延展到都柏林。十一十二世纪的君主和贵族出于仰慕向圣殿骑士提供了所有这些土地，现在这些人的子孙难免觉得这笔投资并不明智。不过再怎么说，圣殿骑士团的毁灭也是酷刑逼供的结果。一位特别肆无忌惮的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向骑士团成员施加了各种莫须有的指控，从亵渎到性错乱不一而足。骑士团的瓦解不仅仅发生在法国，骑士团成员遭受的残忍行径使人不能不对饱受羞辱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惨遭酷刑，被人当做异端活活烧死的遇害者产生恻隐之心。自大团长雅克.德.莫莱以下，全体骑士团成员无一幸免。十八世纪以来，他们的命运也激发了大量莫须有的阴谋论。*43*医院骑士团撑过了这场危机。他们多次在地中海东部基地附近为其他东征军队殿后，截击穆斯林军队。这样的英雄主义事迹使得他们直到十七世纪依旧享有整个欧洲的尊重。

圣殿骑士的悲惨命运使得日后另一个军事教团大为戒惧。十三世纪十字军在中东遭遇失败之后，这个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条顿即德国之意）改头换面搬迁到了欧洲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附近维斯瓦河某支流沿岸的玛琳堡（今天波兰的马尔堡）大兴土木，重建了耶路撒冷医院。在这里，骑士们可以打击欧洲硕果仅存的立陶宛非基督教政权。虽然并非所有的拉丁语基督徒都钦佩他们的残忍手段以及显而易见的拥兵自重，但是到了十五世纪，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志愿者赶来支持他们，其中不仅只有德国人，还有人来自遥远的英国和法国。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附近霸占了大量基督教波兰与立陶宛的领土并且创建了一系列据点，它们不仅是基督教据点，也是德国文化的据点。立陶宛于1386年皈依了拉丁语基督教，这件事使得骑士团大为不安，因为这样一来条顿骑士团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骑士团并没有停止战斗，因为骑士团只有与波兰和立陶宛作战才能捍卫自身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民众现在完全成了效忠于单一君主的天主教徒。1410年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坦能堡击溃了自作孽的条顿骑士团，但他们并没有就此作鸟兽散，其中的一支残部甚至挺过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对于德国北部的接管。*44*

因此这场一开始将伊斯兰教当做敌人的圣战到头来变成了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厮杀。这中不符合逻辑的事态发展有着大量的先例。有些针对基督徒的早期军事运动一开始也是为了打击悖道者。从1209年起，教皇开始召唤十字军来镇压位于法国南部的一股所谓“纯粹”运动。在希腊语中“纯粹”的拼法是Katharoi，因此运动的参与者也被称为洁净派教徒（Cathars）。就教皇看来，这项运动对于西方拉丁语教会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就像早期教会曾经面对过的摩尼教一样，洁净派教徒的信仰本质是二元论，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肉体必须得到超越，唯此才能达到精神的纯粹。许多迹象表明，这项运动起源于许多世纪以来在希腊东部一再兴起的二元论信仰流派，其中的迹象之一就是他们的希腊语名称。这股二元论思想最近一次发作是在Paulicians当中，自八世纪以来这些人在拜占庭帝国当中一直很有存在感，接下来接受这一理念的则是Bogomils。洁净派很可能源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拉丁语教会在君士坦丁堡与Bogomils发生的接触。当然，同时代的其他人也与东方取得了联系：英语单词“鸡奸者”（bugger）就源自“保加利亚人”（Bulgarian），反映了主流基督徒当中流传的关于对手们的谣言；因为异端邪说的反自然特质必定会导致非正常性行为。洁净派教徒很快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成立了自己的领导层次结构，这一手等于是对格里高利改革提出了直接批判，因为洁净派二元论对于肉体的排斥也可以被视为对于实体化教会集团的否定。*45*

消灭洁净派教徒的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代表法国北部国王和贵族的征服战争。这场所谓的 “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阿尔比市是一个洁净派中心，还有自己的洁净派主教）充满了种族灭绝级别的暴行，可以说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之一。大规模集体火刑是十字军惩罚敌人的常规手法，而受刑者绝对不全是洁净派教徒。*46* 在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理念遭到了最牵强的解释，连续几任教皇宣布针对他们在意大利的政治对手发动十字军——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他的王朝——最后当教皇之位也陷入分裂时，甚至教皇宝座的竞争对手也开始相互发动十字军。此类军事活动时断时续地一直拖了下去，直到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对于教皇来说，这些军事活动就像东征一样是教会的合理自我保护，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人们没有一窝蜂地赶来支持圣父，许多忠实的基督徒也毫不忌讳与教皇的军队作战。*47*

依旧能够激励人们支持十字军东征的因素是伊斯兰教持续不断的威胁，直到十六世纪后期依然存在着组织十字军东征的真切热情。两种信仰的边界线不断游移，此时开始在巴尔干地区悄悄地向西移动。十五世纪基督教的伟大成就之一是1456年在贝尔格莱德成功抵御了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这场胜利是两方面合力的结果，一方面是由贵族为首的军队，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强有力布道的鼓动，决意为基督教而战的普通人群，就像早期的经典十字军东征一样。然而就在此时，神学家们也开始针对攻伐非基督徒的战争制定越来越高的道义衡量标准或者表达越来越深切的顾虑。1567年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刻，当时的教皇废除了出售赎罪券的作法（虽然并未废除相关原则），而赎罪券的根源正是十字军东征。*48*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大公发动了一场认真但终究胎死腹中的筹备计划，试图拆除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并将其一砖一瓦地运回自己的首都加以重建。假如在1099年就有人这么干的话，或许能为整个西欧省去很多麻烦。*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