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1789年，没有多少人能够预料法国将会成为革命的舞台。这个国家是西欧最强大的大国，西欧各地的精英们都在使用法语。在十八世纪最初十年的胡格诺派起义遭到镇压后，法国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他方面大同小异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相比都算不上特别暴力，国内局势也算不上风起云涌。*74* 但是法国也有着与英国恰恰相反的弱点，那就是政府财政问题。法国从来没有建立适当的国家银行与信贷体系，法国君主的集权冲动也使得本来可以与君主共同提升财政收入的国家代表机构未能长期存在下去。甚至在法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比方说在1776年支持英国前北美殖民地赢得独立战争之后——这种情况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783年，《巴黎条约》承认了美国的成立。随后仅仅过了四年法国政府就走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而且法国政府也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快刀斩乱麻地理顺老旧不堪的法国财政收入体系。连年歉收以及和随之而来的饥荒进一步激化了政治环境。法国贵族于1787年召开代表大会，但是他们拒绝出手解决金融危机。神职人员的代表大会同样徒劳无功，他们也像前者一样坚定捍卫着自己的免税特权。但是神职人员将讨论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他们指出当初他们的免税特权起源之时，所有税负的征收不仅要得到总议会（States General）的许可，还要得到当地封建庄园主的地区性会议的许可。神职人员——或者说理想化的有良心有操守的教区神父形象——在全国上下广受欢迎，至少目前如此。*75*

因此，恢复这个代表机构的想法得到了极其热烈的相应。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历任首相手腕更娴熟一些的话，他们或许原本可以平平安安地发动实质性的改革。不幸的是，路易十六国王并非杀伐决断之辈。1789年后，在一个半世纪还多的休会期之后，他重新召开了议会，但是却无法在重要的程序性问题上打定主意。全社会翘首以待的气氛，加上召唤代表的行为引发的强烈怀疑与怨气，致使国王失去了主动权。1789年6月17日，全体“第三等级”代表——既不是神职人员也不是贵族的代表——宣布自行成立国民议会，神职人员第一等级与贵族第二等级当中的不同政见者很快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国王的一系列拙劣应手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不稳定性，法国农村已经陷入了动荡。1789年8月26日，大会通过了《人权宣言》，其内容在很大程度借鉴了十三年前美国的《独立宣言》。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份宣言与过去决裂到了何等地步，这是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的最高点：这是一份权利宣言，但是却没有相伴的义务宣言。接下来整整五年的战争与革命造成了堆积如山的暴行，然后关于责任的主张才正式出笼。

此时法国仍然可能建立一套比英国版本更整洁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但宗教问题将事态推向了下一个阶段。国民议会改革教会的决心就像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坚定。它的计划是效仿英格兰的先例建立一个全国性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奉行得是天主教教义，也不会有英国教会的明显缺陷。法国的高卢天主教教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进行这样的安排，而且自从十五世纪以来法国君主就曾经多多少少地鼓励过这样的结果。然而这项提议的落实却采取了最极端的形式——这倒还真是全国性教会，因为主教要由法国的整个男性群体进行选举，新近摆脱桎梏的新教徒与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有投票权。*76* 教会的土地遭到了没收，农村的劳动阶层越发愤怒地眼看着富商，官员以及拿着退职补偿金的前任官员们涌入乡间，大肆囤积地皮。

1790年国民大会通过了《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这项法案彻底剥夺了教皇的权力，仅仅为他保留了形式上的尊重。法案在丝毫没有顾及教皇想法的情况下得到了通过，这一点吓坏了许多伴随着教会改革一直走到当前这一步的神职人员。1791年1月，大会迫使所有参会神职人员发誓服从《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大约有一半人当场表示拒绝——在农村地区这种做法的后果尤其严重，因为教区神父的背后是整个教区的全体教众。这样一来大部份法国人口都被推向了国民大会的对立面：对于革命和教会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时刻。同年春天教皇正式谴责了《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极大地强化了神职人员的抵抗力度。*77* 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路易十六越发被人们与这股反对势力等同了起来。他在同年试图逃离法国并且失败，之后就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

随着事态滚滚前进，国民大会向欧洲传统强国的宣战也就成了箭在弦上的局面。1792年，国民大会首先向旧制度的堡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路易的大舅哥利奥波德二世宣战。教皇也成为了国民大会的敌人之一：一位无谋的雅各宾派特使尼古拉.简.胡贡.德.巴斯维尔在罗马遭受了私刑，进一步巩固了巴黎政府心目中对于罗马方面的看法。战争对于革命造成了可怕的影响。 1792年，许多省份都爆发了打着天主教和国王旗号的叛乱。受此刺激的革命政府开始在巴黎大规模处决与他们为敌的贵族和神职人员。根据现代国家恐怖的标准，一开始的杀戮规模并不算大，但当时却足以令人惊恐万分，特别是因为受刑者包含了几乎所有未能逃脱的法国王室成员，包括国王和王后在内——攻陷巴士底狱之后一周国王就被处决了。南特发生了大规模集体溺死囚犯的事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教士。信奉天主教的旺代所遭遇的屠杀尤其为日后欧洲的各种暴行开辟了先例：只要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大屠杀就可以既容易又道德。欧洲的第一个一党专政政体就这样在人民的名义之下完全成型了。在眼里不容沙子的启蒙思想的培育之下，革命者们坚持所有人都要按照革命所定义的方式获得自由——这种说法难免令人骇毛骨悚然地想起卢梭当年“迫使人们获得自由”的主张。

这个政权的新颖之处——例如与萨佛纳罗拉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或者明斯特围城期间再洗礼派在城里建立的梦魇一般的王国相比——在于掌权的雅各宾派。这些法兰西共和国当中最极端的革命者们将法国哲学家对于基督教信息的嘲讽与怀疑主义推向了极致。他们把任何形式的基督教信仰都视为被他们摧毁的旧制度的遗迹，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被他们强加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法国人民依旧渴望某种形式的宗教。一开始诚心诚意打算改革教会的大革命现在试图用一种人工合成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其组成成分包括古典象征主义与十八世纪对于人类理性的颂扬：基督教年月历遭到了废除，宗教场所遭到了封闭，教堂遭到了亵渎。

大量针对教会的暴力裹挟着民意爆炸开来，任何标榜过去权威的东西都会遭到打击，但大部分去基督教行为都是通过政府法令实施的。对于人工制造的宗教而言，创造看上去并不可笑的新型公共仪式尤其困难。一位女歌剧演员曾经在巴黎圣母院里面的舞台上假扮自由女神（或者理性女神——她的金主后来改变了主意）。她的表演不乏新鲜感，但却没有后劲。当冷硬的反基督教革命领袖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试图重新设计并安抚革命礼拜仪式时，他的努力触发了自己朝向断头台的突然行军。*78* 虽然主动的去基督教化运动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逐渐消失了，大革命本身却为法国社会留下了长期的警示：体制化教会乃至基督教本身都应当视为新世界的敌人。宪制教会惨遭蹂躏，这位大革命的盟友现在陷入了两面夹攻的苦境，一边是去基督教化的活动家，另一边则是与大革命为敌的势力。

由于法国与所有邻国之间的战争一拖再拖，法国人民对于他们的主人也越来越不抱希望了。教会的粉碎看上去全无意义。更可恨的是，早在大革命之前教会就完全垄断了扶贫济困的慈善活动，结果现在教会机构遭受了破坏，最受打击的还是最底层弱势群体。来自科西嘉岛的拿破仑.波拿巴成为了大革命期间最成功的将军，获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相比之下革命政府的受欢迎程度则逐渐减弱。只有毫无野心的人才能抵制这种诱惑，而拿破仑并不是这种人。他在1799年上演了一场政变，随后接连几场仅仅遭到部分操纵的公民投票以压倒性的多数首先准许他自封第一执政，之后又支持他加冕成为了法国皇帝。一直到1813年至1814年他的非凡征服大业最终崩溃为止，拿破仑在法国始终得到了广泛支持。

身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以及杰出的将军，拿破仑非常重视宗教——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有多么虔诚，而是因为他看到其他人十分关心宗教问题。共和国在攻击教会的时候已经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如果他打算团结整个法国，就必须要理解这个控制人心的机构。这种态度不仅使他在法国大受裨益，而且在后来被法国统治的天主教欧洲大片地区同样获益匪浅。如果拿破仑想要搞到一份覆盖所有这些疆域的协议，那他就必须与教皇打交道。因此在1801年，他和庇护七世教皇达成了一份协议或者说政教条约（Concordat），这份协议成为了十九二十世纪期间世界各地各种政府与教皇达成的许多类似协议的模板。拿破仑本人曾经表示这场谈判是他毕生当中最困难的任务。*79*

政教条约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其广泛地重组了法国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还因为其对于教皇地位造成的影响。开明专制君主们最早开始边缘化教皇的地位，直到最后法国革命军队功德圆满地逮捕了庇护六世，并且眼看着他在法国流亡并死于1799年。现在新任教皇开始为了一度自豪于独立地位的法国教会与拿破仑商谈条件。协商之后的神职人员的任命与等级新结构赋予了教皇更大的权力，许多低层神职人员都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一点很可能会抑制他们的主教顶头上级的权力。1804年，庇护七世教皇同意出席巴黎圣母院的拿破仑加冕仪式。仪式现场的景象最到位地象征了教皇如今的地位，因为拿破仑将人民军队为他赢得的皇冠亲手放在了自己头上。传统教会与新生的人民国家之间就这样达成了奇怪的和解。教皇的用处并未就此为止：拿破仑软硬兼施地促使他的新盟友为天主教教会发现了一位新圣徒，一位好巧不巧也叫拿破仑的古罗马殉教者。他的专属节庆日正是皇帝的生日8月15日，这个日期恰好又赶上了一个广受欢迎的天主教圣日，即圣母升天节。即使在皇帝倒台之后，圣拿破仑日仍然是波拿巴主义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的集结点。对于那些讨厌皇帝的记忆，并且希望集中精力颂扬上帝之母的法国天主教徒们来说，这一点实在令人火大。*80*

拿破仑是公开造势的天才。481年，克洛维斯的父亲，后来成为法国第一位基督教国王的希尔德里克三世安葬在了今天的图尔奈。1653年，人们在一座罗马堡垒旁边重新发现了希尔德里克三世陪葬品丰富的墓穴，这座陵寝成为了欧洲第一篇详细考古报告的主题。众多珍贵文物当中有上百枚黄金和石榴石制成的蜜蜂饰品（有些人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做工粗劣的老鹰），可能是斗篷或马衣上的点缀。十九世纪的一次入室盗窃之后，大部分蜜蜂都就此消失了，但在此之前它们已经激发了拿破仑的想象力。他将蜜蜂当成了自己王朝的象征，从而将自己与这位古代法国国王等同了起来，而且这位国王还是最近刚刚被大革命摧毁的古老基督教王朝的先祖。因此波拿巴的蜜蜂就将古老法国王室的鸢尾花排挤到了一边。就像政教条约一样，这也是改造传统基督教的娴熟尝试。对于启蒙运动的投入促使革命者们全力清除过去，而拿破仑却意识到了一个他们没想到的道理：传统和历史具有自己的权威，而且这份权威完全有可能成为变革的盟友。而西欧传统的核心就是基督教。*81*

1804年庇护七世造访巴黎时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此情此景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但是这一幕与法国部分地区对于大革命的强烈抵制以及约瑟夫二世皇帝在奥属荷兰抄没修道院财产所引发的民愤其实同出一辙。一个大众化天主教能动主义的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时代的焦点越发指向一位富有魅力的教皇。拿破仑于1809年夺取了庇护七世在意大利的领土，此后又将他软禁了四年，但是所有这些行为反而增强了民众对于教皇的感情。教皇在革命者手中遭受的苦难将教皇从一位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君主变成了彰显信仰的榜样，为他赢得了整个欧洲的同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反教皇偏见已经盛行了几百年的新教英格兰，对于英格兰敌人的敌人的同情也削弱了偏见的力度。此前英格兰已经庇护了许多在大革命冲击下被迫流亡的天主教神父与修士。在1789年之前这种事根本无法想象。

教会遭受的进一步灾难教会也使得教皇间接受益。 1803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由采邑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统治的教会领土都被移交给了世俗政府，大量教会财产也遭到了没收。换句话说超过一半的德国天主教徒现在生活在了新教徒的统治之下。*82* 这些树大根深的高阶教士往往对于教皇没多少崇敬之心。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不久后的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弗朗茨二世皇帝将自己改封为奥地利弗朗茨一世皇帝，于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教皇权力的传统制衡也在教皇眼前消失了。1814年，教皇不声不响地重组了耶稣会。一场旨在推翻所有君主的大革命结果却将天主教教会的未来推向了君主制的手中。这是1815年拿破仑垮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世纪里的诸多悖论之一，这也是基督教世界保持整体完好的最后一百年。虽然这个时期将会为西方政治与意识领域带来进一步的革命，但是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仍然在试图尽可能地理解与适应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话说回来，大革命本身就是启蒙运动出人意料的暴力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