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已经在增进基督徒之间理解沟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此时大约350个基督教教会要么取得了完全的成员身份，要么与之有联系。罗马天主教会尚且没有成为正式成员，不过长期以来也一直致力于联合会的活动。联合会成为了一家中介机构，将教会资源导引向各种旨在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并且在西方财富与发展中世界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的项目。然而，在成立超过半世纪后，很显然联合会并没有（或者说至少目前还没有）取得在基督教世界当中的中心位置，尽管在建成头十年里这个位置看上去并非遥不可及。同样，基督信仰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运动的成功也不像奥尔德姆以及其他奠基先父们（以男性教士为主，因此称他们为先父也很得体）预想的那样轰轰烈烈：运功的成果始终十分低调、务实且一事一议。

也许问题恰恰存在于奥尔德姆和他的同事们擅长创造的体制当中：会议，委员会，搭配秘书处的运动，精心起草并反复修改的议定声明。自由派新教往往觉得圣灵的自发性相当令人不安。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非洲和美洲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的各种教会团体。正如在基督教历史上反复发生的那样，主流教会一开始往往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圈子之外发生了什么。就算他们注意到了往往也不会认真对待这些他们眼中的怪人团体。五旬节运动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认为，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广大美国公众才意识到这个教派的存在。*91* 事实上，外人很难一路跟踪这个运动的发展轨迹，因为一路上这场运动采用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名称、首字母缩写词和口号。这一切的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多形式身份与高涨热情。他们急于获取足以改变人生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究其本质而言很难付诸文字——特别是对于那些未曾接受过牛剑大学或者或柏林大学风格高等教育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

在观察家看来微不足道、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却意义重大的五旬节运动内部争端对于未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1916年，美国五旬节运动的重要派系之一由于争论难分高下而一分为二，论题则是几个有文字记载以来关于三位一体的最早争议。遵从凯西克会议传统的福音派信徒往往倾向于频繁提起耶稣名讳，中世纪晚期北欧天主教徒或者拥护静修派的东正教徒大概会很认同这种做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虔诚的热情致使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罗伯特.麦卡利斯特做出断言，声称早期基督徒并非奉三位一体之名受洗，而是奉耶稣之名。彼得在使徒行传2.38当中不是已经说清楚这一点了吗？从这一点出发，麦卡利斯特进一步主张 “圣父圣子圣灵”其实只是名叫耶稣的上帝的三个尊号。这是早期基督教独一神格主张——即形式说——的新形式。因为“洗礼”这个词不断回响在五旬节信徒的谈话当中，这项新发明的杀伤力可谓无以复加。最近才成立的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随即陷入分裂，信奉独一神格的信徒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坚定奉行着种族包容原则，此时的全白人神召会尤其欠缺这一点。独一神格五旬节派至今仍然盛行。世界范围内的公开五旬节教会当中，独一神格派系可能大约占到了四分之一。*92* 对于耶稣的强调也继续回荡在五旬节运动与灵恩运动的赞美诗当中。

对于灵言抱有负面看法的主流福音派赞许地注意到神召会至少忠于三位一体主义。这一点对于日后双方相向而行颇有助益。这个结果并不是必然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五旬节运动兴起的最初几年，五旬节信徒们遭到了更成熟的保守福音派的极端厌恶与辱骂，比起福音派的其他对头更有过之。这恐怕是因为五旬节派的修辞风格明白无误类似于福音派，一方面怀疑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存心想将现代城市从撒旦手里夺过来。五旬节教会的创始领导人之一名叫艾美.赛普尔.麦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她尤其擅长营造声势，曾经于1920年坐飞机上天抛洒传单，并且主持了史上第一座基督教广播电台。从洛杉矶到首尔的五旬节信徒此后纷纷效仿麦克弗森夫人在演艺领域的才能，以巧夺天工的方式搭建了一座座华美的崇拜活动舞台，其排场气派足以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好莱坞歌舞片相提并论。*93* 不过尽管五旬节运动的根源是福音派，但是运动当中的很多内容与基于圣经的新教主义其实并不是天然的同路人，对于信奉原教旨主义五项原则——圣经文本无误，基督耶稣具有神性，圣母童贞产子，代罚救赎论，基督耶稣肉身复活——的新教徒们来说尤其如此。五旬节派倾向于抛开这一切，转而寻找“新启示”：五旬节派依靠随性而为的直觉，而保守福音派则是以文字为基础的理性主义者。五旬节派的这一特点也有利于女性进入领导层之后施展作为。在十九世纪新教运动的激进开局阶段，女性进入领导层的现象颇为常见，但在五旬节运动当中则更加显现了各种进一步加强而非削弱这一点的迹象。

五旬节运动当中的另一场运动也使得关心这方面问题的福音派们戒惧不已：这场运动是同时期新教 “社会福音”的绝对反面。在美国的核心地带，随着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缓慢而痛苦地趋向复苏，当地发展起来了一股自诩为“信仰真言”（Word of Faith）的五旬节运动支派。像一些早期美国教派一样，信仰真言运动强调祈祷对于治疗病患的重要性，但是这场运动的愿景远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的成功，导致诋毁者们将其称作“健康与财富”运动或者“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这场运动的早期倡导者之一肯尼斯.E.哈金在德州神召会开展事工的时候选用了他本人最喜欢的一段圣经文本，即基督在马可福音11.23当中做出的承诺：心里不疑惑的人能够挪开高山。他的一位同事欧洛.罗伯茨（Oral Roberts）——此人在基督教电视行业的地位相当于广播行业的艾美.赛普尔.麦克弗森——密切参与了1951年加州千万富翁基金会“全福音商人国际团契”（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的筹建。该组织至今仍然打着为耶稣效力的旗号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基本上就是改打美国梦招牌的货物崇拜。通过五旬节运动的全球影响力，世界的许多角落都将会接受这条信息。对于那些脱贫致富的社区来说，他们的发家轨迹似乎佐证了祈祷的效力。这也导致了政治方面的必然结果。那些曾经在各种环境当中遭受共产主义折磨的人们，尤其是韩国人，同样十分欣赏信仰真言运动传递的坚定信息：如果资本主义代上帝的旨意，那么共产主义就是魔鬼的手段。*94*

尽管存在分歧，福音派和五旬节派还是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彼此靠拢。1943年，依然信奉三位一体论的神召会加入了一个美国保守福音派联合组织，即全美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该组织的公开目标是打击新教自由主义以及合一运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联盟。五旬节派神学教育此时正在迅速发展，以配合教众群体的飞速增长。与一味火冒三丈的布道相比，如今的教众更需要来自教牧服务的理解。而这个联盟的出现则意味着五旬节派神学教育将会被坚定地引导向福音派模式。联盟（至少在当时）不鼓励五旬节派将目光投向基督教当中保守福音派不认可的部分。*95* 在眼下这个前途堪忧的时刻，双方的联盟为福音派价值观提供了大受欢迎的支持。保守福音派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文化观是主流美国新教霸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假设在进化论与禁酒令的问题上接连遭受了两次沉重打击：。

福音派对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仇恨造成了他们的第一次崩盘。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俄克拉何马州和田纳西州就通过了反对学校教授进化论的规定。1925年田纳西州代顿市的一起判例案件吸引了全国新闻记者的关注（之所以当地法庭要审理这起案件，部分原因在于当地经济不太景气，很需要一点免费的公关炒作）。一位年轻的生物老师约翰.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但是判决并未指明他是否从此就要在课堂上完全回避关于进化论的内容。控方主将是老牌民主党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此人向来名声在外，是淳朴乡村居民的代言人，为他们抵挡着来自城市的各种花言巧语。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从来不忌讳在激情洋溢的演讲当中掺入大剂量的家常菜风格宗教内容作为调剂。田纳西州最高法院以技术性疏漏为理由推翻了初审判决，之后又有两个州通过了类似法律，但损失已经造成了。

应对布莱恩的辩方主将是克拉伦斯.达罗律师，他也一贯具有捍卫弱势群体的美名。达罗在法庭上同样也是一位技法高超的演员，很乐意为了伸张真理而不择手段。而且在本案当中他公开亮出了不可知论者的身份，在当时的美国公众当中可谓算是个异数。他迫使布莱恩离开了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发言权这块坚实阵地，在另一片更加危险的领域与他展开缠斗，竭力死抠旧约文本的细枝末节（不过达罗也很知趣地没有公开讽刺新约福音书）。这场庭审无异于献给幽默艺术家的一份大礼。对于所有试图将上帝真言的权威强加于别人头上的人来说，笑声永远都不是好消息。不过这起事件的尾声并没有多少喜剧色彩：布莱恩再也没能离开代顿，他在动身之前就去世了。*96*

长期效应远比代顿审判更糟糕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禁酒实验。一番苦战之后，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于1920年得到通过，禁酒令随即生效。秉性坚毅的官方长老会信徒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虽然在这场大战期间行使了否决权，但是依然没能阻止禁酒令得到通过。在十九世纪，节酒或者完全戒酒并不是党派问题，而是一场涉及所有人的运动，从天主教徒到原教旨主义者，所有教派全都卷入其中，女性信徒对于禁酒的热情尤其高涨。然而自由派新教徒和保守福音派之间的分歧随着运动的进展越发扩大，成立于1895年的反沙龙联盟（Anti-Saloon League）是修正案运动的最终胜利者。但是这个组织似乎日渐成为了福音派愤怒美国乡镇的传声筒：这些乡镇对于大型沿海城市与醉醺醺的老欧洲全都疑心深重，并且决心在一个世纪的戒酒运动之后重新主张一项古老的事业。甚至就连依然还在因为白人南方在内战之后的逝去而悲恸不已的南方浸信会信徒也不惜捐弃了自己对于伪善北方道德运动家们的厌恶，为上帝的斗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97

禁酒令的结果经常在黑帮电影当中得到描绘，但它其实是众多人类悲剧的起因，为有组织犯罪的兴起及其对于守法社会的败坏提供了绝佳机会。禁酒问题最为有效地将保守福音派与其他基督徒美国同胞割裂了开来，后者始终看不出一杯威士忌能有什么害处。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克伦威尔治理英格兰的局面遭到了重现，一刀切式的粗暴管理手段再一次撕裂了整个社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之后于1933年主持了禁酒令修正案的废除。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禁酒令的惨败吓得保守福音派信徒一直不敢通过政治手段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全国其他地区。他们将联邦政界基本留给了自由派新教徒以及人数越来越多的精英天主教徒。在此期间，华盛顿特区北部山顶的国家大教堂逐渐褪去了脚手架的外衣，成为了主宰一方风景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建筑冷静而书卷气十足的英格兰哥特风格体现了联邦首都白人居住区低调平和的宗教理念。欧洲人想必对于这种风格感同身受。与此同时，福音派一直在静待时机。他们在小城镇里、朴实无华的郊区当中、偏远农场里，甚至在谷仓挤奶的时候都会用无线收音机听取老式宗教内容并且冲中获得慰藉，艾美.赛普尔.麦克弗森开创的先例也成为了他们的盈利模式。福音派的时刻终将到来，而且这个时刻并不像他们的斯科菲尔德注释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s）当中描述的那样飘渺，而是有着更加切实的历史背景。*98*

随着美国宗教板块的漂移，世界各地无数的热情五旬节分支也纷纷发展出了自己的路线与风格。这些分支并未全部奉行老掉牙的灵言作法。非洲孕育了许多先知，这些后辈先知们或多或少都继承了威廉.韦德.哈里斯的精神。1918年横扫全世界的大流感成为了先知信息的主要刺激来源。这场瘟疫对于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丝毫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在非洲的声誉几乎被其破坏殆尽：备受赞誉的西方医药在这场疫病面前似乎也无能为力。新先知们也因此养成了两大特点：首先他们离开了当初培养了他们的信仰的欧洲主导教会，其次他们提供了自成一派的治疗方法。在西非地区，他们的教会通常被人称作“埃拉杜拉”（Aladura），约鲁巴语意为“祈祷的所有者”，这些教会的领导者可能是先知，但最能干的教会创始人之一，尼日利亚的乔赛亚.沃鲁洛沃.奥斯特鲁（Josiah Olulowo Ositelu），却从自己的高教会圣公会背景当中汲取了对于教会集团的应有尊重。他很快就发展了一套共有十二个品级的男性教士等级体系，从最高级的总主教一直到最基层的男性持十字者（获得总主教许可的女性也可以扶持铁制十字）。 埃拉杜拉很自豪于他们的新开始，并且在章程当中宣布：“埃塞俄比亚或者非洲应当在属灵引领下向耶和华上帝伸出她的双手，并且领导自己的子民。”*99*

在非洲大陆各地，众多人头攒动的先知集会都体现着对于“埃塞俄比亚”信仰的骄傲——这是真正的非洲信仰。他们可以为非洲的问题带来非洲化的解决方案。这句骄傲的夸口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原欧洲殖民地纷纷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立即上台掌权的那一代非洲政治领袖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这些领导人大多来自欧洲主导的教会，经常有过在基督教学校里执教的经历（如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而且大多在西式大学里进行过耐心的学习，求学地点往往还是欧洲。先知为非洲人构建了替代选项。有一位祖鲁人以赛亚.舍姆贝（Isaiah Shembe）在白人统治的、种族主义越发猖獗的南非联邦境内成立了阿玛那扎撒教会（AmaNazaretha Church）。舍姆贝认为他的教会而不是祖鲁君主才应该成为未来祖鲁民族的认同之源。他向自己的同胞们灌输了以下理念：真正的美德在于避免为白人服务，尤其是在腐败的城市里。根据舍姆贝的教导，他的跟随者至今依然会在礼拜周期间定期跳起崇拜之舞。舞者手中的扫帚柄取代了战士手里致命的标枪：家庭价值观就这样胜过了传统的祖鲁尚武精神。人间的舞蹈能够赋予祖鲁人的祖先在天堂里起舞的力量：这是一套互惠的体系，就像中世纪西方的炼狱产业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地将生者与死者联系在一起。*100* 即使只是被动地承受苦难，先知也会对极其熟悉苦难的非洲人造成巨大的影响。俄国东正教千百年来尊奉圣鲍里斯和圣格列布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1918年流感疫情后爆发后，刚果有一位西蒙.金邦古开始了治疗活动。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掀起了一场公开化的或者说秘密公开化的大规模布道，最后被比利时在刚果以颠覆罪的名义判处终身监禁。接下来三十多年里金邦古再也没能发声，但是其他同样身陷囹圄的门徒们始终珍藏着关于他的记忆。对于被“撒旦的先知与传教士，还有比利时政府”夺去声音的广大刚果民众来说，这份记忆可谓是天大的喜讯。现在他的教会已经成为了中非规模最大的基督教教会，金邦古的遗体就供奉在教会总部。*101*

非洲就这样成为了三方不断互动的场地，一方是非洲发起的教会，另一方是早先西方人带来的仍然还在不断增长的教会，第三方则是越发惹眼的五旬节运动。这三者在二十世纪的非洲都取得了非同小可的增长，远远超出了人口增长速度。在1914年非洲可能有400万基督徒，到1950年已经上升到了75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攀升。坦桑尼亚的瑞典路德宗主教本特.桑科勒是一位明智的观察家，对于非洲事务有着超过三十年了解。他注意到十九世纪的非洲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青年运动，而到了二十世纪则转换成了妇女运动。治疗是女性特别关注的题目，因为她们要照管家人。现在治疗已经与教育一起成为了非洲基督教成功的两大象征之一。*102* 这一点并不仅限于灵恩派的新教。肯尼亚的马赛人长期以来一直抵制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当地男性为了他们的战士传统而感到自豪，鄙视宽恕与节欲的信息。女性反而赞赏这些主张，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欧洲教士到达肯尼亚之后，妇女们就与天主教传教士结成了同盟。面对着丈夫们的嘲笑与阻挠，许多妇女开始罹患一种名叫“澳珀库”（orpeko）的精神疾病，发病原因则是恶灵作祟。唯有基督教洗礼才能使得病人标本兼治地永久性摆脱澳珀库病。男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天主教基督教的确到来了，但是绝大多数信徒都是女性。也许并不奇怪的是，大多数马赛基督徒倾向于认为基督教上帝是个女人，而天主教传教士们则很不喜欢这种看法。*103*

在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基督教也经历了激烈的多元化进程。基督教此时在拉丁美洲文化当中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现在拉美开始改造基督教。自从1900年以来，拉美就采取了天主教世界观，通用语言则是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五旬节运动在拉美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拉美地区的移民群体伴随着五旬节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多元化，但是与此同时五旬节运动也迅速渗透了早已存在的当地社区。五旬节运动再一次表明了拉美与美国的长期纠结关系。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仅仅在巴西就有二三十种不同的五旬节教派。*104* 之后亚洲也将要书写近期基督教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尽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势头还不明显。1950年至1953年的战争将朝鲜半岛化为了一片废墟并且就此南北分裂。共产主义北朝鲜就此成为了新时代的“隐士之国”，而身陷一穷二白的战后社会的南朝鲜共和国则开始了筚路蓝缕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间，韩国人将老派官方教会、五旬节运动以及本土调和主义整合成了一体。韩国人并没有忘记前千禧年派朝鲜新教徒的事迹，在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最终倒台之前的严峻岁月里，他们拒绝出席神道教仪式，认为崇拜一个不是耶稣的国王无异于拜偶像。爱国主义就这样与世界末日信念对接在了一起。韩国人同样十分感激在朝鲜战争当中拯救他们免遭共产主义淹没的西方强国，因此他们对于美国式宗教的态度也十分积极，而当时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将各种西方强权视为殖民主义压迫的表现。

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临近尾声，许多基督教领袖都不无理由地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未来感到乐观，毕竟基督教刚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但依然挺了过来。但很少有人能够采取足够宽广的视野，真正看清楚全世界究竟哪个部分能够佐证这种乐观精神。没有人会看不到非洲的躁动，但是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还是会被欧洲本土、其他白人属地以及北美地区座无虚席的教堂吸引住，又或者仅仅会注意世界其他地区的欧洲教会取得了怎样的成功，此时这些教会依然被人视为传教机构。除此之外，挫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东正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都已经镣铐加身；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也不得不在一个统一、自信且不宽容的新兴共产主义共和国手下辗转求存。正当基督教领袖们修整扩张自己的熟人圈子，在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当中端庄地开展社交活动的时候，正当大主教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悉尼登上飞机前往梵蒂冈与教皇磋商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并不会关注五旬节运动。除此之外，人们也并不认为启蒙运动还能为早已从中受益良多的自由派新教带来多少新鲜的惊喜，或者还能为一贯抱有坚定反对立场、用一垛垛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筑成防御工事的天主教提供多少新鲜的靶子。然而很快这些看法就将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