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8：成得臣——大功自败 -- 桥上

《僖二十八年传》：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徵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p 0470）（05280601））（045）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p 0472）（05280602））（045）

我的粗译：

城濮之战中，晋国的中军在泽中行军时遇到大风，损失了前军左翼的“旃”（用整匹大赤色帛做的大旗）；不久，晋军中又有祁瞒不好好执行命令，被司马杀了，还巡行到各家诸侯军中示众，然后以茅茷取代了他；到晋军撤军时，壬午那天（杨注：壬午，六月十六日。），渡过黄河以后，舟之侨擅自先回了家，只好让士会代理戎右。

秋七月丙申那天（杨注：丙申，王韬排为六月晦日，与《传》显然不合。疑晋用夏正，不得以周正推算。），晋文公整顿了部队，让晋军唱着凯歌进入了“晋”。举行了一系列仪式：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徵会、讨贰。最终杀掉了舟之侨，陈放在“国”中示众，于是所有的“民”都知道要听从指挥了。

贵族们都说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他确实善用惩罚的手段，经过这三次讨罪就让那些“民”听从了指挥，《诗》里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就说的是奖励与惩罚都不能偏废。）”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中军风于泽”曰：

晋中军行于泽中而遇大风也。前人解风字为《尚书费誓》“马牛其风”之风，杜《注》谓“牛马因风而走，皆失之”。孔《疏》引刘炫谓“放牛马于泽，遗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马”。夫古籍用风为牝牡相诱之义者，必连牛马言之，《费誓》及僖四年《传》“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俱可证。若单一“风”字，而解为牛马牝牡相诱，尚无此例，足知其误。张聪咸《辨证》读“风”为《论语》“风乎舞雩”之“风”，谓此风于泽为风凉于泽，亦不可从。

杨伯峻先生注“亡大旆之左旃”曰：

刘书年《经说》云：“大旆之左旃，前军之左旃也。”余参前“二旆”《注》。前人以大旆为旗名，因生种种误解，俞樾《茶香室经说》谓“之字为连及之词，大旆之左旃，言大旆与左旃也”，说虽可通，终不若刘说之确。旃，用大赤色帛，不加画饰之大旗，《周礼司常》“通帛为旃”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祁瞒奸命”曰：

奸，犯也。奸命，犯军令也。不知是因亡左旃而犯军令，抑或亡左旃即犯军令，《传》意不明。

杨伯峻先生注“振旅，恺以入于晋”曰：

隐五年《传》云：“入而振旅”，《公羊》、《谷梁》庄八年《传》并云“入曰振旅”，《尔雅释天》亦云“入为振旅”，皆以治兵而归曰振旅，此则以作战而归曰振旅，盖凡军旅胜利归来曰振旅。反之，如韩之役，晋惠公败，故成十六年《传》云“韩之战，惠公不振旅”。恺本作岂，《说文》云：“还师振旅乐也。”《经》《传》皆作“恺”。俗又作“凯”。《周礼大司马》云：“若师有功，则左持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注》引《司马法》云：“得意则恺乐、恺歌，示喜也。”又《春官大司乐》云：“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此亦战胜还师而恺乐、恺歌。（桥：振旅此仍宜解为治兵（非专门治兵之治兵，仅指其曾整顿队伍）而归。）

杨伯峻先生注“献俘、授馘”曰：

俘为生获，馘本有生死两说，《礼记王制》“以讯馘告”，《注》云：“讯馘，所生获断耳者。”此亦生获也。《诗大雅皇矣》“攸馘安安”，《传》云：“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此死获也。此授馘当是死获。授与献义虽不同，此处则相近。总之，统计生俘若干，杀死若干，以告于庙。杜《注》谓“授，数也”，心知其意而诂训则非；俞樾谓“当读为受，献俘授馘，文异而实同，自下言之谓之献，自上言之谓之受矣”，不知《传》用授受固分别谨严，且此是告庙庆功，无所谓自上自下也。

杨伯峻先生注“饮至、大赏”曰：

“饮至”见隐五年《传》并《注》。遍赏有功曰大赏。饮至、大赏，亦于庙中行之。《晋世家》云：“壬午，晋侯渡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

杨伯峻先生注《隐五年传》“归而饮至”云：

桓公二年《传》：“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襄公十三年《传》：“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桓公十三年《经》：“公至自伐郑。”《传》：“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综合观之，凡国君出外，行时必告于宗庙，还时亦必告于宗庙。还时之告，于从者有（所）慰劳，谓之饮至。其有功劳者（且）书之于策，谓之策勋或书劳。（（p 0041）（01050101））（004）

杨伯峻先生注“徵会、讨贰”曰：

徵召诸侯，冬将会于温也。有贰心者讨之，即下文之执卫成公与讨许。

杨伯峻先生注“三罪而民服”曰：

杀三罪人而民服也。三罪谓颠颉、祁瞒、舟之侨。

杨伯峻先生于此段末尾注云：

《韩非子难一篇》、《吕氏春秋义赏篇》、《淮南子人间篇（训？）》、《史记晋世家》、《说苑权谋篇》俱载晋文行赏事。

那两句《诗》出自《诗大雅生民之什民劳首章》：

民意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高亨先生注此云：

中国，指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区域，即所谓“王畿”。因为四方都有诸侯，所以称做中国。

绥，安抚。四方，指四方诸侯国。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21）《大雅生民之什民劳》）

这里提到“壬午，济河”，经十四天，“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济河处我估计在“邲”。

“邲”（杨注：杜《注》：“邲，郑地。”《吕氏春秋至忠篇》云：“荆兴师，战于两棠，大胜晋。”《贾子先醒篇》云：“庄王围宋，伐郑，乃与晋人战于两棠，大克晋人。”孙人和《左宧漫录两棠考》云：“两棠即邲地也。”邲本为水名，即汴河，汴河亦曰汴渠。其上游为荥渎，又曰南济，首受黄河，在荥阳曰[艹/狼]荡渠。两棠即[艹/狼]荡，文异音同。又曰石门渠，顾祖禹《方舆纪要》四十七河阴县（河阴县在郑州北五十里，今已废）云：“石门渠，在县西二十里，荥渎受河之处，晋、楚之战，楚军于邲，即是水也。”王夫之《稗疏》亦云：“《传》称楚子次于管，在今郑州，晋师在敖、鄗之间，渡河而南，正在河阴，滨河之南岸，盖郑之北境也。”然则晋、楚交战处必在今郑州市之西北，荥阳县之东北。自《元和郡县志》以郑州东六里之邲城当之，后世多沿其说，考之《传》文，实不合。杨守敬《春秋列国图》亦列邲于荥阳东北，可云有见。），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3，北纬34.91（荥阳-车庄特大型聚落遗址）。

“邲”与“晋”——“绛”相距约二百五十公里，据此可一窥当时军队的行军速度。

“城濮”推测位置为：东经115.37，北纬35.47（临濮乡）。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下面是城濮之战相关日期干支纪日排序：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

如上，红色的己巳为战于城濮之日，红色的癸丑为盟于践土之日，红色的丙申为恺以入于晋之日。又，如红色的壬午为十六日，则红色的丙申为三十日（大月）或一日（上个月为小月）。

从最前面红色的甲戌那天，楚方的各家诸侯盟于宋，拉开此事件的帷幕；到最终红色的丙申那天，晋军恺以入于晋，此事落幕；共经过了二百天零三天，晋军在外当已有半年以上，楚军在外的时间恐怕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