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32：南宫万——始吾敬子 -- 桥上

《桓二年经》：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p 0084）（02020004））（009）

《桓二年传》：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p 0086）（02020201））（009）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p 0090））（02020202））（009）

《僖二十年经》：

夏，郜子来朝。（（p 0385）（05200002））（009）

我的粗译：

这年夏四月，我们从宋国运回郜大鼎。戊申那天（杨注：戊申，四月九日。），进献到大庙，这不合规矩。于是当时的一位卿臧哀伯（臧孙达）向我们主上（鲁桓公）进谏：

作了别人的主上，就应表彰正确，纠正错误，为手下各职能部门立下标准，这之后，还得防着会有疏漏，所以要将正确的方向展示给子孙：

因此，宗族的太庙只用茅草屋顶，正式的礼车只有蒲草垫子，献祭的肉汤不加调料，上供的小米不用精米，这都是要显示节约的态度。祭服上带那些：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都是要表现有节制。而祭服配的：藻、率、鞞、鞛，鞶、厉、游、缨，则是要体现有控制。加那些纹饰：火、龙、黼、黻，是象征。用那些色彩：五色比象，则是标志。悬挂那些鍚、鸾、和、铃，是要发出不同的声音。打出那些三辰旂旗，是为展现有意义的图像。

所谓正确的做法，就是得节约而有节制，增加和减少都要控制，通过那些象征和标志来区分，利用那些声音和图像进行调度。以此指挥职能部门。那些职能部门就会小心谨慎，而不敢随便破坏规则。可现在，我们却违反正确方针，推行错误做法，把赃物进献到大庙，明示给了职能部门。如果职能部门照此办理，还怎么追究责任？

“国”和“家”的衰落，首先是职能部门会乱来。职能部门脱离正道，会公开宠信佞臣并收受贿赂。而把郜鼎供奉在大庙，有什么能比这更公开？当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就还有义士认为不妥，何况现在明着把胡作非为得来的赃物供奉到大庙，是打算怎样呢？

虽然以上臧哀伯说了这么多，但我们“公”（鲁桓公）不听他的。

周内史听说此事，评论说：“臧孙达（臧哀伯）其有后于鲁乎！君（鲁桓公）违，不忘谏之以德。（臧孙达的家族应该会在他们鲁国长久延续下去了吧！尽管主上行为错误，他仍坚持按正确的标准规劝。）”。

一些补充：

“取郜大鼎于宋”三十年后，公元前七四〇年（鲁僖公二十年，周襄王十三年，宋襄公十一年），郜国国君郜子朝见了鲁国国君鲁僖公。

杨伯峻先生注“取郜大鼎于宋”曰：

郜，国名，姬姓，据僖公二十四年《传》，初封者为文王之子。国境在今山东省-成武县东南，鼎为郜国所铸，故曰郜鼎。据隐十年《经》，郜国早灭于宋，故鼎亦归于宋。传世有郜史硕父鼎、又有告仲尊。告即郜。告仲尊《铭》云：“ [尚-冋+口]中作父丁宝尊 彝。”初著录于《西清古鉴》九?九，释“ [尚-冋+口]”为“古”，误。近从吴其昌《金文世族谱》改释“告”。

杨伯峻先生注“昭德塞违”曰：

德与违为对立之名词，违，邪也，指不合德义而违礼之事。字亦作“回”。说详王引之《述闻》。

杨伯峻先生注“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俭也”曰：

清庙即太庙，一曰明堂，一曰太室。屋之覆盖以茅苇者谓之茅屋，《周礼?匠人》谓之苇屋；覆盖以瓦者，谓之瓦屋。清庙茅屋者，谓清庙以茅草盖屋，示节俭。路亦作辂，车之一种，此处用以祀天。殷用木路，周用玉路。木路为最朴素之车，以木为之，不覆以革，唯漆之而已；玉路为最华贵之车，既覆以革，又以玉饰诸末。越席，结蒲草所成之席，大路越席与清庙茅屋对文，则大路越席者，谓大路之中用蒲草之席为茵藉。大羹，肉汁也。不致，不以酸、苦、辛、咸、甘五味为调和，唯煮之而已。祭祀用大羹。粢音咨，食音嗣。粢食犹言主食。《周礼?小宗伯》有六粢，即六种主食，黍、稷、稻、粱、麦、苽（音孤，今谓之茭米）。唯祭祀以用黍、稷为常。鑿，舂也。《说文》：“糳， [米萬]米一斛舂为九升曰糳。”糳即此文之鑿。《云梦秦简?仓律》亦云：“ [米萬]米一石为 [鑿-金]九斗。”《韩非子?五蠹篇》云：“尧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史记?李斯传》亦有此语。《淮南子?主术训》又加详，皆谓主食不用精米而用糙米。说见并力文，详《文史》十六辑。此四者以示节俭。

杨伯峻先生注“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曰：

衮音滚，古代天子及上公之礼服，祭祀时用之，画卷曲龙于衣上。冕，古代礼帽，大夫以上服之。黻字亦作韨或芾。以韦（熟治之皮革）为之，用以遮蔽腹膝之间。古田猎时代，食兽肉，衣兽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代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说本郑玄《易纬乾鑿度注》。韨亦可谓之韠。据《礼记?玉藻》，韠下宽二尺，上宽一尺，长三尺，颈宽五寸，肩革带宽二寸（皆古尺，约今尺六折强）。珽音挺，天子所用笏，长三尺，一名大圭。笏音忽，古代天子以至士，朝见皆执笏。天子之笏以玉为之，诸侯以象牙为之，大夫与士则用竹为之，但大夫之笏以鲛鱼之皮饰之。笏之用同于汉、魏以后之手版，有事则书于其上，以备遗忘。此带是大带，杜《注》以为革带，误。大带宽四寸，以丝为之，用以束腰，垂其余以为绅。大带之制：天子素（生帛）带，以大红色为里，全带两侧饰以缯彩。诸侯亦素带，但无朱里，亦以缯彩饰全带之侧。大夫素带，唯下垂部分饰以缯彩。士练（已煮漂之熟帛）带，密缉带之两边，唯其末饰以缯彩。裳，古人上穿衣，下穿裳，裳亦曰裙。幅音逼，古人以布缠足背，上至于膝，以偪束其脛。缠时邪行而上，故亦名邪幅，汉人谓之行縢，似今之绑腿。舄音昔，古人谓鞋为履，鞋底用一层者谓之屦，双层者谓之舄。单底用皮，双层底加木。古代天子诸侯，吉事皆着舄。舄有赤、白、黑诸色，所服不同，舄亦异色。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士皆着屦。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余服者皆着屦。此四物皆冕之饰。衡即横笄。笄音鸡，簪也。笄有二，有安发之笄，有固冠之笄。衡笄，固冠者也。固冠之笄，长一尺二寸，天子以玉，诸侯以似玉之石。紞，音胆，悬瑱之绳，织线为之，垂于冠之两旁，当两耳，下悬以瑱。瑱音填去声，又音镇。以美石之似玉者为之，紞与瑱皆可谓之充耳。纮音宏，冠冕之系，以一条绳先属一头于左耳笄上，以一头绕于颐下，屈而向上，结于右旁之笄上，垂其余以为饰，亦所以固冕弁者。綖音延，以版为质，以玄布裹之，冕之大体有二，加于首者曰卷，亦曰武；其覆于卷上者曰延，亦作綖，綖所以属于武者。衮冕以下十二物，皆就祭服言之。此十二物，尊卑上下各有制度。疑此度有双关义，一为制度、法度之度，一为德度、态度之度。哀伯意谓章明制度即所以表明德度也。

下面是汉代皇帝冕服、冕冠、赤舄图，出自清酒诉当年《【古风】普及所知道的古代知识》，或可参考：

杨伯峻先生注“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曰：

藻字亦可作缫，音早，荐玉之物，亦名缫藉。以木板为之，外包熟皮，以粉白画水藻之文于其上。率借为帅，字亦作“帨”，佩巾。见王绍兰《经说》。鞞音丙，刀鞘（音俏，盛刀之套）。鞛同琫，音崩，上声，佩刀刀把处之装饰。陈乔枞《礼堂经说》有《藻率鞞鞛解》。杜《注》以藻率为一物，为藉玉之韦，于古无徵，李慈铭《日记》（光绪戊子七月初十日）亦主之，不取。鞶，服虔、贾逵、许慎及杜预均以为大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从郑玄说，谓为革带。上文之带既是大带，则此或当为革带。厉，鞶带之垂下成饰者。游，音流，字亦可作旒，古代旌旗上附着之飘带。天子以至大夫、士，游数不同。缨即马鞅，马颈上之革用以驾车者。杜《注》谓缨在马胸前，恐误。详僖二十八年《传?注》。缫藉等八物各依地位之高低而不同。以游而论，据《周礼》，天子十二斿（旒），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卿大夫士之斿，各如其命数，即所谓昭其数也。

杨伯峻先生注“火、龙、黼、黻，昭其文也”曰：

四者皆衣裳上之花纹，火形作半环。龙，画为龙形。黼音斧，用黑白两色所刺绣之一对斧头形。黻音绂，用黑与青两色所刺绣之花纹，像两个弓形相背，如[亞上下两横中断] 。前人以为两己相背，恐不确。此用阮元与桂馥（《说文义证》》）说。此四者均为文彩，故云昭其文。

下面是一张古代帝王冠服的图片，出自《中国古代带饰展》：

下面是周制婚礼服的图片，出自《周制婚礼服饰》，或可有助想象：

杨伯峻先生注“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曰：

五色，青、黄、赤、白、黑，古代以此为正色。比象，谓以五色绘山、龙、华、虫之象。此仍指服章言。杜《注》谓“比象天地四方”，误。今从刘文淇《旧注疏证》说。物即物色之物。《周礼?保章氏》“以五雲之物”，《注》：“物，色也。”

杨伯峻先生注“鍚、鸾、和、铃，昭其声也”曰：

鍚音揚（扬），马额眉眼上饰物，以铜为之，行走时有响声。鸾，古代车上饰物，置于马嚼子（轭首）或车衡上方。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上云：“銮之制如钟铎，上有钮，腹有舌，与汉以后牛马铎同。”和，设于轼（车前横木）前之小铃。阮元《揅经室集》有《铜和考》，证以孟津所出，阮说不诬。亦见马衡《金石学概要》上。铃，此指设在旌旗上之小铃。毛公鼎铭云“朱旂二铃”，即此。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载一铃，通纽高一寸四分，口纵七分，横一寸半分，两旁有棱。安阳出土。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云：“器小，疑缀于旂上者。”四者皆铃之属，车行时有声。

下面是独辕车马各部位、部件示意图，出自福成中华《新郑郑王陵车马坑》，其中就有鍚（说明之上左一）和鸾（说明之上左六）。

下面是阮元《揅经室集》中之《铜和考》的图片：

下面是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21号车车衡上铜銮铃的图片，出自《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2期：

杨伯峻先生注“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曰：

三辰，日、月、星。旂音祈。旗有九种，旂旗是其总称。天子之旗名太常，其上画日月，或云，亦画星辰。旂旗所以为标帜，且画有日、月、星、辰，故曰昭明。

下面是一种三辰旗的图案，出自《三辰旗-图案》，供参考：

下面是莫高窟里的《张义潮出行图》，其中就出现了两面上述三辰旗，图片出自《一位大唐遗民收复四千里河山》，或可参考：

杨伯峻先生注“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曰：

此德亦即上文昭德、下文灭德之德。以上所言皆是礼物，礼物所以表礼意，礼意不外上古之伦常，故以德言之。俭承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有度承衮冕黻珽等十二物。登降犹言增减，说详王引之《述闻》。有数承上文昭其数。

杨伯峻先生注“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曰：

文承火龙黼黻，物承五色比象。声承鍚鸾和铃，明承三辰旂旗。

杨伯峻先生注“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曰：

易，违也，反也。哀元年《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杜《注》云：“易犹反也。”《吕览?禁塞篇》“不可易”，高《注》云：“易犹违也。”

杨伯峻先生注“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曰：

九鼎，宣三年《传》谓为夏代使九州贡金所铸。《战国策?东周策》云“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輓之，九九八十一万人”云云，言虽夸张过甚，九鼎或是九个大鼎，当实有其事。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 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

杨伯峻先生注“义士犹或非之”曰：

《汉书?王吉贡禹传》云“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于首阳，不食其禄”云云，则以义士为伯夷、叔齐，盖古?左传?义。宋-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十谓“杂说乃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事”，恐未必然。

杨伯峻先生注“周内史闻之”曰：

内史，周王室官名。庄三十二年及僖十一年《传》有内史过，僖十六年及二十八年《传》有内史叔兴，文元年及十四年《传》有内史叔服，统诸记载观之，内史既代表周室至诸侯行聘问庆吊之礼，亦代表周王行策命之礼；且以当时人观之，通晓神道与天道，能言吉凶。故有神降于莘，周惠王问之；陨石于宋五，六鶂退飞，宋襄公问之；而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又预言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杨伯峻先生注“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曰：

以鲁大夫言，臧氏享世禄为最久，哀二十四年犹有鲁（晋？）侯伐齐，乞灵于臧氏，臧石帅师会之，取廩丘之记载。

杨伯峻先生注“君违，不忘谏之以德”曰：

违，违背当时礼制，与《论语》诸“违”字同义。

杨伯峻先生注“夏，郜子来朝”曰：

无《传》。据隐十年、桓二年《经》、《传》，郜已亡于宋，今犹有郜子来朝，《公羊》以为“失地之君也”。然郜灭于隐十年以前，距此已七、八十年，其君纵寿考，亦未必能来。俞樾《俞楼杂纂》卷二十八谓“郜子以耄耋大年来朝兄弟之国”，不知亡国多年之君，《春秋》例不书爵，故不能信。或以为灭而复封，亦无据。沈钦韩《补注》谓郜有二城，高士奇《地名考略》谓桓二年郜大鼎之郜为国，是为北郜城；隐十年鲁取郜之郜为宋邑，是为南郜城。齐召南《公羊注疏考证》且谓郜未尝被灭，宋有郜鼎，安知非郜以赂乎？众说纷纭，皆无确证，录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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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父-督弑君，《春秋经》记为“宋督弑其君”，以致九十八年后其子孙华耦犹云：“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文十五年传》（p 0609）（06150202））（047），所谓“乱臣贼子惧”，此之谓也。不过这东西有效，也有限，华家执宋政近二百年，孔家却流落鲁国，此章《左传》作者长篇大论谴责“郜鼎在庙”，也不过是徒托空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