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旧贴新发：宗教中国化从何入手？ -- 诸葛小花

河里最近不少讨论和宗教聚敛财富、干预世俗生活有关。

旧贴一篇，原发思炎茶馆和爱吱声。现重新贴出，供河友参考。

爱坛原址：http://www.aswetalk.net/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50&extra=

2016年4月22日-23日，全国宗教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一出，各大论坛几乎均有一致的正面回应，体现出对宗教事务加强管理的广泛民意基础。一种认为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将发生重大转向的看法似乎正成为普遍的观感。

一、宗教何以让人不安

从理论上讲，宗教存在的最主要价值，是让人的心灵获得安宁。但是，从现实来讲，宗教令人不安。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放权式改革使国家权力退出相当一部分公共生活，宗教崛起成为补充这个空白的重要力量。在合法性、组织动员能力和资金实力方面，宗教组织向世俗权威提出了重大挑战。而这次宗教工作会议召开的重要背景，恐怕就是防止这种挑战演变为后果更为严重的冲突。

也许有人会质疑：政府控制的人力财力更多，为什么不能你不去关心？

近世以来，对于政府权力的控制，一直是政治法律哲学的主线之一。现代社会发明的宪政、民主、言论自由等一系列制度设计，都是基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所以在今天中国，我们以建设性的方式批评政府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以调侃式的方式批评政府也几乎不会有人管；以极端的方式攻击政府，可能会有一定的后果。

但是，你批评个宗教（包括整体的教派和个别的宗教人员）试试？

宗教意识形态的至上性往往倾向于排斥批评，神化本教团及神职人员。因此一旦背离向善的方向，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二、习划出了什么样的底线？

在构成宗教组织力量之源的三个要素中，核心的是前两个，即合法性和对教徒的组织动员能力。经济实力是这两个要素的自然结果。

习在讲话中指出：

“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这句话如果从组织动员的角度来说，就是“不许动我的核心基本盘”。中共执政的力量之源，是党的组织纪律控制之下的组织力和执行力；这个基础被触动，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习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这句话是重新开价。世俗政权容忍和保护宗教存在的对价，是各个宗教不得任性，要按规矩来。

扎牢基本盘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动用党纪手段很快就能奏效。宗教中国化的问题，不太好解决。因为这里面有个悖论：要修改教义，必须要有懂教义的人。而懂教义的人，基本是宗教自己的信徒。让各个宗教修改教义，在拉人、修庙、聚财的高潮中自我约束，实在是一件难事。

三、建立国家干预宗教的正当性基础

“宗教信仰自由”已经成为主流的叙事话语。在这个主流叙事之下，世俗权威要想对宗教进行干预，必须构建正当性基础。

一般认为，国家之所以要对宗教进行限制，是因为尽管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但宗教是一种有组织的信仰。以组织方式进行的宗教活动可能会影响到他人和社会利益，因此要对宗教进行限制。

进一步讲，宗教不仅是一种理念和世界观的选择，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当理念和世界观存诸于内的时候，与他人无涉；当理念和世界观形诸于外的时候，就可能影响到他人和社会利益。

目前关于国家需要对宗教进行干预的论述，核心不出以上两点。以上两点是可以成立的，但不够究竟。

中国官方在宗教工作中坚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即“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一个过于宏观、过于抽象的本体式论断，难以推导出政策上的意涵。“鸦片”作为一种舒缓镇痛剂，是该让大家抽呢，还是不该让大家抽？

小花认为，我们之所以对宗教感到不安，是因为宗教是一种有组织的精神强制。宗教在内化其教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运用包括恐惧、角色认同、权威压制等精神手段。适度运用精神强制，是建立宗教秩序的需要。这种精神强制，也是宗教团体组织力量和神职人员精神权威的重要来源。鉴于这种强制在宗教内部缺乏足够的制衡和控制手段，国家有必要对这种精神强制保持随时监控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这是国家对宗教进行干预合法性所在。

深入研究“宗教精神强制说”，不仅有利于建立国家对宗教进行干预的理论基础，也有利于让人们理性评估宗教。

四、防止宗教滥用强制从何做起？

在谈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

“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目前宗教力量之所以日益扩张，与只重视信教自由、忽视退教自由和改宗自由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教派，控制的教徒人数只有增加，没有较少；从而其组织动员力量，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从而其吸纳的经济资源，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归根到底，是政府放任了宗教的精神强制。

在教派斗争生死存亡的时期，限制退教自由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强大的世俗政权对合法宗教提供保护的和平时期，限制退教自由就是值得推敲的事。

不幸的是，在为数众多的宗教中，对退教都动用精神强制予以限制。例如在藏教中，退教被视为是极其严重的过患；在伊斯兰教中，“叛教”之罚，亦极严重。

所以回到本文前面的主题，“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让各大教派把自己对退教和改宗的立场亮明，对退教和改宗现有的教规亮明，下一步往那里去，就有方向了。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治学理事，其道亦同。通过追问“人们何以对宗教感到不安”，有助于发现被忽视的因素，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