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旧贴新发：宗教中国化从何入手？ -- 诸葛小花

我这么问，或者有人要批评我咬文嚼字了。可是在我看来，“中国化”的定义既不明确，也缺乏一定程度的共识。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伊斯兰教在中国有门宦，基督教在中国有拜上帝教，可谓是非常中国化了。它们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我们这里不讨论，但我想大家都会承认，在当代中国，这种“中国化”未免不合时宜。

那么“中国化”也与时俱进，譬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能否与宗教共融呢？这姑且不论实现难度，倘宗教徒都能做到自由平等，爱国法治，牧师阿訇不如党委书记大，上帝真主不如共产党亲，那何不干脆教会改成党支部，彻底抛弃宗教这个名头呢？

其实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成功“中国化”的例子，比如佛教这个印度舶来品，现在汉传佛教已经是佛教徒的大宗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谈宗教，一般认为佛教道教是本土宗教，亚伯拉罕诸教则是外来宗教。宗教学上它们自然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他们所起的社会作用其实并不同。

佛教道教，往往是饱食终日的文人雅士们的精神寄托（当然也有用宗教组织基层群众的例子，但历来都是政府严打对象）；而基督教、伊斯兰教之流，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借用个科学术语，它们在社会体系中所占据的“生态位”不一样。

于是乎问题来了，存在改变外来宗教的社会作用，使之不能干预世俗社会的可能性吗？我不能断言没有，但我看来这并非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这些外来宗教所盘踞的基层社会组织这个“生态位”，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是缺失的。

共产党以发动群众起家，但改革开放之后，执政党逐步退出了基层组织和管理。空档总是要被弥补，外来宗教的得势，除了走资派的有意放纵之外，与政府在基层的社会功能大量缺失是有关系的。伊斯兰教以其爆炸性吸引了更多社会关注，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也决不可忽视。对中国基督徒数量的估计，从两千多万（社科院2010年报告估计）到一亿左右（若干学者的估测）不等。我非专业人士，对这些数字无力评判，但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可能会超过一些人的想象。譬如我亲眼所见，美国教会长期支持数个中国落后地区乡村的学校——是否教会学校我不清楚，但显然他们在学校里进行了传教活动，因为中国孩子们写来的感谢信里，俨然已经是教徒的口吻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这不独文化思想、舆论宣传的阵地，社会基层也是这样。前面提到，佛道两教在中国更倾向于上层路线，类似于西方贵族所热衷的艺术资助；那么中国难道没有对应于亚伯拉罕教的组织武器吗？

当然是有的，就是传统的宗法制度。我们也看到目前执政党连篇累牍地宣传家庭建设，是否沉渣泛起，以毒攻毒，甚至饮鸩止渴姑且不论，至少药是对症了。

可惜，对症却未必有效，盖因宗法制度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皮既不存，毛又焉附？最简单的，以当代中国的经济现状，除了占人口极少数的大资产阶级，有多少人有“振恤宗族”的经济能力？不能给宗族以扶持帮助，权威又从何来？

就算退而求其次，不谈宗族，单说家庭（实际单一家庭并不足以对抗作为社区组织的宗教基层教会）。以目前中国社会中坚的青壮年而言，社会适应能力和经济能力显著强于父辈，父辈的权威又由何建立？推而广之，一个蓬勃发展，快速前进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什么父权的。

总而言之，问题的根本是执政党在基层组织能力的缺失，更确切说是生产生活方面组织能力的缺失。而人民群众，至少相当部分的人民群众，还有这方面需求。两相作用，导致宗教势力坐大。治本的方法要么是重建基层组织与宗教直接对抗，要么是消除人民这方面要求。单纯遏制宗教，无非扬汤止沸罢了。

而且，目前中国的宗教问题，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民族问题，既然主题谈宗教，这里且不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