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九） 东哥发言了。 -- 史文恭
家园 我觉得万言书针对刘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的推理仅仅是推理，从逻辑上看有可能，但是不强且没有证据。
如果说是针对刘，逻辑上也说的通，还能找到一些明显的证据。下面是我以前写过的一篇“导致彭德怀悲剧的几个因素”里面的部分内容，仅供参考。
1、万言书是否针对毛泽东
李锐的书中，对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有着非常详细的记录。对彭德怀的批评里面，毛讲的最多，涉及的内容也最广，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列宁，几次路线斗争等，其他人的也是五花八门。可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毛、刘、周三人都没有问过彭德怀，这封信是不是针对毛。而其他人，在这次以及后来的会议中，要么直接扣上反毛的帽子，要么就是反复把信引向反毛这个方向。对此，彭基本上都否定，有一次涉及到，但不是讲钢产量，却是说粮食产量。
康生、李井泉：你并没有回答对你的意见书中我们提出的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信里，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两天后，在谈完对计委的“难于决断”问题后，康生又一次问到：那么说这不是讲毛泽东同志？
彭德怀：是的，我对计委工作不满意，它们没有做好综合平衡的工作，我那个提法是告计委的状！讲毛泽东同志的也有。粮食产量是否有那样多？
2、万言书要追究谁的责任？
信中有这么一段，“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那么，特殊的还是要追究，小组会上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要追究谁的责任？
根据张闻天的交代，彭跟张私下议论，说要中央检讨。（毛泽东当时已退居二线，这个中央，指毛的可能性不大，更可能是要刘周等人检讨）；根据黄克诚的交代，彭是想要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做公开检讨。（注：这两人的交代材料，仅仅是网络上查到的，还没找到正式的出处；另外，是在被迫承认错误的情况下说出的，很多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跟其他信息对照，这个说法有可能是真的。）
3、毛泽东的态度
毛从7月23日到8月16日期间的几次大会讲话中，在彭反党、军事俱乐部、高饶集团等最终罪名上，说的不多。反复强调的是路线问题，防止党的分裂，保持团结。
在8月1日直接跟彭对话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有几句话很值得回味。
“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
“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挑拨性的话要顶回去，一个山头内部说话融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毛泽东说周小舟：“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4、有些领导是谁？
李银桥回忆：七月底，“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对照会议记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四人的嫌疑最大。但是朱德应该排除，在所有参与批判的人里面，朱老总的表现最厚道，没说什么坏话。林彪的可能性也不大。李锐记载的是林彪17号就上山了，李银桥的回忆是在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后，林彪才上山。对照发言记录，林彪最早的发言是8月1号，不可能17号上山后，在长达两周的时间一言不发。
另据毛泽东的卫士田永玉回忆：中央一些人当时要把彭德怀彻底打倒，是毛泽东竭力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并为此还亲自去做了一些同志的工作，彭德怀才得以保住政治局委员身份的。这些同志是些什么人，书中没有明确地时间和地点，无法查证。但肯定不是康生、柯庆施这两人。
5、整个批判过程中，其他人的观点
林彪：上来就扣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但整个过程中话不多。后来在追查长征期间林彪写信要毛下台，让彭指挥作战一事上，林彪讲了公道话，说不是彭指使的，是自己写的。
刘少奇：说彭是魏延的骨头（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搞宫廷政变），冯玉祥的作风（伪君子）。这几顶帽子小组会议上就有人说过，比如谭震林就说过，彭不像张飞，像魏延，刘的说法是集大成者；刘还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跟毛谈话时提到了李自成，说彭德怀就像刘宗敏。
在8月1号的会议中，刘少奇一共十次左右的发言中，居然三次提到高岗事件。
“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
“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
“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
接着，在后面几天的小组批斗会上，就开始追查彭德怀与高岗关系，先后的要点在于：一、高岗曾向彭散布对刘少奇不满言论；二、彭也曾有对刘的不满言论，在高面前表露，或曾与高有所附和；三、高岗的反刘言论，彭未及时向中央报告；四、彭在小组会上被迫检查交代，承认是高饶集团“重要成员”，但对众人指斥为野心家、阴谋家，尤其被定为高彭联盟，则采取含胡的不承认态度。
周恩来：总体说的不多，谈了点路线问题，说的最多是历史。如彭的军阀主义作风，错误地消灭了袁文才、王佐部队，以及后来的流寇思想。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骄横跋扈，十个元帅九个对他有意见等。
康生语气最恶劣，别人当面说彭的时候，还是持批评的态度，而他是用审问的方式。其他的如贺龙、罗瑞卿、柯庆施、谢富治、李井泉，苏振华，薄一波，李富春，王鹤寿，萧劲光，陶铸等人也参加了对彭德怀各种攻击和指控。还有张平化，杨勇和李志民等指责彭对同事极端的粗鲁无礼，甚至漫骂高级军官等。
6、奇怪的处理结果
一方面，帽子扣得比天大，“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高饶集团余孽、里通外国、右倾机会主义”，这比高饶的罪名还吓人，对照高饶，这个罪名起码也要监禁。可另一方面，棒子落下去却不重。彭黄张周四人只是撤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身份及待遇均保留。9月30日，彭交还元帅礼服、勋章等，离开中南海永福堂，搬到吴家花园居住，原警卫班也跟去，杨尚昆还被毛嘱咐要经常看望彭的生活。
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并没有发表，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不曾提到。8年之后，在1967年8月16日，这份决议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62年七千人大会后，张闻天到中国社科院任经济研究员，周小舟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后改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黄克诚出任陕西省副省长。
7、几年后的一些话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话时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理由是：“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都有国际背景”，“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毛还只说“高彭联盟”，刘少奇更提高档次，说“彭高联盟”。
1965年9月23日，毛委派彭担任西南大三线的建设副总指挥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几天后，在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局等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上，又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来谈”。
1966年10月24日，毛在《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这样的话“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可科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然后说了几句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话后，又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8、结论：
对以上诸多事件，彭针对毛而触犯龙颜一说根本解释不了，而更合理的推测应该是：万言书本身不一定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可在事态逐步演变中，却导致两人矛盾的激化。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预定的接班人，虽在党政系统很有实力，但在军中影响甚微。而彭德怀即是国防部长，又是分管大西北的国务院副总理，权力也非常大。刘可不是后来华国锋那样的软柿子，而彭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两人之间的矛盾有可能闹的不可收拾，导致党和国家的灾难。如果老毛突然去世，出现一举粉碎“刘周邓”三人帮的事情，也未尝不可能。在两人之间，毛必须做出选择。在7月23日毛表明态度前的晚上，竟然吃了三次安眠药还没睡着。毛清楚彭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所以在扩大会议结束后，仅扣了一些帽子，却没有撤职。对这一结果，刘还是很担忧，于是出现“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事。因为彭极其倔强的个性，如毛所说的“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刘如此强硬的做法也可以理解。
最终，毛泽东在左右权衡之后，只能牺牲彭。
通宝推：死扛着,hwd99,家园 同意，加点料 彭总说，“（华北座谈会上）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
这个“你”是谁？
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是在毛泽东建议下，于1945年2月至7月，中共七大前后，断断续续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楼下一间小型礼堂内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时多时少，多时30余人，少时一二十人。而到会最多的主要人员有刘少奇、彭德怀、薄一波、杨尚昆、林彪、安子文、罗瑞卿、萧克等，会议推选薄一波为主席，由薄一波自始至终主持这一形式独特的会议。倾向于认为是自始至终主持会议的薄一波，或者就是其靠山胡服同志。
主席为了扶持胡服上台，先后打到了高饶、彭总，可惜胡服同志实在是让人失望。
家园 这个有意思～ 家园 花 可惜现在史料大都没公开,大家只能自己炒着玩了
家园 几点商榷 2、万言书要追究谁的责任？根据张闻天的交代，彭跟张私下议论，说要中央检讨。（毛泽东当时已退居二线，这个中央，指毛的可能性不大，更可能是要刘周等人检讨）；
虽然名义上毛在八大后就退居二线了，但毛在大跃进期间是冲在一线的（从毛泽东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这一阶段活动的频繁，无论是推动还是纠正“左”，都是如此），不能因为毛是决策者而不是具体的执行者，或者毛不是国家主席了就简单地把他划到二线中去。我想众所周知的，他真正的退居二线是在七千人大会后，放手让刘、周、陈去进行调整。
3、毛泽东的态度毛从7月23日到8月16日期间的几次大会讲话中，在彭反党、军事俱乐部、高饶集团等最终罪名上，说的不多。反复强调的是路线问题，防止党的分裂，保持团结。
我们都知道毛谈话的方式是天马行空的，一片谈话里各种情绪、各种言论都可能出现，如果把毛各个谈话的片段分别摘出来组成论据，我觉得可以得出任何一种结论，还是应该看完整的看这些谈话，否则有断章取义之嫌。
4、有些领导是谁？另据毛泽东的卫士田永玉回忆：中央一些人当时要把彭德怀彻底打倒，是毛泽东竭力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并为此还亲自去做了一些同志的工作，彭德怀才得以保住政治局委员身份的。
毛主张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是延安整风后的一贯作风，当年七大的时候为了王明等人选举的事情，毛也曾力排众议，苦口婆心的劝解，总不能说要打到王明的是刘等人，而不是毛吧。这种政治上的策略，毛是得心应手的。但等到了文革，毛已没有了这样的气度，结果也就走向了失败。
5、整个批判过程中，其他人的观点这个就不必说了，光彩的实在没几个人。但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毛的态度不是批彭，那这些人会说些什么呢？
6、奇怪的处理结果这个和4是同样的道理，政治家的策略，优待俘虏是毛倡导的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吗。如果因此认定毛不想打倒彭，说服力实在不足。
7、几年后的一些话刘不给彭平反，那毛为什么不说句公道话，毛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相通的？一句不咸不淡的“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就可以把毛摘干净了吗？
至于三线副总指挥问题，彭并不愿意去，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平反，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去了怎么工作，难道毛竟然想不到这一点吗？明知道李井泉对彭很不感冒，为什么还要让彭去四川？“让他找我来谈”，那为什么不说“我找他谈”，找“他”谈了吗？为什么文革一起，江青就指使红卫兵把彭押回北京批斗并关押？不是“真理也许在你那一边吗”，不是“支持彭德怀同志我是真心真意的”吗？难道毛不知道彭被批斗和关押？为什么在刘倒台的1967年把打倒彭的决议抛出来？
总之，毛后来对彭说的那些话，要结合实际行动来看，如果仅仅听其言，而不观其行，那我们别忘了，搞政治的人可是“职业说谎者”。
家园 关于刘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史料不足 因此难以对论点形成有效的支撑。
家园 你的结论和我的看法很吻合。对你搜集这么多资料表示敬意。 家园 嗯，，谢谢这样有分量的回复。。。商榷一下： 1.林总的确是7月16日被征召，17日上山的，在九江机场接待的是江西省长邵式平。这件事是铁案。而且黄克诚的回忆录也有记载。--------林总上山，是东哥征召的。林总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东哥为什么要征召林总？----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显然，征召林总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东哥感到“天气凉了，要加衣服。”
2.关于您的第一点，8月1日常委会的内容，由于剧透的顾虑，俺就简要说几句。-----您的推理略有疑惑，如：
“康生、李井泉：你并没有回答对你的意见书中我们提出的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信里，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彭总此处的回答，是辩解他写信的性质不是攻击，而不是他攻击另有其人，这是非常明显的。就算攻击计委，当时计委的负责人不是刘，而是李富春，而李富春的确在庐山会议前的上海会议受到了集中的批评。
其次，彭和张要中央检讨，这个中央当然首先是犯了错误的中央，东哥当时固然不做国家主席了，但党的主席是谁呢？上海会议，是谁说自己挂帅，小平做副帅呢？
其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追究的责任只能首先是“始作俑者”，-----而且，您也忘了，是谁在上海会议大喝“彭德怀是恨死我的。”
其四，刘在庐山的表现，的确很激动，俺可以补充一个您还没有写上的。刘在批彭的会上，声色俱厉，还拍了桌子。---同时，批彭的常委会发言中，还有一点，刘曾告诉彭总，华北座谈会不是刘指使的，彭误会刘，对他恨得要死。（东哥插言，华北座谈会是他指示开的。）---但刘在庐山会议间是一心要纠左的，甚至在批彭的同时，还想要胡乔木继续完成原定的纠左会议记录，但胡乔木不敢向东哥上报。---如果彭总是针对刘的话，胡乔木有什么好不敢的？
---------认为庐山会议，彭总上书是针对刘这个提法，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之一。但很遗憾，俺还没有找到一条可以信服的证据。（您帖子里的所有资料俺都早已看过。并没有颠覆性的新证据。）。而且，庐山会议的进程的几个关键点，都是东哥决定的。从16日批发彭总来信，到23日大会发言，到26日宣布“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而且后来，给张闻天的回信，给周小舟的回信，“机关枪，迫击炮的由来”等等，都是东哥的举措，-----细查东哥7月23日的发言，更是“饱含感情”的愤激之言。根本不是为刘出头的样子，而是因为自己被“刺”了一下的防御反应。
最后，如果您回顾俺上面的帖子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彭总给东哥写信，是因为周小舟和东哥夜谈后，得到东哥准备“纠左”的印象后鼓动彭总，才发生的。--------如果彭总是对刘不满的话，他何必要等到周小舟鼓动后，才会要给东哥上书呢？
因此，坦率地说，如果一个爱好者看过了足够多的关于庐山会议的相关资料后，会发现关于庐山会议，彭总给东哥上书的证据如一片森林。----而所谓彭总对刘少奇不满，而东哥为了权衡而牺牲的“证据”，如果是有的话，大概也是掠过森林的一阵微风吧。。。。
现代史是一个史料较为丰富的领域，所以，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判定，一般都很难发生颠覆性的新发现，当然，对于事件性质的程度深浅的认同，则主观的因素能产生作用。----庐山会议，俺的看法也是如此。
通宝推：Parsifa,家园 挑个小bug 庐山会议时候林彪应该还不是党的副主席，也不是政治局常委。
.林总的确是7月16日被征召，17日上山的，在九江机场接待的是江西省长邵式平。这件事是铁案。而且黄克诚的回忆录也有记载。--------林总上山，是东哥征召的。林总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东哥为什么要征召林总？----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显然，征召林总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东哥感到“天气凉了，要加衣服。”家园 再谈一点看法 1、大跃进是全民族的狂热
共产主义道路该怎么走？马克思那里只有原理，并没有具体的方法。尤其中国本身并不具备马所说的前提条件下，这条路谁也不清楚该如何走。中国开始是模仿苏联的道路，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其后连续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模式的弊端日渐明显。这时候，不可能再继续模仿下去，于是开始自己探索的道路。 探索的结果，第一个是搞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意是号召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谁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变，却变成阳谋、变成反右，这一次探索失败。此事跟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多说。
第二次探索就是大跃进。没有毛泽东，不会出现大跃进。可老毛只是提出了一个“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并没有提出太多具体措施。实际工作中该怎么走，从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到地方官员，大家都在探索尝试。比方说，赶超英美是毛从赫鲁晓夫那儿学来的，由刘少奇首先在57第8次全国工代会上正式提出；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一向以稳重著名的刘少奇，甚至说过中国在三年之内就可以赶超英国；“跃进”这个词是周恩来发明的；“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人民公社”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它是河南查牙山人于58年4月先提出来的。同年8月，毛在山东省委书记潭启龙陪同下参观时，新华社记者问老毛：“人民公社好不好”，老毛随口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这句话随即被当成的重要指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于是，各地不顾实际，竞相开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是由地方发明的，同样也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李富春和李先念在二五计划中也说，中国不须三年就可以在工业上超过英国。还说农业增产率可高至百分之三十五；薄一波也在58年7月17日作了一个题为<<两年赶超英国>>的报告；58年7月15日，陶铸就在中央的理论喉舌<<红旗>>上，发表的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中说，在广东亩产三千到一万斤是可能的；以任性和直爽闻名的陈毅，也说他在广东亲眼看到红薯亩产一百万斤，甘蔗亩产六十万斤，水稻亩产五万斤；谭震林更厉害，“人有多胆，地有多高产”就是他说的；就连宋庆龄，也在家里院中的花草砍去，筑起‘小高炉’土法炼钢。。。。。。
大跃进的责任，能明确归到老毛头上的其实并不多，直接责任是钢铁指标过高（这个指标也不是毛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最早是当时经过专家论证，由当时的冶金部部长上报，然后毛认可后提出的）；间接责任一个是“反瞒产” 运动（跟赵紫阳的报告有关）；另一个是后期一度批评“反冒进”（跟当时农机部部长的陈正人的汇报有关）。至于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老毛只能承担最高领导这一责任。
大跃进期间刘少奇的表现，书籍方面我看到的有两本，一个是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这书情绪化色彩太浓，一些结论我也不认同，但书中的史料还是非常有价值。里面有20多篇刘少奇当时在中央和人民日报上的讲话和指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二本是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写的回忆录，可以大致了解卫星是如何能上人民日报的，毛泽东后期又是如何纠正的。
正式的学术文章方面看到过三篇，黄岭峻的《刘少奇与大跃进》（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结论是：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推广“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才对“大跃进”的错误才有所纠正，其前提仍是承认“三面红旗”的正确性；第二篇，李晓红的《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求实精神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结论：对于大跃进的发动，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不是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第三篇谭炳华的《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七千人大会”》（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结论：刘少奇同志并没有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
列举这么多材料，并非要指责当时的某人，只是说明这并非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异想天开而导致，在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很快建成富强国家的渴望下，使整个国人都从上到下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之中。今天看起来，这一切太滑稽太悲哀了，可是如果处于当时的历史中，我们未必不会更加狂热。
2、庐山会议期间该不该追究责任？
面对全民族广泛参与却又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如果当时要追究责任，难道仅仅是个别领导人检讨就可以了吗？我认为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完结了，演变下去一定会变成整个官僚系统的大清洗（很可能比文革更猛烈），最后成千上万人头落地并非夸张。在当时跟美国仍然敌对，同时中苏交恶，中印关系也开始恶化，老蒋时不时骚扰一下的背景下，追究责任最终会引起什么后果？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58年底已露出苗头，早在庐山会议前九个月，毛就已经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左”。1958年11月2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批评急于过渡和取消商品、货币、交换；11月21日武昌会议提出反对高指标和五风，注意劳逸结合；11月26日的六中全会又强调过渡时期的长期性、调低部分经济指标；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整顿人民公社，强调队为基础；59年4月29日，绕过中央，直接发给下面《党内通信》，要求顶住浮夸风；59年5月提出恢复自留地；6月又提出允许大集体中小私有，29日毛泽东指出大跃进错在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在庐山会议后，整个方向变成反右倾时，毛还是发表了大约5篇文章痛斥“共产风”。
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本来就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毛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包括读书、形势、今明年的任务、宣传、综合平衡、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团结等问题。客观的说，如果就“纠左”而言，彭总上书的内容，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没超过这18个问题。因而，毛对彭上书目的的判断，是“挑拨性的话”，那么请问是挑拨谁与谁？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请问谁是沛公？
3、同样的材料，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现在一方面是材料的缺乏，居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很多东西国内是一直避而不谈的。比如说邓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全面主持宣传工作，却找不到大跃进这段时期的谈话指示，如此重任下，总不可能天天在家打桥牌吧。在《邓小平文集》中，自57年5月共青团代会的一个祝词后，一下就跳到60年3月。
另一方面，就是同样的材料，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你说的“如果彭总是对刘不满的话，他何必要等到周小舟鼓动后，才会要给东哥上书呢？”
先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
（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
（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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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舟，30年代后期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时任湖南省委书记，“上有好者”是指毛泽东吗？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周小舟哪来的胆量敢当面调侃老毛。从毛的反应来看，“可是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那么，这个“上”是指刘的可能性大，还是指毛的可能性大？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一段，从王任重的回忆录来看，良将应该是指陈云。在6月24日，毛同王任重谈话中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说事务主义，周恩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周当时并不主管经济，这个“有的同志”是指谁？刘或者刘系人马的可能性更大吧。
7月12日晚，周小舟、周惠（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李锐（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到彭德怀房间，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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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材料，我得出的结论是彭总通过周小舟的谈话，知道了毛表现出来的对当时一线中央的不满后，所以才大胆上书。至于是不是针对刘，以现有的材料，这个是无法判断的。
通宝推：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