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 复 红字确实是要害
家园 就说第一条吧 周当时处境说是“焦头烂额”不为过吧？郭倒了固然可以找到替代，可麻烦！这时候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找麻烦就算是帮忙了。
而且郭倒肯定是要兴大狱的事，文教系统肯定会有一大批人陪绑殉葬。郭不倒就是间接保护了一批，哪怕是暂时保护也是好的。
当然，神兵胡笳等评价的“委屈求全”比楼主的“忍辱负重”合适一些，我也赞成。
- 复 红字确实是要害
家园 容我说一句，这话实在是凉薄得很 周如倒则无人可扶危厦，郭如倒则可替代者不能说没有。你倒了也有别人替代你，所以你可以倒了，你可以展现自己的风骨了，换言之——你可以去死了。
真是令人心寒。
做人要厚道。窃以为，在那个年代，他们当时受到的压力和处境是我等今日难以想象的。若郭如楼主所说，只是自诬，没有攀咬他人，没有借运动为自己牟利，已经使我起敬了。
家园 这个实在是与温度厚度均无关系 君驾所引的那句话，本来是我与丁兄讨论可否用周来为郭做背书时，与上下文有关联的一句话，且待我将前因后果道来——
（a）丁兄：
至于说到没有抗争，就是软骨头，那我想这个罪名周也逃不掉。这其实是个制度问题。（b）胡笳：
窃以为这里拿周为郭背书有些不妥，因为周之不抗争更多的是缘于他知道，作为总理，自己一旦被打到，则身上担负的事情会无人可接，程婴杵臼不可兼于一身，所以，周之不抗争应当说是为大局忍辱负重。而郭，作为中科院的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4年9月政务院改国务院前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这些职务多为虚职，绝无周当时所承担的千钧责任，因此，对于郭来说，辱是忍了，但并无重可负，因此“软骨头”这个词，用在1966～1976年之间的郭身上应当还是合适的（1966年以前则未必合适、甚至于极不合适）。
（c）丁兄：
辱是忍了，但并无重可负，这不对，很不实事求是。
如果说周是有重可负，这重必然无法自己一己负担，他需要自己的班底。逼陈毅做检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班底。郭承担的工作当然没有陈重要，但一直都是周相当看重的，文教科技方面，很多工作甚至自己亲自去做。如果少了郭，又当如何？
于是有（d）胡笳：
周如倒则无人可扶危厦，郭如倒则可替代者不能说没有。从（a）到（d），我是要说明，在“忍辱负重”这个范畴上，郭不能与周相提并论，拿周为郭做背书不是十分妥当。
这与
你倒了也有别人替代你，所以你可以倒了，你可以展现自己的风骨了，换言之——你可以去死了。风马牛耳。
此外，在我的帖子，多次将胡风傅雷并列，其中胡风是强项到底的、傅雷是以死明志的，不知从何处可以看到不才有“换言之”之换言？
所以，单拿出来看某一句可能“令人心寒”，综合地、联系前后帖子看，可能就明白这一句既非凉也非薄，完全与这温度厚底不搭界。
做人要厚道，做人也要讲究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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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为免误解计，将原文中——
因此，郭不倒固然是对周的支持，郭如决绝地走了傅雷的路也未必不是支持，只有郭卖身投靠反戈一击才不是支持。，改为——
因此，郭不倒固然是对周的支持，郭如强项似胡风或者决绝地走了傅雷的路也未必不是支持，只有郭卖身投靠反戈一击才不是支持。家园 再与君驾商讨几句 上下文我发帖前都有看过，说实话这个逻辑本来欠妥：周为了大局忍辱负重所以不是软骨头，——我们现在姑且承认把这个当作定论，那么郭是不是在忍辱负重？【这些职务多为虚职，绝无周当时所承担的千钧责任，】这些职务没有周的重要是肯定的了，那么是不是只要没有周重要就丧失了忍辱负重的资格？如果不是，那么这个“重”又当如何刻度计量，再加一个什么样的实职就达到了足够的分量？政治局常委？再退一步说，假设郭的确如您所说，没担负足够的责任，有替代者。可郭生活在那个时代，不具备您今天这样的历史观和大局观，假如他自觉责任重大，需要忍辱负重；假如他环顾四周，限于视角狭窄，没有发现您所说的替代者，所以他决定为了大局忍辱负重下去——那么您又该怎么评价他？说软骨头是不大合适了，呆、傻、愚？说真的，我觉得这种追究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对历史没有研究，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希望多一些事实判断，少一些价值判断，多一份宽容，少一分责备而已。
家园 其实郭老的腰，早在66年前就已经软了 陈明远是郭沫若沫若的两个儿子即郭世英、郭民英的朋友，比郭沫若小近半个世纪，然而他们两却成了忘年交。通过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另一面。1963年5月5日的信中郭沫若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他是知道自己文学作品的价值，可是毛泽东曾在给他的一首诗中批评道“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所以在文革中不曾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说过：我文章都要烧掉，大有洗心革面之势，然而他内心痛苦在当时也许只有陈明远一人能读到。
大跃进中全国大放“卫星”，郭沫若有首诗中说“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又云：“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可是他内心是很清楚的，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1965年9月20日郭沫若在信中说：“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在运动中他的应时诗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自己其实已成了他在信所指责的那类为人所不齿的人物了，这正是悲剧的开始。
他是一个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物，所以在文革开始前，他就有了引退之意。1965年12月22日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名人有时命也苦，你想清闲也不行。其实他已心力交瘁了。他不再是当年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了。如果他真的如愿以偿，那正应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诗意了。那我们也许对文革的剧残酷性，要少了一份了解。
家园 是啊，还有这句 “郭如决绝地走了傅雷的路也未必不是支持”对人的要求太高了，试问又有几人可以拍拍胸脯说自己可以做到，自然这句是针对丁兄中说郭不死是为了对周的支持的，可是既然活着也能对周支持，为什么一定要死呢？谁的生命都是珍贵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去死？心里有点不能接受胡笳兄的观点。
- 复 是啊，还有这句
家园 兄台误解了 那句话并不是要求郭走傅雷的路，而是反证——并非郭非得在台上不被打到才是支持，所以后面还特别说明了，只有郭卖身投靠反戈一击才是不支持。
我多处将胡风傅雷并列，就是为了表明强项和以身殉都是儒者风骨，自污虽远较叛卖为强，但与强项和身殉确实不如。
这个说法，并非“要求别人去死”，只是将几种应对大难的方法并列，分个高下而已。
如果这种说法，导致有朋友误解为胡笳“非得要求别人去死”，那实在是太遗憾了，胡笳为自己笔拙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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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为免误解计，将原文中——
因此，郭不倒固然是对周的支持，郭如决绝地走了傅雷的路也未必不是支持，只有郭卖身投靠反戈一击才不是支持。，改为——
因此，郭不倒固然是对周的支持，郭如强项似胡风或者决绝地走了傅雷的路也未必不是支持，只有郭卖身投靠反戈一击才不是支持。
家园 唉，这中间有些隐情——兄台还不知道啊。 1.郭这个人，热情洋溢，——我说他得亦如此，失亦如此。不是这样，写不出《女神》、《天狗》，另外，不是这样，也不会如此毁誉参半。——我们的国民性还是比较内敛的，像鲁迅这样文风深沉的，像胡适这样胸有城府的，像梁实秋这样会摆pose的，第一观感上就不像郭吃亏。
郭的性情，语言，——到今天都不是主流。抗战时期，他功名很好，劝周作人，能写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你能南下，换我千百个都值——他和周作人还没啥交情，你再读胡适怎么劝老朋友的，胡适绝不会如此“低到尘埃里去”，不管学术圈混还是政治圈混，如此不矜持的人，那真是少见的。多是收敛自重的人。杨绛在《我们仨》里写到胡乔木，知识分子和高层交往的人，不少；不过大家都是善于曲笔、收敛的人，郭沫若的语言、性情，却容易沦为话柄。一叹。就品格上，梁实秋是绝对比不上郭沫若的。大约只有李敖这样的狠主，才能说出：他先靠胡适，好像有些胆量，后靠张君劢，能讲几句话，然后到了台湾，就乖得不行了。——历史上的彰显和隐形，有时也是无奈的事情。：）
2.（我喜欢把重要的放在后面讲。）你没有注意到历史学家们的遭遇？
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是新史学三家。这三个人，史观都是倾向马列，但尚不能符合“整合”背景的。毛公要改造思想，改造史观，——无此不能改变国民精神，可是这必然也是残酷的事业。这些人首当其冲，压力非同一般。
《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文革”之初，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谢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页）——范文澜果然是通史者，吴晗可不就是受害于此？唉。吴晗之死，亦陪于政治。毛让彭真处理吴晗一事，彭真若骂上几句，吴晗的命可能也就留住了。这本来就是给彭机会，让彭选择站队，——彭是刘派大将，还很坚定，不肯批吴晗，吴晗就惨了。
范文澜死于1969年。
毛公一向不主张消灭对手肉体的，主张思想教育的。俞平伯（-1990）的“红楼”，马寅初（-1982）的人口政策，梁漱溟（-1988）这些挨批抬杠的，都挺长寿，——我得说一声，既然毛立志改造人精神，那么“历史学家”就是高危行业了。这批左派历史学家，其实是最危险的。那些“资产阶级专家”还可能放松些，——这些人连“落伍”的借口都没有了。
翦伯赞死于1968年。通史者便不会很傻很天真，章伯钧很佩服地说过，“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说实话，翦伯赞就深度就政治意识而言，肯定高于章。然而翦却死了——“历史专家”那时可是高危区，文学家画家经济学家甚至章这样所谓玩政治的，都没这么危险。翦伯赞之死，好奇的不妨去搜。唉。翦伯赞自杀，倒帮了冯友兰诸人一把。从监禁中被放回家中了，其原因“也许是怕我们也自杀吧”。随即毛泽东委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致意，冯友兰赶紧“写了一封信，还作了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这首诗说：“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若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周一良也回忆说：“红卫兵把我们身边的剪子、小刀以至剃须保险刀都收缴了去……”
在这样的史观整合中，写过《十批判书》的郭沫若怎会没有压力呢？
郭沫若人到中年，对人物的理解便比较到位了。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十批判书》中的某些观点：
“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
……呵呵。要重塑国民，毛便会尊法批孔。——那郭，就很不妙了。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1964年6月，毛泽东又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作了发挥：“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大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1973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五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挺有名的，郭沫若的处境如何，放在怎样的火上烤，我们今日不妨好好想想。郭沫若求做干校钱钟书，恐也不可得。
范文澜替人出主意，“自污”才能保全。——郭沫若，这位史学大家，不会不知。丁侃兄所说的“自污”可能，确有几分合理之处。
说实话，他也感受到毛这位新法家及其事业的魅力，——恐怕他对毛、对秦始皇的观点后来确和40年代不同。
四人帮都倒了，——1977年他对毛的评价却是：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
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
四匹跳梁潜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
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
有些事情真的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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