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浊浪淘沙尽 - 二十年前的事 -- 庄户人家

(中国工人网编辑)

198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价格闯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600元。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率、外汇汇率都是双轨的。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价格闯关还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

　　在社会不满增加的情况下，自由化分子空前活跃起来，指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自1988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方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和政治活动家。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12月7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20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进入1989年，自由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起、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33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3月8日，王淦昌、许良英等42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在这样的气候下，青年思想受到相当大的影响，1989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50.2%；21.8%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12.3%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釆，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

四、八九运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4月18日，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提出七点要求：第一，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即否定1987年1月对胡的批评)；第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第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第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第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第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后来提出要与李鹏对话。有工作人员出来接受了请愿书，但没有人对话。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一些人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北大的大字报上，有人提出“唤起工人大哥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明确目标，不要四面出击”，核心是“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自由，要民主”。20日新华门清场，100多名学生被强行带上公车。21日吾尔开希等提出罢课主张，要废除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权力，各校相继出现一些临时的学生组织。25日，有些学校出现占领校广播站的事情，这天成立了“高校临时委员会”。

　　4月25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即“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同一天，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召开《民主的困惑》讨论会，严家其说：“动乱是缺乏民主造成的，因为人民的呼声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不是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都平反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温1976年是有意义的。今天社论的起草人还是1976年起草那个社论的人。”远志明说：“到什么时候了？还学术、学术。我们应当行动!”自由派头面人物纷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到各大学演讲，鼓吹“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4·26”社论发表后发上引发强烈反弹，学生游行，要求撤销社论，认为不是“动乱”。各校纷纷集会、抗议，都贴出大宇报，其中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4月27日，几万学生游行，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游行时也改变了策略，攻击、谩骂不见了，换之以“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消除腐败，打倒官倒”、“和平请愿，反对动乱”等。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与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座谈，但双方在社论的结论上互不相让，王丹等人不承认这次对话。

　　5月3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70周年讲话，学生反应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5月4日，游行的学生由4.27的3万多下降到不足2万，口号有“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游行结束，很多人开始对运动厌倦，打算复课。当天下午，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讲到：“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随后这个讲话在电视上播了三天。学生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李先念听了“亚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亚行讲话”。5月8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第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第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第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第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第五，司法独立；第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后经过删改，5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一版以人大常委八次会议议程形式发表。

　　5月6日，23所高校的学生签名，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奉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5月8日下午3时左右前来听取答复)。”但政府只愿意同全国学联、学生会对话，不愿意同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因此，对话的事一直拖延下去。在学潮渐息的情况下，有人出新招：绝食。目的有：第一，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第二，促使政府与学生对话；第三，促进民主化进程。5月13日，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绝食口号是：“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持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绝食的学生由开始的三四百人发展到三千多人。从5月初开始，报纸、电视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天津5000多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接连几天都是一两百万人的大游行，除了学生，工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门。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海关总署、国务院直属机关、国家体改委等。这些单位的职工都打着写着这些机关名称的巨幅横标，特别引人注目。如海关总署的大横标写着“官倒走私铁证如山”，有很大的震撼力。其他口号还有：“工人工人，学生后盾；总理不理，工人不许”“白猫抓权 黑猫抓钱—35中教师”“官倒不倒，人民不饶”“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中国专利营养秘方：50少年，60青年，70中年，80正当年—中国专利局”等。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赵对戈氏说：“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此后，游行中攻击邓小平的横幅增多，例如“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等口号。5月17日，北京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模空前，全国除北京以外还有27个城市的170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薄一波到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5月18日，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已有几百名被送往医院。北京出现几十万人大游行，产业工人居多，同一天，外地上街游行的学生超过了50万。5月19日，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上看望学生，李鹏讲：“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对学生说：“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天安门出现署名为“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首都工人宣言》的传单，称“要中央接受绝食学生得来那两条要求，否则24小时全市工人罢工。”

　　矛盾越来越激化，邓小平决定出动军队，19日晚上决定对北京实施戒严。但是，从5月19日宣布戒严时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市民自发去堵截军队，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口都设有路障。军车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围住，群众为战士念《科技日报》上报道学生绝食的文章，和战士谈话，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还有的向战士讲述党内腐败现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5月20日，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提出了“还我紫阳”的口号，搞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职务。群众大规模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地铁出口都被学生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当晚广场上，“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等队伍排列整齐开进了广场。5月21日，高自联对“是否撤离天安门”进行投票，主张撤离的占多数。但由于幕后人物的干预，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成立了临时指挥部。5月22日，丰台区大井附近群众和武警发生冲突，武警试图驱散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下午“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出现在广场上。5月23-25日，游行继续，口号变成：“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罢免李鹏”等。5月25日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播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5月26日，北京学生大部分撤离广场，把地方留给外地的进京学生。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当天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话：“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1]5月29日，部分学生开始复课，也有很多高校提前放假。但是广场上出现了香港“捐送”的帐篷和民主女神像。5月30日，“筹委会”广播站称，公安部门抓了“工自联”一名负责人，于是北大约200人去游行，但响应者寥寥。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一、动员学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二、对幕后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三、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四、加强舆论导向；五、共产党员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126所外地大学的学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6月2日，刘晓波、侯德健等四人到广场上搞第二轮的绝食，吸引来上万人围观。

　　6月3日晚，北京电视台反复广播市政府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当晚，部队向市区开进。11时，部队接到命令可以鸣枪示警，强行开进。有的地方还释放了催泪弹。6月4日凌晨4：30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5：30结束，清场中开枪是为了打掉指挥部的喇叭，期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6月6日，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近300。6月8日，北京已经平静，部队开始清除路障，打扫垃圾。[2]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认为“426”以前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邓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为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3]6月23日到24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赵紫阳职务。

五、基本结论

　　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关于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在评价1848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工人的六月起义时写道：“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在1780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4]

　　改革开放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同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相似，他们高呼“法制”的口号，取消了大民主，反对群众自我组织，实行物质刺激与政治冷淡主义，拱手将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政治热情送给了自由派。

　　学生运动本身并不是反社会主义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1956年石家庄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组织示威游行，甚至打出了“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反动口号。在70个学生代表中赞同反党口号的只有十几个，另外五十几个人反对；在四千学生里头，大部分都不赞成。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学生的主体是拥护共产党、赞同社会主义的。正如毛所说：“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5]八九运动也是如此，尽管一小部分学生领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但学生运动的要求与少数自由化分子的要求截然不同。从“4·18”伊始，学生提出的要求就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要求民主权力，这些权力要求普通民众能够参与政治活动，大多属于大民主的范围。其中“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直接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现在反而再次成了左派的口号。“4·26”以后，学生运动方向更加明确，变为反腐败、反官倒，也提出了拥护共产党的鲜明口号，但此时当权派坚持“4·26”立场不变，使赵紫阳等投机分子捞足了政治资本。“5·13”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其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这并没有影响运动的主导方向，随着工人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的广泛参与，运动的对象鲜明的指向了官僚主义者和特权阶级，群众要求惩治官倒、要求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

“5·19”宣布戒严以后，北京的市民空前动员起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阻滞军队长达半月时间，而此时学生运动已经逐渐步入低潮，工农群众成为运动主体。如果这一运动不被镇压，可以想象，运动目标都会更多地体现普通工农群众的要求，其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和反官僚主义。毛早就指出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大民主”对付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付的是阶级敌人，“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6]而群众的觉醒与组织，正是特权者所害怕的。从改革派的角度看，“稳定压倒一切”，当底层群众从5月开始广泛参与运动时，邓就下定决心出动军队进行镇压。

　　80年代的老左派也是秩序派的

80年代的群众运动(中国工人网编辑)

　　对于80年代的群众运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左派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当及早清理整顿；有的右派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的体现，应当予以颂扬。针对左右种种不同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采取何种观点，始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本文从两种群众观的视角，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分析。

一、两种群众观

　　毛泽东始终相信并重视群众在社会政治变革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高度重视有组织的群众的力量，“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革命战争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和平年代，“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3]“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4]不仅如此，毛泽东始终倡导、坚持和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将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作为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武器。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5]在文革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只有利用群众运动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对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毛泽东并不推崇，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识，增强团结，才能克服群众运动这一弊端。群众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能够避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集体无序性，从而引导运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反对物质刺激和个人主义，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集体主义思想来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持下，面临着罕见的、艰难的自然条件，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如期修建完成成昆铁路和坦赞铁路，创造了人间奇迹。[6]

　　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和基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由于各级党团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少数“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得到可乘之机，利用文革的群众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7]文革后当权派坚决抛弃了群众运动的做法。邓小平在1980年说：“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8]“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

　　那么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治腐败问题呢？改革派认为其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封建主义思想是滋生官僚主义和集权现象的历史根源，主要靠加强“民主与法制”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0]邓解决官僚主义和特权化的问题，主要靠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对于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1]“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12]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廉政建设的同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强调法制化的同时，群众监督被架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3]；同时，群众对党组织不再有监督的权力，“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14]，监督体系中第一位的是“党的监督”，第二位是“群众的监督”，第三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15]。改革派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社会主义“民主”是服从于“秩序”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6]。

　　69年“大联合”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各类群众组织被整合、撤销。文革后期，老干部复出，旧有秩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以后，群众组织和民主权力被进一步否定。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在人大常委们一边倒的赞同声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理由是“四大”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等。1982年修订《宪法》，正式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四大”的自由，强化法制秩序，加强对群众的纪律教育。

二、胡耀邦对几次学潮的处理

　　《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由于刊登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等问题，遭到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查禁。汪东兴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一排矮墙上，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自此，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青年还自发地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形成了“西单民主墙”现象。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后，引起当权派的不满。魏京生公然宣扬党中央是一个政治骗子大集团，还鼓动外地上访人员到新华门请愿，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每次活动都给美国总统写信。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邓就借故逮捕了魏京生。胡耀邦在1979年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胡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绩伟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事后胡绩伟向胡耀邦介绍了想法，胡耀邦表示赞同，并在月坛公园进行试点。

　　胡耀邦等人的“民主观”同老左派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别。胡认为“四大”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煽动无知的群众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这一点，在当权派中，无论左、中、右，都是毫无异议的。但在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双方观点尖锐对立，胡更倾向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而邓、老左派等人坚决反对。例如对于言论自由，胡等人认为不应取消，例如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当允许在单位内部或指定的“民主公园”内张贴。而邓、老左派则将其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坚决取缔。邓说：“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O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17]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日贸易逆差大增，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对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引发“九一八”学潮。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此后，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胡耀邦提出“对话”的方针，要求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

　　自70年代后期起，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社会上、尤其在大学中逐渐泛滥。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宣传马列主义过时。1985年12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署名马丁的文章《当前我国经济研究的三个转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结为《资本论》，又把《资本论》归结为批判经济学，提出要从批判经济学转到建设经济学。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的文章，认为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秦柳方上书向中央揭发理论界自由化，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在官方的鼓励和纵容下，80年代中后期以后，“洋教条”兴起，新自由主义通过各种出版物、讲坛或论坛、研究机构等开始大范围传播,否定马克思主义、鼓吹全盘西化成为大学校园中新的时尚。改革开放本身以政治冷淡主义为导向，鼓励关注个人与“自我”，西方各类政治学说正迎合了这一点，将精英思想灌输给积极关注政治的学生，由此形成80年代群众运动的特殊性，即历次学潮的领导者大都是由自由派分子领导的。在“九一八”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少数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增强了保守派的担忧和疑虑。邓小平在学潮期间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18]

　　学潮平息以后，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1986年4月，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4月12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政策；4月22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同时，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组织召开大文化战略讨论会，武汉也组织类似讨论会。在“三宽”方针下，各种自由化观点出笼，宣扬其他学说应当同和平竞争、百家争鸣。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19]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0]7月12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雅鲁泽尔斯基、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谈话等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6年有一个大升级，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出来了。90年代以来有些人提出的东西，其实并不新，86年前后都能找到。温元凯、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到处散布谬论，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趋同”。这些人受到胡、赵等人的保护，到处作报告，畅通无阻。到各个院校作报告，受到热烈追捧，方励之被称为“中国的萨克洛夫”，刘宾雁被捧为“中国的良心”。有一次刘宾雁去天津大学作报告，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1986年8月7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1986年7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潮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86年11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12月1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12月4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8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12月5日下午,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12月9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2000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

　　北京在12月1O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23日，清华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为了制止游行，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10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