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否定满清动摇国本，否定毛主席动摇党本 -- 味之素

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中，列宁在谈到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被提到显著地位的原因时写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于这种情况和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最近已经作了阐明（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斯大林的论文）。”（《列宁全集》第19卷第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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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节选）

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同时国内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05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连年饥荒之后的几次丰收和接着到来的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发展，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情形在边疆地区尤其显著。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结合的过程。于是这些民族必然要行动起来……

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在这方面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各种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民族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杜马及其选举运动和政治集团给各个民族的活跃造成了新的机会，给各个民族的动员提供了新的广阔场所。

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由于边疆地区“爱好自由”而对它进行报复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击浪潮，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注：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的大伊斯兰主义（注：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想。），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没有教养的人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同普遍的“时疫”隔离。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愈汹涌，社会民主党争取俄国各民族无产者友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各边疆地区直接接触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需要有特别的坚定性。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扎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奥地利）和杜马（俄国）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地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注：只捉不放　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中描写一个名叫梅穆列佐夫的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 “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携手并进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

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约·施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第33页）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他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同起来，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迁就民族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