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计生贴]今天才知道马寅初 -- 真狼

文汇报1957年4月27日 杨重野

“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马寅初先生在接见记者的时候首先就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说：“你想，1953年6月30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以我的估计，人口增殖率不止千分之二十五，而是千分之三十，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我们常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口众多正是我们的骄傲条件之一，现在怎么倒成了问题呢?

我们的老教授说：“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死亡遍野，乞丐满天下。”

马老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他说：“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陈云同志是管米的，他当然对这个问题很清楚，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

马寅初教授认为这个问题过去不谈，教条主义从中作崇也发生了影响。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马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小组会议通不过，有人说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他那篇发言稿子一直到今天还压在那儿。

马老说：“时间过了两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马老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马老主张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而且这还不够，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

他说：“赫鲁晓夫曾经说过一个家庭最好只有三个孩子，苏联地大、人少，他们的耕地面积和我国比是二点二比一，而人口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用数学计算，我们比他们大六倍，他们主张三个，我们只能有两个。”

马老说，他个人的主张是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就以征来的税款作奖金，国家的预算上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这样的主张会不会有人反对呢?马老认为一定会有。事情总是这样的。过去北京就有一些顽固的老人，他们认为北京街头的牌坊一个也不能拆，城墙的豁口也不能开，现在豁口打开了，交通便利了，牌坊送到公园安装起来了，这又有什么不好。

他说，年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在场的科学家都赞成，非科学家有人反对，有人守中立。他认为不管赞成或反对，只要有道理，可以听，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见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马老很气愤地说：“这种人在那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接着马老回到本题上说，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票对折使用，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人口多了，疾病、瘟疫都来了，粮食不够吃要闹事，马老拍拍肚子说：“毛病就出在这里，六亿五千万人要吃啊，有人说猪食不够，人要吃饱还有问题呢，还谈得到猪吗?”

“我们不是有很多荒地可以开垦吗?开荒不是可以容纳大量的人口吗?”记者问。

“是的，我们有不少荒地，”马老说，“但是数量并不那么多，我们的耕地只有十六亿市亩，生荒地只有十五亿市亩，加在一起只有二亿公顷多一点，而且不是所有的荒地都能开垦，譬如荒山。说实在的，开荒又谈何容易。”

马老说，大量开荒需要拖拉机，拖拉机从那里来?即使说我们能造拖拉机，也不能把铜铁都用在拖拉机上；有了拖拉机，也不顶事，拖拉机要喝，汽油从哪儿来?玉门石油矿因为缺少钢板水泥和木料，不能扩建，就是有了这三项材料，运输也成问题。现在从石家庄、郑州往西的铁路线上货物到处都堆满了，运输能力不够，都囤在那儿了。另外开荒要人，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医院，设学校，还需要大卡车，火车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去，而且有些地方有地方病，有人去了，不服水土，抗不了。

马老认为人口问题不仅是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他举例子说，一辆大板车过桥，要十来个人前拉后推，哼呀哼呀地，拉的人脑袋都要碰着地了，干吗不用机器，一推就上去呢?我们要给他们技术，给他们知识，有了机器，一千人做的苦工，只要一个人操纵机器就够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九百九十九人做什么呢，那里去找那九百九十九部机器呢?

马老说：“也许有人想过，将来自动化了，生产力提高了，每人每天做两小时工作就够了。这个想法很美丽，可是空下来的时间做什么，读书吗?有很多人连扫盲过程都没经过，书也读不懂，中国现在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还不能阅读。好，即使能读书，教员在那儿，书在那儿，纸张这么贵。”

马老接着说：“我们总的情况是劳力多，资金少。资金少，投资就少，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自动化，所以现在安插人是第一，大型工业不要多，可以因地制宜，多搞一些中小型工业，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办法。”

马老再次地提出来必须计划生育和控制生育，我们既然认识教育是国家的事情，那末生育同样是国家的事情。我国的经济是由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私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的社会是集体的社会，集体的社会要有集体的生活，因此不能够认为结婚生孩子，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牵涉到我们的集体利益。

“那么你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看法怎样?”记者问。

马老答道：“马尔萨斯的理论肯定是反动的。他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这一点，没有错。但是他说粮食按算术级数增加，就不对了。粮食也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

他举出我国的例子，人口增加率是千分之三十，粮食增加率几年来是千分之四十到五十，可见粮食增加得快，但是粮食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成为问题的。

他认为马尔萨斯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我们是为人民，为了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我们不要战争，更不能想像用战争来消灭人，我们从爱人出发，要我们的人生活得幸福和繁荣。

最后马老谈到他对刮子宫和人工流产的看法。他说：“邵力老赞成，我可反对。这对母亲的身体影响很大。”他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而且马老认为这样做，也是犯罪行为。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了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他说：“如果一提倡，医院就得专门搞刮子宫了，别的病不用看了，我们那有那末多医生和床位呀?再说提倡人工流产就会冲淡迟婚的宣传，男性觉得反正可以刮子宫，就更无顾忌了。”

马老非常兴奋。他同记者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英明。自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后，过去多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谈了，可以想见今后学术界的繁荣和兴旺，他顾意把这个问题摊开来，提供大家研究、讨论。

（1958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积向大会提出《新人口论》，其目的，在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我只谈下列两点，就是：一、节制生育；二、文化技术下乡。

一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节制生育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农民也开始逐步认识到节育是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关于节制生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1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底，全国每天在水利工程战线上从事劳动的农民，自10月份二三千万，11月份的六七千万，又上升到今年1月份的1亿左右。按每人劳动120天计算，共有120亿个劳动日。以每个劳动日平均工资按0．6元计算，农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资金已有72亿元。现在人数还在增加，工作尚在进行。当然这72亿元所创造的财富当大大地超过此数，而且是无可估计的。这是直接的影响。这笔钱若不投入生产。而留在农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丧、迷信、赌博等等，容易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这就是我所谓间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赵文甫先生在这次发言中指出，许多男女青年为了实现水利化，自愿推迟了结婚时间。辽宁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发言中也说，打算在春节结婚的工人，纷纷给女方写信，推迟结婚期。这两位代表的发言，足以证明吾言之不误。所以我说关于节制生育一点，党和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一日在和平大会讲演时由陈翰笙先生介绍他与我交谈，他对我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党和这佯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说出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不仅党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地方和全国的人民代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年1月5日、6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办法，如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李永等8位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的结婚年龄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把这个提案交由常务委员会交法案委员会研究。法案委员会认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应当在群众中加强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愿地推迟结婚年龄。”在群众不了解早婚的害处和迟婚的好处以前，结婚年龄现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认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党和政府已经着手做了，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试问农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中作为第二十九条。这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的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1年就增加52人，需要消费粮食3．1万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27斤才能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节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400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30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帐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1年要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那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害处来。生过6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候做活回来，娃娃没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200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1，000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育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