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诗文独立古今间”的狂士金堡 -- 古城老农
家园 是不是漏了个工商税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不说说说而已的，明 末有些收取商税的记载已经不是搞笑可以形容的了
家园 兄弟说的中肯，就提一点，厘金制度 这个制度是曾国藩搞出来的，实际上成为地方脱离中央控制的滥觞，湘淮军是民国军阀割据的祖宗，基础就是这个厘金制度。当年东南互保的底气也是这个，而且清廷还无话可说
家园 的确如此。 湘军属于私营军队，手里有枪炮，背后有粮台(资金来源：本省的土地税、厘金、捐纳、外省的协饷等等）。军火或自己生产，或自行采购。只要朝廷给一个总督或巡抚官印，别的一切自行搞定，没有这个官印，也能支持个3年5载。
而明代则财权、事权始终集中在中央。地方的财富则集中在若干诸侯王以及大官僚手里。天下大乱之时，个别明白事理的诸侯王如周王，能出私帑犒军，而大多数诸侯王则持守财奴态度。如福王临死也不可分家财给守城的士兵，导致李自成攻破城池。楚王拒绝给左良玉提供兵饷，左良玉一怒抢劫武昌的漕粮盐舶。
如果说左良玉靠抢，那么得到孙传庭则靠朝廷给的实权整顿地方财政筹饷。陕西士大夫集体上书，请求朝廷委派孙朝廷巡抚陕西。崇祯答应了士大夫的请求，把孙从监狱里放了出来。长安周围军队名额2．4万，田地二万余项，但实际上田地全被豪门侵夺，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这里后，经过治理，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孙传庭军是朝廷在中原最后一只可靠的军事力量。
当时兵部尚书侯洵（东林党）认为河南已彻底乱掉，人口大批死亡，遍地无人区，粮食生产全部破坏，根本养活不了李自成的大军，官军如进攻也会因缺乏粮食乱掉。因此主张周边官军坚守，待李自成因饥饿转向周边进攻时，官军乘其后。但崇祯不听，促半官半匪的左良玉和刚刚成军的孙传庭进军。左良玉没有信心。一则在朱仙镇被李自成击败过，二则缺粮饷。他只是象征性地派了5000人北上。崇祯帝把侯洵逮捕，关进死牢。孙传庭是读书人，忠于朝廷，在崇祯一再催促之下，只好出兵。
复社诗人吴梅村写道（也是东林党）
“急传使者上都来，夜半星侈马流汗.
覆辙宁堪似往年，催军还用松山箭.
尚书得诏初呻吟，撅起长刀忽长叹
古来得失由谁算？我今不死非英雄! "
如侯洵所预料，孙传庭入豫后因粮食供应断绝而全军覆没。李自成大军先入潼关，后挥师北上，再无牵挂。崇祯帝吊死煤山。
观明史，东林党无非夹在刚愎自用的皇帝和半兵半匪的官军之间的三明治而已。孙传庭有土而有军，有点湘军的意思，可惜陕西人太实在，太忠于朝廷了。象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压根没提忠于满清皇帝这等枝节小事，而是通篇孔孟卫道士的口吻。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逃亡热河，急招湘军派出鲍超这样的猛将勤王，曾国藩反而采用李鸿章计策，让皇帝在胡林翼和他之间择一人统军北上。文书每次往来十天半个月，恭王和议已成。曾国藩也就不用北上了。所以曾国藩是个实用主义的哲学家，能成事。
通宝推：西瓜子,- 复 的确如此。
家园 八国联军时的李鸿章也是同样啊 联合张之洞等大员搞东南互保，让满洲朝廷去折腾，避免了整个中国陷入战火之中
即使北方坐镇山东的袁世凯也同样是按兵不动
以实际行动看，这一干＂中兴名臣＂真的是一直在坚持满洲人后来意识到的＂保中国不保大清＂
- 复 的确如此。
家园 兄弟高才，有空写写明末的事情 家园 关于明末历史（已全部写完） 顾诚的看法是比较精准的。写专贴不必了，随口扯几句吧：
（1）讨论的起点是明朝统治有很强的合法性。
a.朱元璋驱逐鞑虏、复我汉唐旧邦，具有很强的民族革命色彩。
b.读书人支持明朝--蒙古人信奉的是有奶就是娘，最不理解的是取义成仁之类的气节，尤其还被文天祥的气场吓怕了，总觉得汉族士大夫不可靠，就大量引入色目人（即中亚的穆斯林）取代其位置。汉族士大夫沦为“八娼九儒十丐”的境界，改去写元曲了。朱元璋造反，读书人投靠如雨骈集。朱元璋实现了科举制度规模化、标准化（八股），这对中下层读书人是很有利的。
c.老百姓也喜欢朱元璋，原因在于朱元璋对官员非常狠，有贪污60两即剥皮的说法。几次所谓的谋反及贪污案件，株连杀了好几万人，官员上班都要先和家里人诀别一番。当官的越痛苦，老百姓越幸福。
d.恢复以农为本，商人和地方豪强被下重手打击。
e.朱元璋和朱棣都是军事统帅，牢牢抑制住了将领，使之置于朝廷和文官控制之下。明朝拨付了大量土地给军队屯田，这样政府养了非常庞大的军队，费用却很低。军队大体是忠诚的，未出现藩镇祸，直到明末军队远距离调动却不能发军饷，士兵挨饿，才出现多起兵变现象。
f.朱元璋鉴于元朝奸相阿合马（色目人）误国，就停设了宰相一职，皇帝直接对六部和地方官。
g.朱元璋很勤奋，不仅颁布了详细的法律，连政府各种文书格式都替子孙准备好了，只要子孙不完全白痴，能识字填表格就能维持下去。
h.制定了供养朱家龙子龙孙的办法。
总之，明朝前期处于一种强势、自信、稳定的状态。
（2）强势、自信、稳定的副作用
a.皇帝强势，就不尊重士大夫，动辄廷杖；士大夫不体谅皇帝，把枝节小事演绎成大风波（大议礼）。皇帝和文官集团的互不信任，在东汉演绎为宦官祸，在明朝则比宦官祸更进一步，变成宦官操纵的特务政治（但明朝始终没有外戚祸，这是宋代理学家的功劳）。皇帝和文官集团关系比较好的时期，都是政治、经济、财政、军事迅速改善的时期。
b.朱元璋朱棣之后，皇帝普遍管不来事，就设立内阁。内阁首辅成为事实的宰相。但六部与内阁是割裂的，首辅又缺乏宰相那种授权式的人事权和处置权，必须依赖皇帝的朱批。如果皇帝忙于个人追求（比如当木匠、自助游、寻仙问道、荒淫），皇权实际上就落在司礼监或者皇帝的伴游者手里。连张居正都必须依靠司礼太监才能握紧权柄。朱元璋取消宰相的目的是为了避免agency problem，但随着“宰相”这个职业化的代理人被削弱，“太监”或者皇帝身边的伴游就成了皇权的业余代理人，proxy cost反而更突出。
b.八股式的科举虽然为下品寒门开启了仕进之门，这样政权参与基础广泛，比较稳固。但这些苦读教课书的书生钱谷不知，刑名不知，兵事不知，没有半科举、半世袭的唐宋士大夫那种职业素养。朝廷只能在其中择优入翰林院再教育，而翰林院只能确保中央政府机构的人才供应质量，地方管理就不幸弱化了，为胥吏（即师爷、书办们）鱼肉乡里开启了大门--盛世是需要大批优秀“两千石”管理的。
c.将领许多是世袭的，地位不高，把主要精力放在侵夺屯田土地和士兵上。兵多而不精。士兵出征塞外时有时连裤子都没有，光腚寒冬扫蒙古，尤可怜。
d.税收以农业税为主，且把税务负担压在升斗小民身上。在一个区域内，如果有人逃亡，则税负转嫁到他的邻居身上去。这样的好处是，税务总额能够确保。坏处是，如果有大量逃亡，就会逼迫所以的人一起逃亡。
e.供养皇族耗费了大量田产（以百万顷计）和税收，朱家子孙却仍有饿死者。这些人完全是明朝的负资产（fucking liabilities)。
（3）明朝末年的政治局面
a.中央集权依然非常稳固。除了左良玉、贺人龙之外，其余将领都能指挥得动。孙传庭按朝廷旨意杀了贺人龙。左良玉兵多，有钱就听话出战，没钱就自己抢粮抢钱财。众多优秀且听话的将领们都被崇祯帝要么逮捕，要么逼死了，还有凌迟的。能干且听话的都死了，剩下的（要么蠢蛋，要么不听话），留给南明，留下军阀骄纵，皇帝失权的伏笔。
b.既然集权仍稳固，那意味着财权依然归中央。但这是大坏事。比如孙传庭有权整顿军屯土地，而其余军费就只能等待户部拨付--地方榨几层，户部榨一道，军队多少也腐败一些。多一道手，百姓负担就加重许多，而军队可获得资源就少许多。如果能委派相对廉洁的粮台（如清末湘军粮台）和税务（如左宗棠做巡抚师爷管理湖南税务，湖南百姓负担不加重的情况下，以一农业省之税，居然支持了湘军前期东征西讨好几年），则反之。再举例，TG开国之初，财政基本杜绝贪污现象，可以一面派出百万大军在朝鲜与美国开战，财政还有余力筹集资金搞内地建设，财政总收入比蒋介石的全盛时期都高几倍，保持迅速增长而有效地控制了赤字规模，可谓神奇。
c.经济土崩。
所谓土崩，就是良民无法当良民，只好造反了。崇祯帝多次加税。卢象升建议民纳银五两以上者才承担加税，意思是把税负转移到土地大户头上去。但杨嗣昌和崇祯帝的决策是均摊。均摊加税导致土地抛荒，民众逃亡。而剩余的民众必须加倍承担税额，只好跟着一起逃亡。荒年大量农民逃亡，意味着农民起义军有无穷的人力补充，还意味着粮价飞涨，通货膨胀之下，政府必须支出更多的军费，这些军费必须从其余的良民那里榨取，把为数不多的良民也逼成匪。天下患土崩而不患瓦解，到了这个时候，明朝的合法性已挥霍掉了。
待中原成了无人区，东南与西北道路不通，京城至湖广须绕道转寄，即东南筹措银子，中原农业生产已中断，根本无物资可供应，这些银子带不来任何军事胜利，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已。
d.经济土崩的后果
经济土崩对明朝和大顺政权都带来了严重后果。明朝已无有效的税收手段，大顺则依靠抢掠地主豪强维持。明朝从这帮守财奴中榨不出钱，但大顺军能，所以大顺军财政状况比明军好一些。
但打土豪的副作用很多。
首先，打土豪是以分浮财为主。相对于土地的价值而言，浮财是非常有限的。打下一个地方，军队可以分得几个月的军需，贫民可以分得一两个月粮食，两个月之后怎么办？土豪虽然贪酷好利，毕竟是生产的组织者，浮财一分，兵荒马乱之中，土地的生产价值大大降低了，农业更难恢复。
其次，打土豪之后，假如分田地，农民一般而言会更有兴趣投入生产，这样经济会恢复。但明末有一个特点是农民大量逃亡，土地抛荒严重，不缺耕地。所以明末不仅必须免税，还要借贷一些生产物资如耕牛、种子、口粮才能督促农民恢复生产。而李自成当了半辈子流贼，到了河南才有点建立根据地的意思。让他学习左宗棠又开荒又种柳的，怎么可能？根据左宗棠在甘肃的经验，无人区从移民到农业自给，至少需要2-3年时间。李自成没有这个耐心，他跑到北京去掠夺浮财了。
浮财的第三个缺点是moral hazard.一个贫民被逼为匪，忽而抢得千两白银，他还要继续卖命打仗？他自然更想跑回家想清福。军队越富裕，战斗力越低。只要通过建立根据地，提供低税政策获得稳定的税收来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就象TG。
大顺军掠夺浮财，充当军需，其余散给贫民，然后掠夺下一个地方--就象红军长征时做的，对建立稳固政权完全是有害的。即便在河南，其政策也粗放得很：完全免征税，但也不组织恢复农业生产。当大顺军主力进攻其它地方的时候，河南的情况是从一个准无人区向一个彻底的无人区转变。北京城是掠浮财的顶点，也是终点。
生产的恢复是在清朝实现的。清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湖广填四川，山西填河南。这是所谓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
顾诚认为李自成当与官僚、地主建立同盟，才能共同抵御满清。他认为李自成应把打击目标放在少数身家丰厚的皇族及宦官、大官僚身上，应与普通官员、地主、士绅建立联盟，完成政权的质变。李自成的失败恰恰因为其未完成质变。
这个看法是有见地的。坚持略浮财，未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农业生产，使军队不能获得稳固的根据地，还让汉族失去了缓和内部矛盾的最后机会，这说明李自成始终是一个破坏者而非建设者。
中国历史数千年朝代众多，农民起义频繁，但单纯均贫富性质、不带有民族革命色彩的农民起义基本都未获得合法性,全部失败。
农民起义建立全国政权的，有且仅有三个：1、刘邦（六国之中，楚最无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有向暴秦复六国之仇的成分）；2、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3、毛泽东（中央红军长征损失90%，腰带都煮吃了，哭着喊着爬着也要北上抗日。东渡黄河要抗日。西安事变抓了蒋介石不杀，要抗日。最终在国民党丢掉的地盘，尤其华北，建立了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遂得天下，成为民族领袖。张国焘一念之差，转回四川，是为流贼。）
其实这是有合理性的。
既然所有的统治者最终都要变质，均贫富无非是使今日的穷人中的暴民变成明日的压迫者而已。长期来看，零和游戏而已。故而，这些均贫富的人，最终都成了为别人做嫁衣的失败者。但民族革命是能带来长期、稳固的合法性的。反言之，背叛民族利益会瞬间彻底失去合法性的。
李自成是破坏者而非建设者，他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至于东林党，他们的勾当是标准的党争，毫无黑白是非可言。但把阉党说得比东林党还好，就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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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东南地区地主阶层有长期资助有希望考中的贫家子弟的传统，这些人子弟考中多数人都会回报自己恩主。而朝廷重臣中广置田庄的也不在少数。这就导致了任何有关丈量土地，增加税收的办法都被称为‘扰民，与民争利’，受到朝臣，士大夫的猛烈攻击。即使是张居正这样的名臣也难免人亡政息的命运。
明朝另外一个可以开源的税种是商业税，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明朝对外贸易茶叶，丝绸生产也掌握在大地主手中。这些人与大海商，海盗联合（有些自身就是大海商），长期参与合法或走私贸易，获得巨额利润。而明朝商业税只是洪武定下的三十税一，有提议增加商税的同样也逃不掉‘与民争利’的恶名。更何况大商人大宗货物交易根本不会上报，同样一两商税也不交。明朝尽管名义上禁海时间很长，但大明海疆上仍然非常热闹。只不过这贸易中流入中国的大量白银只有极少数进了大明国库。万历费尽心机，背上贪财，扰民的恶名，明朝商业税也只占总财政收入十分之一。这个大地主，大商人，官僚，士子的联合集团基本在明朝中后期政治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林党不过是他们支持的一个政治集团。
这样一个附在大明身上吸血的集团最终导致中央财政破产。明末朝廷内无钱赈济灾民，还要雪上加霜：崇祯裁掉驿站节省30万两白银，直接导致失业的驿卒李自成造反。对外没钱发给关外抵抗后金的部队，闹饷事件此起彼伏。最终内忧外患导致国家的垮台，这个集团也终于淹没在乱世之中。
附一个关于万历矿税的文章：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引进色目人是对的。要不中国今天的美女起码少三分之一。 这还不说色目人带来的各种外来文化和理念。起码我郑的年轻回民，我是大量接触过的。艺术天赋高的人多，女人做模特的多。
中国古代文明本来就有极多的成分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色目人入主中土，没什么不好的。
家园 这属于根本没搞清楚明的体制目标 有明一朝，是宋不抑兼并的反动，也就是说明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小地主和自耕农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从结果上看，也已经达成了目标，由于明科举的难度，又没有捐官，豪门地主很难成形和继承，科举一败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明后期完蛋因为中小地主之间也已经形成网络，形成了没有大地主的中小地主群紧密结合的实际土地垄断利益共同体，东林党即此团体政治代言人，另一个则是可继承的将门团体，这种团体成形，王朝就挂，与历朝土地兼并问题殊途同归，所以明熬的长，最后也是死在变相的土地问题上面。
家园 一声叹息， 哎...... 在河里已经好久没见这样扎实严肃的好文了。 园土兄只怕也是曲高和寡， 高处不胜寒吧？
怀念那时的西西河， 兼替老铁惋惜。
家园 有关税收的作用说几句 有老兄这篇在，有关明末的历史认知我已无从置喙，不过就税收的作用，还是想多说几句。
把税收解释为王朝资金的来源，问题不大，只是对于理解经济世界的奥秘却并无帮助。从普通人角度来说，直接把税收看做回收销毁货币更为明晰。
政府在经济问题上有两条线，其一是发行货币，兑现铸币税换取物资，其二是以税收等方式回收销毁货币。对于一个负责的政府来说，发行和回收应该达成一个平衡值，在明清时代，中国政府以实物银为货币，等于自己给自己套上一个负责的枷锁。因为作为货币的银总量有限，政府不可能使发钞偏离回收太远。因此在明清时代，尤其是明朝，把税收等同于政府支出基本没有大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期。
但是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时代地域，税收其实都和发钞的关系不大，甚至政府开支压根就不在乎那几块税收。尤其是现在的美国，你认为美国的税收能抵消直升机上飘洒下来的美元吗？我们当然知道美国销毁货币的主要手段是美国国债，另一个比较隐蔽的却是投行和对冲基金的盈利。五大投行的盈利其实代表的是这世界很多人的倾家荡产。这一问题推导下去是很有趣的，包括为什么世界经济一定要增长，金融风暴中的衍生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等等。
PS：其实明清确实不太怕“经济衰退”。
家园 五大投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把一些底层搞得越干越穷，越干越忙的境地，
反而支持政府增发货币，加大财政开支和赤字规模。
现在引领各国放水，炒热资源，粮食，教育等支出的努力，
也是对于各国中产和下层的一次盘剥。
犹太人以这个少的人口，操纵世界几百年，
也算是一个奇迹啊。
家园 税收可以脱离货币而单独存在，所以不宜用货币现象解释税收 比如唐朝的租庸调就跟货币没有关系。
税收简单的说就是政府把百姓手里的财富无偿拿走一部分用于维持政府的运作，跟创造货币或销毁货币没有必然关系。在金属货币时期，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并不一定由政府创造。汉朝初期就有诸侯国制造铜币。明朝的白银是通过民间外贸进入中国的，也不是明朝朝廷创造的。只有到了纸币时代，当中央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反例请参考清末民初时期），并且纸币与实物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通货膨胀才成为一种隐形税收。
家园 通货膨胀其实也是一种隐性税收 美元目前仍是世界货币，所以这个税收是对全世界的。
明朝和今天有一点根本区别。今天的中美都是农业大国，但不再是农业立国。而当时土地兼并之剧烈，税基之减少，税负之不公，今日难以想象。土地税把闾左之家逼上绝路，大批逃亡，导致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供给下降导致物价狂涨，军费也随着增长，倒逼再增加土地税，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或许国外白银的确在通过贸易流入中国。这个规模有多大尚不得而知，对通货膨胀有多大作用也不知道。如果对贸易征税，或者征矿税，相应减少农业税，或许情况会好一些。通货膨胀作为隐性税收，毕竟可以避免胥吏们再乘机加码，盘剥百姓。
开矿获取金银铜等有价值的金属，本身是有成本的。成本取决于养活矿工所需的农产品价格。天下未乱，物价不高之时，开矿是有利润的，可以提供税收。天下大乱之时开矿，本身就会自身难保，成为财政负担，大额矿税就谈不上了。
征收商业流转税倒是好途径。宋代的税收，商业流转税占了相当比重。但明朝为了长治久安，开国之时把打击商贾作为国策之一，是对元朝鼓励贸易的一种逆动，对基于商业的税收也不上心。
但是当时商人的财富完全不能与皇族、大官僚控制的财富相比。崇祯的岳父勉强拿出1万银子供军费，但大顺军从他家中搜出窖藏白银50多万两，还不算珍宝。福王的官邸造价就达到28万两，库存金银细软大顺军派了几千辆大车，拉了几天都拉不完。这种大官僚，抄几家就不用加农业税了。
东林党许多都是世代官宦之家，有田产财富。这种人会象今天的公知那样，接受商人几个钱，受其挟制？何况，我根本不相信今天的公知是受商人控制的。中国的商人受控于官僚，而官僚与外国有何种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家园 矿税商税？ 那矿那商就是东林党自己家的，你让他在朝堂上同意收自己的税?你让那谁谁把所有保险公司加税100%看看。明有个鬼的世代官宦，以为跟清一样的？明没有捐官，科举不中就要换人重新洗牌，隔几代当官的有，亲戚女婿是官的有，明代自己家连中科举需要非同一般的运气。
完全不能理解你们这些人对历史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