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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教民稼穑 上、牧神农神 孔老先生有言：“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第二》），但是他虽然自己是殷人后裔，却极度推崇周礼，宣布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第三》），还极力夸奖周人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第八》）。那么，周人与殷人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在我看来，周人与殷人至少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他们尊奉的祖宗不一样。周人尊奉的祖宗是后稷，是农业的创始人，是农神；而殷人尊奉的祖宗是王亥，是畜牧业的创始人，是牧神。
后稷是农神，大家都很熟悉；而关于王亥是牧神，在胡厚宣、胡振宇两先生所著《殷商史》中有很清楚地说明：
在古代的传说里，王亥是一个畜牧业的创始人。《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胲或作核、骸、 [左角右亥]，核、骸、 [左角右亥]都是王亥的亥的通假字，或引作鮌，则又由胲字形近而误。《吕氏春秋勿躬篇》也说：“王氷作服牛。”氷字亦由亥字形近而误，王氷即王亥。说俱见前。作的意思，是发明创作。服牛即仆牛、朴牛，亦即牧牛。亥作服牛，或王亥作服牛，意思即是说，王亥是发明牧牛的人。王国维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又《古史新证》，1925年。）（胡厚宣、胡振宇 《殷商史第二章 殷商世系》 p 031）。
无论是后稷还是王亥，都是传说中人物，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已经很难搞清楚。但是，姑不论历史真相为何，可以认为在殷代和周代当时，殷人是以自己擅长畜牧业而自豪，而周人则是以自己擅长农业而自傲的。因此，至少从族群心理上来看，殷人和周人对于农业、牧业与本族群关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并且这个心理应该有其对应的实际情势，反映了这两个族群各自所擅长的本事。尤其是“周”人，在殷代，“周”这个字本身就是田地之象，也就反映了当时周人的特征是拥有经过整修、疆界清晰的一块块农田。
不过从考古所见，包括很多先生对殷商甲骨文字研读后所见，殷商之时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很多农具也已经出现了，那么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周人对于殷人是否有优势，如果有，是什么样的优势，当然值得探究一下。
据我所见，殷与周到底有多大差异是有争议的，有大师认为，殷商与西周没太大差别，西周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了殷商的做法，殷商与西周一脉相承，而且还有人认为，证明殷商西周一脉相承是将中华民族的源头大大向前延伸了。
不过我觉得，虽然殷商之时已经有农业的开展，也已经有“封建（指“封邦建国”）”的雏形，但将商人的“封建”与周人的“封建”相比，其性质与目的并不完全一样，还是周人真正把“封建”、把农业、尤其是把二者的结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面貌。
其实周人在青铜文明方面是落后于殷商的，但为什么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为什么能一举推翻殷商，自有其道理，估计就是在殷商之世他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用农耕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改造今陕西、山西、河南部分黄土地带的畜牧族，使这些从事畜牧的族群转而从事农业，并站到了自己一边。这是周人相对于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殷人的最大优势，也为周人后来的“封建”摸索了经验。
搞考古的牛世山先生有言：
从考古学文化看，在商代的关中地区西部，这里与商文化相邻的考古学文化，除了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周人的考古学文化——先周文化，只剩下以扶风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一支了。尤其是在殷墟一、二期即殷墟卜辞的一至三期，刘家文化分布于关中西部的扶风、眉县南北一线以西和岐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商文化呈直接对峙态势。处于扶风、眉县南北一线的岐山王家咀、贺家、扶风壹家堡、白家窑显示，在殷墟一期前后，这些遗址是商人僻处西疆的据点；殷墟三期偏早之时，这里又成为刘家文化的势力范围。可见，这一带是商王朝与刘家文化族群争夺的战场。在这个阶段，相对于地域上远比刘家文化小的先周文化，刘家文化族群才是与商王朝角逐关中地区的本土主导力量。直到殷墟三期以后，先周文化的地位才日渐显现，向东扩展到原商文化分布区，向西、向北扩展到原刘家文化分布区，而刘家文化则逐渐融合于先周文化之中。（牛世山 《商代的羌方》）。
牛先生还提到，“姜即羌，羌方应是羌人的族的共同体，其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刘家文化。”“就迄今所知的信息看，羌方的社会并非处于游牧状态，而是处于定居生活状态。其经济活动主要有畜牧、农业等，似乎又以畜牧经济的成分更为浓厚一些。”（牛世山 《商代的羌方》）。牛先生文章里提到的信息，在我看来，应该是反映了当时周人用他们的农耕文化融合了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刘家文化（当时羌人的文化）。
刘家文化的那种虽有农业但仍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情形，我觉得正是殷商经济的一般状况，殷商人祭祀时动不动就使用上百头牛，正是他们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反映。周人要改变这些畜牧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更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是不可能的。
陈文华先生和李根蟠先生是专门搞农业考古的大家，陈文华先生作了《农业考古》，李根蟠先生作了《中国农业史》，在这两本书中他们对于商周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如下论述：
商周时期的播种方法还是以撒播为主。但《诗经大雅生民》已有“禾役穟穟”诗句，役即列，就是行列之意，穟穟是形容行列整齐通达之词。联系西周时期田中已有“亩”(垄)，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条播的萌芽。不过真正推行条播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已认识到撒播的缺点：“既种而无行，茎生而不长，则苗相窃也。”而条播则“茎生有行，故遬(速)长；弱不相害，故遬(速)大”（《吕氏春秋辩土》）。因而垄作法在战国得到推广，在汉代得到普及。（陈文华 《农业考古二 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五）农耕技术的创造2．播种技术》 p 120）。
中耕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国外有的农学家曾把我国的传统农业称之为中耕农业。中耕主要是除草、松土，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原始农业在播种后“听其自生自实”，自然没有中耕这一环节。后期可能有除草等作业，主要是靠手工或是一些简单的竹木工具来操作。到了商周时期，中耕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据胡厚宣先生的考证，甲骨文中一些字像是双手在壅土或者是用工具锄地除草，看来商代已有除草和培土技术。《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毛传》：“耘，除草也。籽，壅本也。”说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除草培土(耘、籽)对作物生长的促进作用，中耕技术确已产生无疑。……可见到了西周时期，不但强调中耕除草，而且已经利用野草来肥田了，这也是一个进步。商周时期出现的钱镈之类的锄草农具就是为这一中耕技术服务的。（陈文华 《农业考古二 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五）农耕技术的创造3．中耕技术》 p 125）。（桥注：我感觉恐怕是先有除草后有条播，有了除草的要求才会产生条播的需要，甚至垄的广泛采用可能也与此有关。）
总的看来，青铜的出现揭开了金属农具代替石、骨、蚌农具这一长剧的序幕。虞夏时青铜农具还是凤毛麟角。但青铜器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从青铜器被应用于治水[18]和木农具制作中反映出来。到了商代，青铜镢已大量生产和使用，使垦荒和翻耕获得前所未有的锐利工具，人们又可以用青铜器加工出量多质好的耒耜，可以说，从这时起，青铜工具已在农业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了。西周春秋青铜农具进一步发展，在中耕领域占居优势。不过，青铜农具始终未能完全代替木石农具；这一任务只能由铁器来完成。春秋时代，我国铁农具已经出现。为了行文方便，归在下章一并叙述。（李根蟠 《中国农业史第二章 悠悠千古话沟洫——虞、夏、商、西周、春秋农业第一节 青铜农具与耒耜一、青铜农具的出现及其使用领域的逐步扩展》 p 033）。（桥注：这里“西周春秋青铜农具进一步发展，在中耕领域占居优势”的背景是西周处于青铜文化发展的低谷。）
由于中耕在当时农业中所占重要地位，人们往往以耕耨或耕耘并提以代表全部农事。高度重视中耕作业是我国古代农业的突出特点，以至有些日本学者称我国古代农业为“中耕农业”；这一特点至迟西周时代已经形成了。而它的形成显然是与农田沟洫制度有关的。中耕要求条播，条播为中耕提供了方便；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畎亩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沟洫制下，通过开挖排水沟洫，形成长条型垄台，结合条播、合理密植，间苗除草等措施，建立起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不仅改变了涝渍返碱的土壤环境，而且创造了良好的农田小气候，这已经包含了后世精耕细作农业的一些重要因素了。（李根蟠 《中国农业史第二章 悠悠千古话沟洫——虞、夏、商、西周、春秋农业第二节 以农田沟洫为特征的农业体系二、沟洫制对农业生产与技术的影响》 p 046）
细读以上两位先生的大作，我感觉，在商周之间农业生产还是发生了一点重要的变化的，这就是中耕技术的出现，而中耕技术的系统运用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推测，起垄、条播、加上中耕，也许就是周人的秘密武器，是周人在农业生产方面高于殷人的关键技术。
同时，周人不但掌握了这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愿意把这种技术传授给与自己有婚姻关系的异族外“姓”，让他们也来从事农业生产，孔老夫子说：“故远人不服，则脩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第十六》），这里“来之”的“远人”，应该就是周人部族周边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异族外“姓”，这些异族外“姓”初期很可能与周人有婚姻关系。而把这些人“来之”以后之所以能“安之”，应该就是因为“来之”了以后，由于周人传授给他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些人的生产技能提高了，生活改善了。
孟老先生后来说：“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也许就是当初周人“来”了从事畜牧业的异族外“姓”之后向他们教授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这种情形的反映。或者说这个“教民稼穑”可能正是周人在“来之”、“安之”的过程中派给自己的角色：当召来了各种外族异“姓”之后，周人会教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让他们在周人控制的区域内安定下来，从而扩大了周人自己的实力。“三分天下有其二”说不定就是这么来的。
后来周人开创了藉田礼，应该就是把这种“教民稼穑”的行为仪式化了。《诗经》里有一首诗《臣工》，就是说的藉田礼，其中有一句是“来咨来茹”，高亨先生在此注曰：“咨，询问。茹，商度。此句言你们遇到问题，要来请示。”（《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86）《周颂臣工之什臣工》）。此处要询问、商度和请示的，当然是与耕种有关的问题，这应该就是反映了藉田礼“教民稼穑”的一面。
但是“教民稼穑”并非只有“来之”一种形式，甚至“来之”不一定是主要的形式，主要的形式可能还是周人自己走出去“封建”。后来，周人就是通过“封建”的方式，在各处肥沃的黄土地上“教民稼穑”，征服、改造了当地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让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扩散到整个中原黄土地带，并且就此打破了当时各族群聚族而居的格局，让整个华夏地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次真正有了中国的雏形。
当然所谓“封建”并不单纯是经济活动，而是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就是要把与周人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且语言文化也有很大差异的游牧族（戎狄）融合进来（或者挤走），但“教民稼穑”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按高亨先生的说法，《烈文》“是周王在举行封建诸侯的仪式时所唱的乐歌”，其中就提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78）《周颂清庙之什烈文》），其中“训”是以之为榜样的意思，反映走出去“封建”的诸侯都负有“教民稼穑”、让所有周边的族群向自己学习的职责。
但是，周人与“封建”类似的行动并非自克商始，早在周人的“先公”——“公刘”和“公亶父（周太王）”的时候，周人就已经有过两次举族长途跋涉，迁徙到全新地方的大行动。当初周人人数很少，孤零零的深入异族环伺的蛮荒之地，建立城邑，开垦田地，凭借他们掌握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召徕各种异“姓”外族，扩充自己的实力，终于站住了脚跟，打出了一片天地。这两次行动还成为周人后世向远方“封建”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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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04断章取义 四 四
实际上，当时在正式场合赋诗，已经形成了一些惯例，成为所谓“礼”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惯例是，当享宴上别人赋诗以后，是要答赋的，就是我唱一首歌，您也要还唱一首，否则不礼貌。下面是几个有关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公元前五三〇年（鲁昭公十二年，宋元公二年）夏天，宋国的大夫华定出使鲁国，通报宋国新君宋元公即位的事情，鲁国国君鲁昭公设宴招待他，为他唱道：“蓼彼萧斯，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小雅南有嘉鱼之什蓼萧首章》）华定听了以后没反应，于是再唱：“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二章》）华定听了以后还没反应，只好接着唱：“蓼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三章》）华定听了以后仍然没反应，就唱了这首诗的最后一章：“蓼彼萧斯，零露浓浓。既见君子，鞗革忡忡。和鸾雝雝，万福攸同。”（《卒章》）这首诗的四章都唱完了，华定听了以后，若无其事，也不回唱。下来以后，鲁国的重臣叔孙昭子（叔孙婼）就说了：“这个华定早晚会被宋国国君赶走。他听见友好的话不欣赏（扣《首章》“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听见恭维的话不回答（扣《二章》“既见君子，为龙为光。”龙同宠）；听见赞美的话不明白（扣《三章》“宜兄宜弟，令德寿岂。”）；听见祝福的话也不拜谢（扣《卒章》“和鸾雝雝，万福攸同。”）；这样的人，下场不会好。”《昭十二年传》：享之，为赋《蓼(liǎo)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p 1332）（10120301）。果然，八年以后，华定参与了华氏、向氏造反，最终一干人流亡楚国，华氏、向氏二族从此衰落。
第二个例子：
公元前六二三年（卫成公十二年，鲁文公四年），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宁俞）出使鲁国，鲁国国君鲁文公设宴招待他，在宴会上让歌者为他唱了《小雅南有嘉鱼之什湛露首章》：“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应该是取意“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又唱了《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彤弓首章》：“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饗之。”应该是取意“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饗之。”这个宁武子听了什么也不说，也不唱首诗来回答，看上去有点迟钝。《文四年传》：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p 0535）（06040701）。《彤弓》这首诗前面介绍过，是公元前五六六年（晋悼公九年，鲁襄公八年）时的事，在此年以后五十七年，也是宴会主人唱给客人，是宴会主人鲁国人恭维客人范宣子（士匄gài），范宣子当时是晋国的执政大臣（中军将），晋国是当时的霸主。
鲁文公就派管外交的官员私下里去问宁武子。于是他回答说：“我以为是这些乐工在练习呢。当年诸侯朝见天子的时候，天子设宴款待他们，就会为他们演唱《湛露》，表示天子就像太阳一样，照射四方，诸侯则会努力消灭敌人（与鲁文公的想法不同，他取的是前两句“湛湛露斯，匪阳不晞。”）。然后诸侯会报告自己的功劳，于是天子就会赏赐一把红色的弓，一百枝红色的箭，还有十把黑色的弓，一千枝黑色的箭，所以会有《彤弓》这首诗，这是天子宴会上的礼仪。现在我这个小小的陪臣（此处自称陪臣是强调自己仅是诸侯的大夫，而不是天子的直接臣下，地位差了一层）来贵国友好交流，贵国国君赐给我这两首诗，我怎么敢接受这样的重大的礼遇呢？这会为我带来灾难的。”《文四年传》：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yì)業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愾(kài)，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lú黑、黑弓)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lì)？”（p 0535）（06040701）。如果按这样的解释，前面介绍的五十七年以后鲁人为范宣子唱《彤弓》就是大大的僭越了。而这位宁武子，原来是想装傻而避免逾越礼制，但竟然没装成。不过这位宁武子装傻是出了名的，连孔老夫子都夸他：“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第五》）。
第三个例子：
也有人没有经过充分的教育（可能因为本来不是“君子”），却坐上了高位，也就不能理解赋诗的微妙含义。公元前五四六年（齐景公二年，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的大夫庆封出使鲁国，他的车很漂亮，鲁国的一位卿孟孙孝伯（仲孙羯）就对另一位卿叔孙穆子（叔孙豹）说：“庆季（即庆封）的车真够漂亮啊。”叔孙回答说：“我听说：‘服美不称，必以恶终（意思是说穿的服装和自己的地位人品不相称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车漂亮有什么用。”（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后来，叔孙与庆封一起吃饭时，庆封的举止很不庄重，叔孙唱了：“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鄘风相鼠首章》），意思是说庆封没皮没脸，可是庆封好像没听懂，仍然大大咧咧的，也不回唱，鲁国人认为这是严重的失礼。（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xiāng)鼠》，亦不知也。）。此事见《襄二十七年传》（p 1126）（09270201）。
到了第二年，公元前五四五年（齐景公三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庆封终于应了叔孙穆子“没有好下场”的预言，在本国呆不下去，来投奔鲁国。还是叔孙穆子设宴招待他，在饭前行祭食之礼时，庆封大大咧咧的反客为主，做出了应该由主人做的汜祭的动作。叔孙穆子很生气，就让乐工朗诵了《茅鸱》这首诗（逸诗）来讽刺他。既然上次叔孙穆子在宴席上唱诗讽刺庆封，庆封好像没听懂，所以这次叔孙穆子就让乐工朗诵这首诗，免得他听不清楚，结果庆封仍然没搞明白，也就没有悔悟的表示。虽然他把自己非常漂亮的车献给了鲁国当时执政的正卿季武子（季孙宿），但鲁国还是找了个借口把他赶走了。《襄二十八年传》：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见之，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氾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chī)，亦不知。既而齐人来让，奔吴。（p 1148）（09280905）。
庆封两次在叔孙穆子的宴会上失礼，让叔孙穆子很不高兴，所以后来叔孙穆子又一次咬牙切齿的诅咒庆封（穆子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zhān)。”《襄二十八年传》（p 1148）（09280905）），并且应验了（楚子以诸侯伐吴。……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昭四年传》（p 1253）（10040401））。
以上都反映了对方赋诗一般应该答赋的成例。但是，在宴会上并非都是由参加宴会的人来赋诗的，那些国君们都养了一些演奏乐器、歌唱以及表演的人，有时候是由国君指定那些歌者来赋诗的，有时为了让对方听明白，就不让这些歌者唱，而是让他们把诗歌的内容朗诵出来，上一个例子就是如此，下面还有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公元前五五九年（卫献公十八年），当时的卫国国君卫献公正在与他的大臣闹意见，一天，他约他的两个大臣吃饭，这两个大臣穿着正式的朝服早早的就等在朝堂之上，卫献公却到苑囿中射大雁去了，两位大臣等到天晚还不见卫国国君召见他们，就找到了苑囿之中，卫献公看见穿着朝服的两位大臣之后，本应该脱下皮冠再和他们说话，但是他却很失礼的戴着皮冠就和他们说话，这两个大臣非常生气，其中一位卫国当时执政的大臣孙文子（孙林父）就回到自己的封邑——戚，然后派自己的儿子孙蒯去见卫献公，卫献公请孙蒯喝酒，然后吩咐掌音乐的大师为孙蒯唱《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的最后一章，这一章的歌词是：“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这可不是什么好话，卫献公是想说你姓孙的没什么了不起，你既没有胆量，也没人支持你，难道你还想作乱吗？还不赶紧逃走！所以大师不愿意唱，这时候有一位乐师叫师曹的表示愿意唱，卫献公就让师曹唱了。他没想到师曹与他有旧怨，正想挑事呢。这位师曹并没有把这首歌唱出来，而是把这首歌的歌词清清楚楚地朗诵了出来。这回孙蒯听明白了，非常害怕，赶紧回去告诉了他父亲孙文子。孙文子听了以后说：“看来国君已经很敌视我们了，我们不先动手，就只有等死了。”《襄十四年传》：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gàn)不召，而射鸿于囿(yòu)。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kuǎi)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bì)妾，使师曹诲(huì)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p 1010）（09140401）。
于是孙文子马上动员，把手下的所有的人员都召到戚，武装起来向卫国的国都（帝丘）进发，进城后碰见了年轻的蘧伯玉（后来是著名的贤大夫，受到孔子的称赞），于是对他解释说：“你也知道咱们的国君凶残暴烈，不把他搞掉国家就会垮台了，我能怎么办呢？”蘧伯玉回答说：“国家是属于国君的，臣下怎么能管国君的事呢？就算你管了，结果也未必比现在好。”说完，蘧伯玉赶紧找最近的城门逃出城去避祸了。《襄十四年传》：并帑(nú)于戚而入，见蘧(qú)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p 1011）（09140402）。后来，孙文子杀了几个卫献公派来求和的公子，终于把卫献公赶走，另立了一个卫国国君（《襄十四年传》（p 1012）（09140403）），卫国从此陷入了长期动乱。
由此可见，“诵”（朗诵）与“赋”（歌唱）意义很不一样，不“赋”而“诵”是有很严肃的意思要表达。
以上这几个例子所反映的都是作为政治外交工具而赋诗的情景，提到的各种通行的惯例也只是在当时的政治外交场合上才有意义的。当然这些惯例也是从民间对歌的习俗发展而来的，观察民歌对歌的习俗，可以看见二者的相似之处。
通宝推：南寒,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04断章取义 三 三
断章取义也不免有弊病，有人可以故意装傻，唱者意在甲，他偏理解为乙。
例如：
公元前六一四年（晋灵公七年，鲁文公十三年，卫成公二十一年，郑穆公十四年）的晋国，实际是赵盾掌权，晋灵公只是个小孩子。赵盾上台时间不长，赵氏家族根基不稳，晋国也四面受敌，所以赵盾追求以德服人，对各个小国采取宽松的政策。抓住这样的机会，这年冬天，鲁文公前往晋国，寻求重申两国的盟约，以得到晋国的支持。当时从鲁国到晋国，先要经过卫国，再过郑国，然后北渡黄河前往晋国的首都。当鲁文公经过卫国时，卫成公专门去见他，请求他替卫国说好话，让卫国也能够与晋国达成盟约，鲁文公完成了卫成公的嘱托，晋国答应了卫国的请求。结果，郑穆公听说鲁文公为卫国争取到与晋国达成盟约，等鲁文公回来路过郑国时，也去见鲁文公，为他举行宴会，也想让鲁文公为郑国争取与晋国的盟约。在宴会上，郑国的大夫子家（公孙归生）就唱道（子家赋《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小雅鸿雁之什鸿雁首章》）他用的是最后一句“哀此鳏寡”，是说您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倒霉的人，帮我们说说话吧。这时候鲁文公的助手季文子（季孙行父）却回答说：“我们的国君也和你们是同病相怜啊。”（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这里的“鳏寡”本意是老年失伴，子家这里用来比喻可怜的境地，可季文子想要回避郑国方面的请求，所以假装没听懂子家的意思，故意不提帮郑国说话这回事，而回答说我们的国君也很倒霉。然后季文子唱了（文子赋《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谷风之什四月首章》）是说我们在外长途跋涉，已经归心似箭了，这说明季文子其实是听懂了子家的意思。这时子家就又唱（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诗鄘风载驰四章》）是说晋国这样的大国，只有您才说得上话，求求您了。估计鲁国方面也经过了协调，所以季文子就又唱（文子赋《采薇》之四章）：“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小雅鹿鸣之什采薇四章》）这里面有一句“岂敢定居”，就算是鲁国答应了郑国方面的请求了。于是郑穆公下拜感谢，鲁文公也答拜，鲁文公就又回头去向晋国请求，晋国也答应了郑国的请求。鲁文公返回鲁国时，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没过多久：“六月，公（鲁文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由赵盾主持，八国共同盟誓，晋国接纳了此前一度倒向楚国的郑国和陈国、宋国。以上可见《文十三年传》：（p 0598）（06130501）、（p 0598）（06130502），《文十四年经》（p 0600）（06140004）。
这里当鲁国方面没有决定是否答应郑国的要求时，季文子虽然明白对方要说的是什么，偏不依对方的意思来理解对方唱的诗，而故意打岔，为己方的协调争取时间，等协调好之后，季文子再唱的诗就明确表明了态度。由此可见，当用诗来交流时，一方的意思很容易被对方歪曲。
又例如：
在公元前五四七年（晋平公十一年，齐景公元年，郑简公十九年）秋天，当时齐国和郑国的国君一起去晋国，要为当时被晋国抓起来的卫国国君卫献公求情。晋国国君晋平公为欢迎两位国君举办了一个宴会。宴会一开始，晋平公首先赋诗（晋侯赋《嘉乐》(lè)）：“假（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大雅生民之什假（嘉）乐首章》），晋平公这是恭维两国国君的意思。国景子（国弱）是齐国国君齐景公的助手，就替齐景公唱道（国景子相齐侯，赋《蓼(liǎo)萧》）：“蓼彼萧斯，零露湑(xǔ)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小雅南有嘉鱼之什蓼萧首章》），国景子唱的也是恭维的话，但还包含了能见到晋平公就安心了的意思（取“既见君子，我心写兮”）。郑国国君郑简公的助手子展（公孙舍之）也替郑简公答赋（子展相郑伯，赋《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càn)兮。”（《郑风缁衣首章》），子展这里就暗含了希望晋国改变做法的意思（取“敝，予又改为兮”）。可晋平公的助手叔向（羊舌肸）就假装这也是一般恭维的话，于是就让晋平公向两位国君拜谢，自己在边上说：“我国国君拜谢齐国国君安定我国宗庙的话（没取“既见君子，我心写兮”，而是取“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也拜谢郑国国君保证站在晋国一边的话（不取“敝，予又改为兮”，而是取“还，予授子之粲兮”）。”（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tiāo)也，敢拜郑君之不贰(nì)也。”）。以上见于《襄二十六年传》（p 1116）（09260704）。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齐景公和郑简公是由助手替自己赋诗，这说明这两位国君如前面孔老夫子说的还“不能专对”，无法与别人顺畅的用诗歌交流。当然齐景公当时不到十岁，郑简公也不超过二十三岁，“不能专对”也是可以理解的，要掌握好所有这些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时，国景子一看不好，只好让晏平仲（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晏婴）私下里对叔向去说：“现在晋国国君正在向各国宣示自己的大恩大德，表示要帮助各国救灾救难，纠正各国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这是晋国作为盟主理所当然的行动。可是为什么这次作出为了臣下撑腰，把一国之君抓起来的事情呢？”（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xù)其患而补其阙(quē)，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就把这些话转告给了同在宴会上的晋国执政赵文子（赵武），赵文子又告诉了晋平公，晋平公就历数了卫献公的罪状，让叔向转告给齐、郑两国国君。国景子听了以后就唱道：“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biāo biāo勇武的样子)，取与不疑。”这首诗《辔之柔矣》是逸诗，没被收入《诗经》，但是出现在《逸周书大子晋篇》中，国景子唱这首诗是说晋国作为霸主驾驭各国诸侯也要刚柔相济。子展也唱道：“将(qiāng)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qǐ)。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郑风将(qiāng)仲子兮首章》），子展这里用的是“人言可畏”（在该诗的最后一章，很可能没唱出来，但人人都知道有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虽然卫国国君有错误，但是人们都传言晋国把卫国国君抓起来，是为了卫国的臣下撑腰，会影响晋国的威望。于是，晋平公终于同意把卫献公放了。（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qiāng)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以上亦见于《襄二十六年传》（p 1116）（09260704）。不过真的放人还是在卫国献上美女以后，由于晋平公沉溺女色，这些美女还成了他的“致病源”，此是后话。
由此可见，在微妙的外交活动中，仅仅用赋诗来打交道也有不足之处，这大概也是这一精致的传统后来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吧。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春秋时候的这个传统后来自然是不一样了 不过，引用前人诗句，断章赋诗，这个方法在后世文人之间倒是非常常见吧。有时候还故意让原有句意模糊，来表达现实的意思。比如世说新语习凿齿和孙绰（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两人互相地域黑。这种方法，一方面是两方都明白诗词原意，另一方面故意正用反用侧用甚至只是用一两个词来照映现实。直接说出来显得不够文雅，太过现实，这种半隐语似的引用就把事情讲清楚了。后来的具体形式肯定和春秋时代贵族交往有区别，但其旨趣似乎却是一样的。
通宝推：桥上,家园 诚然， 但确实形式不同，因为本质也不一样，我是感觉在当时这是正经事，是“外交”的正式方式，因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 复 诚然，
家园 在具体形式上推测严密一些是有必要的 不过，关于礼之本，儒家的一些想法是很有意思的。宰我三年丧期之问，以及周人以栗的回答，虽然孔子是持比较负面的态度，我觉得都比较有趣的。即使中国和日本刚开始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也常常用一衣带水等比较特殊的词语。认真思索，其实无非还是在于这两个：一个是两方都能理解这个东西，而其他地区不具备这个基础，用这些词代表某种意义上的圈内人的感觉，这种文化纽带让人带有某种亲近感；与此同时，这个词语确实可以用来利用描述某些现实，甚至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意味。如果兵临城下，讲这样的词语甚至会有某些威胁感。这种微妙的东西，和更普遍存在于文人之间的应和，是很类似的。春秋诸夏这些国家，很多还是周亲戚国家，其共同文化基础比现代的中日要深得多得多，形式上更加深入和礼制化也是很合理的。礼的本质还是人情，这也是孔子礼失求诸野的支撑依据。所谓“正经”也是从人情规范来的，如果没有仔细分辨礼背后的人情基础，那可能还是不够“本质”的。理解了这个，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的原因也就更加清晰了，也就更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把礼乐当作华夏与夷狄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志了——那种微妙的情绪，或许刚开始奏几个音符就能理解的默契，以及在合理的地方进行合理的应答，这是小圈子的一种隐秘又源自更老时代的标识，就和晋以后的人聊天听到菰莼就想到对方可能要致仕回家，人情上都是类似的。限缩这个是“正经”场合，反而是没有必要的，是古人从当时发展他们的正经，而不能从西装西裤隔断历史的有疏离感的外交中去上溯到当年的诸夏之间的交往……
通宝推：桥上,家园 如您所言， 由于很多是是周亲戚国家，有共同文化基础，所以才可能上升到正式的场合，成为正式仪轨的一部分，也因为成了正式仪轨的一部分，诗才成为贵族教育必不可少的部分，反过了巩固了他们的共同文化基础，从这个角度，自然是有本质不同了，所以才会产生所谓赋诗断章这样的总结。至于流风所及，后世有类似场景，固然如您所言，同是小圈子内的默契，毕竟失于零散，灵光一现，人人歌诗的时代终归不再。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家园 在例如：后面增加一段如下，帖子也已修改 公元前六一四年（晋灵公七年，鲁文公十三年，卫成公二十一年，郑穆公十四年）的晋国，实际是赵盾掌权，晋灵公只是个小孩子。赵盾上台时间不长，赵氏家族根基不稳，晋国也四面受敌，所以赵盾追求以德服人，对各个小国采取宽松的政策。抓住这样的机会，这年冬天，鲁文公前往晋国，寻求重申两国的盟约，以得到晋国的支持。当时从鲁国到晋国，先要经过卫国，再过郑国，然后北渡黄河前往晋国的首都。当鲁文公经过卫国时，卫成公专门去见他，请求他替卫国说好话，让卫国也能够与晋国达成盟约，鲁文公完成了卫成公的嘱托，晋国答应了卫国的请求。结果，郑穆公听说鲁文公为卫国争取到与晋国达成盟约，等鲁文公回来路过郑国时，也去见鲁文公，为他举行宴会，也想让鲁文公为郑国争取与晋国的盟约。在宴会上，郑国的大夫子家（公孙归生）就唱道（子家赋《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小雅鸿雁之什鸿雁首章》）他用的是最后一句“哀此鳏寡”，是说您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倒霉的人，帮我们说说话吧。这时候鲁文公的助手季文子（季孙行父）却回答说：“我们的国君也和你们是同病相怜啊。”（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这里的“鳏寡”本意是老年失伴，子家这里用来比喻可怜的境地，可季文子想要回避郑国方面的请求，所以假装没听懂子家的意思，故意不提帮郑国说话这回事，而回答说我们的国君也很倒霉。然后季文子唱了（文子赋《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谷风之什四月首章》）是说我们在外长途跋涉，已经归心似箭了，这说明季文子其实是听懂了子家的意思。这时子家就又唱（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诗鄘风载驰四章》）是说晋国这样的大国，只有您才说得上话，求求您了。估计鲁国方面也经过了协调，所以季文子就又唱（文子赋《采薇》之四章）：“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小雅鹿鸣之什采薇四章》）这里面有一句“岂敢定居”，就算是鲁国答应了郑国方面的请求了。于是郑穆公下拜感谢，鲁文公也答拜，鲁文公就又回头去向晋国请求，晋国也答应了郑国的请求。鲁文公返回鲁国时，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没过多久：“六月，公（鲁文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由赵盾主持，八国共同盟誓，晋国接纳了此前一度倒向楚国的郑国和陈国、宋国。以上可见《文十三年传》：（p 0598）（06130501）、（p 0598）（06130502），《文十四年经》（p 0600）（06140004）。
这里当鲁国方面没有决定是否答应郑国的要求时，季文子虽然明白对方要说的是什么，偏不依对方的意思来理解对方唱的诗，而故意打岔，为己方的协调争取时间，等协调好之后，季文子再唱的诗就明确表明了态度。由此可见，当用诗来交流时，一方的意思很容易被对方歪曲。
又例如：
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04断章取义 二 二
当时在政治外交交流、交往中使用诗歌，使得诗歌成了当时“礼”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人们对于在政治外交场合使用诗的方式也有了一定的共识：一方面是哪些诗代表了哪些意思，另一方面则是在哪些场合使用哪些诗，这也是“礼”的要求，虽然是“断章取义”，但是也有一定的规范，当然没有这种规范就无法互相交流、交往。上面的例子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下面再举一个和“礼”有关的例子：
公元前五六九年（晋悼公五年，鲁襄公四年），鲁国的穆叔（叔孙穆子，叔孙豹，叔是行次，也是字的组成部分，是尊称，但不同于今日的叔，没有辈分的含义）出使晋国，晋国国君晋悼公设宴招待他，这样的享宴上是有音乐伴奏的。晋国人一开始用编钟演奏了三首曲子，“《肆夏》之三”，穆叔听过了以后没有反应，没起来拜谢；随后歌者唱“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zhì)降，在帝左右。”（《大雅文王之什文王首章》），再唱：“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適（dí 嫡），使不挟四方。”（《大雅文王之什大明首章》），接着唱：“绵绵瓜瓞(dié)。民之初生，自土沮(jū)漆。古公亶(dǎn)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大雅文王之什绵首章》），穆叔也都没反应，不起来拜谢。接着歌者唱：“呦(yōu)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小雅鹿鸣之什鹿鸣首章》）穆叔终于起来拜谢了。歌者再唱：“四牡騑(fēi)騑，周道倭迟(wō chí)。岂不怀归？王事靡盬(mí gǔ)，我心伤悲。”（《小雅鹿鸣之什四牡首章》）穆叔又起来拜谢。接着唱：“皇皇者华，于彼原隰(yuán xí)。駪駪(shēn shēn)征夫，每怀靡(mí)及。”（《小雅鹿鸣之什皇皇者华首章》）穆叔第三次起来拜谢。《襄四年传》：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p 0932）（09040301）。
此时同在宴席上的晋国执政韩献子（韩厥）就让人问穆叔：“您受您国君的指派，出使我国，我国国君按照祖宗的礼法在宴席上奏乐唱歌招待您，为什么在演奏前面的重要的乐曲时您不起来拜谢，到了后来不重要的乐曲您倒多次起来拜谢，请问您这是遵循的什么礼法呢？”（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jí)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chóng)拜其细，敢问何礼也？”）穆叔回答说：“前面编钟奏的三首曲子，‘三《夏》’，那是天子宴请重要的诸侯时用的，我这小小的使臣可不敢听。再唱的《大雅文王之什》里的三首歌（《文王》、《大明》、《绵》），是在两国国君相见时用的，我这小小的使臣也不敢沾边。后面唱的《鹿鸣》，那是您的国君向我的国君致意，赞扬我的国君，我怎敢不拜谢。接着唱的《四牡》，是您的国君慰劳我，我怎能不再次拜谢。最后唱的《皇皇者华》，是您的国君教导我‘必咨于周’（《皇皇者华》后面几章里有多处‘周’和‘咨’，《二章》有‘周爰咨诹(zōu)’（诸葛亮《出师表》‘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看来出处在这里），《三章》有‘周爰咨谋’，《四章》有‘周爰咨度’，《卒章》有‘周爰咨询’，但后面几章可能实际没唱），我听人说过：‘访问于善为咨（扣《皇皇者华》全诗），咨亲为询（扣《卒章》），咨礼为度（《四章》），咨事为诹（《二章》），咨难为谋（《三章》）。’这样您的国君就赐给了我五种美德，我怎能不再次拜谢呢。”《襄四年传》：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zōu)，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p 0933）（09040302）。
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确实对每一首诗的含义有共同的理解，即使晋国主事者与穆叔对诗的含义出现了分歧，但对各首诗的重要性的理解还是一致的。不过是鲁国是礼仪之邦，对诗的含义理解的更深罢了。还可能晋国长期做霸主，心态已发生了变化，所以有意无意的僭用天子礼仪。另外，由于人们对诗的熟悉，虽然在唱的时候可能只唱首章，但人们也会联想到后面的章节。
至于说到有些曲子只可以在特定的场合演奏或演唱，这是孔老夫子的一贯主张，有一次，他听说三桓在自家饮宴终了时用了《雍》这首曲子，于是评论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周颂臣工之什雝》，即《雍》），这话搁到三家的堂上，像话吗？”《论语八佾第三》：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左传》中还有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公元前六七五年（周惠王二年，郑厉公二十六年），王子颓作乱，赶走了周惠王，当时郑厉公和虢叔是王室的重臣，就在两边和稀泥。可是有一天，王子颓让乐工演奏了只有天子才配用的乐曲：黄帝之《云门》、《大卷》，尧之《大咸》，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汤之《大濩》，周武王之《大武》。终于激怒了郑厉公和虢叔这两位实力派人物，他们于是合谋杀死王子颓，迎回了周惠王。但是，在招待周惠王的宴会上，郑厉公又演奏了那些乐曲，虽然周惠王在座，但作为臣下，仍不能擅用天子的乐曲，于是郑厉公受到了周室大臣原庄公的诅咒：“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不久，郑厉公就死掉了（《庄十九年传》：（p 0212）（03190201），《庄二十年传》：（p 0214）（03200101）、（p 0214）（03200102），《庄二十一年传》：（p 0216）（03210101）、（p 0216）（03210102））。可见，擅用只有天子才能用的乐曲严重的违“礼”，在当时是犯了大忌的。
孔老夫子的这种不同的身份应该有合乎自己身份的行为的理论，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春秋末期时这种理论已经开始走向反面，到了后世愈演愈烈，以至到了可笑的地步。
通宝推：南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