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教育探索（七）—学龄前教育的特点（3） -- 夕曦

同样在196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心理医生斯图亚特（Stuart Brown）会永远记住这一年的8月1日，这是他在Baylor医学院作为助理教授第一天上班的日子。但让斯图亚特医生永远记住这一天的是当天发生的另一件事。

这是个南方典型的闷热日子，同一天上午在德州首府Austin，一个25岁的德州大学学生爬上了校园里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被称为德克萨斯塔楼的学校行政楼。这是校园中最高的建筑，在28层上有个观光台，可以尽情观赏校园中的景色。这个学生叫查尔斯（Charles Whitman），他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观赏风景，也不是来和什么人约会。他打算在这里制造一个轰动事件，来为自己长期以来越来越不能承受的压力寻求最终的解脱。为此，他做了精心的准备，携带了一个巨大的包裹。包裹如此之大，大楼的管理人员还专门为他打开电梯运送。包裹有食物、饮料、手纸和望远镜，还有大量的枪支弹药。头一天夜里，他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将他的妈妈和妻子在睡梦中杀死，并用打字机冷静地留下了记录，希望她们能够通过死亡获得解脱。几年以前，他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现在，在这个近百米高的地方，他使用带瞄准镜的猎枪对准楼下的行人开始射击，更准确地说是屠杀。在警察冲上塔楼将其击毙之前的近两个小时内，他杀害了17人、打伤了41人，大部分是游客、德州大学的学生和员工[注7]。

（图片来源于网络）

查尔斯的确制造了个巨大的轰动事件，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个人屠杀事件，因此被叫做“德克萨斯塔楼狙击手”（Texas Tower Sniper）。

在震惊之余，人们开始详细检视凶手的背景经历，思考、探查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制造了这个恐怖的屠杀事件。

查尔斯没有任何犯罪纪录，也从未表现过有任何暴力倾向。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稳定、自律、刻苦努力并积极向上，是个极为优秀的学生，有着辉煌的童年。

查尔斯出生于佛罗里达州一个相当富裕的中产家庭，六岁时智商测试达到了139分，是个有天分的学生（gifted student），钢琴演奏也很有造诣（an accomplished pianist）。由于表现杰出，经常在当地教堂的活动中担任荣誉很高的圣坛侍童（altar boy）。十二岁时，查尔斯成为美国年龄最小的获得童子军最高荣誉（Eagle Scout）的模范童子军。在高中，他是学校棒球队的投手。

对一个孩子来说，也是对孩子家长来说，这是非常辉煌的成就。

（图片来源于网络：查尔斯的全家照。左一，查尔斯的父亲；后排中间：查尔斯）

一个模范儿童成为历史上最大屠杀案的凶手，令人非常难以理解，也让当时的德州州长John Connally非常关注，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团队，囊括了毒理学、神经科学、神经病理学、笔迹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这个案例。斯图亚特医生就是这个团队聘请的心理专家之一。

从许多至今还没有公开的材料中，斯图亚特医生发现在极度辉煌的天才儿童背后，查尔斯生长于一个极为压制的、充满虐待的家庭。查尔斯的父亲是个实现美国梦的典型，从一个水管工靠自我顽强奋斗富裕起来。查尔斯的父亲缺乏对孩子教育的必要知识，将自己成功的经历不适当地总结、并放大应用到不适当的地方，他要求孩子在所有的地方必须完美无缺，不能容忍任何的缺点。为达到目的，他在家里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使用各种惩罚手段特别是暴力来约束孩子行为，强迫他们遵守他制定的规矩、实现他规划的目标。作为补偿，他尽可能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如家庭使用最新型的汽车，住在最好的社区，提供各种他认为合适的礼物，包括枪支、摩托车等，带孩子们狩猎（指导性玩耍）等等。但所有这些奢侈的东西，不能解决因严酷的家庭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

斯图亚特医生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虽然童年时代的查尔斯可以玩耍，但只能是“指导性玩耍”，他自由玩耍的权力被蛮横的父亲从小就系统地、极端地剥夺了，导致他不能建立乐观的人生态度、掌握社会交往的能力、和尝试使用不同方法解决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等等。德州州长的专家团队最终接受了斯图亚特医生的观点，认为缺乏自由玩耍是引起查尔斯实施大屠杀的主因之一。

从这个案例开始，斯图亚特医生进一步进行研究，调查了几十个在德州监狱里服刑的谋杀犯，发现绝大部分（90%）谋杀犯的童年时代没有自由玩耍或有变态性玩耍，如欺凌戏弄、虐待（动物）等。在另一项因酒醉驾驶引起死亡事故的研究中，他还发现75%的醉驾人童年时代有变态性玩耍。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斯图亚特医生对六千多人完成了调查，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专著。

按现在网络流行的语言，查尔斯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推爸”。媒体上喧腾一时的“虎妈”、“狼爸”所使用的严苛的教育方式，没有什么太新鲜的，都是查尔斯的父亲在半个多世纪前用过的、玩儿剩下的、搞儿砸了的。这些家长都是比较成功的人士，有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的经济实力。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他们都信奉“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初衷都希望将自己成功和观察到的别人成功的经验复制到孩子身上，都认为靠严厉的方法可以制造完美的孩子。但“虎妈”、“狼爸”的方式远没有达到查尔斯的父亲那么辉煌的“成就”。对“虎妈”、“狼爸”的孩子们来说，也许这正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教育中体罚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不打不成器”，“狼爸”最得意而公开炫耀的“成功教育”经验就是打孩子。半个多世纪前，查尔斯的父亲可以公开炫耀的教育方法也就是打孩子，使用的暴力手段包括拳头、板子和皮带等等。可见体罚也是被当时的美国社会所接受的，但现在没有家长敢再公开打孩子了，“虎妈”也只能用“语言暴力”或变相地惩罚（如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我们偶尔能够见到一些新闻报道，一些刚到美国的家长，由于不了解法律在公开场合用体罚的方对孩子进行教育，直接的后果是被告到法庭上，面临失去对亲生孩子监护的危险。美国教育文化中对虐待儿童的重视，或多或少源于对查尔斯案件以及其它类似案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及时应用，如进行相关的立法。

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当年高中毕业的时候，而不是犯罪的时刻，即使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查尔斯也是个完美的学生，是个“不打不成器”的范例，是其他家庭羡慕推崇的偶像。面对查尔斯的成就，又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孩子有问题呢？ 对很多家长来说，小时候打两巴掌与成人后的暴力倾向甚至杀人联系在一起是很难理解的，这中间相隔的时间可不是一两年哪。以流行病学的观点，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由暴露（儿童虐待）导致结果（成人暴力）的因果关系概念，类似年轻时对石棉的暴露导致在几十年后产生矽肺，可以使用适当的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研究。目前大量的流行病研究结果明确支持斯图亚特医生从查尔斯案得出的结论：剥夺自由玩耍可导致孩子发育出现行为异常。

我曾经和不少家长讨论过自由玩耍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出乎我的预料，得到的反应大部分与期望的相反，很多家长对“玩耍”不以为然。一部分人认为所说的是老生常谈，“玩儿谁还不知道哇，玩儿谁还不会呀。”另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很会让孩子玩儿，让孩子玩耍的时间足够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学校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应该挤出更多的时间让孩子学习，而不是玩耍。我没有见到过完全不让孩子玩耍的家长，但很多家长对孩子玩耍有过多的限制，特别愿意让孩子参与与学习或所谓的智力开发相关的玩耍，即“指导性玩耍”。这些玩耍很多都是被动的，不是自由的玩耍。

很多家长认为：“限制一点孩子自由玩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观点是很错误的。

剥夺、限制自由玩耍，孩子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缺乏玩耍会显著地影响大脑发育，美国著名的Baylor医学院的研究发现缺乏玩耍的儿童，大脑发育要比同龄的正常儿童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注4]。

从1966年开始，前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1918—1989）强制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禁止堕胎，希望通过增加劳动力来实现国家工业化进程。罗马尼亚政府促使妇女们尽可能地多生孩子，并且严厉处罚对那些不履行这项“爱国义务”的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罗马尼亚的经济连保证人民最起码的生活必备条件的能力都不够，很多家庭无力同时抚养多个孩子，于是，很多新生婴儿被遗弃在医院里成为孤儿。被抛弃的孩子们只能被国家收容，安置在罗马尼亚的特定收养机构里，但这儿常常是人满为患而又条件恶劣。在极端低劣的收养条件下，玩耍被完全地剥夺了。1989年，前罗马尼亚政府被推翻，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在这以后罗马尼亚孤儿的问题才逐渐浮出水面，发现有近十万个由国家收养的孩子[注5，6 ]。

在1960年至1996年期间，美国家庭从罗马尼亚领养了三千个多个孩子。罗马尼亚当时的《儿童福利与领养法》强制要求所有被领养的儿童必须在国家的收养机构中生活至少六个月。即使在美国新的生长环境下，许多被领养的孩子，特别是长期在国家机构被收养的孩子，他们的智力与精神都出现了发育问题，有些孩子甚至不能与人交谈、阅读、接受爱护、或感觉疼痛，还有的孩子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其中一个美国母亲称她的领养孩子为“地狱的孩子”。长期的失望与痛苦，使得一些领养家庭自发地组织起来寻求帮助。美国著名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用正电子扫描仪（PET）检查发现，一些领养儿童的大脑与正常儿童显著不同，特别是语言、情感和注意力中枢神经网络的兴奋活动很低，甚至不活动。虽然通过治疗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但这些孩子永远达不到正常儿童的智力发育水平[注1]。这些研究进一步确认了大脑早期发育存在有关键期，错过了这个时期的发育，是很难或不能再补救的。同时，这些研究也发现剥夺自由玩耍可以破坏大脑的正常发育。

自由玩耍除了直接刺激大脑神经网络的发育，促使各种类型智力的均衡发展。同时也提供了独特的“无意识学习”环境，可以让孩子逐步建立起在学校课堂上很难或完全不能获得的能力。

首先，自由玩耍可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creativity）。

自由玩耍给儿童建立了一个心理安全的环境，使他们在没有恐惧的条件下想象、模仿成人的方式去创造并探索周围的世界。在这个环境下，创造被划分为三个简单的步骤，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领会掌握这种能力。第一步是“你能我也能”，别的孩子或大人可以做的、好玩儿的，我也要会，我也要玩儿。不然就没意思、玩儿不起来了。第二步是“我能玩儿（做）的一样好”，都是一样在玩，为什么你玩得好，别人能羡慕你，我就不行？第三步是“我能玩儿比你好一点儿”，别人才会更愿意和我玩儿。如果注意观察，会看到在自由玩耍过程中孩子关注某一个玩法的时间都不长，总会不断地寻找新的玩具或玩法。一个孩子提出个新玩法，其他孩子会一哄而上地模仿、玩耍，于是提出新玩法的孩子就成为孩子们关注、模仿的中心，具有支配的权力，控制了玩的局面。但很快就有孩子搞出新的点子来，形成新的效仿中心。如果来再看看成人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所普遍实行的“引进、模仿、吸收、改进、提高”的模式，也正是个创造（新）的过程。创造不是无源之水，总有个头的，有个可比较的参照。孩子们在自由玩耍过程中不自觉地领会了这个过程。

在自由玩耍过程中，给孩子带来最刺激、最大满足的是创造过程。如果让你回忆童年时代的事情，相信跨越很长一段时空后，你仍然能够回忆起来的很多都是玩耍中有所创造的东西，而且这些创造对你的今天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帮助。要不然，你的大脑也不会将相应的神经通路保留到今天。要做到创造的第三步：“我能比你好一点儿”，需要想象，需要琢磨出一些更好的或新的点子来。这对孩子是挑战，常常需要将以前知道的、做过的不同事物联系起来、相互借鉴。

我的孩子在学前班（kindergarten）时，学校常常发给一些半成品材料，让孩子回家后和家长一起做手工。有一天，她带回来的是一些不同形状的泡沫塑料片，说明书上说明用胶水粘起来后是个小猫形状的饰件。孩子找我来做的时候，一看包装，我不仅责备起来：“你怎么在学校就打开了？丢了一片怎么办？”看她的反应，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于是就按照说明书做起来。最后，果然发现最小的一片小猫的鼻子找不到了，她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还想再责备几句，希望她能记住下回可以小心一点，别再丢东西。可看她失望的样子，觉得她还在完全关注不能完成这个手工玩具呢，就改了注意：“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其它类似形状的东西代替小猫的鼻子？”小家伙迷惑了一会儿突然跳起来说:“我知道了！”就跑一边儿忙活去了。一会儿，她拿来了个自己做的小猫鼻子。我一看是用张白纸做的，先用黑色的颜料笔涂黑了，然后比着一个椭圆形的东西用剪子剪下来，歪歪扭扭的还凑合。我说：“还行，不过大了点儿。”她于是改了改粘上去，小猫就做成了。玩儿一会儿后，她就不感兴趣了，把刚做成的手工扔到一边儿了。

我将这事和正做晚饭的妈妈说了，觉得很有意思，我们都认为孩子在做手工的过程中有个小小的创造，但她还只是关注做成的手工玩具，并不能认识她进行了创造。于是我们一起到孩子跟前，让她放下手头的玩具，认真地听我们的谈话。告诉她我们发现了一个她不知道的成就 —-- 一个小小的创造，我们为她的创造非常地自豪，建议她明天带到学校去让老师和同学看看。晚上临睡前，我们又特地一起到她床头再次谈到了她的创造，多亲了她几次。在这以后，当我们再次看到她能够将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搞出点新的东西来时，有时也会重提这件事儿。她早已将制作的小猫手工忘记了，但通过我们的提醒类比，将不同的事物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相互借鉴慢慢地在她身上形成一种本能的习惯了。作为家长，我们在这里帮助孩子将无意识中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有意识的抽象的知识，虽然她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是抽象的创造概念。

其次，自由玩耍可以培养孩子进行社会交往的各种能力。

随着不断地成长，孩子越来越需要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自然地形成一些小社交圈子。通过想象与模仿，如男孩子玩打仗、女孩子玩过家家等游戏，孩子们在自由玩耍中将复杂的世界简化成友好的、安全的情景，使孩子在没有心理压力的环境下能够建立领导能力、决策能力、谈判能力、解决争执能力、自我表达能力、和团队能力（共享与合作）等。在玩耍中，如果大人进行干预，孩子们会潜意识地遵循大人制定的规则和指导，丧失了通过玩耍培养社会交往能力的机会，包括培养创造力的机会。依照儿童心理学教授Willard W. Hartup的观点：“儿童成长最好的指标不是智商、不是学校年级的进升、不是课堂行为表现，而是孩子是否能够和其他孩子相处。”[注3]

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是个朋友的孩子，从小在家里玩耍的时候都是由父母带着玩，大人随时提供指导。有一次她的生日聚会，请了十几个很要好的或不太熟悉的小朋友来玩。本来这个孩子应该是玩耍的中心，但由于没有大人带着玩，被其他孩子晾在一旁不知所措，很想玩儿但又加入不进去，几次去找父母也不得门路，非常失望。后来长大一些，在幼儿园和学校自由玩耍的时间多了，这个孩子改变了不少。

第三，自由玩耍可以培养孩子情绪控制的能力，也就是自我缓解心理压力的能力。

与其它学习方式相比，自由玩耍提供了最轻松的学习和社交环境，压力最小。现在已知在心理压力较大的状态下，持续的精神紧张使大脑神经网络长时间处于兴奋状态，信息处理能力降低，情绪控制能力降低。实际上，自由自在地玩耍不仅对孩子，而且对成人都是缓解精神、情绪压力的有效方式。

最后，自由玩耍可以培养更客观的自我评价能力以及在灵活使用中建立自信的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你总会遇到过“眼高手低”的一类人，他们“能说不能干”，总是自认在某些方面比别人强，但在这些方面却又做不好，甚至更差。特别是在某种类型智力上确实高人一截的人，只顾沾沾自喜，却忽视如何通过努力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完成比别人更好、更高质量的工作。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是尖子或在原来的领域里是骨干，但离开学校或换个岗位后，表现得却越来越差。如果你有过招聘的经历，对此类人会有很多的认识与感触，很麻烦，常常会把运转不错的团队搞散了。我在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在猎头公司工作的亲戚，他总结的高端人才所普遍具有的特点中，自信和对自我评价很客观是他反复强调的，认为是这类高端人才普遍具有的能力。

在大部分家庭里，孩子都是家长的心肝宝贝，在家里人眼中孩子都是非常聪明的，很多小细节会在无意识中被夸大并四处比较炫耀，时间一长给孩子形成一种惯性思维：“我行，我不是一般人儿。。。”。如果孩子在某些方面确有所长，就很容易让孩子自我膨胀，对自我认识严重脱离现实。在玩耍过程中，各个家庭中的心肝宝贝在一起，必然发生碰撞，出现竞争。孩子会发现在家里对自己的认识与同辈朋友比较有差距，开始的时候会很失落。差距越大，失落感越强，心里压力越大。孩子刚进幼儿园、学校或步入社会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这种情况。通过自由玩耍，孩子会不断地了解其他孩子，并进行比较，逐步调整对自己的认识，最终能够认识自己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建立自信的过程。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近正好碰上个相关的例子。元旦假期间走亲戚，他们家附近社区的游泳设施非常好，居然有标准的跳水池。我的孩子虽然会游泳，但还是第一次接触跳水。头一天只敢在较低的跳板上跳，玩儿的特别高兴。第二天，遇到一大堆孩子，年龄从五、六岁到十五、六岁不等。孩子们一起哄，就排队上到对公众开放的五米跳台上去跳水了。站在五米跳台上，池水深五米，一眼望下去，加起来有十米距离，水面一晃，天旋地转地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晃动，连身体都好像在晃动。原来我们准备孩子可能会害怕，从楼梯上退下来，没想到真跳下去了。不过爬上岸后却哭了起来，我们赶紧过去，她自己说是给吓得哭起来。我检查了一下，大腿屁股全红了。就安慰说不是害怕，是因为屁股先着水，入水时拍击的力量太大，疼的；但我们为她的勇敢非常非常自豪。她想想也是这么回事儿。歇了会儿身上不疼了，兴趣上来又跳了一次，但还是姿势不对又给拍的红了，就再也不去五米跳台跳了。在那帮孩子中，她是年龄、个子倒数第二小的，所以游完泳后，大人们一个劲儿地夸她，她自己也非常得意。假期回来后我们向见到的所有人都夸耀这件事，她也主动地说。其他的大人听说了，一般都会夸她几句，她就更得意了。但当向她的小朋友们显耀时，就不一样了。第一个小朋友的嘴从来不饶人，听完立刻回嘴：“我从十米跳台跳过。”我的孩子斜着眼冲她乐，不接话茬儿；因为知道她不太会游泳还比较娇气。那个小朋友不好意思了，马上改口：“我承认我瞎说，逗你玩儿呢。”过几天，遇到另一个小朋友，比我孩子小一岁，但游泳技术两人不相上下。听完后，马上说：“我去年在游泳夏令营从跳板上跳过十几次哪。”一下把我孩子唬住了，再也得意不起来了。回来后和我们说起这事儿，我说还没有听说过五米跳台上有跳板的，她一定是在很低的跳板上跳得，又和她在网上查询也没有看到有五米跳板的。虽然我帮助她查询过了，从女儿的反应看，她还是很为自己自豪，但明显没有前几天那样得意了。问她以后是否还会不会从五米跳台上跳水，她想了一下说长大一点还想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