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从乾隆二年从死牢中被释放，到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期间十一年漫长的时间，一代名将岳钟琪都赋闲在家无所事事，大概已经快憋出病来了。

　　遥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岳钟琪登坛拜将，成为汉人官员中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正所谓“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在他之前拜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虽是汉族，但却是旗人也就是享受满人待遇的汉人，因而不能算汉大臣。不过，尽管授予了岳钟琪巨大的权力，但生性多疑的胤禛皇帝却未必真地信任他，尤其是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那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发生之后。

　　那一年的成都，一个名叫张熙的人突然找到了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这个书呆子竟然幻想岳钟琪会仅仅因为自己是岳武穆的后人，就毅然抛下所有的荣华富贵与锦绣前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当中。确实，由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岳钟琪同时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时针对他的谣言满天飞——“督三省天下劲兵处，疑忌众，成都讹言锺琪将反”。最后，甚至雍正也不得不亲自出来为他辟谣：

　　“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钟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皇帝一拍板，总算给他定了性，老岳还是好同志嘛。

　　尽管被张熙的壮举吓得目瞪口呆，但姜还是老的辣，岳钟琪决定软硬兼施，首先将张熙严刑拷打，逼问幕后主使，但没想到这个书呆子竟然是个硬骨头，打死也不招。老岳不得不改变策略，痛心疾首地骗张熙说，自己其实一直牢记着祖先岳飞与满人祖先金人的世仇，内心没有一刻不想着起义推翻满清，此前的刑讯不过是试探他是否可靠而已，为的是验证他是不是朝廷派来的探子。据说为了达到目的，老岳甚至还和张熙拜了把子，发誓共同反清复明。

　　这招还真管用，读书读傻了的张熙很容易地和盘托出，主使者原来就是他的老师，一个叫曾静的迂腐秀才。曾静曾读过明末清初学者大吕留良写的几本书，颇受其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听说岳钟琪饱受满人猜忌，便异想天开地派学生来劝他谋反。套出实情后，曾静、张熙以及吕门弟子严鸿逵、沈在宽等人被岳钟琪一网打尽，这就是当年震动天下的“曾静案”。

　　史载，“上褒钟琪忠”。尽管岳钟琪借此事表明了忠心，也受到雍正大力嘉奖，但在见到石头都要踢三脚的胤禛眼里，这个手握重兵的汉人大将恐怕更加可疑了，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凭什么人家不找别人专找你呢？

　　岳钟琪仕途的坎坷，也许在那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后来，随着雍正末期清军远征准噶尔失利，身为一路主帅的岳钟琪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也差强人意，趁此机会，岳的副手张广泗一状告到了天子案前。世态炎凉，在张广泗的后台鄂尔泰宰相的授意下，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的岳钟琪终于在劫难逃，“大学士等奏拟钟琪斩决”。

　　虽然对岳钟琪越来越不满，但雍正显然清楚此人决非无能之辈，今后没准还有用得着的地方，犹豫再三，一向以“刻薄寡恩著称”的胤禛没舍得下杀手，干脆留给我儿子以后发落吧！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金川战局吃紧，乾隆终于能启用父亲留下的这员老将了。

　　在岳钟琪到来之前，兵部尚书班第就已经将朝廷这一人事安排传达给了清军主帅张广泗。见木已成舟，素与老岳不对付的张广泗也不得不表态坚决拥护皇帝的决定，他说，虽然当年自己与岳一起在准噶尔战线时关系很不好，但两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现在既然皇上让他过来帮忙，那我一定会小心与其相处，争取实现双赢。显然，张广泗这是在以退为进，无论如何也不能打主子的脸嘛。

　　果然，不久之后张广泗就又上了一道折子，其中捎带脚地提到，岳钟琪出身将门子弟熟悉军旅，这固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此人也不免官二代的纨绔习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而且缺乏应对紧急敌情的能力，有了错误也不改正，总之，这老家伙色厉内荏志大才疏，根本不是块做大将军的材料。

　　不过嘛，要说军功赫赫的岳大将军一无是处显然没人信服，于是老张最后又不得不夸了老岳一下：虽然当大将军难以胜任，但他军事经验丰富，做事雷厉风行，如果做个提督总兵什么的，还是难得的人才。

　　皇帝最后的决定是，召四川提督武绳谟进京述职，让岳钟琪接任四川提督。这样一来，岳钟琪在名义上成了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下级（通常情况下总督与提督都是从一品，但总督主管一至数省军事，身为省军区司令的提督在业务上要受其领导）。不过，乾隆给岳钟琪的主要任务是辅佐军事经验欠缺的帝国首相，即归讷亲直辖，因此实际上老张也管不着他。

　　岳钟琪一到金川前线，国防部长班第就来找他谈话，问这位宿将对目前形势怎么看。老岳侃侃而谈，他说，用兵最关键的是要赏罚分明，越严格越好。在奖励方面尤其要做好，要知道，不仅土著士兵贪图利益，就是汉人士兵也需要明码标价公布悬赏标准，赏罚标准化才能够鼓舞军心，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信赏必罚”。

　　“信赏必罚”这个词出自《韩非子》——“信赏必罚，其足以战”，意思是赏罚必须有公信力，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老岳说，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军令，或者临阵退缩，那就一定要立刻军法从事。这样的话，即使普通一兵也都会奋勇作战，重赏重罚下众志成城，咱们才能早日建立大功。

　　在兵力使用方面，具有统辖少数民族部队作战丰富经验的岳钟琪则表示，应该“兼用”绿营兵和当地土著兵”，使他们各展所长。他听说此前清军总是用当地人打头阵，绿营兵跟在后面，这样的话前面一旦遇到情况，土兵就会一哄而散，如此布署肯定不行。

　　鉴于土著士兵用的多是大刀长矛，只能近身肉搏，而绿营兵却装备了火绳枪和弓箭，十分利于远距离作战，岳钟琪建议，我军应该改变队形，将汉兵布署在中间，临战时他们首当其冲，远距离杀伤敌人，而土兵则在两翼左右夹击，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汉土士兵密切配合才能取胜。

　　对于最让清军挠头的碉楼，岳钟琪的观点十分鲜明：搞这东西只能用大炮。由于当时清军的炮根本轰不塌碉楼，他建议攻打它们的时候，将汉兵和土兵分别编队，让装备了长程火器的汉兵在远处用炮轰击，实施火力压制，熟悉地势擅长攀爬的土兵则逼近碉楼展开强攻，双方各尽其用。这个招数，之前战死的任举总兵其实也曾用过，实际效果相当不错。

　　岳钟琪还强调，我们与助战的土司们要做到胜利了不争功，失败了不相互埋怨。如果再用土著士兵打仗，就必须先解除他们对咱们的怀疑，咱们才能有所收益。如果想用他们同时却又疑神疑鬼，这可是兵法上的大忌。

　　不久，乾隆又专门下旨征询岳钟琪对金川之战的看法，老岳认为，清军应该从金川北部的党坝方向突破，因为这里距离莎罗奔的老窝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的距离，一旦成功，就可以直捣敌巢。而据岳钟琪说，他也曾对主帅张广泗反映过，但张却不以为然，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导致此事不了了之。

　　张广泗拒绝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党坝离勒乌围虽近，但却“碉卡严密”，敌人的防御工事极其难啃，而岳钟琪率领的全部兵力，包括绿营兵和土著兵只有七千多。老岳则说，鉴于自己兵力不足，他曾和总督大人商量，要求增兵三千，而“广泗不应”。很显然，岳的人马已经是清军中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他们只听讷亲的命令，而张广泗虽然指挥不了他们，但却可以拒绝提供援助，张岳二人的关系仍然势同水火。

　　在岳钟琪看来，张广泗力主从昔岭和卡撒方向进军，选择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两个地方不仅距离金川中心勒乌围有上百里远，中间还隔着一个噶尔崖，那里不仅险峻无比，而且战碉林立，由金川二号人物郎卡镇守，从地形来看，几乎是不可能拿下的，此前任举等人就是攻噶尔崖无果，殒命于色尔力战碉群之下。后来发展的情况也证明老岳的判断非虚——直到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郎卡的噶尔崖始终在清军的反复围攻下屹立不破。

　　狭路相逢勇者胜，岳钟琪认为，党坝方向尽管敌人防卫森严，但如果我方兵力足够，困难是完全可以客服的，因为敌人坚固的据点其实只有党坝附近的康巴达战碉群，其他阵地都是摆设，而且正因为这一路线不好走，敌人反而可能掉以轻心。清军只要攻克康巴达，就可以“直捣其巢”杀入金川军大本营勒乌围，一举解决问题。

　　在给皇帝报告的最后部分，岳钟琪提醒乾隆注意要两个人：“广泗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这里的“汉奸”并非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它其实指的是“汉人奸细”，而不是现在认为的“背叛汉人的奸细”。

　　与许多人想像不同，“汉奸”这个词其实出现得很晚，很可能直到清朝初期才诞生，开始大概还不是贬义。“汉奸”最早见诸史册，要迟至乾隆十二年，而且竟然与张广泗有关——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他在镇压“苗乱”中发现，有些汉人暗中支持苗民反抗满清，甚至成为苗人抵抗力量间相互沟通的结点。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张广泗写道：“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据说，当这些汉人被清军擒获，押赴刑场斩首的时候，他们还大呼：“人人都来当汉奸，还我大汉好河山！”

　　显然，本身即为汉人的张广泗是不会以现在的语境来定义“汉奸”的，这里指的应是“汉人奸细”之意。至于它转为“背叛汉人的奸细”，进而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大概要到鸦片战争以后了。该词在清末使用尤甚，不仅清廷的汉族官员们被扣上了大帽子，就连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也通通被革命党斥为汉奸，具体不再赘述。

　　被岳钟琪宣布为“汉奸”的王秋，早已是张广泗帐下第一大红人，而阿扣的新丈夫良尔吉，也是王秋引荐给张广泗的，就是说王、良两人肯定是一伙的。张大帅对这俩委以重任，一个是参赞军机的谋士，一个是带领大军的向导。相比之下，同为汉人的张广泗可能对王秋更为信任一些，当他派良尔吉出去游说莎罗奔时，还要将其妻阿扣留为人质，当然这不排除张大帅有假公济私的成分。

　　按照野史的说法，面对女婿的建议，莎罗奔对是否和平解决犹豫不决，据说就在良尔吉的游说要有转机的时候，岳钟琪却出来搅局，他率领所部突然从党坝方向发动了进攻，这应该是出自讷亲的命令。不过，清军却出师不利，前进还没多远，营中便先发起了瘟疫，岳钟琪不得不顿兵不前，派人向讷亲请求增援。

　　但是，任举败死以后，讷亲像霜打的茄子立刻蔫了下去，整日里躲在大帐里，一切军务任凭张广泗发落。张广泗正致力于和莎罗奔谈判，对岳钟琪的拆台行为深恶痛绝，况且如果老岳真地从党坝方向一举拿下勒乌围，自己的脸往哪儿放啊。张大帅不仅对增兵请求置之不理，还对讷亲说，咱们刚刚吃了败仗，可千万不能燥进啊！万一再来那么一次大败，咱俩的脑袋可都保不住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讷亲深以为然，于是下令岳钟琪退兵。

　　野史继续写道，对张广泗的掣肘，岳钟琪感到无比愤懑，尤其是他偶然从别人处得知，那位曾仰慕自己的大美人阿扣，此时竟然就在老对头的军营中。见说者眉飞色舞啧啧有声显然艳羡不已，老岳不由得气炸了肺，他立刻派人去打探，正赶上张广泗大摆筵席，席上阿扣即兴起舞，与张大帅眉来眼去你情我意，正好被探子看了个正着。

　　闻听此言非虚，岳钟琪胸口如同压了一块大石头痛彻心扉，他忿然骂道：“老混蛋竟然得到那个尤物的芳心了吗？真是十年一梦恍如隔世，想当初，她为了我甘愿抛弃丈夫私奔，可我却没有在意，但两人好聚好散，也还说得过去。可没想到，现在她却投向了老混蛋的怀抱，大家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明摆着让我自惭形秽，故意给我难堪嘛，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老匹夫真是欺人太甚！”

　　“曾经有一分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咳，对不起穿越了，但这些话大概正是老岳心情的写照吧。

　　于是岳钟琪气冲冲去找讷亲说理，他控诉道：“张广泗仗着平定苗乱那点儿可怜的军事经验，就自诩为熟悉战争，骄奢跋扈根本不听朝廷命令。您看看他帐下那个叫王秋的家伙，表面是奸商其实却是汉奸，他利用良尔吉与贼军内外通气，我军的底细都被他泄露光了。更何况，老张借口派良尔吉去敌营侦察，号称要用反间计，其实为的却是和人家老婆阿扣躲在帐中快活，没日没夜地荒淫无度，正事儿全被他给耽误，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大将？您要是不宰了他，还怎么严肃军纪啊？！”

　　讷亲可不爱听了，他沉吟良久，方徐徐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也看到了，这么一个艰险的地方，我军根本没法深入，只要对方名面儿上答应归顺投诚，那么他要什么我们就只能答应什么。张广泗熟悉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延缓进攻想必有他的道理。我正后悔噶尔崖大败，当时咱们操之太急，以后可不敢这么干了。如果斥责张广泗，拒绝对手投降，那么一旦再打起来，咱们几个为国捐躯倒没啥，可天朝的颜面何在？我又怎么向皇上交待？”

　　宦海沉浮中早已精于事故的老岳立刻明白，讷亲还要靠着张广泗来打仗，因而不可能处罚后者，他赶忙改口说：“我当然不想阻挠和谈的大局了，只不过张广泗这厮贪恋女色，还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举动去讨好阿扣，这地方虽然偏远，可人也不少，保不齐有谁把这事儿捅到朝廷，到时候您可就没法向皇上交待了。不如这样吧，先把阿扣暂时押在我这里，您让张广泗专心和谈，许诺一旦和谈成功就把阿扣赐予他，那样的话和谈的功劳就都归了您，而张广泗心有牵挂也不敢造次，您看如何？”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讷亲早就听说阿扣国色天香，可惜一直无缘得见，闻听老岳的建议，心说当我傻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匹夫啥花花肠子，押在你那里？那有押在我这里好！于是，他派人向张广泗传令，要求把阿扣立即送往自己的大营，理由是军务繁忙，张将军不要分心，等到大功告成，再把美女还你。

　　没想到张广泗也是老奸巨滑，早就猜到了宰相打的什么主意，靠，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于是竟然主动把自己的老对头拉了进来。他写信答复讷亲说，大人您还年青啊，可不是我和老岳这样的过来人，要知道红颜祸水，如果阿扣到了您那里，您肯定会受这小妖女迷惑而不能自拔，一旦大错铸成便没法收拾了，那可就是俺老张害了您啊！您既然怀疑我，那不如这样吧，我把阿扣送到老岳那里让他看着，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

　　就这样，张广泗也不等讷亲是否同意，就迅速将阿扣和她的女奴们通通送到了岳钟琪的军营。当时，张广泗已经回到了小金川的美诺大营，那里距离岳钟琪驻扎的党坝很远，而离讷亲的卡撒大营却很近，为避免讷亲中途派人抢夺，老张竟然派人走小道护送阿扣等人离开。阿扣也乐于和老岳鸳梦重温，率领着手下，人衔枚马裹蹄，不声不响地一路小跑着就过去了。

　　野史绘声绘色地写道，岳钟琪突见美人驾到，自然惊喜交加，据说他当时高兴得都已经失了常态，一个劲儿地问你咋过来的呢？阿扣隐瞒了真相，只说自己思念岳将军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突然听说您来金川了，于是毅然离开张广泗，历尽千辛万苦潜逃到了这里。

　　当然了，阿扣还说了张广泗好多坏话，听得老岳不亦乐乎，现在不仅美人归了我，将来一旦阿扣的丈夫良尔吉劝降成功，功劳也少不了我一份啦！于是，老岳大摆宴席欢迎阿扣一行，当晚新欢旧爱涌心头，一树梨花压海棠，自不待言。

　　据说，倒霉的讷亲宰相果然派人在大路上等待阿扣，但怎么等也不来，后来才知道人已经从小道跑到岳钟琪那里了。讷亲大怒：“这老匹夫端的狡猾，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他立即传见岳钟琪议事，见面后便劈头盖脸地责问阿扣之事。好个老岳，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一脸惊讶地问：

　　“您还不知道吗？这个小妖女已经与张广泗约好了，要派侍女过来行刺我，她自己则要以身做饵，亲自去行刺您呢！这样金川一旦攻破，他老张就能独吞全部功劳了。我得到消息后不敢怠慢，赶紧把她们都抓了起来，现在正关在我的大营里，等着您发落呢！”

　　讷亲自然明白老岳什么鬼肚肠，但是经历了一场场败仗后，当年那个飞扬跋扈气焰嚣张的帝国首相早已没了脾气，他沉默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这可是谋反的逆犯啊，不如我亲自审讯得了，明天麻烦你把她们带过来吧。”

　　老岳戚戚然回到军营，他实在舍不得阿扣，可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可咋办？一个幕僚出了个主意，他建议不如把阿扣藏在隐蔽的大山里，然后就说她已经被张广泗抢走了。老岳依言照办，反而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老张自然不承认，于是两人在讷亲那里吵得不可开交，搞得宰相一个头两个大。

　　野史继续写道，张广泗悄悄向讷亲建议，不如派阿扣的丈夫良尔吉出马，肯定能找到她。他还提醒宰相，您现在看到了吧，老岳这人可是阴险无比，您还是和我合作吧，我保证一旦和谈成功莎罗奔归顺，头功肯定归您，条件是您再不能让老岳和这事沾边。讷亲半信半疑，姑且派了几个心腹随良尔吉出去寻找，最后竟然真的在一处极其隐秘的山崖后面，找到了在此躲藏的阿扣她们，这里房舍用具一应俱全，显然是老岳为了金屋藏娇特意准备出来的。

　　可是，金川公主却死活不愿跟老公回去，她说，自己的心已经属于岳将军了。良尔吉也清楚自己只是老婆的备胎，露水夫妻本来也没有多大约束力，他思来想去，突然计上心来：有了，民间不是传说阿扣会与佛祖配偶嘛，而她也一直以嫁给佛祖转世的中国大皇帝为志向，那咱就这么这么着。

　　于是，良尔吉对老婆说：“公主，中国的将军里面，岳钟琪是最高级别的吗？”

　　阿扣答：“不是，张将军的权力和地位都和岳将军差不多，就是不知道他俩之上还有谁。”

　　良尔吉哑然失笑：“他俩之上就是讷亲啊，那可是皇亲国戚，他在朝中是宰相，在军中则是大帅，都是天子之下第一人，正管着张、岳两个将军呢。现在张将军已经将公主举荐给讷亲，宰相答应事成之后就带公主进京，让大皇帝纳您为皇妃。公主的理想就快要实现了，干嘛非要为了岳将军，躲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呢？”

　　据说阿扣立刻怦然心动，她一跃而起，拔出佩剑狠狠砍向立柱，长叹道：“老岳差点儿耽误了我啊，咱们赶紧走！”就这样，金川公主骏马疾驰，火速投向了帝国首相的怀抱，宰相、总督、提督的多角恋爱，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好了，八卦讲完了，下面该说说正事了。面对着林立的战碉，讷亲他们想出法子了吗？您还别说，宰相大人一拍脑袋，还真就憋出个主意，为了防止知识产权被侵犯，他立即将这个点子向皇帝上奏汇报。

（待续）

　　其实，在任举战死之前，清军就已经有一名高级军官在色尔力石城下阵亡，他就是参将国良。这位将领的姓氏很怪，他姓买，回族人，曾参加了驱逐准噶尔的西藏之战，有着在藏区作战的丰富经验。战死之后，买国良被清廷加官一级，追赠为副将也就是副总兵。

　　当时，参将买国良与副将唐开中一起，在任举的左翼做为策应。他们“越沟度林”，也就是翻山沟钻森林，一直攻到金川军在碉楼下设置的前哨阵地。该阵地应该是由大段木头搭成的堡垒即所谓的“木城”，在这里，唐开中与买国良率领的清军遭遇顽强阻击，主将之一的买国良就在此时阵亡。

　　买国良参将战死后，唐开中副将继续指挥部队猛攻，终于杀到了战碉群下，与中路的任举总兵和右路的哈攀龙总兵会师，清军随后展开了对色尔力石城的总攻。这位唐开中不是等闲人物，与任举一样，他也是位武林高手——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的武进士，而且此人诗写得很不错，山水画的功力相当不俗，可谓文武双全。另一名清将哈攀龙亦以勇猛著称，据说他平时练武用的家伙事儿都重得出奇，包括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一百三十斤的铁鞭以及重达三百六十斤的石锁。

　　不幸的是，三员一等一的勇将面对着敌人坚固高耸的碉楼，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清军又没有重炮，只能冒着暴雨般倾泻而下的矢石枪弹，延续着几千年来的传统战术，靠人力搭起云梯强攻。可是，金川战碉的高度通常都有十几米甚至几十米，远远大于中原的城池，清军制式的云梯大概连碉楼的腰都够不着，更甭说登顶了，而守军却能通过密布碉壁的射击孔，好整以暇地开枪放箭，下面的清军只能干瞪眼挨打。

　　屡次强攻却无进展已经够让总兵们挠头，金川军采取的积极战术更然他们雪上加霜，他们并不是一味死守，而是留出一部分机动部队，时不时就对疲惫不堪的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担任主攻的任举就是这样遭遇不测的，对于这位总兵战死时的情景，《清史稿》描写得绘声绘色：

　　“六月己巳，举与攀龙、开中合攻石城，城坚甚。我师方力攻，贼三百余自西南林内出，举督兵与战，被创，战益力，枪复中要害，遂卒。”

　　就是说，一支三百人的金川敢死队突然对碉楼下的清军发动了斩首行动，猝不及防之下，任举带伤坚持作战，直到光荣战死，确实没有辜负欣赏他的皇帝。死的时候，任举只是代理即“署”重庆镇总兵，其实际职务还仅是个副将。不过乾隆当时已经下旨要任举“真除”——即由临时代理转正为实授官职，这个词汇现在也还常见于港台媒体，但在大陆早已不用了——可惜这道升官的圣旨正在途中流转，而当事人已经永远收不到它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金川军进退有据攻守自如，似乎并非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无论指挥还是战术都可圈可点。在给官军留下惨痛教训的同时，金川兵的勇猛强悍也给皇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付出极大代价终于平定大小金川后，乾隆专门下令在当地招募五百名土著士兵，以一千名士兵的钱粮供养，也就是说每人开双份军饷。

　　这支不大的金川民兵武装从此成为清廷非常重视的特种部队，皇帝每每把他们用在关键的刀锋时刻，在喜马拉雅山进行的廓尔喀（今尼泊尔）战争中，甚至在完全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中英鸦片战争里，都频频出现这些悍不畏死的特种兵们的身影。

　　相比清军，金川兵甚至连武器装备也不落下风，尤其是，尽管没什么火炮，但他们竟然装备了许多火枪，猛将任举就是被一枪打死的。又过了一个世纪，那位“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近代大思想家魏源这样描述当时的金川民兵：

　　“这些士兵非常擅长山地作战，对风霜雨雪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他们每年春夏两季进行常规训练，而秋冬两季则要去山里狩猎。他们都戴着虎皮帽，穿着牛皮靴，胸前挂着小佛龛，背着火枪、藏刀，挂着火药、干粮，虽然这些装备加起来足有二三十斤重，可他们却健步如飞，登山越岭如履平地。”

　　按照魏源的记载，金川民兵装备的火枪竟然优于清朝正规军的货色：“他们的火枪相比官军装备的所谓‘营枪’，既重又结实，而且射程要远许多，打起来弹无虚发。”当然，武器的优劣也许只是次要因素，更重要的是金川山民们迫于生活压力，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练就的过硬本领，这种艰苦的实战练习是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八旗兵无法做到的。

　　金川战争时的欧洲，燧发枪已经全面普及，火绳枪基本上退出了舞台，但在中国，老式火绳枪仍占据了火枪武器的主导，更先进的燧发枪不是没有，但它们一直只是供皇帝欣赏把玩、偶尔用于打鸟猎兔的新奇物件，从来没有大量列装部队。

　　清朝的火绳枪属于前装滑膛枪的一种，后人考证认为，清军制式单兵火器是所谓的“兵丁鸟枪”，其长度约两米，发射重一钱的铅弹丸，能装填三钱火药，射程大概百米。这种火枪不仅笨重，而且操作复杂装填麻烦，射速也非常慢，即使不考虑射击精度，每分钟最多也就两三发，这就造成了在火力延续性方面有很大漏洞，即使组成“三段击”或类似的轮流射击队列也无法保证不出现火力间隔；另一方面，火枪手本身的安全也成问题，开枪后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再次装填，敌人就已经冲到了面前。

　　清军的解决办法类似十五世纪曾横行欧洲的西班牙步兵，即火枪手与长矛手混编，用长矛手来保护火枪手的安全，不过清军中火枪手的比例远不如西班牙（最多时火枪手与长矛手达到1：1），因此这个问题还不算突出，而且清军擅长骑射，即使长矛手不在身边，火枪手也总还有骑兵和弓箭手保护着。雅克萨之战时，同样装备了许多火绳枪的俄军火枪手则是自力更生，他们每人都带着一把两用的战斧——火枪发射时做为支架，而敌人冲上来后则做为肉搏武器。

　　金川士兵的解决方案则是强壮的身体加上著名的藏刀，他们的火枪手从来不与敌人纠缠，而是利用身体素质和地形优势来回机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见势不妙就撤退到高高的碉楼中，如果实在不得不进行肉搏，就拔出随身携带的宽刃藏刀拼命。清代大学者魏源如此描述他们的战术：

　　“金川兵组成一个个小分队作战，每队通常只有三四十人，顶多不过百人，每人都随身携带着攀岩工具，高山峡谷不在话下。到了战场上，小分队又进一步分散成三人一个的战斗小组，遇到敌人射击或滚木檑石，就迅速隐藏到岩石后躲避，风头已过便再次前进。等敌人一旦进入火枪射程，他们就会果断开火。”

　　我们前面说过，金川兵的火枪虽然更加沉重，但射程却大于清军的制式“营枪”，因此往往他们能打到清兵，而清兵却没法够到敌人，只能干瞪眼没法子。况且这些金川火枪手准头极佳，大清武状元任举就是这样，根本来不及进入施展卓绝武功的距离，便折在了敌人的精确狙击下。

　　主将任举突然战死，本来在战碉下就举步维的清军顿时大乱，不仅如此，任举在林子里阵亡后，其尸首也落在了金川突击队手中，这使得群龙无首的官兵更加情绪沮丧，敌人内外夹攻之下，此前张兴部队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似乎已无法避免。

　　就在这即将大崩盘的关键时刻，清军一员大将挺身而出，他一马当先，身先士卒杀入林中。金川火枪手干掉对方主将后有所松懈，猝不及防之下，对手已近在眼前，他们已经来不及再次装填射击，只好拔刀肉搏。尽管双方都用冷兵器，但金川军以众敌寡，无疑胜算颇大，可他们没料到的是，来人怎么会如此生猛，己方竟然被连杀三十多人，阵脚一乱，本来已经到手的任举尸体又被此人抢回。

　　书中暗表，这个猛人正是清军另一名总兵哈攀龙，与任举、唐开中一样，哈攀龙也是大清武状元，不过相比雍正朝武进士的前两人，他是地地道道的晚生——乾隆二年即1737年的第一甲第一名武进士。身为回族的哈攀龙自幼习武，甚至乾隆都曾赞誉“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兼之他力大无穷，最喜欢的无疑就是现在这样的近身肉搏混战——“攀龙入林，殪贼三十余，夺举尸回”，清军被他从崩溃的边缘重新拉了回来。

　　收到皇帝爱将任举的死讯后，即使帝国首相也不敢隐瞒这一大事，讷亲不得不将消息奏疏上报。据说乾隆看了奏章后，眼泪立刻掉了下来，他长叹道：“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恻。”这就留下了一句成语：甘死如饴。不过嘛，像吃糖一样快乐地去死，世上大概没有几个这样的人，恐怕只是皇帝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对于烈士的后事，乾隆相当重视，他亲自写了一篇祭文，为任举建了纪念碑还亲自写了碑文，指示要按照提督的标准来抚恤其家人，而任举生前连正式总兵都没来得及当上。不仅如此，任举被赐予“勇烈”的美谥，赠予从一品的都督同知官衔，牌位进了烈士纪念馆也就是“昭忠祠”。四十年后，任举的儿子任承恩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战败，依律当斩，乾隆特地赦免了他，皇帝的理由是不能让英雄绝后——“不可使举无嗣也”。

　　另一方面，从乾隆对任举的泣叹声中，我们也隐约感觉到，对于在“小丑跳梁”的“危地”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皇帝似乎有些后悔了，只不过，无论是乾隆本人还是帝国政府，都已经骑虎难下。而对于直接责任人讷亲宰相和张广泗总督而言，色尔力的大败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现在最迫切的当务之急，无疑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

　　讷亲和张广泗虽然互相瞧不起，但这时候却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个完蛋另一个必受牵连，彼此都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四川巡抚纪山虽为一省之长，可他担任的是文官职务，并不管用兵打仗，况且此时他被人参劾即将调离，正办理交接手续，早已经不管事儿了。另一位四川大员、省军区司令既四川提督李质粹当时正带着部队保护川藏交通，人家压根儿就没来金川，自然不能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

　　要说在金川的帝国重臣还有一位，那就是兵部尚书班第，前面咱们说了，乾隆为了解除张广泗的后顾之忧，专门派国防部长来给他打下手。可讷、张二人琢磨以后，还是不敢让班第当替罪羊，一来班第根正苗红，是正宗的蒙古贵族，不仅与皇家沾亲带故，还当过军机大臣，资历深背景硬；二来人家只管押粮运饷，尽管是国防部长，可并没有指挥打仗的责任；三来嘛，一听到色尔力战败的消息，班第立刻就扔下粮车，带着几个人跑过去接管了指挥权，态度这样积极，皇帝夸奖还来不及呢。思来想去，讷亲和张广泗终于看中了一个人。

　　任举阵亡后，哈攀龙奋勇拼杀抢回尸体，勉强稳住了己方阵脚，但面对高高的战碉仍无计可施。这时候，国防部长班第跑到前线，还带来了两个手下，一个是陕西汉中营副将段起贤，他接替战死的任举暂时代理重庆镇总兵，另一个是大内侍卫富成，他是钦差大臣班第的随从。几个人一计较，终于商量出一招——夜袭。

　　要说金川军本来相当擅长夜战，魏源曾写道，这些山民挥映着火绳枪的引火绳做为联络信号，在漆黑的夜晚神出鬼没，割下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不过这一次，连战连捷的金川守军却有些麻痹大意，认为久攻不下的敌人不过尔尔，于是放松了警惕，竟然在夜里被清军偷袭得手。

　　这场夜袭成果颇丰，焚毁了三座“木卡”即木质堡垒，还杀了五十多名敌人，清军趁热打铁，一举拿下了石梁、双沟等几处战碉，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可是就在这时候，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讷亲宰相和张广泗总督宣布：调查组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定哈攀龙总兵应该对色尔力大败负责！

　　突然荣升替罪羊的哈攀龙自然不服，但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比你大好几级的宰相和总督都一致认定就是你了呢。该调查结果已经发给了负责军人组织关系和奖惩升降的兵部，根据这份文件，兵部领导们也认为哈攀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将他降级贬官。

　　不过嘛，乾隆虽然看了调查报告，但这个无论智商还是情商都很突出的皇帝却认为该文疑点颇多，只是此时前线军情紧急，皇帝虽然觉得可疑，却又不想影响两大臣的战斗情绪，于是来了个折中，下令将哈攀龙押解回京，说自己要亲自审问。

　　——讷、张两人倒台后人们才知道，调查报告中只提到哈打了大败仗，对他之前和之后“克卡杀贼”的功劳却一个字也没说，夺回任举尸首的义举更是压根就没提。原来，起草报告的张广泗竟然把这些战功劳通通隐瞒了，显然总督大人只想将哈总兵以一个失败者的形像呈现在皇帝面前，这才是标准的替罪羊模样嘛。

　　就这样，在任举等人阵亡之后，清军高层一番内讧，又平白失去了一员猛将。

　　不得不说的是，任举之死对官兵的斗志影响极大，就拿他们中的第一人讷亲来看，色尔力大败之后，这位帝国首相如同斗败了的公鸡，顿时蔫了下去。对此，清史稿写道：“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为诸军先，没于阵，讷亲为气夺。”

　　而在非官方的清人笔记中，曾以“恃宠骄倨”著称、无论地位多高的皇亲国戚都不屑巴结的讷亲，此时的形像已经不再是那个廉洁奉公的官吏和识人善举的伯乐，而是变得越来越猥琐，甚至成了整个大军的笑料：

　　“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称笑之也，故军威日损。”就是说，宰相大人被彻底打怕了，从此他再也不敢下命令，一到了打仗的时候就躲到大帐里，远远地指手划脚却不敢向前一步，大家除了看笑话外，对他也无可奈何。在这么样的孱头领导下，官兵如果能打出军威来，那才真是没有天理呢。

　　清人笔记里有个故事，由此可见官兵士气的低落。当时三千多清兵攻打一处战碉，突然遇到一支数十人的敌方突击队“哄然下击”即呐喊着冲杀下来——前面我们说过，三四十人组成的小分队是金川军最常见的作战编制——没想到以百敌一、具有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清军竟然立刻做“鸟兽散”，眨眼间跑得一个不剩。

　　仗打到这份儿上，除了对手确实难缠以外，是不是也应该从自己内部找找原因呢？尤其是，为什么凡较大的军事行动，金川军都能应对自如，让清军每每无功而返甚至损兵折将，反而是个别将领临时的突发奇想，比如班第、哈攀龙等人发动的夜袭，却常常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效。

　　看到这里，看过《无间道》的您大概也明白了，哎，别不是有内鬼吧？

　　这么一想啊，一个倩影自然浮现，我们怎么能够放过金川大BOSS的女儿——大美人阿扣呢。前面我们说过，讷亲没来的时候，张广泗下令大举进攻噶尔崖，与此同时，他派阿扣的新婚丈夫良尔吉去游说老丈人莎罗奔归顺。为避免良尔吉一去不回，清军就把阿扣留为人质，在大营中好吃好喝好招待地软禁起来。

　　话说那阿扣生得美艳卓绝，在着“玉观音”的雅号，据说看者无不心醉，就连见多识广的张广泗也不例外。不过这姑娘从小就自视甚高，她认为自己就是天仙下凡，凡人尤其是金川的凡人都是贱种，根本配不上她。小时候她听人说，中国皇帝是佛祖转世，正好是自己的佳偶，她以后肯定能当上正宫娘娘，于是便一颗芳心暗许，红线早已牵到了紫禁城里龙椅上坐的那个人。

　　长大以后，也确实曾有许多汉人官员垂涎于阿扣的美色，甚至迷恋到了对着尘土上她踩过的脚印，心甘情愿地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高傲的阿扣一律不假以颜色，根本不屑搭理这些痴情种子。要说让阿扣动心的男人也不是没有，比如她就曾对岳钟琪一见钟情，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最后只能“三秋不见每惓惓，握手山林复怅然”，而她的新丈夫、那位胖大魁梧的良尔吉，很可能只是老岳的替身而已。

　　现在，阿扣成了张广泗大营中的人质，看看张大帅威风凛凛仪表堂堂，论官位也不比当年的老岳低，似乎比良尔吉更合适。而老张怎么可能忽视这么一个大美人，况且与此同时，他也正想着笼络利用当地高层，他知道阿扣是众多土司的梦中情人，搞定她就等于搞定了各家土司，于是正好公事私事一起办，每日里酒宴歌舞，拼命讨取阿扣欢心。

　　阿扣姑娘能歌善舞，在张广泗为自己举行的宴会上，她率领众多侍女翩翩起舞，那曼妙的舞姿撩拨得张大帅心旌摇曳，与席者的嘉绒酋长们无不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于是满场欢笑，军民雨水一家亲。趁着酒劲，心猿意马的张广泗嬉皮晒脸，对大美人开始动手动脚。见此情景，在场的酋长们更加推波助澜，他们欢声雷动纷纷起哄，高呼咱张大帅就是转世的活佛啊——前面讲过，据说只有佛才能配得上美丽的玉观音阿扣。

　　稗官野史津津有味地写道，就这样胡天黑地，在美人的陪伴下，老张在金川的日子过得无比滋润，直到讨厌的讷亲到来。在宰相“三日攻克噶尔崖”的严令下，身在四川却乐不思蜀的张广泗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派出干将任举率兵出战，结果在色尔力大败亏输，连任举自己都丢了性命。

　　据说，当时阿扣还救了张大帅一命，因为他本来想跟在任举后面，可是阿扣却带着自己的女奴们突然赶了过来，身后还带着良尔吉的旧部护卫。阿扣说，大帅这条路咱可走不得，您要走就跟我走那条吧。见老张犹豫不决，美人干脆催马向前，横在前面不挪窝了，死活也不让他继续前进。就在这时候，任举阵亡的消息传来，大惊失色的讷亲急令收兵，张广泗才捡了一条命，否则如果按原来那条道路走下去，他就很可能做了任举第二。

　　咱们推测，阿扣显然知道任举他们是去送死的，而从她连哪条路有埋伏哪条路安全都了如指掌来看，这位美女很可能清楚金川军的兵力布署。那么，这些极有针对性的布署是怎么做到的呢，事后诸葛亮的我们自然要怀疑到金川军大BOSS的女儿阿扣，以及张广泗帐下那个名叫王秋的来历不明的谋士。

　　可惜的是，“身在此山中”的讷亲和张广泗，似乎从未动过这个念头。那么，清军中真的一个明白人也没有吗？倒也不是，起码阿扣的单相思对象——岳钟琪就是一个。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说老岳跟着讷亲一起来金川了吗，过了这么久，他怎么迟迟没露脸呢？

（待续）

　　看了兵部尚书的报告，乾隆无疑吓了一大跳，看来前线的情况要远比自己想像中恶劣，他明白派个重量级人物前往督战已经迫在眉睫，但班第的地位似乎还不够。

　　在当时的乾隆朝，讷亲是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讷亲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是鳌拜的同事、康熙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遏必隆，曾祖父则是努尔哈赤的老战友、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钮祜禄. 额亦都，这个家族在清朝十分显赫，一共出了四个皇后，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慈安皇太后。讷亲的亲姑姑是康熙的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可惜此女命薄，册封皇后仅仅五个月便撒手人寰，年仅二十五岁。

　　虽然当初因依附鳌拜，遏必隆在康熙亲政后被罢去太师并剥夺爵位，甚至下狱论死，不过小皇帝也只是要吓唬老丈人而已，没有下狠手的意思，不久之后就恢复了他的公爵，给了个管侍卫的闲差。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遏必隆病死前，皇帝还曾亲往探望，后来还封他的女儿为皇后。

　　说句题外话，遏必隆有一把佩刀很有名，清人笔记里多有记载，在本文中也是重要道具之一。这把刀在他死后晋入皇宫，据说清廷每逢大战，必以此刀监军，起着类似尚方宝剑的作用。除了金川战争外，它在太平天国战争也曾隆重出场，有先斩后奏之权，清末诗人丘逢甲甚至还写了诗说它：“中朝国法兼家法，遏必隆刀可在无”。

　　在民国初期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中，此刀再次出马——当时老袁派参谋次长陈宧（注意此字读yí，并非太监的‘宦’，现在的书籍刊物影视中大多写了白字。此人是黎元洪的死党，但奇怪的是，老袁对他却十分信任）率兵前往四川讨伐护国军，为表重视，专门派人去清宫中向溥仪小皇帝讨来了这把宝刀。

　　民国笔记写道，陈宧出征前，老袁还专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授刀仪式：“项城遂诏文武百官齐集居仁堂，行授刀礼，仪式隆重。”不过陈宧入川后立马反水，配成了袁世凯“送命二陈汤”中的最后一味主料。后来的民国乱世中，据说遏必隆刀曾被冯国璋占有，此后则下落不明，但有人说它又回到了故宫，待考。

　　扯远了，再回到主题。早在雍正时候，讷亲就取得了挑剔的胤禛的信任，被封为内大臣，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又升军机大臣，进入了核心领导层，并与鄂尔泰、张廷玉两大宰相一起，成为新老皇帝交接之际的顾命大臣。乾隆即位后，讷亲晋封一等公，不久又成为议政大臣并兼任兵部尚书。

　　两个职位一虚一实。议政大臣这个官职是后金时代贵族共和制的残余，努尔哈赤曾命八旗旗主与议政大臣一起开会决定国家大事，这就是著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鳌拜、遏必隆等权臣也都是议政大臣。不过康熙亲政后，议政大臣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崇高头衔，再也没有实际权力，雍正时期更是彻底虚化，成为授予高级贵族或大学士、尚书等高官的荣誉职位。

　　前面我们说过，乾隆上台后，一改清廷以往重用皇族的传统，军机处中再也没有王爷们的位置，这就给讷亲等人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尤其是，尽管讷亲生年不详，但几位顾命大臣中，他无疑是最年青的，很可能比登基时只有二十五岁的弘历也大不了多少，相比起两大巨头鄂尔泰（六十岁）和张廷玉（六十五岁），他具有年龄上绝对的优势，而刚刚即位的乾隆，也迫切需要培植自己的亲信。

　　这时候军机处的首长即领班军机大臣是鄂尔泰，次席是另一位大佬张廷玉，排名第三的就是讷亲，这三人在乾隆登基后的十年间，牢牢把持了帝国政坛前三的位置。而另外几个军机大臣，则像走马灯一般来回轮换，而从比例来看，相比于喜欢任用汉人的雍正，乾隆时期汉人大臣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且皇帝还立下了一个规矩：汉人不得充任军机处领班，这基本上断送了汉大臣通往权力天花板的通道，即使张廷玉也不例外。

　　到了乾隆十年即公元1745年，鄂尔泰病故，一个月后，在皇帝的旨意下，军机处老三讷亲跳过了老二张廷玉，登上了帝国政坛的顶峰。这样的破格提拔连讷亲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他向皇帝上书说自己才疏学浅，希望能排在张廷玉后面。

　　最后，乾隆做了个折中，从此军机处的奏章中，满文以讷亲排名第一，而汉文则以张廷玉排名第一，不过所有明眼人都清楚，争霸雍正朝以及乾隆朝前十年之后，鄂张两位大佬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关于这位一等公爵、帝国新首相即军机处领班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清人笔记写道：

　　“闻其人操守颇廉介，当隆隆赫赫时，门无苞苴。部院司员以公事关白，必反复驳诘，见有才器出众者，荐引惟恐后人。讷赞枢垣时，武毅谋勇公兆惠、诚谋英勇公阿桂，均为庶僚，讷即密保二人内堪尚书、外堪督抚，无一知者。迨讷身后，高宗将原折发出，人始服其论荐之公。”

　　解释一下，“苞苴”指礼物，引申为贿赂；“枢垣”指宋代主观军事的枢密院，引申为清代的军机处。这段话大致是说，讷亲极为清廉，从来不收贿赂，他做事非常认真，反复询问了解细节。不仅如此，讷亲还乐于提携有才的新人，兆惠和阿桂这两位后来的名将，就曾受过他的暗中帮助。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却从来不让当事人知晓，直到他死后这些事迹才曝光，颇有当年娄师德的高风亮节。

　　这样一个人，显然不是无能之辈。而且，讷亲还有一项特殊本事——他的记忆力极佳，对皇帝说过的话过耳不忘，不仅如此，他的思路也非常快，每每与主子不谋而合亦或谋而后合，让领导相当满意。因而在乾隆初期，弘历到哪儿都带着这个人肉录音机，当时几位军机大臣中也只有他才有资格传达圣旨。

　　现在，帝国在金川遇到了大麻烦，如果要皇帝御驾亲征这么个弹丸之地，的面子往哪儿放，因此身为一人之下的帝国首相，讷亲已经责无旁贷。就这样，正在山东赈灾的讷亲被乾隆火速召回，皇帝要他立即前往金川前线督战。

　　乾隆认为：“由可信大臣亲履行间，既可察明军中实情，据实入告，又可相机指示，早获捷音。”也就是说，在皇帝看来，讷亲并不是去顶替张广泗的，而是充当皇帝与清军主帅之间的联络员，并以自己崇高的身份对前线将领的不恰当行为做出指导。那么，讷亲有没有这种指导能力呢？

　　不幸的是，我们的帝国首相似乎有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史书评价他“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也就是说讷亲少年得志没有受过挫折，不仅盛气凌人，办事又过于追求完美，从而导致“刻深”即苛刻严酷。

　　乾隆朝名臣、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刘墉刘罗锅的老爸，后来成为清朝仅有的两个汉人领班军机大臣之一）就曾上书批评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锐”，尽管乾隆最后给二人和了稀泥，让讷亲“自勉”也就是自己反省了事，但他吹毛求疵的名声显然已满朝皆知。

　　清人笔记也说讷亲在朝中人缘极差——“自恃贵胄，遇事每多溪刻，罔顾大体，故耆宿公卿，多怀隐忌”。笔记中还写了这么一个八卦：乾隆的亲弟弟、和亲王弘昼是个连自己皇帝老哥都不怎么在乎的混不吝，这位给自己办丧事吃祭品的著名荒唐王爷，对吹毛求疵的讷亲极其厌恶，有一天竟然故意找茬，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帝国首相狠狠地揍了一顿。而乾隆当时就像没事人一样，坐在龙椅上装没看见，事后据说他单独召见了鼻青脸肿的宰相，谁也不知道两人谈了些什么，反正讷亲也再没提过这事，估计是认了这个哑巴亏。

　　而在野史传说中，则是这位“恃宠骄倨”的相爷主动请缨去金川前线的，野史写道，讷亲喜欢纸上谈兵，期待建立不世战功，他早就想出去指挥大军过过瘾了，正在上下运作的时候，正巧瞌睡遇到枕头，金川战事不利乾隆征询他的意见，讷亲便大言不惭地说，张广泗躺在征苗胜利的功劳簿上，再也不敢冒险，现在又被敌人的小技俩搞得疑神疑鬼，如果您派我去，我就当面对他责以大义，命令大军直捣敌人的老巢，一定不再让士兵们疲于奔命，白白地浪费军费。乾隆自然十分高兴，就命令他前往金川督战。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尽管讷亲名义上是去协助张广泗，但鉴于其高高在上的显要身份和舍我其谁的张扬性格，其实大家都清楚，本来是清军主帅的张广泗多了个顶头上司，最起码在明面上，他决不敢和这位帝国第一重臣争锋。

　　另一方面，对清军尚属幸运的是，皇帝这次派来金川的，不仅仅有讷亲，还有一位我们阔别多时的熟人——赋闲已久的老将岳钟琪。

　　此前，兵部尚书班第曾向皇帝建议起用这位宿将，乾隆派人征询张广泗的意见，而众所周知，岳张两人关系极其恶劣，早已经势同水火，因此张自然不会给岳什么好评，为了照顾前线主帅的情绪，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到了这时候军情紧急，皇帝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下令让岳钟琪以提督衔军前效力，相当于讷亲与张广泗的高级军事顾问。

　　乾隆其实还打着一个如意算盘，他知道金川军的首脑莎罗奔当年和岳钟琪关系密切，而老岳在藏族地区名声极盛，许多藏人酋长都曾在他的麾下作战，因而没准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办法把对方首脑骗过来擒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未免是太天真了。

　　与岳钟琪一起出山的，还有另一位清军宿将——当年征讨准噶尔的北路清军主帅傅尔丹。和讷亲出身类似，傅尔丹是开国五大臣中的另一位——费英东的曾孙，他从康熙时期便已经崭露头角，在清军驱逐准噶尔的西藏之战中，他率兵从河西走廊西进，直接威胁到准噶尔本土，从而牵制住了敌人主力，使其不敢贸然增援西藏的大策零部队。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傅尔丹担任北路清军主帅讨伐准噶尔，在外蒙古和通脑儿遭遇惨败，近两万五千人最后只剩下两千残兵，但令人惊讶的是，主帅傅尔丹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雍正反而对他勉励有加，甚至专门发了一道颇有人情味的上谕：“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恻难忍，不觉泪下！解朕亲束带赐傅尔丹。”

　　后来，大概连傅尔丹自己也感觉没脸见人，他上书坚持请罪，雍正又下诏安慰道：“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于是，傅尔丹仅仅卸任靖边大将军，调任振武将军，象征性地惩罚了事。

　　不过傅尔丹并没有转运，一年之后，他再次大败于准噶尔军之手，而雍正仍旧原谅了他，理由是敌众我寡——“上察傅尔丹兵寡，原其罪，命留军效力”。不过到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375年），傅尔丹竟然牵扯进了一桩侵吞军饷的答案，这下子可触及了雍正的底线，一向痛恨贪污的皇帝暴怒之下，傅尔丹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就在这最悲惨的时候，他竟然开始转运——处决令颁布之前，雍正突然驾崩，乾隆即位后将他改为斩监侯即死缓，几年后，终于又和岳钟琪一起释放回家闲居。现在金川久攻不下，皇帝想起了这对难兄难弟，于是在起用岳钟琪的同时，也下令授予傅尔丹内大臣、护军统领的官衔，与老岳一起做为讷亲宰相的军事顾问。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农历六月初三，讷亲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张广泗的总司令部——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结果第二天张广泗就跑到了清军另一个大营——位于大金川的卡撒（今金川县卡撒乡），显然他是抱着惹不起难道躲不起的想法，对咄咄逼人的宰相主动退避三舍。但是张广泗没想到，他还就真地连躲也躲不起，因为仅仅两天后，帝国首相就亲临卡撒军营，随即自说自话地布置起来，完全把这个正牌主帅凉在了一旁。

　　所有人都清楚，宰相大人这是抢功劳来了。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三国演义》里，有一回名曰《守剑阁忠臣死战，灭蜀汉二士争功》，讲的是魏国司马昭大举伐蜀，两名主将钟会和邓艾彼此间明争暗斗，最后两败俱伤双双殒命的故事。因为钟、邓两人都带了个“士”字——邓艾字士载，钟会字士季——故曰“二士争功”。讷亲和张广泗此后的关系，大致如是，因为从到达金川前线开始，讷亲便“自恃其才，蔑视广泗”。

　　此前，张广泗的总体布署是兵分两路，一路从西路进攻大金川河东岸，一路从南路进攻大金川河西岸，河东的西路清军又分为四路，其中两路攻打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今金川县城附近），而另两路则进攻金川军另一重要据点噶尔崖（在今天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此地由莎罗奔的侄子、金川第二号人物郎卡镇守。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噶尔崖其实是“刮耳崖”的误写，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如刀切斧剁，山断壁绝，号称崖似猴头、鹰过折趐、虎豹难攀，后来人们在此修建了栈道，但险要处仍狭窄难走，人通过时必须紧贴着悬崖壁慢慢移动，岩石不时就要刮着耳朵，因而得名刮耳崖。由于金川军的顽强抵抗，清军打得很艰苦，可谓步步惊心，当讷亲到来时，他们距离敌军的噶尔崖大本营还远得很。

　　首相抵达卡撒大营后稍作考察，立即全盘推翻了主帅的布署，他下令清军不再分兵，而是要集中所有人马，全力从噶尔崖上方的昔岭方向进行突破。这个叫“昔岭”的地方，顾名思义是一处山地，它是贡噶拉雪山的一部分，此山东西方向横跨大小金川，总长二十多华里，昔岭和噶尔崖都在这座山上。

　　讷亲之所以选在昔岭进攻，是因为它的阳坡方向就是沟深谷长的卡撒沟，正好临近清军的卡撒大营，这条沟中有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雨季时山洪狂泻如同野马奔腾，故当地称其“野马河”。此时，清将任举也已经打探到卡撒还真有一条道路通往昔岭西部，“举察昔岭左有道通卡撒”，不过敌人已经在途中修筑了战碉，“中经得思东、木达沟，贼皆置碉焉”。

　　见已经发现了进军道路，讷亲宰相给大家下了死命令：“限三日克刮耳崖！”张广泗和他的小伙伴们顿时都惊呆了，我们打了半年多，噶尔崖的毛都没摸着，您老人家现在想三天解决战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将领们的不满情绪顿时高涨起来，纷纷发起牢骚，表示这命令太脱离实际了，根本无法执行。

　　但是讷亲却早有对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你不听话是吧，那就军棍侍候，要是还不听话，信不信老子宰了你？就这样，随着几个倒霉蛋或打或杀，终于“三军震惧”，大家再也不敢多言语了。

　　记得古罗马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有句名言：“当士兵们对主帅的恐惧盖过了对敌人的，那他们就再也不怕敌人了。”正是出于对残酷的克拉苏的畏惧，他率领的军团才舍生忘死，疯狂镇压了斯巴达克思的角斗士大军。尽管并不知道克拉苏究竟是甚鸟人，但讷亲宰相却深得其中精髓，他显然认为在不名誉地处死和光荣地战死之间，军人们大多会选择后者，更何况后者并不完全是绝境，尚有一线生机可言。

　　由于身为本省最高军事首长的四川提督通常并不亲上战场，而时任提督的武绳谟正率兵在川藏路上警戒巡查，随时准备截断西藏方面对金川叛军可能的支援，因此在金川前线的现场指挥官中，级别最高的就是总兵了。金川清军中本来有多位总兵参战，但现在却很可能只剩下了两名，即重庆镇总兵任举和松潘镇总兵哈攀龙，其原因却是说来话长。

　　此前我们说过，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因为班滚在逃事件，与前提督李质粹一起被乾隆下狱后处死，他留下的空缺由哈攀龙顶替。这时候，建昌镇总兵许应虎也捅了篓子——我们还说过，由于一个金川酋长的降而复叛，导致副将张兴全军覆没，而这一恶性事件的起因其实就是许应虎，史载“总兵许应虎驭之不以道，复叛”，许也“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被暴怒的皇帝下令斩首。

　　还有一位总兵，是我们曾多次提到的马良柱。当张兴被敌人包围后，马良柱立即要求前往救援，但却被张广泗断然拒绝。张兴部覆没后，金川军继续猛攻马良柱部，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清军虽然“力战”但“贼未却”。就在这时候冷空气突然降临，一连下了二十多天大雪，清军最后完全断粮，不得不“煮铠弩以食”，也就是把皮甲什么的都煮了吃，具体情形可参考雪山草地时的红军。

　　鉴于这支部队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张广泗只好答应他们撤退。但是清军撤退时出了大洋相，他们为了尽快逃命什么也不管不顾了，枪炮军械扔了一地，最后都被金川军缴获。倒霉的马良柱因此被张广泗弹劾，押送京城交皇帝处置，他留下的重庆镇总兵之职，则由刚刚调来的任举接任。

　　因此，此时四川清军最高级别的战场指挥官，就是任举和哈攀龙，当然他们下面还有一批副将、参将级别的中高级军官。鉴于宰相已经下了死命，两名总兵只得硬着头皮接令，商量后分头布置下去，稍微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已得知云南昭通镇总兵冶大雄正率兵向卡撒方向快速增援而来，此人带领的都是擅长山地作战的云贵部队。

　　任、哈两人率兵从任举发现的道路向着昔岭进军，这时候冶大雄率领的清军也从卡撒赶了上来，四川与云南两支队伍终于在昔岭会师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士气顿时大振。清军立即展开进攻，很快攻克了敌人在木达沟修建的战碉群，使用的方法则是张广泗曾在奏章中向乾隆提到的火攻，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围起来统统烧掉。

　　不过在下一个战碉群思东，清军却遇到了不小麻烦，大概因为这里缺乏可燃物，无法照葫芦画瓢来生火，而清军由于是突击行军地势又不利，也没法携带重炮。他们于是将碉楼团团包围，任举下令切断敌人的“汲道”也就是水源，然后冒着对方倾泻的弹林箭雨，亲自带领士兵冲到碉楼下，用大斧猛砍起石墙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嘉绒碉楼大多没有门，而是通过梯子由二楼或更高楼层进出外面，因此打仗时一撤下梯子，整个战碉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防御系统，清军没法像通常攻城那样破门而入，平时砍城门的攻城斧也只能砍墙了。

　　这种纯属业余的拆迁攻击，对付碉楼自然收效甚微，而看上去很严重的切断水源，影响其实也很小，因为大小金川的人类生活区多处在河谷地带，常年降水量都非常大，靠天吃雨雪就差不多够了，此前马良柱与敌军僵持，就遇到大雪一下二十多天，粮食吃光了而不得不撤退，因而金川军很少担心饮用水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清军这番折腾，尽管干打雷不下雨，其浩大的声势却吓坏了守军，这些人商量后觉得自己惹不起，咱们还是趁早走为上吧，于是便悄悄撤离了战碉。他们离开的方式很奇怪，史书上说“贼堕岩遁”，有可能是从碉楼靠近悬崖的一面缒下绳索逃走了。就这样，清军总算夺取了思东的三座碉楼。

　　到目前为止，官军的进展相当顺利，下面他们将要通过一道险峻的山梁，金川军在这里修建了一片战碉群，因其庞大得如同小城镇，时人称它为“色尔力石城”，具体地点在今天金川县的卡撒乡色尔岭村。一旦拿下这里，就可以直捣郎卡的老巢噶尔崖了。

　　卡撒大营的讷亲宰相很快收到了这些战报，他无疑会欣慰地佩服自己的神机妙算，看来三天内攻克噶尔崖是完全靠谱的嘛，那些什么碉楼也并非坚不可摧，先前都是张广泗这个酒囊饭袋耽误了进度。尤其是，他又收到前线的报告，说是三位总兵已经明确了分工，清军将兵分三路发起总攻，由任举主攻色尔力，哈攀龙在他右方策应，而两名副将唐开中和国良则在他左方策应，而冶大雄则留在三路人马后方做预备队。三路齐头并进，攻克噶尔崖指日可待。

　　很显然，四川清军不想让云南清军抢了头功，因而才故意让这些擅长山地作战的部队断后。不过以往眼睛里不揉沙子的讷亲，此时已经不想过于计较这些小事了，他只想安心等待着捷报的到来，这场胜利将再次证明他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并为自己主子的脸面大大增光。

　　但没想到左等右等，宰相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乾隆十三年六月己巳，清军大败于色尔力石城！

　　不仅如此，清军第一猛将任举总兵，竟然在碉群下战死，而且据说连尸首都没保住！

（待续）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干嘛费那么大力气还搞啥火攻，直接把大炮推到碉楼前面，三下五除二轰他丫的不就得了！当年八路不就是这么端鬼子炮楼的嘛！您可别欺负俺没文化，俺记得起码打明朝起就有红衣大炮了，据说连努尔哈赤都是被那东东轰死的。

　　想法不错，可惜无法实现，理由也很简单——大炮确实有，可根本推不到碉楼前面，因为它们都不是野战火炮，移动起来十分困难，甭说推上山，连过条大马路都费劲。

　　先复习一下中学历史书，世界上有铭文断代的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是元至顺三年既公元1332年铜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口径约10.5厘米，全长35.3厘米，重6.94千克。而中国军事博物馆也保存着一门元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的有铭文火铳，它长435毫米，重4.75千克，铳口直径30毫米。不过，2007年又发现了一门元大德二年即公元1298年的火铳，比前面那两门还要早一些。

　　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这些早期火器膛压都不大，身管也短，使得其射程和威力都很有限。另外我们也发现，它们都没有炮耳也就是大炮中部用于上下转动炮身的那个轴，调整射界只能靠垫高或降低炮身，可以说相当麻烦。

　　虽然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装备了各种火铳，而且朱老四在和蒙古的实战中，还总结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使用战术，可惜进入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其原因很多，就不细说了——反而是传到欧洲以后突飞猛进，取得了飞速发展。

　　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欧洲人发明了制造颗粒状黑火药的工艺，大大提高了火药的威力、稳定性和防潮性，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粉末状黑火药，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朝其实也有类似的发明，不一定比欧洲晚。新火药也淘汰了此前分节铸造的低膛压火炮，促进了制炮技术的发展，其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功不可没，对火炮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恩格斯曾写道：

　　“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他还统一了火炮的口径，通常把较轻的火炮用于野战。

　　“在这些火炮中，双管炮装置在用35匹马牵引的四轮炮架上，其余的火炮则装置在用2匹到24匹马牵引的双轮炮架上，炮架尾部拖在地上。每门火炮都固定有一组炮手。”

　　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认为：“炮兵勤务有了专门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特殊的兵种。小口径火炮相当灵便，在作战时可以和其他部队一起移动，甚至不会落在骑兵的后面。正是这一新的兵种保证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法国人一小时发射的炮弹比意大利人一整天发射的还要多。法国人依靠野战炮兵取得了福尔诺沃会战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意大利，于是这一新兵种便被认为是无敌的。”

　　西方关于炮兵以及炮弹飞行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抛射体理论的书，他发现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可忽略的还有伟大的伽利略，他们奠定了炮兵弹道学的理论基础。

　　几乎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冶金学家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又发明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给此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开辟了道路。

　　尽管查理八世成就斐然，但军事史家公认，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才是炮兵武器最伟大的改革家。按照军事名著《武器与战争的演变》的说法，古斯塔夫的目标是要提高炮在与步兵及骑兵联合作战时的效能，他并不在乎提高炮的发射速率（虽然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使炮能够及时进入恰当的阵地。这就要求炮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减轻炮的重量。

　　为此，他把瑞典炮的口径标准化为适合发射24、12和3磅炮弹的三种口径。他取消了笨重的48磅炮弹的炮，又用机动性很强、发射速率较高的3磅炮弹的炮取代了8磅炮弹的炮。通过提高火药的质量，他使火药在炮管内产生的压力符合一定的标准，从而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接着他又大量采用了瑞典有着丰富资源的铜来制造炮，并替换下原来的一些木制零件，因而缩短了炮管的长度，减轻了炮的重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采用的结实牢靠的3磅炮弹的炮或称之为“团属炮”。这种经过反复试验后采用的炮长度为4英尺，连同炮架重625磅。它采用了整装式炮弹，从而简化了装弹程序，提高了炮弹的发射速率。军事史家认为，这种武器完全改变了炮兵的功能，古斯塔夫军队中的每个团都配备有一门这样的炮——后来改为两门——因此使瑞典军队的作战火力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在许多年里，配备有这种炮的团是唯一能够与步兵协同作战的军队。

　　如果按照中国的算法，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在吕岑会战阵亡的时候是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大明尚有十二年的国运。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间，弓马娴熟的八旗武士让拥有先进火器的明军节节败退，直至丧失整个帝国，这种现实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对火器的轻视态度。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开始的雅克萨之战，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八旗军才猛然发现，对面俄军尽管少得可怜，但其猛烈的火力却能轻松压制自己手中的弓箭。

　　有一个统计认为，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450名俄军有三百支火绳枪，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中826名俄军的火绳枪只有一百支，但却有八百五十支燧发枪——这种新式武器尽管在欧洲大陆早已经普遍使用，但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帝国还没有完全换装。而数千清军的主要远射武器还是他们赖以成名的弓箭，火枪不仅少——只有百支左右——而且还多是老式的“鸟枪”。

　　幸运的是，在明智的康熙皇帝的运筹下，清军当时把几乎所有能运来的大炮都推到了雅克萨要塞前，其中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督造的二十门威力强大的红衣大炮，包括八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十二门“神威将军”炮，构成了对仅有三门炮的俄军的绝对优势。在重炮的轮番轰击下，要塞里的俄军损失惨重，战后也许为了推卸责任，他们不仅夸大其词地宣称对方有超过两百门大炮，还说对方的炮兵都是换上中国军服的欧洲雇佣兵。

　　我们有理由认为，雅克萨胜利后数十年间，清军的火器水平并没有多大进展，甚至可能发生了退步，他们的火炮仍然笨重拖沓。就以在当年曾大展威风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神威将军”炮而言，前者重量超过两千斤，后者也有近七百斤，根本无法翻山越岭运到金川前线，更别提推到建在峰峦峭壁的碉楼前了。

　　何况后人计算过，两千斤的神威无敌大将军其实只是六磅炮（装药三斤，炮弹六斤），即使按照一个多世纪前瑞典野战炮兵的标准，其威力也仅仅高于最低等的3磅野战炮，这两者的机动性却无疑判若云泥，而这种3磅炮，由于火力不令人满意，早在17世纪前就基本被淘汰了，当时欧洲各军事强国的主力野战炮已经是12磅炮。

　　其实金川战争中，清军也不是没用过火炮，不过由于重炮运输困难，因而只能抬动什么炮就用什么。从结果看，这些小炮聊胜于无，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史书记载，以西凤协副将任举为首的一支清军，协同友军将一座金川军大战碉团团包围，他们随即架炮开始轰击。可是接连开了两百多炮，碉楼的外墙上虽然被打得弹痕累累，却只是皮肉受损，根本没有伤筋动骨，战碉仅仅被轰塌了一个小角而已。

　　于是“举度我军炮小不能下”——任举终于明白了蚊子叮大象的无奈，只好想其他法子，比如先假装撤退，中途设下埋伏，等敌人追击时再突然杀出，依靠自己擅长的野战解决问题。用了几次后，效果还不错，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这只能诱骗莽撞的敌人，如果金川军在碉楼里死守不出，清军也就毫无办法了。

　　这位任举可不简单，他是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的武进士，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金川战争前，任举一直在防范准噶尔汗国的西北前线从军，从守备（正五品的武官）开始，累积军功升到了宁夏固原的游击（从三品，位于参将之下），并代理参将（正三品，位于副将之下，管辖一营兵力）之位。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十二月，固原爆发大规模兵变，乱兵们疯狂地冲击提督衙门，已经“毁辕门将入”。就在这危急时刻，武林高手任举挺身而出，他“手刃十余人，擒四十余人”，要知道他杀的可不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都是手头不但有家伙而且还练过的军人，这下子镇住了所有闹事者。事变平息后，川陕总督庆复对这名勇士非常欣赏，将他提升为正式的中军参将。

　　尤其让任举感动的是，据说乾隆得知他的情况后叹息良久，不仅赞扬他“胆略过人，才可大用”，而且还“惜知之晚”，就是说皇帝后悔提拔他太晚了，想想也是，此时的任举已经四十四岁了。后来任举死后，乾隆曾专门为他写了篇祭文，其中有“跃单骑以挥戈，驱除贼党；奠全城于安堵，拥卫民居”之句，说的就是他这段平乱往事。

　　从此，勇武的任举便简在帝心。随着金川战争爆发，痛感于此前瞻对之战中清军的拙劣表现，乾隆特地下令将任举等几个没有污点的将领调往四川前线，皇帝的调令中写道：“在军诸将狃於瞻对之役，庸懦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看来，乾隆很清楚四川清军中欺上瞒下推诿责任已经成了日常习惯，不得不想办法来给他们注入新鲜血液。

　　被提升为代理重庆镇总兵的任举热情高涨，不过，习惯于辽阔大西北作战的任总兵，突然到了峰峦纵横的雪山峡谷，确实有些老虎吃天无从下嘴，他所擅长的马队和大炮在这里举步维艰，只能重新适应环境。但任举的工作态度无疑让赏识他的皇帝十分满意，面对敌人林立的战碉，他不等不靠，积极思考对策。

　　在实战中他发现，己方装备的小口径炮弹虽然对碉楼毫无办法，但打人却绰绰有余。于是在对碉楼阵地展开强攻时，他下令清军“凭高发炮洞其垣，令土兵缘沟潜进，毁贼碉，师循出山腰克贼卡”——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清军事先在高处构建炮兵阵地，炮兵以猛烈的炮火压制守军火力同时吸引敌方注意力，与此同时，步兵则沿山势悄悄匍匐前进，突然出现在碉楼下，对被己方炮火打得不敢露头的敌人展开强攻，力争一举攻克。

　　这就颇有些现代战争步炮协同的味道了，无疑对攻方两个兵种的配合程度要求极高，稍有闪失就会造成误伤，但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一战术实施得颇为成功，其中任举本人卓绝超群的武力以及身先士卒的作风恐怕功不可没，就连主帅张广泗也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称赞说“在川镇将，忠诚勇干无出任举右者”。

　　但清军的亮点也就到此为止了，除此之外几乎一片黑暗，可以说频频损兵折将。对于这些失利，正史的记载非常少而且混乱不堪，感谢现代的历史学者，他们通过对那一时段众多奏章、上谕、实录等庞杂史料的详细研究，已经捋顺了大致脉络，使我们能基本了解到当时发生了什么。

　　原来，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农历九月初五，本已归顺清军的一个金川酋长突然再次倒戈，在他的带路下，金川军突袭并占领了清军游击陈礼驻扎的马邦山梁，一举阻断了前线清军的粮道。同年十一月，金川军乘胜追击，包围了清军副将张兴驻守的营盘，张兴手头只有不到一千人马，他多次向张广泗求救，但张却斥其无能，一直拒绝派出援兵。

　　由于粮道被截，到了十二月，在雪域寒风中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的张兴部队彻底断粮，弹尽粮绝援兵无望的张兴不得不提出与金川军讲和。但就在和谈结束后，按约定撤出阵地的清军却被诱骗到一个山谷里，随即遭到金川军突然袭击，除三百多名先头部队拼命杀出外，包括张兴在内的其他五六百名官兵在大屠杀中无一幸免。

　　这是清廷自战争开始以后最大的一场败仗，而更可气的是，主帅张广泗却将战败的责任统统推卸给张兴等死人，此举使得本来就士气低落的清军更加上下离德，再也没有斗志。而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可能并不了解这些情况，那部畅销小说中写到，张广泗谎报军情讳败为胜，也许不无道理。

　　只不过小说中张广泗诬陷兆惠、海兰察贻误军机导致战败，却是没影的事，因为当时兆惠正担任着刑部侍郎兼户部侍郎，他在这场战败后才来到金川督粮，而海兰察的年龄则要小得多，根本就不可能参战——他当时还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与此同时，张兴部队的溃败，导致与其一直遥相呼应的的参将郎建业所部顿时失去互为犄角之势，清军的进攻优势也丧失殆尽。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正月初二，金川军进攻大金川河边的重要军事堡垒噶固，驻守此地的八十余名土著士兵打开碉门投降，随金川军一起渡河而去。

　　正月十日，金川军猛攻并夺取了郎建业部队建立的七个防御阵地，清军指挥官游击孟臣被杀。二十日，在金川军的追击下，郎建业被迫率部退到巴底土司辖区内，本来情况尚可的总兵马良柱部队也只好撤退到了孙克宗碉寨组织防御。狼狈撤退的清军一路逃窜，军装和枪炮弹药扔了满地，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

　　纵观乾隆十三年的春天，清军在金川军的面前屡屡受挫，包括副将张兴、游击孟臣在内的多名中高级军官战死，虽然任举等少数将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整个战局来看“亦未大捷”，离皇帝期待的全面胜利还遥远得很。

　　不过，张广泗也并非一无所获，经过一番明查暗访，他高兴地报告，当初乾隆委托他查的那件事终于有了结果：皇上您圣明，果然料事如神，班滚这厮真地没有死，他很可能就躲藏在大金川！

　　还记得班滚是谁吗？他就是此前在瞻对之战中搅得四川清军痛苦万分的那个土司，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清廷消耗军费五十万两白银，多名高级军官收到处分。战争邻近尾声时，川陕总督庆复一口咬定班滚已经被烧死，而专程前往督战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也附和庆复的说法，皇帝尽管怀疑，但苦于没有证据反驳，因此在张广泗来四川前曾要求他一定要认真调查。

　　有一天，清军擒获了两个敌人的逃兵，从他们的口中，张广泗知道这两人竟然曾是班滚的部下。两人供称，当年清军合围前，班滚就已经逃出，并跑到另一个寨子躲藏起来，因此当瞻对最后的残余部队和他们顽抗的据点一起被焚毁时，班滚其实并不在内。按照张广泗调查的结果，班滚此后很可能一直躲藏在金川，处于莎罗奔的保护之下。

　　不久以后，张广泗又从四川提督武绳谟那里得到了新的证据，武提督声称，部下有一个从理塘招来的新兵报告，他在理塘的时候曾听当地人说班滚并没有死，而且就藏在金川。综合这些线索，张广泗认为，当年班滚并没有被烧死，此事已经显而易见，他向乾隆保证，自己还会继续调查下去，等找到了班滚藏身的具体地点，再向皇帝上奏。

　　很快，乾隆的批复下来了，除了鼓励张广泗查访有力外，还认为，看来班滚确实还活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除了去金川还能躲到那里呢！因此乾隆对张广泗说，打金川是一箭双雕，既可以铲除不服管的莎罗奔，又可以彻底解决试图东山再起的班滚，这事儿就全靠你了！

　　张广泗高兴了，可庆复却倒了大霉。此公当时已经升为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并兼管兵部，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哪曾想被张广泗这一状告下来，立即点燃了皇帝的怒火，烧得这位宰相焦头烂额。纵观瞻对之战以及金川战争初期，如果用无能来形容庆复的表现，大概并不为过，但他的官却越做越大，直到现在才真正遇到了大麻烦。

　　其实，乾隆也许并不在乎手下有多么无能，恰恰相反，对这位自诩为无所不能十全十美的皇帝来说，一个相当大的乐趣就是兴致勃勃地挑出臣下们的错误，从而显摆出自己的能耐，因此许多乖巧的家伙经常会故意留下一些小纰漏来迎合主子的喜好，而那些严谨得几乎没有漏洞的所谓正人君子，却往往会让皇帝感到相当无趣进而有意疏远。

　　你可以无能，甚至可以贪污，但前提是你一定要乖，要让我感到舒服。现在乾隆突然发现，一向唯唯诺诺的庆复竟然骗了自己，把班滚这么一个大活人愣说成死的，胸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倒霉的庆复几乎立即被逮捕，关进刑部大狱等候发落。想当年，张广泗一状把顶头上司岳钟琪告得几乎送命，现在尽管十多年过去了，宝刀不老的他一纸状子，再次把顶头上司即分管军事的宰相送进了大牢，而此前两人在四川前线相处得一向不错，张将军当真是铁面无私。

　　所谓墙倒众人推，庆复下狱后，对他不利的证据便源源不断地涌出，其中最有力的一部分仍然来自于告状专家张广泗。张报告说，理塘土司向自己反映，说庆复当年其实早就知道班滚已经逃走，为了隐瞒这一情况，庆复竟然找来班滚的一个儿子来冒充他：“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不知道这个假土司最后是否死在那场大火中，如果真这样，那他死得可真是太冤枉了。

　　不仅如此，曾为庆复报告背书的兵部尚书班第也改口了，他承认当时“班滚已逃，仅得空寨”。时任清军前线总指挥的四川提督李质粹已被革职，当乾隆下令将其关入刑部，追究放跑班滚的的责任时，他终于招了：“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

　　而清军的现场指挥官、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也供认：“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至此，班滚未死之事已确定无疑，而从方案策划者到具体执行者，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也已然形成，曾经风光无限的庆复被死死地套在了里面，再也没有脱身的机会。

　　在皇帝的盛怒下，这位文华殿大学士、川陕总督、袭一等承恩公，“以瞻对用兵捏报焚毙贼首班滚，欺朦了局”，被下令自尽，随后，李质粹、宋宗璋两名前高级军官也被处斩。但乾隆肯定没想到的是，从庆复起，这份长长的死亡名单才刚刚开头，而且，相比后来那些掉脑袋——无论是被皇帝砍掉还是被敌人砍掉——的高官，庆复这个全尸的结局，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处理完了遗留问题，仗还得继续打下去，在皇帝看来，张广泗的进展仍旧缓慢，而事实上，清军不仅没有什么进展反而频频损兵折将，即使张广泗也已经无法掩饰。不过乾隆对张广泗还是信任的，为了减少张的负担，皇帝下令他此后只管领兵打仗即可，总督任上日常事务以及粮草军饷等后勤供应，另派其他大臣负责，以免分神。

　　负责押送粮饷的是我们的老熟人、兵部尚书班第，他到达前线后立即发现了大问题——官兵的情绪极其低落。在给乾隆的报告中，班第写道：“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攻，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

　　就是说，虽然张广泗在战败后试图报复，但他确实不了解敌情，而且士气已经降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不断失利的官军竟然成了当地人的笑柄，“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钦差大臣、经略大学士的身份，帝国首相讷亲奉旨出征。

（待续）

等了两个月,本来想一次看完-----结果,还是没有看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