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1951年春天，约翰斯再次驱车回到了弗吉尼亚州。这次回家的目的不是休假，而是要应对一场危机：三K党在他弟弟的院子里焚烧了一座十字架，因为约翰斯的家人参与了附近学校的罢课活动。麻烦始于1951年4月23日上午，地点是位于法姆维尔的R.R.莫顿中学（以布克.T.华盛顿的助手兼继任者命名）。当时学校的校长收到电话通知，警察要在公交车站逮捕他的两个学生。不疑有诈的校长立刻奔赴了市中心。校长前脚刚走，各个教室就都收到通知要召开全校大会。四百五十名学生和二十五名教师全都走进了礼堂，然后交头接耳的嗡嗡声顷刻间就随着舞台幕布的拉开而沉默了下来。全校师生张口结舌地看到，舞台中央的发言人并不是校长，而是一位十六岁的学生芭芭拉.约翰斯（Barbara Johns）。她宣布这是一场特殊的学生会议，议题是学校当前的恶劣环境。然后她要求老师们全体离场。老师们这才意识到眼下的情况肯定没有得到校长的授权而且极度危险，再往前走几步就会等同于青少年犯罪。有几个老师冲上舞台想将芭芭拉拖下来，芭芭拉则脱下鞋子奋力敲击学校长椅。 “我要求你们全都离开！”她对老师大喊道，一边喊一边招呼她的一小群支持者们把老师从礼堂里轰出去。

芭芭拉.约翰斯是弗农.约翰斯的侄女，是他的弟弟罗伯特的女儿。她经常住在伯伯家里——向阿尔托娜婶婶学钢琴，并且勉力应对弗农伯伯严格的冬训规程。家里所有的孩子都不能虚度时光，要么学下象棋，要么读书。弗农.约翰斯还经常会冷不防地出题考问孩子们，题目范围可谓无所不包。不过天生反骨的芭芭拉总会在两腿之间隐藏一本漫画书，趁伯伯不注意就翻看两页。约翰斯家族的人们都认为在年轻一辈当中就属她的火爆脾气最得她伯伯的神韵。现在她提醒同学们这座学校自从1947年以来的校史多么难看。当时由于学生数量太多，教学楼里容不下，县政府不得不临时搭建了三座沥青纸糊房顶的棚子来容纳学生——学生们冬天上课必须穿大衣，因为棚子根本不挡寒；她的历史老师——兼任校车司机——不得不收集木柴，每天早晨在棚子里点火取暖；学校的校车也是白人中学淘汰下来的二手车，就算跑起来车里也没有暖气；县政府长期向黑人校长承诺建设一所新学校但却每每食言而肥，就像抛弃新年决心那样漫不经心。由于黑人成年人已经心灰意冷，不再打算纠正上述问题以及一系列相关的不公正现象，现在是发动学生抗议的时候了。在芭芭拉看来，即使改善成果来得太晚，以至于他们自己享受不到，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也将会受益。因此她呼吁全校罢课。全体学生都跟随着她走出了学校大门。

早在黑人成年人决定采取行动之前，早在大多数当地白人注意到相关争议之前，芭芭拉与她的小团体就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寄出了请愿信。协进会的律师们完全误读了倡议书的来源，还以为寄信人是学生家长，因此同意来到法姆维尔开会，前提条件是“孩子们” 不能参加。集会现场来了一千多名黑人，父母子女都有。律师告诉他们任何战斗都很危险，至于罢课更是非法。可是学生们却喊道，监狱装不下他们这么多人。心存怀疑的律师还认为协进会不能为了提升黑人学校的硬件质量而打官司，只能为了推动彻底种族混合的学校而打官司。这个令人目眩的愿景使得学生们盘算了一阵，然后就高声表示了赞同。罢课活动进行了几天之后，一股几乎有些超现实的浪潮席卷了整个黑人群体，淹没了一直左右着行进方向的保守领导层。一位自称终身都是“约翰斯门徒”的年轻布道人在一场大规模弥撒的现场声若洪钟地宣称，“任何人如果不支持这些以身涉险的孩子们就算不上是个人”。他的会众们随即投票支持继续攻击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学生们走出校门一个月之后的1951年5月23日，协进会的律师们将这一案件与其他四起类似案件合并起来提出了诉讼。这份诉状最终将会抵达美国最高法院，也就是青史留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件。

假如这次罢课发生在十到十五年之后，芭芭拉.约翰斯肯定会成为公共媒体当中的现象级人物。 然而在当时这起案件却被白人们集体无视了。在普林斯爱德华县以外，几乎全国的黑人群体都忘记了这起案件源自一群中学生的义愤之举。当时毕竟还是1951年。远在蒙哥马利的弗农.约翰斯通过信件得知了这场争议，因为法姆维尔的罗伯特.约翰斯家里还没安装电话。电视还是个初生的婴儿，“青少年”这个词最近才开始得到普遍使用，全社会所有人都不认为任何种族的未成年人可以在政治事件当中发挥主导作用——趁着夜色掩护闯进约翰斯家庭院里火烧十字架的三K党或许是个例外。即便他们做到了这种地步，绝大多数人依然认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某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而是她那个煽风点火的怪伯伯。

当弗农.约翰斯从蒙哥马利回到家里的时候，家中厨房里的气氛非常紧张。罗伯特是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农民，性情远比他更温和务实。在兄长面前罗伯特毫不掩饰内心的恐惧，他的妻子也是一样。夫妻两人都忧心如焚，唯恐性情固执的女儿说不定哪天就会横遭不测。他们把女儿关在房间里，不许她参加协进会律师与当地黑人社区的见面会。鉴于已经显露的暴力与风险，他们并不乐意见到家乡的乱局使得弗农伯伯如此不加掩饰地“兴奋起来”。他们要求他把侄女带回蒙哥马利躲躲风头，弗农同意了。罗伯特请求他在路上千万要小心，因为他一直认为兄长的驾驶技术不怎么样，特别是当他尽情朗诵诗歌的时候。

就这样，芭芭拉一夜之间就从学生领袖变成了流亡难民。第二天早上，她的父母不容分说地将她塞进了弗农伯伯的绿色别克轿车里，车上放了奶酪和牛奶，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西瓜。一路上她感到越来越尴尬，因为她那位活在传说中的伯伯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居然毫不介意大吃西瓜，丝毫不差地迎合了针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而且他根本没问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对她的惊人事迹完全不置一词，这一点尤其令她火大。她愤怒地猜测着他的沉默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他劝诫全体黑人自立自强的言论只是说说而已，心里想得却是如何以一己之躯承担所有的风险。也许他想保护一位家人或者一位无知少女——这两种可能都会触犯伯伯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诗歌朗诵，一边心想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真正理解这样一位历经风霜的长者。最后她认定，伯伯之所以保持沉默，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为她感到骄傲但却拒绝赞扬她，因为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赞扬过任何人，唯恐让别人觉得自己以前看低了他们。这个理论致使她的骄傲压倒了怨气，并且暗下决心到了蒙哥马利之后绝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在法姆维尔的作为。

来到蒙哥马利之后芭芭拉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伯伯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德克斯特大道教会会众正在阴谋反对约翰斯的谣言，而且带着亲手烹制的家常菜来到牧师家里串门的女性会众也越来越少见了，这一点无疑是个坏兆头。仍然在街头摆摊卖菜的约翰斯则加重了针对会众的批评力度，指责他们将自己隔绝在个人世界里。 “你们甚至就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在布道坛上吼道。他还要求全体会众反复大声念诵新成员的名字。如果他们即使在自己所属的阶级内部都如此相互隔膜，那还怎么能作为同一个种族发挥合力呢？约翰斯之所以如此关注隔绝问题，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会众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的太远，以至于完全被白人的报纸牵着鼻子走，将其他黑人——特别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物化成为了面目漫漶的泛泛之辈。当时阿拉巴马州的社会环境非常暴力——一名黑人男子仅仅因为从白人女性身上偷走了1.95美元就会被法官和陪审团判处死刑（此人后来获得了吉姆.福尔瑟姆州长的赦免），不守规矩的警察经常当街野蛮执法，法院对他们的制约也软弱无力。有一起发生在蒙哥马利的案件尤其让约翰斯不能忘怀：一名警察拦住了一位超速的黑人司机，然后用撬棍把他打了个半死。路过的黑人只是站在周围默默旁观而已。

这起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约翰斯就将自己的长女阿尔托娜叫到自己面前，神色沉郁地说道，“跟我来一趟，孩子，我要进行一场布道。”他的神情如此吓人，以至于阿尔托娜一句话都没说就跟着父女走出了家门。父女二人穿过市中心，走下山坡，来到德克斯特教堂门前。约翰斯掀开了教堂门前公告板上的玻璃罩，又将一盒金属质地的字母交给女儿，让她在人行道上把字母排开。约翰斯习惯性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就让她在公告栏里拼出了本周周日的布道题目：“为什么在蒙哥马利谋杀黑人很安全。”她在明亮的阳光下排好了字母的顺序，完成之后又一言不发地跟着父亲回家了，就像他们来时一样。

当天晚上，约翰斯住宅的电话响了一宿。有些满怀敌意的白人威胁约翰斯拿掉这个标题，否则就要烧毁德克斯特教堂。有些满心焦虑的德克斯特会众偷偷告诉约翰斯哪些白人特别愤怒，哪些教会成员特别不安。第二天，一名警察带着传票来到教堂传唤约翰斯出席听证会。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几名警察将约翰斯护送到了巡回法院。法庭提到了煽动暴乱、诽谤警察以及扰乱社会治安等等指控，但是在听证会现场并没有人公然抛出如此正式的罪名。这次听证会的主要目的是让法官、警察局长以及若干位富有影响力的公民凑在一起研究一下约翰斯，从而确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黑人。法官质问约翰斯为什么要在教堂门外彰显这样的字句，而约翰斯的回答则让法官轻轻地点了点头。他说他只是想为下一场布道吸引一点公众关注而已。法官认为他就算把这行字句拿掉也不会影响布道的人气，约翰斯则简要回顾了标志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从古希腊到古埃及，从古罗马到宗教改革期间的欧洲，民政当局一直在迫使人们摘除各种标志。然后法官又问他为什么要宣讲跨种族谋杀这样一个火辣辣的话题。“因为我在南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黑人被迫在皮肉与灵魂之间做选择，”约翰斯回答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选择了皮肉，而我要告诉他们皮肉并不值得他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法官很快就放走了约翰斯，并且警告他说一意孤行肯定会让他遇到大麻烦。

这一周的周六晚上，三K党又在德克斯特教堂草坪上焚烧了一座十字架。尽管如此第二天早上依然有一大群人聚集在教堂里听取约翰斯布道。他将针对黑人的谋杀与“耶稣遭受的私刑”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两套事例当中的凶手与受害者都成了他阐述观点的论据。最后他做出预言，只要黑人“听之任之”，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就将会继续下去。布道结束后，走上街头的信众们心里五味杂陈，充满了各种争论与暗自下定的决心。

出乎意料的是，召开听证会的白人法官在第二周将约翰斯请进了自己家里。法官对于三K党焚烧十字架的行径表示遗憾，还想与约翰斯进一步讨论一下他在法庭上引用过的几段历史典故。然后然后法官又问约翰斯自己是否能为他做点什么。兴许真有这么件事，约翰斯答道。他听说法官的私人藏书里有一份联邦将军威廉.谢尔曼回忆录的副本。如果传言属实，一名南方白人收藏这本书可谓十分少见，因为谢尔曼当年几乎将佐治亚州与南卡罗来纳州烧成了一片焦土。但无论如何约翰斯都想借阅这本书。法官笑着说自己乐于从命。然后他表示要开诚布公地说几句。他承认自己曾经坚持要求警察允许约翰斯布道，因为堵住某人的嘴只会掀起更大的麻烦，还不如让人有话直说。这番居高临下的言论激怒了约翰斯。他邀请法官在下周周日参加布道，布道当天法官派人送来了谢尔曼回忆录，但他本人没有到场。这一次约翰斯的布道主题是“论白人强奸犯”。从那以后他与法官再没有打过交道，但他还是把书还了回去。

约翰斯在布道坛上反复宣讲的一条主题就是蒙哥马利黑人群体的形象与经济地位问题。约翰斯严厉痛斥了德克斯特教会成员更看重地位与声誉而非工作本身的倾向。蒙哥马利的黑人职业阶层小得可怜：全市五万名黑人当中只有一个牙医和三个医生，而人数大致相当的白人群体却拥有43个牙医和144个医生。一半以上的黑人从事体力劳动与家政工作。甚至就连售货员对于黑人群体来说都是好得不像话的工作，因为白人售货员与黑人售货员的比例超过了30比1。黑人中产阶级的骨干是教育者——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教职人员以及公立学校的教师——但是他们完全要仰仗支付薪水的白人政治家的善意才能维持生计。布道坛上的约翰斯声若惊雷地怒吼道，在现在这样充满压迫的环境里，受过教育的黑人居然牢牢抓着那点可怜的虚名与花架子不肯松手，却根本不打算为自己建立一套足以让他们与白人以及其他黑人平起平坐的经济基础，如此短视简直无异于犯罪。他点了几位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的名字，并且要求会众们说出哪怕一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曾经亲身经营过的商业活动。经商有辱他们的身份，约翰斯嘲笑地说道，务农他们又嫌脏。 “就算美国全体黑人在今天一天之内统统死绝了，美国国内的一切重要商业活动也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要想做出一番事业，他们就必须承担与普通人打成一片的风险。约翰斯认为这是他们最不愿意采取的步骤。他训斥听众们如此乐于卖掉为数不多的生产性资产来换取奢侈品。“你们知道永动机的定义是什么吗？送给黑人一辆凯迪拉克轿车，让他把车停放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那他肯定只能永远开下去。”

与他的政治观点结合起来看，这些信条使约翰斯成为了多种思想学派的混合体。自从南北战争以来这些针锋相对的思想就在黑人群体当中激荡不休。就像布克.T.华盛顿一样，他也主张黑人应当拥抱艰苦谦卑的基础行业劳动，反对W.E.B.杜博斯的“顶尖十分之一”策略，后者主张首先要让受过教育的黑人精英打入领导层，然后发动自上而下的变革。另一方面，就像杜博斯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样，约翰斯也主张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推进争取一切政治权利的运动。他认为华盛顿提出的主动割舍政治权利从而换取经济权利的委曲求全策略不仅贬低了黑人的人格，而且根本就是割肉饲虎。他像杜博斯一样坚定相信最高水平学术标准的重要意义并且从来都不容忍蠢人蠢事，但他又像华盛顿一样坚定相信任何种族的尊严与安全都来源于普罗大众。如果缺少了沉稳正直的民众，精英阶层就只能栖居在空中楼阁里面。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言语——唇枪舌剑的言语，填充书页的言语，在布道坛上表达出来的言语，但是无论措辞多么激烈都只是言语而已——就算是最生猛最刻薄的布道也远远不足以恶化约翰斯与奈斯比特在德克斯特大道浸礼会教堂内部的工作关系。毕竟会众们早就习惯了被牧师称作这样或者那样的罪人。虽然约翰斯夸口声称自己的布道能够迫使会众们憋着一肚子气离开教堂，而不是在布道结束之前就用一双泪眼将满心的负疚感全都溶化掉，但是他也知道无论怎样的怒气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殆尽。要不是因为身为牧师的约翰斯居然当真令人大跌眼镜地投入了商业活动，德克斯特的信众们肯定只会也只想记得他的绚烂文采与滔滔口才。末底改.约翰逊与霍华德.瑟曼这样讲究体面的牧师肯定不会像他这样做事，就好像他们的布道内容肯定不会涉及农业生产一样——约翰斯的经典布道词之一就是“以泥土为本”（Mud Is Basic）。留着大胡子、穿着鞋套、拄着金质手柄藤杖的杜博斯更是做梦也不会这么做。甚至就连配备了司机、秘书与服务员的布克.T.华盛顿也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地流露过亲身投入实业领域的打算。但弗农.约翰斯不仅会在布道坛上软硬兼施地宣讲实务劳动的重要性，还会在教堂门外摆摊售卖自家出产的农产品。在州政府大厦的眼皮底下，德克斯特教会的男女信众们身着盛装在教堂门前徘徊，白人卫理会信徒从街道另一头的教堂里鱼贯而出，而约翰斯却在他们面前兜售着火腿、洋葱、土豆、西瓜、卷心菜与香肠。许多德克斯特会众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手脚发凉——一位西装革履的饱学牧师居然坐在一辆皮卡车的车厢后部卖菜。就算态度比较温和的反应也认为约翰斯的举动“贬低”了教会。

所有这些反应促使约翰斯发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会众们不是喜欢美食与购物吗？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与提供食物以及商品的人们发生联系呢？他指责会众们抱有白人看待奴隶制的观点，也就是认为劳动贬低了劳动者的身价。黑人理应知道知道是压迫而非劳动贬低了他们。反过来说，正是回避劳动的欲望诱使白人陷入了奴隶制的渊薮。

约翰斯的三个女儿很快注意到蒙哥马利的社会环境与会众的抵触心态使得他的论辩与独白都变得越发强硬起来。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陷入自娱自乐的思考当中了。他的脾气越来越容易发作，甚至在家人面前也是一样，经常把孩子们吓得不轻。有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谈起了自己的社会观察结果，并且不停地呼唤妻子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约翰斯夫人当时正在弹奏钢琴。她十分认同丈夫发动的圣战，但是她的平和心态就像她丈夫的易怒天性一样根深蒂固。她决定让丈夫意识到他只是在翻来覆去重申同一个论点而已。约翰斯总共叫了她四次，到了第三次她就开始假装听不见了。生气的约翰斯开始大吼起来，同样不满的约翰斯夫人则继续对丈夫的怒吼充耳不闻。这一下可把约翰斯气疯了，他的嗓门越来越大，最后干脆在侄女和女儿们满怀恐惧的注视下抓起一件妻子的晚礼服，一把就将袖子撕了下来。孩子们永远不会忘记接下来的一幕：约翰斯夫人依然在镇定如常且默默无言地演奏巴赫，就连一个音符都没有漏掉。弗农.约翰斯手里攥着破损的衣服楞了几秒钟，然后把衣服往地上一扔就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家门。几分钟后他提着一包牛排回到家里，周身上下的情绪轻松而又充盈，就好像刚才的失态并没有发生过一样。

约翰斯在位于南杰克逊街的住宅院子里栽种了一片菜园，并且事无巨细地向很多来访者描述了种植蔬菜的各种窍门，搞得客人们非常不自在。有一个星期天，“为了演示一下这样一小片土地也能产出怎样的硕果”，他从布道坛后面拿出了一棵硕大的卷心菜与一个丰满圆润的洋葱，把它们举起来供会众们查看。“为了证明它们不是我从商店买来的，我没有摘除菜根。”他半开玩笑地说道。还有一个星期天约翰斯走进教堂的时候穿着一双没有鞋带的鞋，很可能是因为他把鞋带乱放在了找不着的地方。但是当他注意到会众们都在盯着他的双脚时，他却漫不经心地告诉他们：“等到黑人开始制作鞋带的时候我肯定会把鞋带扎上。”

但是真正致使约翰斯与执事团发生正面冲突的事由并不是蔬菜与鞋带，而是鱼。又一个星期天，他将一卡车冰冻鲜鱼拉到了教堂门口。刺鼻的腥气加上文化传统当中鱼贩子的低下地位致使整个教会都闹了起来。执事团向约翰斯发出了一封正式信函，要求他当面把事情说清楚。约翰斯遵命而来，当他搞清楚了执事们的控诉内容之后，非但没有服软，反而示威似的当场发表了一篇旁征博引的讲座，深入细致地阐述了鱼类和渔民对于基督教、世界历史以及营养学的重要性。他还反话正说地赞美了执事团，认为这次传唤表明他终于抓住了教会的注意力。他为自己辩护道：“先生们，我有责任为你们提供福音，我也有责任为你们提供食物。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威士忌和避孕药之外我不介意售卖任何商品。此外，向我下订单买鱼的电话与向我咨询宗教问题的电话的数量大约是四十比一。”尽管如此，执事团依然不认可他的买卖。于是约翰斯当场辞职并且离开了教堂。奈斯比特赶紧追出去把他劝了回来。

约翰斯赢了这一局，但是就整体结果而言他的处境要比从前更糟糕了。奈斯比特的地位也遭到了进一步的损害。身为执事，他向来同情约翰斯；作为少数族裔“非教师派系”的成员，他对于布道人的敌意也没那么大。可是现在他却因为控制不住约翰斯而受到攻击。约翰斯依然在坚持摆摊卖菜，他对此却无能为力。有些教会成员想要摆脱约翰斯，听说他打算辞职都大受鼓舞。他们对于约翰斯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约翰斯在布道坛上用拳头锤圣经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他在德克斯特任职期间从未在布道坛上翻看过圣经，但是却用拳头砸烂了至少三本圣经。管风琴师依然只肯演奏最保守的赞美诗，其他曲目一概不碰，气得约翰斯好几次中断布道走出教堂大门。奈斯比特不得不沿着德克斯特大道追出好几个街区，恳求他回去继续布道。

要不是因为仍然还有远道而来的外地访客来到蒙哥马利倾听约翰斯布道，而且事后总会不吝溢美之词，教会针对他的看法恐怕早就统一了。这个令人心力交瘁的问题将会众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约翰斯不仅有最崇高的一面，也有最低下的一面，不仅是最渊博的人，也是最鄙俗的人，既是最能反映全体会众智识口味的光辉形象，也是最会挑战全体会众尊严体面的恶劣化身。他喜欢提醒他们，在西奈山上与上帝交谈的摩西同样也拒绝了身为法老领养外孙的尊荣地位，率领希伯来奴隶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埃及。就像摩西与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一样，德克斯特信众对待约翰斯的态度也在崇拜与反叛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与摩西不同的是，约翰斯无法依靠政治神迹来维持自己的领导。1950年他再次提交辞呈并且再次遭到了拒绝。

约翰斯经常在他的车里装上牛奶和奶酪，然后就消失不见，一直开回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自家农场，然后一连几天下地扶犁。牲畜或者农具经常令他受些轻伤——他现在已经快六十岁了，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正儿八经地干过农活了。

起初约翰斯与德克斯特会众的分歧只不过是些细枝末节而已，因为在许多方面牧师与会众观点一致。例如他们都憎恶情绪主义在礼拜活动中的最轻微流露。在德克斯特，牧师从不会在布道的时候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至于会众们甚至就连“阿门！”都不说，充其量只会平静低语一番以示认同。约翰斯很喜欢如此内敛克制的作风。他不喜欢马拉松祷告大会，也不认可教会附属组织过于活跃——这一现象的复兴在当时的许多教会当中都很常见。德克斯特教会也抱有相同的意见，他们甚至就连周日晚祷都不举行。

但约翰斯很喜欢黑人灵歌这种早在奴隶制时期就发展起来的音乐。他认为灵歌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感，还具有纯正的属灵价值，因此理应与教会活动密不可分。不幸的是，德克斯特同样也不允许唱灵歌。约翰斯反对教会将尊严的形式误认为本质，并且开始着手改革德克斯特的赞美诗。当时德克斯特教会的赞美诗集里没有曲谱，只有歌词，就像诗集一样。约翰斯认为这样的赞美诗矫揉造作，听的人耳朵疼。而且赞美诗理应包括灵歌。他好几次试图在计划会议上安排灵歌演唱，每一次执事团都告诉他“德克斯特不会这么做”。最后约翰斯干脆剑走偏锋，在礼拜期间直接邀请会众演唱并未印刷在礼拜流程表上的灵歌。他要求教会的管风琴师埃德娜.金开始演奏。身为一名真正的德克斯特成员，埃德娜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也没有遵从牧师的愿望。她的下巴与全身肌肉都抽搐不已，但她依然拒绝演奏“下山吧，摩西”，“我即将自由”，“我有鞋子”或者任何其他一首灵歌。约翰斯将会反复训诫会众们领悟尊严、骄傲与虚荣之间的重要区别。日后他还有进一步的手段。

来到蒙哥马利之后，约翰斯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在教堂入口处的台阶上面放置一块小公告板，又在面对德克斯特大道的人行道上放了一块更大的公告板。于是1949年的全体蒙哥马利市民都知道了弗农.约翰斯在下一个周日的布道主题是“死后的隔离”——毫无疑问许多白人在内心深处都希望种族隔离制度确实能在来生延续下去，但是这份公众通知依然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一位黑人牧师居然打算在布道期间谈论如此火药味十足并且贴近现实生活的种族隔离话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足以让地方当局感到紧张了，以至于唯恐约翰斯打算煽动暴乱的警察局长专门邀请他来到警察局把事情说清楚。

约翰斯告诉警察局长和他的部属们，这次布道将会向所有人开放。不过考虑到有些白人兴许没有胆量走进黑人教堂，他也很乐意在各位警官面前现场预演一番。 约翰斯首先从路加福音16:19开始背诵了一段经文，内容是基督耶稣讲述的乞丐拉撒路与富人达维斯的寓言。一辈子奢华宴乐的达维斯眼里根本没有拉撒路，等他死后在地狱里抬头仰望，才发现拉撒路进了天堂。于是他哀求祖先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答应，因为“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约翰斯认为隔离体制就好比这道深渊。不仅把人们强行分开，还蒙蔽了他们双眼，看不到彼此共有的人性——以至于尽管极度痛苦，但是达维斯依然没想到要直接对拉撒路说话或者承认他具备足以进入天堂的美德，而是仍然将拉撒路视为仆从贱役，希望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解救自己。在约翰斯看来，达维斯之所以下地狱并不是因为有钱，因为他在生前充其量只是个土财主而已，而高居天堂的亚伯拉罕生前却堪称富甲天下。达维斯下地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坚持要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区分高低贵贱，甚至在死后也不肯松口。日后约翰斯夸口道，自己这番布道刚说了几分钟，“全警察局的每一双眼睛就全都湿润了。” 但是这段布道却让他自己的会众们感到五味杂陈，因为约翰斯明确指出并非只有白人才试图将自己与别人隔离开来。 “怎样的布道人会不喜欢坐满了达维斯的教堂呢？”他问道。接下来他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达维斯身上穿的“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听上去像极了面前会众身穿的精美服装。他毫不掩饰地声称大多数白人信徒的社会态度使得他们并不比“崇拜太阳的土人”更有资格被称为基督徒，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抨击了“在德克斯特时装表演”当中恣意炫耀的“自命不凡的黑人”。这里的“自命不凡”（Spinksterinkdum）是一个他自己臆造的单词。他坚决拒绝定义这个词的意思，但大多数听众都认为这个词指的是黑人精英阶层刻意彰显的古板做派。

约翰斯对白人和黑人都发表了相当严厉的谴责，但是二战过后的普遍社会心态多少为白人提供了缓冲。此时他们的优越地位相对稳固；在一般美国人看来，为了促进黑人利益而发动重大社会变革的理念就好比创建世界政府一样——眼光长远，略有危险，而且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成为现实。在当时的公众意识里，种族问题至多只是一个略显有趣的故事而已，很难与其他更有趣的故事争夺人们的注意力。杰基.罗宾森在布鲁克林道奇队已经打到了第二个赛季。萨奇.佩吉在同年夏天首度亮相职棒大联盟，当时的年龄大约是在三十九岁到四十八岁之间。他在78000名克利夫兰球迷面前亮出了著名了“犹豫投球”技巧，并且引发了这么做是否犯规的激烈争论。这一年最重大的种族故事就是一批南方政客从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离席出走并且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就算这件事也被视为一个不讨喜的笑话。南方人接受了“南蛮子民主党”（Dixiecrat）的绰号，南方各地的报纸主编们也对这一幕表达了相当的懊恼。

在蒙哥马利，种族问题仅仅取得了一项超越象征主义的进展：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7月26日签发行政命令，要求在军队内部解除种族隔离。这条命令击中了蒙哥马利的痛处，因为蒙哥马利的地方经济严重依赖坐落在此的麦克斯韦空军基地和冈瑟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每年都要向地方经济注入将近五千万美元。虽然大多数蒙哥马利市民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是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就荣光散尽步履维艰的地方经济的确是依靠联邦资金才振兴起来的。这其中甚至还有一点浪漫因素。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塞尔当年就是在蒙哥马利相互结识的，两人来到蒙哥马利的原因都是因为对于崭新问世的飞行机器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克莱尔.陈纳德与比利.麦克唐纳曾经并肩驾驶两架飞机飞过城市上空，相邻的两个翼尖之间挂着一条丝带，飞行期间丝带始终未曾断裂——这一手向依然抱有怀疑态度的军事主官们证明了飞机的精确度。二战之后，空军消费为当地带来了足够的繁荣，以至于蒙哥马利的老资格家族纷纷回忆起了蒙哥马利县当年的全盛时光。曾几何时蒙哥马利县占据了阿拉巴马州中部大部分地区，当地的贵族受到了全国各地的钦慕。重建之后的蒙哥马利仍然看不起伯明翰这样的钢铁城镇，将其视为粗暴肆虐的怪物，至于塞尔玛（位于阿拉巴马河的下游）这样的古老棉花城镇只能算是装腔作势的骗子。（蒙哥马利中学厕所的墙壁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句涂鸦，“便后务必冲马桶：塞尔玛需要水。”）

杜鲁门总统的命令提醒了蒙哥马利的每一个人，蒙哥马利的新身份源自北方政府本身，而这个政府正在两座巨大的空军基地内部施加一套完全彻底的种族混同体制。蒙哥马利市政厅当然无力干涉空军基地内部的事务，但却有能力并确实保证了这套做法不至于传播到城里来。在蒙哥马利，法律不允许白人和黑人在公共场所下跳棋或者同乘一辆出租车。与其他南方城市相比，蒙哥马利公共汽车系统的种族隔离规章要更加严格。黑人必须靠后坐，白人必须靠前坐，只要公交车上人不满双方就不会凑在一起。蒙哥马利的公交车司机有权在种族之间画一条“浮动线”，免得黑人男子的腿碰上白人女性的膝盖。在实际生活当中这项权力意味着司机可以命令黑人让出一整排座椅为一名白人腾出空间，或者即使在车上有空座位时命令他们站起来。此外黑人不能穿过车厢里的白人区域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只能在前门买票，从后门上车。有些特别缺德的司机还会趁着黑人乘客刚买过票还没来得及重新上车的当口直接把车开走。

对于弗农.约翰斯来说，蒙哥马利的大环境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他可以在布道坛上发表各种从来没有哪个黑人公开对白人说过的言论，但他的行为活动却受到了严格限制。他对于种族现状的严厉抨击致使许多遭受冤屈的黑人都来找他求助，可是他却爱莫能助。许多黑人女性都向他倾诉了自己如何遭到白人男性强奸与殴打的故事，其中有两名少女的经历尤其令他动容。这两次他都在半夜带着女孩来到塔斯基吉医院接受体检，这两次他都详细盘问了受害人以证明她没有撒谎，这两次他都带着受害人去警察局报案——一起案件的嫌疑人是一名强行入户强奸保姆的杂货店主，另一起案件的嫌疑人是六名白人警察。第一起案件进入了审判程序但嫌疑人被判无罪，因为他的妻子声称自己当时正处于孕期，因此允许丈夫在家门以外发生性行为。第二起案件干脆无疾而终，因为当局拒绝让警察接受指认。

就算在本人沦为受害者的时候，约翰斯也同样没有多少反制手段。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买了票，司机让他从后门上车，他拒绝服从并且一屁股坐在了前面。于是司机拒绝开车。约翰斯随即要求司机把票钱退还给他，这个要求司机倒是照办了。退款行为本身确实前所未有，但当约翰斯邀请车上的全体黑人与白人和他一起抗议的时候却没有人响应。车上的一名德克斯特教会成员后来说道，他“理应知道”这样做是白费力气。还有一次约翰斯走进一间白人餐厅点了一块三明治和一杯饮料打包带走。此言一出餐厅立刻陷入了紧张的沉默。但是他的魁梧体格与无畏态度还是迫使服务员为他做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又开始为他倒饮料。或许是因为承受不了旁观者的压力，这位服务员并没有将饮料倒在杯子里，而是慢慢地倒在了柜台上。约翰斯立刻又点了一杯饮料，并且说道：“我这人的脾气不太喜欢吃瘪受挤兑，现在我的脾气又有点想要发作的意思了。”话音刚落，有几个顾客跑回各自的汽车旁边取出手枪，将他从餐厅里赶了出来。 “我为那个三明治念诵了一段平生最简短的餐前祷文，”他后来这样说，“我说，‘去你妈的吧。’”

约翰斯的性格不仅愤懑沉郁，而且一点就着。无论怎样的掩饰都藏不住他的性情。有时人们甚至都不敢肯定约翰斯的内心深处究竟更反感白人的天性还是宇宙本身的运行秩序，但他们从来不必猜测他喜欢批判什么。他毫不避讳自己对于礼貌、奉承以及其他客套形式的蔑视，将这些保护脆弱人格的惯常手段弃如草芥，认为它们无非是歪曲现实的伎俩。幽默是他唯一许可的人际关系润滑剂。有一天他在蒙哥马利的街道上遇到了一位名叫鲁弗斯.刘易斯的德克斯特教会显赫成员——此人身材挺拔，目光清澈，嗓音权威，他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业余时间兼任足球教练，还是推动黑人选民登记的积极分子，在黑人群体里声望很高。 约翰斯在路边叫住了刘易斯并向他询问了选民登记运动的近况，这一幕吸引了一大帮围观者。对于约翰斯来说，如此费心关注某人算得上是极大的恭维，刘易斯也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可是聊天结束的时候约翰斯却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刘易斯，你忙的这些都是正事，但你好久都不来教堂了。在我担任牧师的时候你最好别死，要不然你的葬礼可是够瞧的。”还有一个星期天，阿拉巴马州立学院院长H.康瑟尔.特伦霍姆博士（H. Councill Trenholm）来晚了——他所任职的机构是蒙哥马利黑人群体的最大雇主，学校里雇佣的德克斯特教会成员数量尤其多——只得尽量不出声地往长椅里面挤。正当全体德克斯特会众纷纷扭头向他看去的时候，约翰斯在布道坛上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想暂停布道，直到特伦霍姆博士坐下来为止。每半年来教堂访问一次的稀客理应得到尊重。”在约翰斯任职期间特伦霍姆再也没有回到过德克斯特。鲁弗斯.刘易斯倒是没这么过分，但也算不上教堂的常客。

在其他场合，约翰斯还有过更令会众们震惊万分的表现。会众当中有一位R.T.阿戴尔医生（R. T. Adair）在自家前门射杀了他的妻子，因为他怀疑妻子有通奸行为。这位地位显赫的医生甚至没有在监狱里过夜就被释放了。德克斯特会众们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在这一周的周日，阿戴尔医生来到了德克斯特教堂。正当他刚刚坐在自己的惯常席位上的时候，约翰斯噌的一下跳上了布道坛并且脱口而出：“上帝说，‘汝不可杀人’。阿戴尔医生，你犯下了罪孽，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约翰斯一边念诵着义正辞严的判词，一边死死地盯着阿戴尔，童年时期被骡子踢伤的一只眼睛充满威胁地抽搐着，说完之后他才坐下。虽然约翰斯的公开责备并未伴随着进一步的制裁，但这一幕的确令人惊骇地大胆履行了黑人传教士的另一重特殊身份现：代替不关心黑人事务的白人当局充当法官和陪审团。

黑人在绝大部分白人眼里都是不存在的隐身人，弗农.约翰斯也不能例外。但是在隐身人群体内部他却堪称传奇。人生问题与种族问题的最深切奥秘在他体内搅成了难舍难分的一团，直到去世那天他的头脑始终在飞速运转。他的祖上充满了写进故事书里都嫌离谱的角色。他的爷爷曾在奴隶制期间抡起镰刀将自己的主人一斩两段并因此遭受了绞刑。甚至八十年后约翰斯家族内部依然传说当年他爷爷下杀手的地点有凶灵环绕，以至于吓得猎犬都不敢接近。

约翰斯的姥爷是一个名叫普莱斯的苏格兰裔白人。此人有两个完全隔离的家庭——换句话说他娶了一个白人妻子与一个黑人妻子。这种一肩挑两家的生活方式虽然相当普遍，但是无论在白人文化还是在黑人文化当中都得不到公开承认。黑人妻子的子女们向自己的后代讲述了普莱斯如何成为了新建的弗吉尼亚州监狱的第一批囚犯之一，罪名是杀死了另一个企图强奸他的黑奴情妇的白人，“简直就好像她也是白人一样。”这一点为他赢得了不少黑人的钦佩。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凶狠、暴力且性情复杂的人。当他的黑人妻子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去世之后，他把所有的黑人孩子带到另一个家庭，交给膝下无子的白人妻子“凯蒂小姐”抚养。弗农.约翰斯的母亲萨丽.普莱斯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经受了这次家门变迁。多年后她告诉自己的家人，当年的家庭严格遵守了各种社会禁忌，即便在家门背后的私密环境里也不例外，尽管家庭现实截然相反。比方说她从来没有管普莱斯叫过父亲——因为仅仅在白人传教士领养黑人孤儿的情况下，黑白混杂的家庭才能得到尊重。普莱斯于1900年去世的时候，萨丽带着年幼的儿子弗农与丈夫威利.约翰斯——一名遭受绞刑的黑奴的儿子——一起参加了葬礼。一家人坐在“分离但平等”的席位上，凯蒂小姐以及普莱斯的白人亲戚们则坐在他们对面，普莱斯的坟墓就隔在双方中间。

此后不久威利.约翰斯也去世了，一段时间之后萨丽就改嫁给了亡夫的弟弟。于是弗农.约翰斯就成了叔叔的继子。他的一位祖辈是个杀死了奴隶主的奴隶，另一位祖辈则是个为了保护奴隶不惜杀人的奴隶主。性、家庭、奴隶制与暴力在他身上纠结成了一团，只有在圣经里他才能找到关于这一切的坦诚讨论。

弗农.约翰斯出生于1892年，在爱德华普林斯县的法姆维尔附近长大。这里的位置如此偏远，以至于当地居民依然保留着早期苏格兰移民的独特语言习惯。他们的口音在外人听起来多少有些伊丽莎白时代的味道，与这里的落后环境相得益彰。这个县位于丰饶的农业黑土带的最北部边界，因此弗农.约翰斯始终坚持认为农业是独立和繁荣的根本。即便二十世纪市场经济早已经致使他的家乡地区沦落成了类似附近威廉斯堡那样的鬼城，他也依旧不改初衷。

约翰斯长着一张四方大脸，鼻孔外翻，胸膛隆起，双手硕大——他曾经开玩笑说自己的双手就像弗吉尼亚火腿切片一样大。他的造型就像农夫一样，本质上他也确实是个农夫，只不过他总是带着一副书卷气十足的牛角框眼镜。他的视力很差，以至于少年时曾经发誓只肯将小字印刷的圣经阅读一遍。通常他更喜欢听别人大声朗读圣经。很快他就彰显出了过耳不忘的惊人天赋，只要听别人念诵一两遍就能将大段经文倒背如流。在语法学校里，有一次老师写了满满一黑板的本周家庭作业，然后约翰斯不慎将黑板擦了个一干二净。遭受了老师的斥责之后，约翰斯凭着记忆把黑板上的内容一字不差地重写了出来。很快他又创出了更为实际的壮举，记住了长篇圣经段落，包括整本罗马书。他的父亲威利在周日的时候经常离开农场充当“马背布道人”，借此赚取外快。儿子的天赋自然令他非常高兴。

像大多数黑人父母一样，萨丽.约翰斯和她的丈夫将微薄的教育经费投资在了大女儿身上，弗农则呆在农场里帮工。不过自学过程似乎并未磨灭他的天赋，反而使其越发发展壮大起来。他会在扶犁的时候背诵诗歌，还会四处讨要图书并在晚上阅读。凭借着天赋与机智，他旁听了好几家学校的课程，包括位于林奇堡的弗吉尼亚神学院。因为不听话被赶出来之后，他逃离家乡来到了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强行闯进院长办公室并宣布自己随时可以开始上课。当时正是一战期间，奥柏林学院是一座著名的自由主义白人学院，院长本人也是一名学识渊博之人。尽管如此，面对这名粗鲁的黑人青年，院长依然没有居高临下地直接下逐客令，而是尽可能礼貌地告诉约翰斯，奥柏林学院早已决定不录取他了，因为他提供的入学申请资质毫无价值。

“您的信我收到了，菲斯克院长，”约翰斯不卑不亢地答道。“我只是想当面问问您，您更想要有资质的学生还是有脑子的学生。”

日后菲斯克与约翰斯分别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时都提到了以下这段情节：菲斯克不耐烦地扔给约翰斯一本德文书让他念——结果约翰斯当真令人大跌眼镜地念了出来。菲斯克随即打发约翰斯去面见奥柏林学院的神学院院长爱德华.因克莱斯.博斯沃斯博士（Edward Increase Bosworth）。博斯沃斯为约翰斯出的考题是阅读一段希腊语圣经。约翰斯一看见这段经文就露出了搔着痒处的微笑。日后约翰斯将会因为审美口味不合而放弃拉丁语与希伯来语，但终其一生他一直在收集心爱的希腊语史书与诗篇。约翰斯的表现为博斯沃斯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破例将约翰斯当做临时学生招收了进来。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干脆将这个不寻常的年轻人收编成为了自己的私人弟子，并且正式向约翰斯授予了神学院本科就读资格。此外他还为手头拮据的约翰斯联系了一份兼职布道人工作。不出一年，约翰斯就成了全班第一名。班上原本的第一名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是一位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自由派，从小就受到了废奴主义传统的熏陶。尽管如此，这么快就被约翰斯顶下来的事实依然令他感到忍无可忍，以至于声称没有哪个乡下来的黑人能够不靠作弊就取得约翰斯这样的成绩。这话传到约翰斯耳朵里之后，他立刻在学校里堵住哈钦斯，骂他是个狗娘养的，并且一拳捣在了他的嘴上。（这两人也算不打不相识，后来反而成了好朋友。日后在哈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漫长任期内两人一直交往密切。）

在1918年春天的毕业仪式举行之前，约翰斯被校方选中在纪念拱门进行年度学生献词，纪念在中国义和团叛乱当中遇害的奥伯林学院学生。毕业后他又考进了芝加哥大学神学研究生院，这座学院是社会福音神学家总部。然后他回到了黑人就业受限的校外世界。他身为宗教学者与布道人的名声很快就给他带来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好的布道与教学工作机会。不过由于性情所致，一连好几份工作他都没有干得太久，最后他还是决定返回弗吉尼亚州家中的农场里。他将自家农场当做根据地，在附近的黑人教堂以及东海岸沿线的学校布道授课赚点零钱。出门的时候他总是穿着一件口袋里面塞满了书的破烂外套登上隆隆作响的里士满火车，回来时他弟弟经常牵着一匹精神饱满的马匹在车站迎接他。回家后约翰斯就会花几天时间下地干活，直到下一次讲课邀请到来为止。

当时正是田纳西州进化论审判的时代。自由派和原教旨神学家们不仅在教堂和学院里高谈阔论，还将各自的观点引进了法庭、立法机构以及各大报纸的头版。他们的热论议题不仅包括创造论与童贞受孕，也包括基督徒的社会义务。争论各方都有自己的小册子、杂志、年会以及宣传人员。约翰斯是自由主义神学的热情拥护者，因此当他看到自由派们未能将任何一场黑人布道纳入年度最佳布道词的的时候心里很是恼火。他向负责出版年度最佳布道词的神学家们寄去了末底改.约翰逊与霍华德.瑟曼的几场布道词。这几份投稿都被拒用之后，约翰斯干脆亲笔写了一篇布道词，题目是《转变时刻》（Transfigured Moments）。1926年这篇文章成为了《最佳布道》上发表的的第一部黑人作品。文章分析了高山在摩西、以利亚与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的象征意义，下一代黑人神学学生将会把这篇文章当成深入研究的范本。约翰斯还写了另一篇长文，主题是领导者的激励与普通人的实际体验之间发生联系的必要性。他在文中写到，“眼看着人群当中最为鲁钝卑下之辈也开始朝着群星的方向进发却感不到一丝一毫的激动喜悦之情，这样的心灵实在与基督徒背道而驰。”

黑人教会是一个与白人世界绝缘但内里却生机勃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约翰斯已经足以与时任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校长的末底改.约翰逊以及国际知名神秘神学家、即将在黑人大学与白人大学都获得突破性职位的霍华德.瑟曼相提并论了（约翰斯曾经追求过瑟曼日后的妻子，还从末底改.约翰逊手中接过了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第一浸信会牧师的职位）。他与他们既是朋友也是同道中人，但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而已。约翰逊和瑟曼都是体面考究的人物，受到黑人上层阶级的崇拜。他们的行为表现也像受到尊敬的学者一样循规蹈矩——定期在领军期刊上投稿，在负责任的行政职位上任职，在身后留下一批与业内其他知名人物的笔谈通信。相比之下约翰斯却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很少写东西，即便在参加社会名流的聚会时也会毫不在意地穿着不配对的袜子，鞋子上还粘着自家农场的泥土。

1927年约翰斯娶了某大学校长的女儿，从此打入了学术圈子。但是他始终没拿自己当成圈内人，只是以游客的身份在圈里转转。在大萧条期间，他的古怪性情使得他从特立独行更进一步，或多或少地过上了波希米亚式流浪生活。他经常会跳进某个朋友的车里，一连几个月不回家，一路旅行一路布道，在各地的牧师集会上兜售旧书，向别人推销新近创刊的杂志，借以筹措旅费。他在旅程当中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对他的智识成就一无所知。至于那些对他有所了解的少数人则很奇怪他为什么选择公路上的生活，而不是待在相对安全的大学里。约翰斯根本懒得回答他们，他就是喜欢旅行，仅此而已。由于黑人在奉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各州很难找到愿意提供服务的汽车旅馆和餐馆，他总会用冰桶保存几大块奶酪与几瓶牛奶放在车里充当口粮，然后一路不停地开下去，一边开车一面背诵诗歌。同车的旅行者们在阿拉巴马州境内听他背完了济慈全集，抵达法姆维尔之前他又背完了拜伦与勃朗宁的作品。约翰斯以诗歌为单位计算行车距离。偶尔背诗背烦了，他就改口背诵几段军史著作。

当美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得以好转之后，约翰斯又踏上了大学巡回讲课的道路。他与随军牧师、历史学家、甚至经济学家相谈甚欢，与神学家同行的交流更是不在话下。但他的行为举止始终没有遭到社交常规的同化。大学官员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却发现他接听电话的地点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电话亭。开车送约翰斯前往来访人员公寓的学生代表把他送到公寓门口之后询问是否需要自己给他拎一下包，然后约翰斯就将一个杂货店购物纸袋递给了他——里面装着几本书，几件内衣，还有一件穿了两三天的衬衫。通常来说，他的精彩讲座总会让人们忘记这些怪癖，至多也只是将其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不过蒙哥马利市德克斯特大道教堂的许多成员很快就会意识到，约翰斯的破旧立新作风也具有咬人的一面。

1945年夏末，奈斯比特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浸信会大会。当时已经拥有500万名会员的年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黑人社团。尽管没有遭到当地白人的注意，但是为期五天的会议依旧气氛火热。一千五百多名黑人布道人、唱诗班成员以及教会管理人员订满了各家宾馆的客房，让酒店经理们眉开眼笑。参会人员忘我地投入了各项活动，例如布道、唱圣歌以及竞选。酒店大厅里站满了一队队身着亮丽长袍的唱诗班歌手们。福音音乐之父托马斯.多尔西（Thomas Dorsey）经常派头十足地参会亮相并且指挥唱诗班演奏自己的作品，例如“亲爱主，牵我手”。失业的唱诗班导演抓紧难得的开张良机拼命工作，老朋友们聚集在摆满了各种油炸美食的长条桌旁叙旧。在声浪喧嚣、情绪高涨、纵情吃喝的会场里，一座座教堂的布道坛也纷纷得到了填充。

那一年，奈斯比特从大会上带回了一个名字。他想为近来无人主持的德克斯特教堂布道坛物色一位布道人，而这位候选人不仅声名在外，而且训练有素。另外此人不仅上过五所大学，而且他的名字足有四节——阿尔弗雷德.查尔斯.利文斯顿.阿尔布恩（Alfred Charles Livingston Arbouin）——这两点都很符合德克斯特教堂的口味。六个月后，经历了德克斯特教会惯常的精心挑选过程，阿尔布恩成为了这里的新一任布道人。

阿尔布恩很快就来到了蒙哥马利。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还带来了一位妻子——不知何故，针对他的背景调查居然没发现这一点。执事们纷纷在私下里感到忧心忡忡。进一步的调查更是火上浇油，却原来阿尔布恩牧师不仅已婚，而且以前还离过婚。当阿尔布恩请假参加1946年的全国浸信会年会时，教会陷入了每一位执事都恐惧入骨的梦魇：在牧师离家期间，阿尔布恩夫人与麦克斯韦空军基地的一名士兵进行了过从甚密的交往。执事们赶在阿尔布恩回来之前私下与她开了个紧急质询会。正当执事们苦口婆心地跟阿尔布恩夫人讲道理时，她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在他们面前袒露了布满淤青的肩膀与双腿，告诉他们自己是家暴受害者，还声称她对自己的出轨行为毫无悔意。

面对着要求他赶紧辞职的执事团，阿尔布恩拒绝让步。他认为他的家庭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别人管不着。他认定执事团不敢把这桩丑事向全体会众公开，因此颇为有恃无恐。但他却没想到执事团居然把他告上了法庭并且申请了秘密审理。结果案件进程一个字也没有登报，无论是黑人的报纸还是白人的报纸。

尽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阿尔布恩依然为自己提出了强有力的辩护。他声称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法官无权裁决教会内部争端。就算退一步说，按照浸信会的惯例，是否解聘牧师也要由全体会众投票决定，不能任由执事们自说自话。执事们也也没闲着，他们动用人脉请来了全国浸信会大会主席D.V.杰米森牧师（D. V. Jemison）出庭作证，向法庭陈述了此类敏感案例的适当应对规程。闭门审判结束后，一名白人法官做出了最终裁决。杰米森牧师的陈词无疑为法官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他也意识到了执事团多么不支持阿尔布恩。于是法官命令阿尔布恩牧师在规定日期之前离开布道坛，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奈斯比特与其他四位联名提出诉讼的执事们不得在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的四壁之内说话、唱歌甚至祈祷，否则整个教会的社团资质都会遭到吊销。就这样执事们终于将教会从他们自己的错误判断当中拯救了出来，阿尔布恩也全身而退，没有陷入公共丑闻。接下来的十七年他一直在纽约某教堂担任牧师。本着好说好散的精神，德克斯特教会的官方正史声称“他的整个教牧生涯都得到了上帝的庇佑。”

奈斯比特与德克斯特大道教会的执事们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来恢复元气，然后才开始寻找下一位牧师。这次他们交了好运，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拉巴马州立学院某位新任音乐教授的推荐信——这是一所在德克斯特教堂的地下室里创建起来的黑人学校，德克斯特教会成员大都是学校的教职员工。阿尔托娜.特伦特.约翰斯（Altona Trent Johns）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钢琴家兼音乐老师，也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女儿。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亚特兰大的黑人上层阶级兴起于“甜蜜奥尔本”大道以来，她一直是一名声誉良好的上层阶级成员。而且对于奈斯比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还嫁给了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布道人之一弗农.约翰斯（Vernon Johns）。对于当年的美国黑人来说，他与末底改.约翰逊（Mordecai Johnson）以及霍华德.瑟曼（Howard Thurman）就是布道人这一行的三巨头。

通过约翰斯夫人牵线搭桥，奈斯比特邀请这位著名布道人进行了一次试讲。当弗农.约翰斯的伟岸身影登上布道坛的时候，教堂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了。他没有查看圣经就引述了一大段经文，紧接着又口若悬河地说了半个小时，中间既没有停顿也没看过讲稿。这番表现震得全体会众无不目瞪口呆。德克斯特的执事们也算见过世面，一般的高水平布道并不足以令他们动容。听完这次布道之后他们才意识到约翰斯与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听说约翰斯打算搬到蒙哥马利与妻子团聚之后，执事团在奈斯比特的记忆里首次搁置了审查候选人的一切程序，既没有做背景调查也没有安排第二次试讲就向约翰斯让出了布道坛。约翰斯于1948年10月搬进了位于南杰克逊街的牧师住宅。接下来的四年里他的举止将会为整个教会带来无尽的敬畏、欢乐、鼓舞、恐惧与烦恼。对于一贯负责的奈斯比特来说，约翰斯将会带来他在教会生涯当中见识过的最难以言说的苦恼。

1867年，将近七百名黑人教会成员——其中有些人穿着白色长袍——并肩迈步发动了一场远征。他们跟随着来自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的白人布道人向北穿过城镇来到哥伦布街，然后向东爬上泥泞的山坡来到了雷普利街。在一片空地上，这群会众宣布有色人种第一浸信会正式成立，并且规定了祷文与仪式规范。一个名叫内森.阿斯比（Nathan Ashby）的前黑奴成为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镇独立黑人浸信会教堂的第一位牧师。

大多数当地白人都认为，鉴于南北战争之后普遍存在的社会乱象与令人麻木的贫困，将黑人信众从教堂里分离出去其实是白人占了便宜。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对于地位显赫的前邦联要人的态度还算友好，因此阿拉巴马州长罗伯特.M.帕顿与新成立的州立法机构决定抓住这一点狠狠赌一把，公开否认了承认黑人公民权利的第十四项宪法修正案。结果一位联邦军准将闯进州议会大厦宣布州政府暂时关门，直到政府官员愿意重新考虑帕顿的立场为止。这一事件沉重打击了白人的威风，鼓舞了黑人的志气。此时蒙哥马利镇的人口已经膨胀到了14000人，黑人与白人的比例是三比一。作物歉收与耕地止赎迫使黑白双方的贫苦农民纷纷逃离农村涌进蒙哥马利。他们经常在街上的树丛里栖身，他们的娱乐活动无非是观看露天进行的被扣押房屋拍卖。

社会环境已经如此恶劣了，再加上美国国会正在威胁要推出第十五项宪法修正案来确保黑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因此大多数白人都没心思争辩黑人应该享有怎样的宗教权利。对于许多白人来说，能够将成群结队的黑人从自家教堂的地下室里轰出去实在是天大的好事，即便这一局面意味着曾经任由他们支配的财产如今要在哥伦布街与雷普利街的角落自主履行教会事务，他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所谓教会事务包括提出议案，辩论议题，设立委员会，投票选举，雇用与解雇布道人，募集捐款，搜集砖石，组织义务劳动，等等。随着一条条长凳与一面面玻璃窗各安其位，美国第一家由自由黑人成立并管理的组织机构也随之出现了。早在黑人家庭合法化之前就在某些方面取得合法地位的黑人教会就像强力溶剂一样将众多信众调和在了一起，甚至比当地殡仪馆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不过十年后，有色人种第一浸信会还是分裂了，一群异见者们再次出走并且自立门户。这一事件为两家教会都打上了永久的烙印。双方都尽力淡化了这次分裂的意义，对外声称分裂只不过是成长中的阵痛，原因在于原来的教堂过于拥挤。但是对于一个积年以来一直渴求社会地位的族群来说，像这样的争吵肯定不可避免。双方也都会将这次争吵的来龙去脉告诉各自信任的传人。毫无疑问，黑人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奴隶制时期的历史遗产，因为即便在黑奴当中也有地位高低之分，在田间劳作的黑奴自然地位最低下，料理家政的黑奴则地位略高一点，后者往往是黑白混血儿。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致使教会当中的“高等成员”们发起了一场运动，打算将教堂整修一番。教堂正门原本正冲着一路上坡的哥伦布街，如果星期天赶上下雨，信众们的鞋子难免沾满泥水。因此高等成员们主张要把这个入口堵住，朝向较为干燥的雷普利街另开一个正门。他们认为翻修虽然昂贵，但是能让进出教堂更清洁且更体面。

大多数教会成员与一部分执事都认为如此计较个人外观未免不太得体，甚至有悖基督徒的立身原则。但是数目可观的少数派却始终放不下这个念头，以至于最终另立门户成立了有色人种第二浸信会。尽管这批分离主义者无法摆脱时代与种族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他们召开组织会议的地点也是当年位于哈威尔梅森的奴隶窝棚——但是他们却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派头更足的小世界。一位正经来自英国的牧师为他们的教会举行了第一次洗礼，前来观礼的宾客包括三位来自北方传教团的正经白人女教师。此时北方传教人员依然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方，旨在教化自由黑人并且将他们拉进基督教。1879年1月，新教会花费250美元买下了一栋矗立在城镇中心的建筑及其门前空地。这座建筑位于德克斯特大道边上，距离阿拉巴马州州议会大厦的气派正门只有几步之遥。然后这个全黑人教团将自己改名为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教会第一任牧师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奥克塔维斯.布斯（Charles Octavius Boothe）的前黑奴。根据他的记述，教会成员都是“有钱的体面人”。他还夸口声称会众当中有一位名叫比林斯莱亚的理发师拥有价值三十万美元的财产。这项主张虽然广受质疑，但却被写进了教会的官方正史。

自从创建之初，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就是一座“执事教会”。换句话说就是未曾领受圣职的管理人员利用浸信会教团完全自治的特点来自行其是。他们可以任意雇用他们看中的任何一位布道人——无论此人受训与否，身份是否合适——而不必考虑主教的意见或其他教会等级的规矩，反正浸信会既没有等级制度也不会对布道人的受教育资质提出任何要求。这一点极大地促进了浸信会在文盲当中的扩张，无论这些文盲是白人还是黑人。只要肺活量足够大且信仰足够坚定，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布道人。在奴隶制时期，布道是唯一一项允许黑人从事的白领职业——在奴隶制时期的南方各州，教授黑人阅读或允许他们从事任何需要一丁点读写技能的工作都是犯罪行为——因此布道人与有志成为布道人的后辈们总会为了争夺信众认可而激烈竞争。对于黑人来说，宗教演讲术成为了唯一安全的就业技能，舌灿莲花的美名足以取代文凭以及所有其他资质凭证。在下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位渴望成为圣徒的虔诚布道人往往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与另一位一门心思只想捞钱的同行一较高下，因为每一条布道之路都会在黑人教堂里相交。对于黑人群体来说，教堂不仅只是礼拜场所而已。教会为没有通信机构的黑人们充当了交换消息的公告栏，为没有银行账户的黑人们充当了放款救急的信用社，甚至还承担了民事调解法院的职能。教会的上述功能以及众多其他功能进一步增强了教会牧师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功能带来的机会与压力锻造出了一类全新的人物。饱学的怀疑主义者W.E.B.杜博斯认为，在二十世纪即将到来时，“布道人是黑人在美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最独特的角色。”

并不意外的是，这些强大的角色们并不是好相与之辈。浸信会教条赋予了会众极大的权威，而会众们运用权威的能力则遭到了布道人的严苛考验。布道人一般都很不待见教会民主。他们认为上帝将摩西的角色赋予了自己，让他们身兼统治者与先知，而且唯有全体会众像儿童那样听从自己的号令——就像以色列的子民服从摩西一样——才能让教会欣欣向荣。能够对抗布道人权威的教会屈指可数，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布道人也时刻打算压倒教众，而执事团每每总会寸步不让地将布道人怼回去。事实上执事团的身份似乎就根植于以下信念，即教会的水平不仅要由牧师决定，也要由教众决定。这些执事历来只会挑选训练最精良且抱负最远大的教士，因此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的教会生活内部充满了足以与欧洲王室政治博弈相提并论的激烈冲突。教会成立的最初十年里就更换了将近十二个布道人。

相比之下，有色人种第一浸信会始终是一个“布道人教会”，教会成立以来的最初五十七年里仅仅更换了三位牧师。这些高高在上的布道人们养成了以势压人的习惯，以至于在1910年教堂失火焚毁后不久又触发了另一次大规模会众外流。当时教会的牧师名叫安德鲁.斯托克斯（Andrew Stokes），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与组织者。在他登上布道坛的第一年里就为数量惊人的一千一百名新成员施行了洗礼。长期以来斯托克斯治下的第一浸信会都是美国最大的黑人教会，直到1917年的黑人大迁移在芝加哥产生了规模更大的会众群体为止。此外斯托克斯也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卖不动房屋的白人房地产经纪人经常会把客户的预付款借给斯托克斯，让他拿上这笔钱也来竞购同一座房产。然后众多群情激奋的白人买家们就会纷纷慷慨解囊，不惜加价也要将黑人阻挡在自己的社区之外。“购房失败”的斯托克斯则会从地产商那里得到一笔“补偿金”。斯托克斯经常与执事们开玩笑地说这笔钱是他向白人征收的偏见税，而且他总会将一部分收益捐给教会。这样做固然无可厚非，但是斯托克斯后来的举动还是引发了争议。教堂被焚毁后，他提议将重建地点转移到东北方向几百英尺之外归他所有的一块地皮上。他愿意将这份地产的所有权交给教会，以此换取自己的圣职薪俸。这一主张在教会里引发了轩然大波，随后的辩论造成了许多无法愈合的伤口。斯托克斯不惜承诺要让新教堂入口面对雷普利街，就像三十多年前较为富裕的会众们要求的那样。但执事团当中的精英分子们却丝毫不为所动，干脆改换门庭投奔了德克斯特大道浸礼会。

据说德克斯特大道浸礼会实际上并不太欢迎这些新成员的加入。他们觉得在目前七百多名会众的头顶上再压上一批新人将会降低教会的整体水平。还有几个德克斯特的执事们公开放话声称，如果不依靠德克斯特的捐助与帮扶，斯托克斯永远无法重建第一浸信会教堂。毫不气馁的斯托克斯继续向那些留在身边的贫困信众布道。假如找不到愿意接纳他们的教堂，他就露天布道。他为会众们立了一条规矩：无法满足重建教堂捐款要求的贫困会众每天必须向新教堂的建筑工地送去一块砖，无论这块砖是买来的、偷来的还是从南北战争的废墟里挖来的都无所谓。五年之后新教堂终于落成了。在献堂礼上斯托克斯慷慨激昂地感谢了全体会众的努力，这座教堂从此拥有了“一日一砖教堂”的美名。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两家教会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弱。尽管它们在社会活动方面依然各行其是，但是宗教事务方面的合作却逐渐形成了常态。重要社区领袖的小型会议往往由德克斯特承办，第一浸信会的宽敞圣所则是举行大型集会的理想地点。双方都养成了十分稳定的会众群体与相映成趣的传统。双方的神职人员大都是当年脱离白人教会的第一代会众的孙辈，以及因为泥水与阶级问题而分化开来的人们的子侄。此外他们的个性往往也反映了两家教会的风格差异。第一浸信会的教会秘书威廉.比斯利（William Beasley）为人和蔼、体格强壮、性情张扬，好几代祖辈都是劳工。德克斯特的教会书记官R.D.奈斯比特（R.D.Nesbitt）终日不苟言笑，举手投足一板一眼。他的正式职业是一名保险经理。他有着淡褐色的皮肤，平日里穿着考究，职场气质浓厚。他在陌生人面前少言寡语，甚至在有些朋友身边也惜字如金。他们之间还有另一项区别：奈斯比特与他的布道坛委员会将要遭受一连串的厄运。尽管德克斯特教会与其牧师的关系历来争斗频发，但是他们的遭遇依然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