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封建（分封）到大一统 -- ziyun2015
家园 儒家的功过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要把帐算清楚，难度绝对是地狱级别的。
我曾经考虑过把现存的国家归类成四种：
一是宗法国家，血缘叠加组成国家，比如中国，儒家的“君臣父子”。
二是宗教国家，政教合一，教法即国法，比如中世纪欧洲，奥斯曼帝国，现在的伊朗。
三是丛林法则国家，或者强者为王，或者各利益群体分享权力（也就是民主），前者比如草原帝国，后者比如西方民主国家。
四是混合体国家，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有多种混合方式。比如日本就很典型，从奈良平安时代的天皇制，到幕府时代的封建制，再到明治时代“大政奉还”回到天皇制，战后又君主立宪。现在的制度基本是宗法和丛林法则的结合。
至于以上四种哪种更好，如果从底层百姓的待遇来看，宗法国家最好；如果从扩张能力上看，丛林法则国家最强；宗教国家和现代科技兼容性太差，凝聚力再强，缺乏物质力量日子还是很难过的；混合体国家胜在转向灵活，一切为了生存，原则要不要无所谓，属于世界舞台上的最佳配角，但是永远当不了主角。
如果要评判儒家，我觉得从文明竞争的角度入手，至少是个相对客观的立场。
通宝推：ziyun2015,
家园 你厉害 直接就点到儒家的腰眼上了！就如毛主席在五台山上给主持方丈说，我佛慈悲，把庙里的地分给农民吧。
家园 如何给海外青少年讲春秋时代？我们认为 应该针对海外”汉学家们“的一些说法，做一一纠正。（孩子能搜索到的历史内容，一般省略叙述，着重强调的是“问题”。）
1、”中华春秋时代，是类似古希腊的枢轴时代，是几个哲学大家给人类社会推出了价值观／准则的时代“。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中国是孔子、老子等；而其它国家如日本，则没有什么枢轴时代。
这种说法，让很多”爱中国“的人感觉很受用，觉得应该应和、认同、接受。
纠正：中华文明的价值中心”仁“，不是孔子原创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儒家的溢美之词，不是事实。孔子时代之前，中华文明已经运行两千多年。
”仁“最早来自农耕邦国之间互相扶助，抵御自然灾害如水灾，抵御渔猎民族在气候变冷变干时期多发的劫掠。到了西周时期社会上层有”礼“，通过宗法制度确定继承权，降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冲突；社会下层有”井田制“，低税赋，公开透明，相互扶助，有一定议价权。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提倡”孝“。其它的如自共和开始的宫廷历史纪录、民间的诗歌诗经、八卦六十四卦、兵法、学校如辟雍，王朝更替的天命观、道，有德者才有天下的合法性，“君子”“圣人”“天下”等概念，等等。这些都是孔子之前就有了的。
孔子一生，除了短期做官，就是长期讲学，经手的著作，大概只有《诗经》和《春秋》短期鲁国历史，《论语》是孔门弟子撰写的孔子言论、对话集。西方的柏拉图《理想国》等，内容也是苏格拉底和弟子、市场中人的对话，这点和《论语》相似。
不仅儒家，其它如道家、墨家、兵家、农家、名家等等，清华大学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也都是起自原来周王朝专门的司职，比如认为墨家来自负责工程的司职，因此对于物理学相对偏重。因为西周东迁，王室衰微，这些人员流落到各个诸侯，靠传授原来的专门知识。
在流传下来的（只是部分）诸子百家的篇章中，也都有”圣人“、理想社会的涉及。比如墨家强调”人人平等“是理想社会，比如老子强调”清静无为“统治者别折腾、”小国寡民“才是理想社会。
特别强调一点：到面前为止，中华文明春秋时代各种思想家的著作，是有考古挖掘的帛书、竹简、比较完整的篇章作为实证的。而西方古希腊的各种著作，最早存留的羊皮卷、沙草纸有哪些？是不清楚的。罗马教廷长期采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是，最早的书是哪个时代的？美第奇家族据说翻译了大量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长篇大作，那些阿拉伯抄本现在在世界上哪个博物馆可以见到？
孩子们对此要心里有数：
考古“挖掘”在中国，比西方晚了上百年（或者以文艺复兴后起计，晚了500年）。但是中国有2000年前的书籍出土，而古希腊的羊皮卷却不知道在哪个博物馆可以看到？“死海古卷”在DC那个馆证明是伪造的真纸假文，以色列那些十年研究、只发表20几个字？！
然而，现在大陆的学术界，主流是以得到西方学届承认为荣！
通宝推：俺是老胡,家园 春秋时期是大争之世的酝酿阶段 所谓大争之世仅指国与国的竞争，一国之内的朝代更替不算。
按此定义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大争之世就只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春秋战国，第二个时期为两宋，第三个时期为近现代以来。
第一个时期的成功者是秦国，第二个时期的失败者是两宋，第三个时期胜负未见。
为什么要提出大争之世的概念？
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却常被顾左右而言他。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秦国用法家思想取得了成功，而后世2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抛弃了法家，改用失败的儒家思想？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定得有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拿物理学来说，宏观世界可以用牛顿力学，而微观世界就得用量子力学。
同样的，与大争之世相对应的概念是无争之世。
所谓无争之世，就是治理好自己，天下则太平无事。
历史证明，大争之世用法家则成，用儒家则败，成功者是秦国，失败者是六国和两宋；无争之世继续用法家，秦国两世而亡，而后世用儒家，则都比较成功。
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加上独特的地理条件，因而使其能够保持长期的无争之世。
也就是说，就中国历史而言，无争之世要比大争之世漫长的多。
所以导致法家成了屠龙之术，而儒家成了必需品。
家园 这个提法好 乱世用法家
治世用儒家
家园 2、“春秋战国时代，诸侯（states）彼此征战 2、“春秋战国时代，诸侯（states）彼此征战，打了500年，最后由最暴力的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专制，暴力，思想控制，这就是海外图书给人类第一个大一统（农业）文明勾画的形象、也是给海外青少年灌输的中华文明“必要”印象。
儒家第二个历史欠帐——把秦始皇描绘成中华文明中第一坏人（以后还有第二个坏人、第三……)——这个说法倒是挺合拍。
纠正：春秋战国500年，是人性、思想、实践爆发的500年。而暴力，尽管《孙子兵法》至今还是学习军事的必读书，其中的辩证法思维现在还没有过时；但是军事部分仅仅是春秋战国历史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活力“井喷”！
中国字的“武”，就是“止”和“戈”。其含义，与现在纽约市联合国总部门口的著名雕塑的含义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文字比联合国总部那个雕塑早了3000年。
仁者，不是排斥、放弃、否定武力。中华文明的“仁”，不是西方教育褒扬的“甘地”和“曼德拉”非暴力路线，而是在必要时以武行仁。不否认，中华社会也是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中就会有“以武获利”的社会存在。但是正如中华文明的“仁”的概念，“武”也是中华文明中独特的构成。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内地结束了原来的井田制，开始了授田制，最后在大一统之后，开创了2000多年的自耕农＋地主（私田制）为主的农业社会。这期间伴随着金属工具和蓄力的发展，通过开荒、拓渠发展到远超河流第二阶梯的区域，而这些新开拓的地区，也存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开荒相对容易，但遇到渔猎民族、其他邦国的劫掠，就要靠“公家”组织武装保卫田土和粮食、子女，新开垦的土地如何上税给“公家”？这些问题会海量出现在诸侯、各级贵族面前。
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让各级贵族生活开销增大。但是对比频繁的土地冲突、战争开销，两者何者为重？还需要研究。只不过土地冲突、开销，更不是儒家宣传一下”克己“就能”复礼“的。法家，作为儒家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就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法家，是为了帮助解决”富国强兵“这个大题目而出现的。其中核心问题是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力“、”兵力“。有些诸侯国，外扩空间有限，如郑国、魏国，因此开始了调整土地和人力的”变法“：土地多、人力缺，无法有效耕种；土地小、人力多，同样无法有效耕种；因此调整户耕土地，让所有土地、人力发挥最大效能，效果那是立竿见影。有些诸侯国，以向外扩张为主，如晋国、楚国、吴国、越国等，不断占领新地盘、吞并小诸侯国，为了扩大”中央“收入，逐步开始废”分封“、建立郡县，由”中央“委派县官郡守治理。
自然，新的上层制度和下层制度，都会遇到阻力。但是”变法“造成”中央“财力、兵力雄厚。变则强，不变则亡。旧的底层土地制度因此日渐消销。
这其中，秦国的变法最彻底：不仅新开拓土地如巴蜀，在新开拓的土地上实行”授田制“、郡县制。而且针对原有贵族的地盘动手术刀：”开阡陌“。旧贵族抵制，就大量吸收“外国人才”。原来各国的士人，在春秋战国多了到外国发展的“就业机会”，身价倍增；水涨船高，各国私学大盛，文化如稷下学者、著述（不是咱们河里的稷下学宫［笑］）也进入“大跃进”。
相比秦国，其他六国虽然也变法，也兼并小诸侯国，也在新土地上设郡县、以授田制代替井田制，但是木有像秦国那样彻底对旧贵族及封地“改造”，旧有的贵族、封地等一直存在，因此弱于秦，靠“国际同盟”维持均势。
最终，秦以贿赂六国贵族、破坏了六国“同盟”，水到渠成一般，击破六国的上层建筑，对接各地的郡县制，顺手也把各国贵族原来的封地给收了。前者，是让我们惊讶的大一统的“顺利”“快速”，因为在各国郡县制也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因此换层、换中层就完成了统一。后者，是同样让我们惊讶的”秦亡也何忽焉“！因为一国旧贵族尚能与新势力抗衡，六国旧势力一起尾随“陈王挥黄钺”，重新开始被秦贿赂破坏的“六国同盟”，秦面临的是这个同盟＋农民起义，力量比之前“破六国”之敌手大得多矣！
底层自耕农＋地主，中层郡县，成为后来2000年中国大一统农业文明社会的基础成分。是大一统”主“于”分裂“的原因。地主阶级，是后来”士“的社会基础。这些”士“，进而为官，构成大一统社会的管理团队；退而为绅，成为管理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这个阶层，既通过教育，传承了大一统之前中华文明的”仁“、天下为公、禅让、井田制，等理想；又受制于其”脚“——农村地主的阶级利益，不能阻止土地兼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战争的财政问题。矛盾一体，是我们理解这个阶层的视角。
孩子们要记住：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不是暴力所成，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力井喷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以武止戈；这个2000年前的大一统的结果，带来的是中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疆域、科技、人口等各方面长期领先西方——1500年！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讨论】胡扯一番 1、专制与暴力
假如采用更精准的说法：“帝国是一个没有精神层面正当性的、膨胀了的国。”结合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也必然是专制和暴力的。因为不管是春秋五霸，还是秦的统一，本质上都属于“任力”，而不符合这个时期所涌现的精神秩序。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专制”、“暴力”实际上是一些严格限定前提的概念。而一般描述中（包括史书），被赋予了太多情感色彩。有必要明白“专制”和“暴力”所对应的实在究竟是什么。上古时期的专制和中古以后的是一回事吗？中国的皇权符合一般而言政体上的专制吗？即便是孟德斯鸠的“专制”，其内涵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谈及法律“中国的情况与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相同”。
更进一步，这实际上不是以上概念的问题，而是“任力”的整体内涵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含义，或者说，用于解读这个概念的文化背景已经不复存在。进而，我们只能选择近似的补充物来替代。这件事从民国就开始了，无非是用现代概念解构而已。
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解读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滥用概念、错乱学问。
2、止戈为武
止为足，止戈即拿起武器去战斗，故武。但是“止戈为武”的说法至少在战国就已经成型了，说起来问题也不大。
3、仁
仁本来就是内在精神的体现，就和“德”一样。德实际上可以是棍棒。
并不是直接和行为、形式挂钩的。其实就是形式和目的，或者说程序和实质。
4、儒自法出
法家不是从儒家分出来的，某种角度讲道法家（黄老、刑名）可能比儒法家更早。应该说法家有多种起源，儒家只是其中一种。
5、换层统一
郡县制度的实现值得商榷，汉朝直到文帝才算初步实现，而且并不彻底。观念上甚至到了东汉末期才成为现实。
6、地主阶级
引用一段比较直接
宋、明以下之社會，與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門第消滅，社會間日趨於平等，而散漫無組織。社會一切公共事業，均須有主持領導之人。若讀書人不管社會事，專務應科舉、做官、謀身家富貴，則政治社會事業，勢必日趨腐敗。其所以猶能支撐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賴此輩講學之人來做一個中堅。其实就是说汉唐间贵族势力的衰退和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体两面。直接跳到宋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这是出于前文“底层自耕农＋地主”的判断，也许有所误会。
这篇话题还是太大，能力有限，很难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评判。
但有一点可以说说：文中隐形的因果表述太多。比如法家的出现、私学的兴起、弱于秦的原因、换层完成统一等等，不免有线性史观的成分。
- 复 【讨论】胡扯一番
家园 月兄高见。之所以‘简约’、不严格概念，是因为： 学习的主体：想学习中华历史文化的海外华裔（其他族裔）青少年（及其家长）。学习时间约为1-2年。面对的学习环境是西方当代教育系统：比较开放、不死记硬背，比如我举例的关于美国历史的教学方式。最后就是各种黑中国的书文环境。
由于这些条件，所以有些是删繁就简，有些是因地制宜，有些是见招拆招，有些是避免陷入争论、先求同。
在网络上先行请教历史爱好的朋友一起讨论，希冀能把这种新的以”物”/“实”的历史为主线的脉络整理清楚，去芜存菁。
说深一点：其实，大陆、港台以及散步在欧美等地的华人学者，过去采用的“文”的方法，实际上还是缺乏对中华历史表述的自信。比如，钱穆式的“自是”，其实很弱很没有效用。
因此，在关于中华历史的的表述中，需要大量的与西方历史、各个民族历史的对比，还要有统一的逻辑、价值观。而以”物”/“实”的历史为主线，找到统一的逻辑、价值观，看起来希望大一些。
西方的历史/研究/教育其实是双标得很，往往逻辑走不下去就推给神。跟着他们没有希望，即便像小粉红那样反着来也一样。赵志军/孙卫东/河森堡等“西来”派对海外青少年更是有害。
既然对比，所以就会如兄指出的，会有不少当前的概念被拿来用，主观上多是因为怼黑中国：比如我们不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专制“与西方近代历史上的’专制‘、与二战后米国舆论宣传中的’专制‘，不从概念内涵来区别。仅让孩子了解：中国古代不是那些黑中国的书所说的那种专制，郡县制对比欧洲中古、日本明治之前的诸侯，其社会作用、黑不黑，都可引导孩子自己去发现问题、总结归纳。
家园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复，实行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礼记•表记第三二》）
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诗》云：‘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数世之仁也。国风曰：‘我今不阅，皇恤我后。’终身之仁也。”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子曰：“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鹈在梁，不濡其翼；彼记之子，不称其服。’”（《礼记•表记第三二》）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尊而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谓便人。”（《礼记•表记第三二》）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礼记•表记第三二》）
家园 补：原来各国的士人，在本国也多了到郡县做官的“就业机会”
家园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想要的历史就是春秋笔法下的历史 要给小孩讲历史，是把历史事件以一个个正邪分明的寓言故事串起来。因为最早的史诗也是这种形式。这就必然引出一个原初伊甸园的原罪式论述，制度一开始是完美的（井田制），有人打破了规矩（诸侯杀君，周幽王戏诸侯，。。。），制度破灭。而唯物辩证式的农耕封建制，通过武力夺得原始部落的土地，用耕战的方式把自己控制范围逐步扩大。成功的诸侯必然用他们的武力，政治力，对内对外重新定制自己的边境，上层建筑和社会体制。制度破灭。
两种历史观必然也导致了两种世界观，一种就是我正你邪，活得老就是正义的等级世界观， 和另一种发展生产力，我就是进步的革命观。
通宝推：燕人,家园 谢思兄意见。我们还有很多关于 儒家的欠帐问题。在海外学习的青少年，在不是死记硬背的历史学习氛围下，会自然提出这些欠帐问题。
谈周平王，不是“坏人搞歪了历史”：历史本身摆在那里：先前的废太子宜臼继位当了周平王，他爹挂了；怎么挂的？被犬戎和申国打入国都了，小妈褒姒据说也被掠走了；犬戎和申国怎么来的？是宜臼”请“来的。那次战乱让西周残破不堪，人民被屠杀、掠夺，结果长子宜臼登基做了周平王，”东狩“到洛阳，天子直辖领域减少大半、人民减少大半、军队减少大半。原来周室的专利——”礼乐征伐“——我们认为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授权、调节、制约诸侯彼此征战的功能，失效了。土地所有制的”暴力“成分，从周天子滑落到大的诸侯国手里。
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在改朝换代之初，算是正面、积极的作用，可以降低分土封疆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这是最大的“礼”。周王室在东迁前，还没有史载的诸侯国之间明目张胆地互相吞并，说明周天子对诸侯国还有法理上的确权——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作用。
夏商周及三代等，农业生产工具基本是木器、骨器、石器；这很大限制了土地的拓荒能力，农业局限于易于翻耕、潮湿柔软的河流二阶地带。邦国和邦国之间隔着山林，即使平原的森林丛林地带，也无法有效开垦。后来金属刀斧锯（青铜、铁）的逐渐普及，让农业从河流的第二阶梯可以拓展出去。原来分封的诸侯国彼此还有非农业的、渔猎部落出没的地区做中间带，而金属武器、金属伐木／开渠的能力（还有几位网友不愿承认的、农耕井田制的社会生活，逐步同化了渔猎部落）让诸侯国逐渐失去了这些中间地带，国与国已经处于比较紧张的“征地”争”金属（战略）资源的情况。这种“大”趋势与周王室在道德、经济、军事力量的衰落反向而行，周室东迁就是一个“质变”点。
而诸侯国之间的张力，和原来情形大不同——原来单纯对付渔猎民族的、由王室牵头，多个诸侯国分摊的战争，是“国家”赋税的重头开支，是比较“便宜”的，靠井田制可以满足。在转折点前后，显然，靠井田制那种“固定、低税负、公开、透明”的赋税，已经满足不了新型战争：诸侯国之间、主要由单独国家负担的的战争开支、彼此都是新的战争组织、新的金属武器的高烈度战争。因此必然要寻求高税负的土地制度。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井田制瓦解的主要原因。
后面的历史，仍然存在大量的历史趋势和人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史实。只讲一方面，都不好。这点特别是到近代史、现代史尤其纠缠。
请思兄多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