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一说张学良 -- 天空不空
家园 醒醒吧，现在的公知是著名双标 你见哪个公知、程朱理学之徒、费正清之徒对新中国不双标过？
不要装傻：靖难之役三年的战争，货币有贬值是正常的，不贬值才奇了怪了。问题在于朱棣治理国家几十年后，宝钞有没有贬到几个铜钱？要恢复宝钞的信誉，应该做什么？文官士大夫做了什么？作为国家官吏你程朱理学之徒该做什么？——停止下西洋、放弃马六甲海峡、放弃九边之外卫所、放弃奴儿干都司、放弃安南。
郑和下西洋，大明宝钞在整个商路上都能使用，贸易回来香料，怎么在文人眼里就贬值得只剩“几个铜板”了，你士大夫花几个铜板下西洋看能买回多少香料？
不要装瞎：三杨在朱棣死后开始在几个省收金花银，理由就是给士大夫官员发工资。在今天，无论是中国官员还是美国官员，你提个要求：不接受本国纸币作为工资。你试试看？！
《明史》就是东林党的谣言谎言集。
家园 从明朝到现在，全世界货币发行体系改了多少回了 -- 补充帖 谈个宝钞也能被看作影射，这是多有被害妄想症啊。。。
- 复 土木堡之变后
家园 继续与洒兄商榷这个问题 明军在朱棣身后，特别是兄所提的土木堡叛变之后，放弃所有与游牧地区接壤的卫所，也就是放弃了所有的优质、低成本马场。因此就再也没有类似朱元璋、朱棣时期深入大漠追击的战例。
特例是李成梁时期，辽东积攒了几万军马。不过按照朱世巍的资料/研究，李家的部队在朝鲜半岛的抗日战争中损耗过半，之后一直被文官限制，再也没有恢复到抗战之前的军马数量质量水平。这个军区的骑兵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大量的骑兵没有马，有马也只有一匹。其实只有一匹马的骑兵是算不上骑兵的。老河友王外马甲的《骑兵团》里，就讲过即使在困难时期，骑兵团也要保有超过总兵力的马匹。
在徐达诸将、朱棣、李成梁之外，明军没有长途奔袭游牧地区的战例。洒兄所说“明朝可以在一镇总兵的职权范围内进行战术骑兵机动，甚至也可以穿越大漠戈壁”，所举的哈密卫的例子，真正的关键是明军奔袭了几百里，是否有击破敌人主力，从而造成政治上的后果。如果仅仅是赶鸭子式的“追至大漠，不见敌踪”，这其实不是我谈的清朝对于蒙藏回治理所依赖的骑兵能力。多尔衮能从辽河地区追至青海，福康安能够从陕西40-50天越过青藏高原打进尼泊尔，这种骑兵能力，是宋明基本不具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耗不起的。
努尔哈赤起家于“击破九部联军”，其中就有科尔沁蒙古作为联军，努尔哈赤连打带联姻，搞定科尔沁，就是保证了马匹的供应。很可能他在李成梁之下的主要“贡献”，就包括给李成梁上贡马匹。皇太极继续征服现在的内蒙地区，最主要的也是获得马匹和天生的骑兵士兵。随着多尔衮进入北京，对于农耕地区的统治，以及对南明、农民企业家、郑家、三藩等征战，让满清更加清楚骑兵部队对坐稳大一统皇帝宝座的决定意义。因此到了康、雍、乾三朝，就更加有意识地对外蒙古、新疆、西藏进行深入控制。本来这些征战的战争耗费巨大，但结果呢？康熙还能“永不加赋”，至乾隆末中国人口超过四亿。这说明同时有效控制游牧、农耕地区，才能有效降低老百姓的税赋役负担，以农耕地区的钱粮支持对游牧地区的战争和控制力度，以游牧地区的零成本马匹+骑兵，有效规避士大夫阶层对底层老百姓的欺诈。这个才达到中华大一统农业文明的顶峰，纠正了宋明朝代的问题。
明朝内地的卫所，于九边外部的卫所，区别在于内地的卫所辖有土地，对于士大夫阶级，利害在于如何逐步吞噬这些土地——侵吞国有资产。而九边附近的卫所，所辖之重是马场，而零成本的马匹和骑兵，意味着明朝中央对地方士大夫阶级控制力度的增加。曾文官所谓收河套，基本可以肯定不是要于他自己出身的士大夫阶级对着干，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要阴嘉靖。
仅看字面文字，是个人都会被《明史》这种垃圾书搞糊涂。
家园 明朝在西藏的册封和西南差不多，被一堆人华丽地无视了 明朝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
明军也去过西藏，曾经因为明朝使臣被截杀，朱元璋派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都督同知沐英为副将军，率陜西诸卫兵十余万讨之。五月愈邓等分兵为三道，捣其巢六，遂大破川藏之众，追奔至昆仑山，斩首万余级，获马牛羊十余万。
明朝还是保留下一堆册封圣旨在博物馆里面的。明孝宗时期还有这么件事：西藏的阐化王曾经因为敕书问题被索绑押送入京，犯事的番僧被发配充军。明朝灭亡以后，阐化王还拿出明朝的敕书要求清朝册封。
至于清朝的金瓶抽签，和明朝的册封也没本质区别。
还有，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也很水，在拉萨最多时候也就从1000加到4000，一年后就撤回来了，最后仅仅在昌都驻军500。
明朝建立后的洪武一朝三十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藏族地区行政机构的建置。相对来说，完成建置是容易做到的，但采取怎样的方策去治理偌大的藏族地区却是很不容易的事。所谓“多封众建”政策是经历几十年的摸索实践才逐步确立起来的，可以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肇发其端，成祖永乐年间具备规模，宣宗宣德年间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在行政区划与军政机构设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划置方式。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官员之任免、升迁，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并颁授印诰等。
明朝除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当时藏传佛教在西藏派系颇多，除控制卫藏地方政权的帕竹噶举派以外，尚有势力遍及川、康、卫藏的噶玛噶举派，以及势力仍强的萨迦派和后来居上的格鲁派等。
明朝治藏政策的核心被概括为“多封众建，因俗以治”。“多封众建”与“因俗以治”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即“多封众建”为表，则“因俗以治”作为其政情民俗的基础和政策理念为里；若“因俗以治”为表，则“多封众建”作为其政策措施的支撑为里。
在明朝对这些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人士的封授中，以永乐年间、宣德年间加封的“三大法王”和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等五个王最为重要，其次为大国师、国师及禅师等。
永乐年间，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永乐元年(1403)，置乌斯藏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又置上邛部卫，皆以番人官之。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入藏封乌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明封八王中的两大法王、五大教王都是永乐时期封授的。此外，明成祖依僧官制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由此明朝对藏区的各政教势力由上至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基本完成。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9929260/answer/2962324217
中原对边疆的统治，往往一步一步逐步深化的（安史之乱以后的地缘灾难另说），清朝真是吃了时代的红利。明朝四川要因对云贵藏三个地区，到了清朝，收益于明朝的开拓，只用负责藏区就行了。
明朝对藏区的建设是不遗余力的，道路的开拓，军队的强化，保证了藏区和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的畅通，比如前面的引文提到：
明朝永乐皇帝力排众议修通了一条从雅安到西藏的驿路。这条路从四川雅安直通藏区，大大加强了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有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条件后，西赞和内地的经3济联系也不断加深，很多商队利用这条通路进行茶叶和丝绸贸易，后来明朝灭亡，但是这条路依旧是中原向西藏施加影响力的纽带。
一直到宪宗孝宗，西藏的番僧还需要明朝册封，从明初捕鱼儿海到万历年间青海松山打仗，明朝都抽调过西藏的骑兵。
仔细看明清的治藏，明朝的治理更巧妙，明朝对于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多封众建”，核心在三大法王和地区五王的“封建”。三大法王的“封建”，虽然地位尊崇，被封的宗教尊号甚至高于八思巴，但剥离了西藏最重要的宗教领袖在元朝时期享有的行政权力，这是对元朝治藏的基本原则和方针的重大纠正。元朝时期，八思巴及其继任帝师们统治西藏的行政权力，是由元朝皇帝赐封的教权引生出来的，当时的西藏，政教合一，教权高于政权。
明朝以分别赐封纯宗教性的三大法王和行政性地区五王的授权形式，在西藏整体和全局的层面上，改变了元朝的政教合一体制。地区五王的“封建”，取消了元朝至明初的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权力，改变了元朝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设置的十三万户府的行政体制，既适应了元末明初西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又根据明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和需要做出很大的调整，形成了西藏各主要地区和主要教派分立、分治的政治格局。地区五王的“封建”，实质上是将元朝开始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土司制度向西藏和康区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十三万户府在相当程度上即是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行土司制度的早期形式），地区五王与西南、西北土司的区别主要在于：五王的政治地位升格，高于西南、西北地区的其他土司，而且五王中有不少人是僧侣，较少承担经济和军事义务（明朝时期西藏地区的军队，无论是人数还是战斗力，都与西北、西南地区的很多土司差距很大，达不到中央政府征发的标准）。在政治和法律上，五王和明朝时期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甘青等地的其他土司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综上所述，在公元7世纪至今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发展轨迹上，明太祖和永乐皇帝父子确定的治藏原则和推行的多项举措，具有突出的特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朱元璋明确制定、明朝始终遵行的政教分离原则，改变了元朝将西藏的宗教和政治权力集于一人、一家、一派的局面，保证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近300年的政治稳定和联系畅通。明末清初，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势力的支持之下掌握了西藏最高的政教权力，清朝中央政府予以承认和支持。但是，到康熙时期，五世达赖喇嘛及其甘丹颇章政权在吴三桂和噶尔丹事变中不忠于清朝，又经过雍正时期西藏的反复扰攘，至乾隆初年一度形成达赖喇嘛只能主持宗教事务，不能干预政治，颇罗鼐全面主持西藏政务的政教分离局面。然而，颇罗鼐死后，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3年后发动叛乱。清朝政府镇压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之后，乾隆帝决定命达赖喇嘛重新预闻政务，西藏重又趋向达赖喇嘛系统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局面。至清末、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将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发展到高峰阶段。学者们重视研究清朝在西藏的成功统治经验，却忽视清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分离的失败教训。相比之下，明朝时期积累的历史经验，值得细细品味。
——http://www.tibet.cn/zxyj/xjdt/201504/t20150414_2664815.htm《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明朝这么干避免了后来藏传佛教在西藏独大，而清朝又回到了元朝政教合一的老路上，以至于尾大不掉，遗祸至今。
通宝推：毛毛球,迷途笨狼,家园 谢阴兄，又让我认识了一位北大历史系出身、社科院专家 的罗火召（抱歉，打不出这个字，只好拼一下）。他的长长的流水帐，对于我们认识明朝对卫藏的联系，还是有些帮助的。
不过他的逻辑、观点是有问题的。好奇阴兄你，为什么不找一篇比较客观的对比明清对藏区管理的分析文章？
朱棣的地理大发现，是派宦官而不是文官，来探索四方。这其中没有卫藏，阴兄能从罗专家那里找到反驳吗？
即没有官员考察过卫藏，也没有安排藏地进贡，更没有军队进入过卫藏。罗大专家还要“细细品味”这种管理的成功？扯不扯！
罗大专家一方面说明朝对卫藏的管理无异于西南土司，一方面赞叹明朝“管理成功”、使得卫藏内部“没有问题”。完全无视明代对西南土司多次的征战，无视明朝打到缅甸；也完全无视西藏黄教正是在明朝的“有效政教分离政策管理下”，成功实现政教的重新合一。对此明朝文官内阁完全无力。
恶意地猜一下，这些文科教授都爱民国、诽今朝，所以会借古讽今，来表扬民国特别是南京政府“只发委任状、不派兵入藏”的“优秀管理”。贬低18军进入藏区、59年、88年等多次乱子，显然“管理不够优秀”。
家园 这有啥好疑问的，贵州云南西藏总要一个一个来 只要头脑正常，肯定是贵州优先，一边保障入云南的道路一边扩展中央控制范围，再深入云南，最后才轮得到藏区。
不管不顾直接入藏，岂不是顾头不顾尾？
明初西南啥局面？元朝中期麓川王朝兵锋就直至丽江河谷，元朝后期完全失去大理-昆明以西的控制；滇东段氏土司做大，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坚决反明，贵州各土司错综复杂。
不先把这些地方平定下来，丽江这个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都摸不到，怎么进藏？
还有谁说明朝没官员去西藏的？
侯显被华丽地无视了。
永乐年间他就进藏带了哈力麻等一批西藏宗教领袖来南京接受明朝册封，宣德年间他花费2年多时间巡视西藏各地，并到尼泊尔册封，回来光是报功的人数就有600多人。
谁说藏地没进贡的？？？对于藏地进贡的规模和人数，明朝都有明确的规定。人家进贡积极着呢。
明朝在西藏也有驻军的，明朝扶持的在茶马古道重要节点上的丽江木氏土司就有兵在西藏昌都。
要是这不算明朝的兵，那元朝调到杭州镇压义军的杨通贯所部苗族土司兵应该属于某苗族大公国援助鞑元的兵马吧。
明朝中前期云南贵州远远没到能改土归流的程度，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
明朝鼓励恭顺的土司讨伐不恭顺的土司，已经是当年的最优解了。
比如清朝有名的大小金川，恭顺于明朝的土司兵又不是没打过。杨应龙和木氏土司都打过，也没清朝几千军队被几十番兵吓得一哄而散的窘境。
（万历）五年，番贼犯界你那毛各，命长男阿胜领兵征讨，贼将豫聚数万，占据刀那丁恩江口，阿西集直岩寨二处，扎营拒敌。先我师失机溃阵，自此贼势大振。因主号令威严，兵分四哨，克时奋勇，攻破险寨二年，擒斩一千有余，有捣巢穴。兵至娘的果宗草那目春干陶其瓦阿西你王略哨等处荒服地方，番皆平。
万历间,丽江木氏寝强,日率麽些兵攻吐蕃地,吐蕃建碉以数百座以御之。维西之六屯、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木作碓,曳以击碉,碉悉崩,遂取各地要害,屠其民,而徙麽些戍焉。自奔子拦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闻。
清军闻之色变的碉楼木氏土司兵用大木撞塌了。。。清军是怎么打得那么艰难的。。。
木氏土司真是汉化程度极深的土司了。明朝对木氏真是赞不绝口，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
木氏和播州杨氏一样，汉学造诣极佳。比如下面这首诗就是明朝嘉靖年间丽江土司木公写的
述怀
丽江西迩西戎地
四郡齐民一姓和
权镇铁桥垂法远
兵威铜柱赐恩多
胸中恒运平蛮策
阃外长开捍虏戈
忧国不忘驽马志
赤心千古壮山河。
凡事正常点的王朝，都会在明朝基础上继续促进汉、藏、白、纳西、哈尼、彝族等等民族友好往来，促进边疆各个民族进一步汉化。
反而是满清在边疆大搞民族隔离，挑拨各个民族关系，限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流，搞得从西北到西南，各地长治久不安，独立倾向加剧。我们推翻清朝以后，一直为了给边疆问题善后忙到现在。
通宝推：桥上,
- 复 说一说张学良
家园 少帅30年代去欧洲，还被元首和墨索里尼接见过 就凭这个，他这辈子就值了。
- 复 说一说张学良
家园 简单点说 张学良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对旧的社会还是有要改变的想法。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下面这几种人，看一下张少帅对应哪个就明白了。革命者， 投机者， 裹挟着前进的人，抵抗者及顽固派。我觉得他不是后两种。
通宝推：真离, - 复 说一说张学良
家园 西安事变对共产党有利，但张学良动机也不是那么高尚 真心抗日，东北军不会出那么多汉奸的
西安事变对共产党有利，但张学良动机也不是那么高尚
军阀保存实力罢了
之前已经给了共军大量子弹和军费，否则山城堡等战役很难打
西安事变后要不是后来被张学良杀掉的邮局局长不顾生死扣下通电，部分军阀会呼应的
不止韩复榘
那样真会天下大乱让倭寇捡便宜了
邵飘萍、李大钊等人遇害，张学良干净吗？
通宝推：桥上,家园 邵飘萍、李大钊等人遇害，和张学良关系不大吧 家园 张学良没有那么小白 张学良没有那么小白
郭松龄反奉离不开他
部分文人遇害与他手下息息相关，张作霖文化太差，很多细节未必比他清楚
京津敛财也有一套，不过丢了东北就有心无力了
西安事变半年前就亲自驾机跟共军洽谈，提供大量弹药和金钱，再发动政变。如果受益者剔除中共，会得到怎样的评价？
中原大战捞够了好处，西安事变中部分军阀态度不过中原大战张学良翻版罢了
西安事变扣发通电的叫蒋斌
蒋斌扣发西安事变通电前后http://book.krzzjn.com/show-13-3782-1.html
蒋斌扣发西安事变通电前后
2021-12-30 12:00:25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岳崇 点击：17 复制链接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在西北“剿总”交通处任职。次年三月，总部送我去南京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学习。当双十二事变第二天，友人郑公权来到我家，行色仓皇，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上登着大字标题，《张学狼(良)劫持统帅》、《蒋委员长在西安被扣》、《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等。当时我感到惊奇，正在思索中，忽由学校派来一个宪兵班班长带三个宪，手持盒枪，把我强行架走，带到学校，就关入禁闭室。又过了四五天，叫我出来到校部，让我在一张电报稿上签名，这稿是已经拟好声讨张学良叛变的电文，凡所有东北籍学员都签了名，我当然也不敢例外。队长对我说：由现在起恢复你的自由，准予照常上课，但不准外出。到二十六日的下午，忽听市内爆竹连声，校内广播说：张学良已亲送委员长来京。
当西安事变时，在南京各军事学校的东北籍学生，都要受到严格的管制，而中央军校十期二总队的张学思，因他系张学良的弟弟，所遭到的迫害更为严厉。
当时，还发生了—件事，即蒋斌扣发张、杨通电。
蒋斌是福建闽侯人，西安事变时，任西北“剿总”交通处的处长，专负西北方面的有线无线通讯并兼任西安市电信局局长和无线电台总台长。蒋骥是他弟弟，管理铁路军运。凡属于总部有关军事交通通信统由蒋斌负责。
一九三三年张被迫出国时，他曾任北平军分会第三组组长，后来转到中央方面，跟随蒋鼎文去福建进攻十九路军组成的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张学良由国外归来后，在武汉成立行辕，又调蒋斌任行辕交通处处长。张在西安组织西北总部时，蒋又转调为西北总部交通处处长。蒋斌得张学良信任，也就有了同国民党中央勾结的资本。当双十二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湘、刘文辉、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孙连仲等以及驻在保定的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的急电，蒋斌都擅自扣压不发。所以张学良认为通电发出后，没有立刻得到各地将领们支持的回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我被派到于学忠的淮阴江苏绥署交通处工作，有个和我原在北平时的老交通处同事梅得雪，他同我的关系很好，他过去和蒋斌的关系特深，是蒋的主要骨干。蒋斌的密件文稿，都是由他负责管理。据他对我说：当西安事变发生时，还不到两个小时，张学良即把发给各地将领的通电交给蒋斌拍发。蒋斌拿到电稿后，即对我秘密地说：让我先把电稿稿译出来作好已拍出的手续，一旦追问时可立即交给他们看，并严嘱保密。梅并说：电稿主要内容是说明扣蒋的经过和八项主张，希各将领一致行动共赴国难等。蒋斌扣发了这些电报。我当时怀疑他和蒋鼎文关系密切。蒋斌随后被张学良扣押，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那天被东北军少壮派枪杀。
梅得雪是蒋斌的亲信，对他很忠诚。蒋斌在西安被关在东城门楼上时，他还送东西(包括食物等)给蒋斌。梅还说：蒋被杀后，由他和蒋的家属一起把灵柩运回北平，在蒋的原住所东城锡拉胡同六号放了三十五天，请和尚念经等等。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
与当事人比，百度百科这个词条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