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讨论一下，习总会不会去旧金山参加APEC -- 湍流VII

五七干校是“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所催生出的特殊学校。1968年，根据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的《五七指示》，全国掀起了在偏远农村新建五七干校的热潮——18个省区共创办了一百余所“五七干校”，先后下放十余万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此外，各省市地县还办起了数以万计的基层五七干校。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

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为了防止您眼睛出现问题，我这里给您加重了啊）

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干部及家属有2万余人。其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章含之、杨文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原国家农发办主任韩连贵，原青海省委书记扎西旺徐，作家冰心、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中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财政部研究所所长贾康、财政部行政法规司司长李林池，中国建设银行执行董事俞二牛，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

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北京和武汉。（这块肯定是瞎说了，干校从来不是一直在干校而不回单位的，不过，没关系，后面继续说）

　五月七日到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此后全国响应，“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各地。对于“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在有过这段经历的人们中间认识是很不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有人将干校比作“牛棚”，恨之切切；有人则觉得住干校收获多多，是一段难得且值得回顾的生活经历。作为曾经的干校学员，我曾写过一篇回顾文字发表在中国政法大学离退休处办的内刊《夕阳红》上，现重新发表于此，说说我对干校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感受，并用以纪念五月七日这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往事回顾

　　——忆北京政法学院五七干校

　　任中杰

　　看了庚红同志的两篇《安徽“五七干校”的那些趣闻轶事》和程滔的“引言”，也勾起了我回顾五十年前那段“干校”生活的兴趣。庚红用“趣闻逸事”作标题，透着一种对当时生活的愉快回顾（至少说不上痛苦），很不同于某名人大学问家的《牛棚杂记》。我没有读过《牛棚杂记》，无权评说这本书的内容，不过我知道“牛棚”，“文革”初期是指红卫兵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把“五七干校”比作牛棚，可见作者对住干校不是一般的不满，而是恨之切切！不过当年各单位干校的学员可不是什么“牛鬼蛇神”，应当说当时大多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高校教职员（毛主席的女儿也在其中）都住过五七干校。看来将住干校感觉如住“牛棚”的人并不多。我们学校这些干部教师，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就没有间断过参加工农业劳动，去广西、四川、河北搞“四清”，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其艰苦程度要远超过五七干校，恐怕很少有人有干校生活苦不堪言的感觉。

　　“五七干校”其名称来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军队应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冶、学军事、学文化、又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型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四清运动，又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工、军农、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紧接着毛主席又要求全国工、农、学、商各行各业都应办成这样的大学校，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毛主席批示后很快从中央到地方都办起了“五七干校”。毛主席提出这一主张，是基于他对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历史阶段任务的深刻认识：要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要消灭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三大差别；要培养一专多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要为摆脱“奴隶般的旧式分工”创造条件。虽然我们的干校离主席批示的要求似乎还是有不小差距的，这是因为作为干校领导的军宣队并没有在如何实现主席批示要求上下功夫，只是换个地方边劳动边搞运动，为最后解散做准备。我们是解散后在安徽分配，军宣队那些人其实也面临解散（转业）和分配，但他们多在北京分配。正因为这样，五七干校结束后，大家对军宣队的领导多有不满。但是尽管我们的干校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我总觉得收获还是不小的，有这样一段经历，应当是人生的幸事。

　　五十年过去了，人老了，对不少往事的记忆己十分模糊，下面仅就脑海中仍留有较深印象的一些人和事做些粗略回顾。

　　原北京政法学院在安徽濉溪五铺农场办五七干校，从1971年春至1972夏一共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半左右时间，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参加劳动，二是搞运动。除此之外，我有印象的是还组识过几次颇受欢迎的参观活动。

　　这次活动收获是多方面的。当然主题是批林，除了自身思想认识的提高外，还做了宣传，可以说是双丰收。再就是与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较深入的接触弥补了因我们干校设在一个地方国营农场，接触面较窄的不足。特别是与那位大队干部一起生活，听他聊家常，讲村史，不仅受教育，而且长知识，增加了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了解。特别是他讲的暂时困难那几年的一些故事，可以说使我对造成困难原因的认识更全面了。天灾的确是重要的客观原因，而“人祸”（浮夸风）也应是重要主观原因。他照顾我们生活，一日三餐都是他做饭，什么烙馍、红薯粥等很具当地特色，真得感谢他。当地上海插队知青不少，这个生产队男男女女就有十多人。虽然在农村的劳动、生活要比在上海家里艰苦得多，但他们的精神面貌是向上的，他们加入我们的批林宣讲队伍，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曾去他们住的地方参观，他们把我当“战友”，他们说：“我们都是走的五七道路，我们都是五七战士。”我见他们宿舍堆了一大堆红薯干，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准备春节带回上海。这种东西在当地的地位远低于米面等细粮，可到了上海，碾成面可比白面更受欢迎。与这些上海知青交往，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对我个人竟然还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离开干校后我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北京体院担任学生辅导员和政治课教师的工作，工作对象不少都是知青，在安大还都是些上海知青，有了这段与知青交往的经历，对我此后熟悉工作对象，无形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觉得还有一样值得说说的事情，就是参观。干校一共安排了三次参观活动。两次农业、一次企业。第-次去的是安徽省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郭庄。郭庄的领头人叫郭宏杰，文革期间曾从郭庄书记升至安徽省委书记。文革后不清楚为什么倒台了。郭庄原先很穷，土地是盐碱地，后来学大寨精神，依靠集体力量艰苦奋斗，改良了土地，由穷变富，被树为安徽学大寨的典型。我们参观，现在仍留有印象的是看了大田、养殖场和还处在规化阶段的新村址。当时觉得的确搞得不错，庄稼长势很好，社员的积极性很高。唯一觉得不很好的是他们讲在最艰苦的时期曾组织社员外出乞讨。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不应作为经验宣传。随着文革被否定，郭宏杰倒台，郭庄也就没有多少人问津了，不过前不久我从网上发现，一批曾在郭庄插队的上海和合肥知青，他们仍然没忘那段在郭庄的插队生活，没有否定郭庄当年艰苦奋斗干出来的成绩。他们写回忆录并出书怀念郭庄，感恩郭庄的乡亲对他们的关怀、帮助和照顾。看来无论对郭宏杰这个人物的是是非非怎样定论，对郭庄当年的成绩都不应轻易否定，因为那是郭庄劳动人民艰苦奋斗干出来的。

　　我们参观的另一先进生产队的名称我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也是一个用科学方法改造盐碱地的典型，是一位老队长顶住了单干风，拖着多病的身体带领大家战天斗地，取得了成功，而他自己却倒下了，再也没有能起来。生产队的负责人领我们来到一块麦子长得非常茂盛的田边，田角处有一个十分普通的土坟头，这就是老队长的安息处。社员们深深懂得老队长的心思，让老队长看着这倾注了他心血土地上长出来的茂盛庄稼，他好安息。

　　再一个参观点是淮北煤矿。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不错的体验。我去过多地的农村，也参观过不少工厂，却偏偏没有下过矿井。下井前先得换上井下工人的全部行头，带上连着有矿灯的头盔，俨然一副井下矿工的样子，下到井底后，经过很宽敞整洁的主坑道，再到分支坑道，然后进到采煤的掌子面，一路上矿上派来陪我们参观的人都给我们介绍情况，讲解坑道里的设备、仪表等的用处，讲得最多的是确保安全。可以看得出，当时煤矿对安全生产还是十分注意并高度重视的。当然井下再怎么注意通风，煤粉也少不了，所以在井下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脸黑。“煤黑子”这个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不过从井下上来的人员第一道程序就是洗浴更衣，井上看不到有人一脸黑。矿工辛苦 ，所以那时矿工的工资一般也比较高，吃得也较好。我们参观结束后曾在在矿上的食堂就餐，伙食非常好，种类多，味道美。这次参观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江文：我与江青在特别法庭上交锋（上）

余 玮

2015年11月09日10:0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68年12月，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

1969年春节刚过，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厅长的江文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的干部被“一锅端”，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直到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才开始陆续解散。

1973年，江文回到北京，被分配到冶金部钢铁研究院任党委书记。

吴波

　　北来的大雁，一群群飞来沙洋，飞得越来越优雅，叫声也越来越响亮。北京传来巨大喜讯，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在不长的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获得平反。

　　吴波和沙洋劳动改造的同志，感到群群大雁带来了大地的春天，他们的春天也快到了。

　　两年后，上面来了指示，沙洋农场劳动改造的所有人，结束监管改造，回京等待分配工作。离开干校回北京前一夜，吴波几乎没有困意，深夜了，他想了很多。

　　在沙洋，转眼六年了。时光匆匆，自己也年过五十。虽然逝去了为财政做很多事的时间，想来还有后面的岁月，尽管后面的岁月也不多了，但还可以做很多事。

　第二天清早，离开沙洋的车子已到，虽然车在等，而吴波却到鱼塘又喂了最后一次鱼，到树林看了看从树苗长成的参天大树，也深情地仰望了许久沙洋天地，情绪深沉地上车了。这已经是1972年的冬天了，虽已临春，北京仍然飘着雪花，寒风飕飕，吴波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