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仵德厚是否有罪以及“大义灭亲” -- 煮酒正熟
只是卖了不能再说是朋友吧？
义就算有大小，可也得先讲义绝了才能你死我活呀。
你死我活之后还得厚葬吧？
拿人家鲜血染红了顶子，还要说是朋友，这老东西TMD要不要脸了？妈个X的。
所以豫蒙兄以后对那些动不动就如何如何的人，生活中离他们远一点，反正信了豺狼也别信那些人。
语出何处？
口头的道学家往往是最讲究实际的人。对他们得躲远点。
不过呢，我对仵老头的话理解的可能跟别人有些不同吧。
“我的朋友”这四个字有时候含义也不那么简单。老萨讲了很多当年死拼，老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人老了可能就跟年轻时候不同了吧。政治性的东西很多人就淡了，或许仵回忆起黄来更多的是当年在一起时的音容笑貌。
政治家们固然翻云覆雨，比如太祖搞二月逆流，等折戟沉沙了，又把他们请出来把酒言欢。大政治家的心意难猜，普通人的也未必简单。
仵或许真是个后脸皮的玩意儿，也许不过是个怀旧的老人。不知道。对这个人还需要多观察研究。
另外，你死我活的时候，厚葬可能也来不及。等战争结束了他又跑监狱改造去了。等他出来，黄早进烈士公墓了（？），也轮不到他造。有没有每年去上坟呢？不知道。去的话或许是感情好，也可能是心里有亏。没去，也可能是条件不好，或者感情一般——朋友也分等的，有些人连自己奶奶都不去上坟呢，比如我的某某人，她很坏吗？也不是。
还是那句话，这个人挺复杂的，大家多挖掘吧，除了各种表明材料，还要深入内心去。
了解的多了，他的或丑或美或平常的面貌与内心就比较清楚了。
呵呵，总算明白酒兄很多帖子的着重点了。
如何不该杀？兄台知道当时土匪猖獗到了什么程度么？和抓了那么多的总数比起来，杀的还不是小数目？
TG对于国民党方面杀的时候，如果是抗日有功的还是要考虑考虑的，国民党杀吉鸿昌的时候可曾考虑过？
一、黄樵松起义的筹备和进展情况
我了解的起义筹备情况是这样的：
11月2日，晋夫随同王震宇进城后，与黄樵松将军深谈一夜。黄樵松将军提出了四点要求，主要是：起义成功后，由他负责改组山西省政府，保留并扩充30军，30军在一年内整编训练，暂不他调。黄樵松拟订的起义计划是：以换防休整为名对30军进行调动，用一个团从东山前线到太原小东门开辟一条走廊，引导解放军进城；用一个团占领其它各个城门，断绝阎军内外联系；用一个团直扑太原绥靖公署，活捉阎锡山，胁迫他命令阎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11月3日，黄樵松亲自将晋夫送出城外，并派遣王震宇跟随晋夫再次来到解放军阵地，与胡耀邦进行起义谈判。在与徐向前司令员研究之后，解放军基本同意了黄樵松的起义条件和起义计划，但只希望30军迎接解放军入城，入城后的战斗任务全部由解放军承担，另外，徐向前司令员在回信中提出，解放军步兵师均为三团制，没有旅级编制，请30军最好照此编制。
就在这一天，黄樵松向深受信任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宣布了他的起义计划并安排了任务。
二、戴仵告密与太原解放时间延长的关系
最后中央确定太原攻城推后固然有与进攻北平的战略考虑，但也有着太原的城防坚固和围城部队的兵力不足的无奈：
到1948年底，在百里防御圈内仅式样繁多的各类碉堡就建成五千六百多个，它们无一不是经过精心研究而成，在构筑和武器配置上都有巧妙的构思和实用价值。在这些碉堡的坚固巩卫之下，三十万人口的太原成为全国少有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一个美国记者描述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陈毅到太原前线查看过防御工事后也惊呼：“好厉害哟。”这座国民党竭力宣传的“反共模范堡垒”在阎锡山的吹嘘下更是号称“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
黄樵松联系起义的时候，已经是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战后期（事实上也正是城外要塞的陆续失守对守军的强烈震憾使黄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而这个时候解放军在恶战中也受到了重大损失。
四大要塞激战期间，徐向前司令员抱病坐着担架来到前沿阵地指挥，号召部队“坚持最后五分钟，胜利属于我们”。兵团政治部胡耀邦主任，也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赶到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
按照原订计划，解放军将乘机攻克太原，但前线部队全部兵力中只有四个建制团未投入战斗，保持完好无损，其余参战部队都伤亡较大，疲劳至极，急待补充休整。
这时，围城解放军部队从人数来看与守军优势并不明显（十万对七万），火炮不足，不具备强攻太原坚城的能力，因此，趁城外据点失利守军人心涣散之机，利用三十军起义的机会，巧取太原，是快速解放太原的惟一途径，这恐怕也是前委如此重视三十军起义的原因。
戴仵告密破坏三十军起义计划后，围城部队只能等待援兵，这就要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关键是到11月中旬战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你所说：
不过在11月16日，中央急电，为了确保未来的水利部长，明令太原战场缓攻，改为围攻，华北2兵团也不再调往太原。等到北平和平解放后，19兵团（华北2兵团），20兵团（华北3兵团）在3月中旬被调往太原，3月下旬进入战场指定位置，25万大军从4月20日才开始进攻太原城7万守军。
补充一点，当时和19、20兵团一起调去帮助攻城的还有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各1个炮兵师。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三十军起义计划遭到破坏丧失了当时条件下（1948年11月上旬）唯一解放太原的机会，随后因为战略形势变化（中央命令），增援部队无法赶到，造成了战役的拖延。因此我认为“戴炳南在关键时刻的告密，不仅延长了阎锡山的顽固统治，而且加深了太原百姓的痛苦，加剧了太原古城的破坏程度，加重了解放军的伤亡。”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三、关于仵某人的道德评论
我想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主要看他的行为的客观影响，道德评价因为主观色彩太浓（或者称太随意）并不具备太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以小报为主要信息来源的情况下。还是那句话，我认为造成十数万军民的无谓牺牲就是最大的罪恶，无论仵某人格如何、职业操守如何、道德品格怎样，他都应该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四、关于长春的问题
长春的问题比较复杂，毋庸讳言，与太原不同，TG和KMT在这方面都有责任，建议老兄开一贴专题讨论。在这儿，还是先把太原的事先说清楚再说吧。
另，1949年5月18日，章士钊和邵力子在写给李宗仁的一封长信中，曾对阎锡山守太原有过这样的评价：“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焉。” 阎锡山作为主谋是如此，对他的那些帮凶们呢？
再说一遍，1949年5月18日，章士钊和邵力子在写给李宗仁的一封长信中，曾对阎锡山守太原有过这样的评价：“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焉。” 阎锡山作为主谋是如此，对他的那些帮凶们呢？
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应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卡他；而仵在历史上主要是一个军人，我们就应主要拿军人的标准去卡他。拿政治人物的标准去卡他，那是苛求，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 负隅顽抗这个决定是阎锡山做出的，而且也基本属于政治范畴，所以主要责任当然应由阎来负。仵德厚作为一个军人，如果他顽抗的动机是对信念的坚守和对军人荣誉感的维护(相对无私的)，那么我不认为他应对那数万额外失去的生命负责。另外仵德厚也没有虐杀战俘、杀戮无辜等等冲破人类道德底线的行为。
如果身处绝境仍负隅顽抗造成双方大量军民死伤 就有罪，那么请问大同-集宁战役中在傅作义屡次劝降之下仍要求所部死战到底的TG军官们，也有罪？？
另外，我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生命的爱惜，如果您目睹过我从前参与的一系列辩论，就会明白。
对生命的爱惜是一个方面，对民族不屈精神的维护是另一个方面。
我们假定仵德厚顽抗的动机是无私的，那么这样一个人，内战之中会给本民族人民带来较大死伤，但却表现出一种不屈的精神，外战时也是奋勇死战；同时还有吴化文这样的人，外战、内战都轻易投降，内战情景下倒是保全了许多生命。这样两个人，老兄对谁的评价更高一些？如果按老兄的立场主义者的评价方法，恐怕对吴化文会评价更高吧？
而以我的普世道德的评价方法，吴化文完全无法与那个假定无私的仵德厚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