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天灾”是随人的主观判断而转移的么? -- 茶园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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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里谈的是特定的59~61饥荒,不要用泛指的饥荒概念浑水摸鱼啊。

读者看的很清楚,您还要在这坛子混下去的,对不?

请您先回答,到底有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什么叫"明显逻辑错误是认为饥荒只是收成引起的”啊?有“收成好”引起的饥荒吗?说来听听,敢说敢当。好象扯了别人“逻辑错误”就意味自己逻辑正确似的,你就是这么想的?恰恰事与愿违啊,怎么这么思维混乱的问题都接二连三从您嘴里出来了。

家园 只听说因办食堂而把锅拿去炼铁的。

  没听说把农具拿去炼铁的。

  小高炉炼的是生铁,农具多数是熟铁。

  文革搞的那么乱农民都没忘了种地,农民没那么傻。

家园 任何有逻辑常识的人都知道,你的数据得不出你的结论

请不要回避主要问题,解释一下你的统计年鉴数据是如何证明你的结论的

家园 你的逻辑很有问题,不合理的消费,比如把种粮都吃了,也会引起下一年

饥荒

家园 农民也不会傻到把种粮吃掉是吧,可是就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如今实现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粮,连粮种也成盘中餐。断粮后三年饥荒,苏皖一带饿死无数,哀鸿遍野,骨肉分离几成平常。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708/news-gb2312-440846.html

很多事情不是农民傻,而是上级下了硬指标

家园 量您没有这番勇气,承认长期来固守的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结论,

58年 59年 60年 61年 62年

河南 12.7 14.1 39.6 10.2 8.0

山西 11.7 12.8 14.2 12.2 11.3

安徽 12.3 16.7 68.6 8.1 8.3

江西 11.3 13.0 16.1 11.5 11.1

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54-1966年中国分省、市、自治区“饥荒指数”,跟上一年比较,变化<30%属正常波动。

从60年河南、安徽的“异常”数字,可以看出那里出现了饥荒。58年,山西、江西就没有搞大跃进?59年~60年间,山西、江西都有粮食外调支援国家和邻省。

请您回答,你有大陆农村生活的经验么?回答有困难么?

如果你真懂逻辑,看到了事实:“天灾”是数千位中国气象部门科学技术工作人员,通过辛勤劳动共同作出的,已经包含了大量科学数据和农作物产量下降的数据,你就应该知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错误的结论,不管这话是谁说的。我的结论就是“三分天灾,七分错误”是错误的、荒谬的。量您没有这番勇气,承认长期来固守的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结论,连在农村生活过没有都不敢说出来,还谈什么。

关键词(Tags): #天灾
家园 什么叫‘饥荒指数‘?
家园 这篇文章很好,从计量角度谈,数据也很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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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链出处

二、决策错误的因素

  要从数字上准确地计算出“三年经济困难”在多大程度上应由“大跃进”决策错误负责任,多大程度上由自然灾害负责任,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取参照点进行比较的办法。也就是说,比较存在相似灾害的不同历史时期,有那些原因,致使损失大不相同。

  从上一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合适的年份是1978年,理由是,两个时期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最严重的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地,是50至300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春季持续到11月初,大部分地区连旱达150-200多天。

  长江中下游流量减少30%以上,淮河流量减少80%,是有记录以来最少的。大多数大中型水库蓄水降到死水位以下,大部分塘堰和小水库干涸。黄河、淮河、海河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受旱总面积达4000万公顷,成灾1730万公顷。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受旱面积均占播种面积60%以上。加上其它地区霜冻、风雹、台风灾害,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 1961年,高于1959年。

  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大步前进,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要达到4000亿公斤。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就全国来说,1978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 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1978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

  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一、“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 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

  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 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

  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这些都造成因灾减产之后,粮食中仍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 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 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

  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 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78年的情况则不同,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

  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还规定国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家园 教你点统计常识,请你直接解释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这些数据显示饥荒度随各省气候不同而变化,只能说明饥荒可能和天气有关系,却得不出饥荒和大跃进没有关系这个结论。如果你有统计常识的话,只需要告诉你大跃进是一个 indicator variable 你就该明白了。

饥荒度 = a x 大跃进 + b x 气候合适度 + c x 粮食消耗 + intercept

这里大跃进 是一个indicator variable,是0或者1

而且同是大跃进,各地执行的力度也不同

家园 找到了导致饥荒的两个决策,一是58年作出了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

二是59年和60年过高的征购率。减少粮食播种省下的资源到哪里去了,还有高征收率征来的钱到哪里去了,结合寞洑的文章,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用在了大炼土钢等假大空工程上了。这证明了我的说法,大跃进通过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极大地影响了农业。

二、“浮夸风”导致的粮食减产

1958年由于党内左的错误不断膨胀,全国都刮着“浮夸”的大风,各地极力鼓吹粮食产量。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曾公布全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至7000亿斤。是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计的粮食产量又被夸大到8500亿斤,也就是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1300斤,造成一种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 由于对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国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④]合计居然达到一万七千万亩之多!可想而知,夏收粮食、油料等都因此大幅度减产。由此可看出,人为原因造成的粮食减产更是远远严重于自然灾祸,可见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是完全在理的。

三、粮食征购过度

大饥荒之前的195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各地粮食均是大丰收。但是这点成绩再加上前文中提到的"大跃进"和"浮夸风"使得领导人盲目乐观,粮食征购率也随虚报的产量而上升。又是一个更恐怖的特大跃进!过高的产量估计导致1959及1960年的实际征购率达到39.7%和35.6%,而实际产量却是直线下滑,农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粮食急剧减少,以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从而导致了更大范围的饥荒。

家园 这两点,加上寞洑的文章,还有你推论上的逻辑错误,足以否定你的论点

你说别人没有数据,可是你文章里唯一的数据就是各省的饥荒度。你因为气候不同省份的饥荒度不同,就推论说,饥荒只和气候有关,和大跃进无关,这种推论是荒谬的。气候不同省份的饥荒度不同,只说明“饥荒可能和气候有关”,却得不出“饥荒和大跃进无关”这样的荒唐说法。

家园 我肯定读过这篇文字,碰到过就更多次了。

本年全国受灾面积达5079万公顷,成灾面积2180万公顷,均低于1960、 1961年,高于1959年。

呵呵,不得不开门见山地说:1959年~1961年的灾害,远超过1978年,对灾害的认识就有错误。灾害的轻、重划分,根据受灾农作物产量下降程度(量)来定。我很早就注意到,这里有一个许多没有在农村的人们,容易出现的现象:分不清“人”感受到的灾害和“庄稼”感受到的灾害之区别。“人”感受到的灾害和“庄稼”感受到的灾害之区别。有不同么?是的。1959年~1961年的灾害,远超过1978年,就是对庄稼来说的。所以,此文在这点上有“误导之嫌”,也许不是故意的,呵呵,所以我加了引号。您是有阅历的人,不难明白,这是事实。

1958年20000万吨的总产量,是“历史最高”。当时的估计确实有过高的“时候”。为什么用“时候”这个词?前期都估计高,没有大跃进,也这样,所以很难说成是大跃进引出来的“浮夸”。征购总要看“最后征购”这个数字才能算数的,各公社书记(一般是原来的乡书记)与县委书记见面时,县委书记们对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类同,报告上的“征购”常常提都不提,直接了当讨价还价的是“最后的征购数字”。

顺便摘录那几年的征购数字和最后征购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的:

按年份/征购数/最后征购到(万吨)排列:57年/4804/3387,58年/5876/4172,59年/6740/4756,60年/5106/3089,61年/4047/2580,62年/3814/2572,58年开始的征购增加,很大的原因是吃商品粮的人口“剧增”,因为招了几千万工人进城。在急于求成的心态下,没有做到“必须平衡推进”这个不可违背的经济运行规律,这才是真正决策的失误。再看看59年的最后征购到的数字,考虑增加的新工人,征购并不高。“高征购”似乎是不能成立滴,这是事实,不是引述领导人发言,就能通过的,呵呵。

顺便说一下,对外贸数字,看看出口粮食数:实际征购到的粮食的数字吧:56年/9.24%,57年/6.18%,58年/6.91%,59年/8.74%,60年/8.81%……。59年不算高,60年确实高了。但是我不买此文作者“认识不到、认识有误”而继续出口的说法。59年时粮食总产量下降了15%,看看56年的出口数字,维持出口,无可厚非,而60年粮食总量下降29%,除了有侥幸(盼天公作美),作为期货贸易,受合同信誉的约束恐怕是原因,因为61年和以后仍有出口,但开始进口粮食了,数量还不小。

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
呵呵,除了证明这是城里人坐在办公室里写的文字,不用多说了。

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
现在眼光看那时,也缺乏事实。农业投入从来是低的,合作化以后“才投得进去”而一下高了起来,大跃进非但没有减低,而“粮食”生产一直是强调的。倒是“忽略”了“棉、油、烟、麻、杂……”,林、牧、副、渔等,这还可以批判一下。“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毛泽东一直抓得很紧,这是事实,因为,他以为抓住这两样,就行了,这是他一贯思想和主张。粮食没有抓上去,实实在在是“天”不帮忙。钢铁上了,先不说上的“质量如何”,城里人菜没有吃了、日用品买不到了……与此有关。

总之,我看着这篇文字,抄来抄去的,城里人关在书斋里写的。虽然不是那种“攻击”为主旨文字,但是对大跃进的认识不符合事实、史实。也许说的过于直率了,对不起啊。

铁的事实:有些省有饥荒(还有很严重的)、有些省没有饥荒(或很轻),是不是各省执行的政策不同,有的搞大跃进,有的没有搞,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关键词(Tags): #天灾
家园 您现在还在大跃进时期?还在相信这种编造出来的东西?不值一驳!

您现在还在大跃进时期?还在相信这种编造出来的东西?不值一驳!还是请先回答“有没有在大陆、农村生活经验”这个问题。

我相信,编造者是拿“机要费”之类的人们。

家园 这种文章本身就有很大夸张。

  如果真的都把种粮吃光了,苏皖一带现在不都是外来人口了?

家园 您得命令国家统计部门安您的公式重新作饥荒指数,满足您的无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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