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不同意萨苏“蒋介石雄奇”说。 -- 九霄环珮
是中共起初开出的合作条件，后来双方谈判有几个回合后互有让步，最初的“四项保证”，在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里的措辞有所修改：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第一第三条为新增；未再提及“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原来的第三条也随之删除；军队“指导”改成了“统辖”。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２〕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贺龙
林彪 刘伯承 徐向前叩
庚亥
根据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解放》第十期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暨各方面军首长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给蒋介石的电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侵华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随即向宛平县城发起进攻，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２〕 三中全会，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会前收到了中共中央二月十日电报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衔保证，会议期间，宋庆龄等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次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不过哩，碗里有多少米，那还是各人心中才有数。
“统辖”不过是个编制——借个常凯申心中门儿清，“指挥”又是另一回事儿。而且就是借个“统辖”，那也是折扣大大滴，比如国府要派政训官来，太祖就敢说“不得入营门一步”！而那个“特区政府”，后来也还真叫过一段时间——事实就是个“特区”。
俺之所以举二月电报，那其实就是TG肚子里划的底线。
1、中共倡导全面抗战，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并且一以贯之，的确表现出了广泛的英雄主义。
2、民众的觉醒，不也是中共的一大功德吗？国共内战，国方失败，远因不也是抗日战争中屡屡战败吗？
3、当时青年学生，将延安视为麦加，民主人士对中共赞赏有嘉，成功的引导了社会舆论。
同时，我觉得中共强调抗战领导权，似乎还有在国共博弈中掌握主动权，主导权，独立权的考虑。这是从四一二的血海中汲取的教训。
说白了就是要“在民族战争中争夺领导权”。
但实事求是的说，要落实到战争结束时盘点，这个目的最多只能算是“部分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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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讨论这问题的。萨当时差点儿问一句 -- 您是否知道TG还说过蒋委员长是他们的运输大队长？
太祖爷可是在卧底总局大亚美利驾总部（兼知加拿大墨西哥事）新任党委书记理查德·尼克松过来汇报工作时，亲口赐封先总统 蒋公是“老朋友”。纵观太祖一生，有几个得了这么难得的封号？
看看这个页面的第三个回复，这才是真相啊～
将抗战支撑下来的，最大的功绩还应该归功于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和牺牲，什么政党都没有用。民族统一战线功不可没。
不过没有领导也是不行的。至于这个领导权的问题，似乎可以按时间来划分。抗战前期，正面战场作用比较明显，常委员长地位比较显赫，也是一呼百应的，那时候，常委员长可以称作领导者；抗战后期，敌后战场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TG称作中流砥柱也没什么错，毕竟从抗联到最后，TG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撑了下来，而且发展壮大到鬼子也无可奈何，表现可圈可点。
对于KMT，河里绝大部分人都不否认他们的抗战功绩，即使是观点比较激进的ID也是如此，争执的焦点是如何评价KMT及其领导人的抗战表现和功过才是客观的。如果说KMT消极抗战，自然很多人不服气。消极这个词有主观的意愿在里面，于事实不太符合。
也许，用“国内正面战场上的抗战总体上比较被动”的说法更确切一些，这样只是客观描述，没有对主观的评价。KMT国内的抗战，KMT打得确实比较被动，鲜有主动出击的动作，只收复过昆仑关、松山等少数要地，即使在过了相持期，装备已经大大增强的后期也是如此，的确令人郁闷。境外抗战，远征军、驻印军有不少出色的战绩，应该肯定他们的主动出击，虽然这是在美国人千催百催威胁断供的情况下老常迫不得已才派出去的。
这样的说法肯定还不完善，不过，俺觉得比较接近一些实际的情况，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一、对于正面战场来说，武汉会战之前，应该说是积极甚至非常积极滴，以前将这一段贬为“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有失公道：在这个时期丢失的国土，是统帅部在确定“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中原本就准备放弃滴，不应作为常公“消极抗战”而受责难的依据；
二、武汉会战后，在日方政治诱降和军事压力之下，国府的抗战态度的确趋于消极。但既或是在此间，国军仍有因战略态势估计错误前提下的一些积极动作（常公的持久战战略是“两阶段论”，没有“相持阶段”，因而误判转入“反攻阶段”的时机）。如1939年冬季攻势——国府在抗战中唯一一次主动发起的攻势；
三、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中国抗战都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影响，而国府此间的抗战行动反而日趋消极而反共日趋积极，还有“坐待胜利”并乘隙解决“异党异军”之嫌——极端的还有豫湘桂之溃败，整得美国盟友都生出了“换马”的念头；
四、各位手边有地图的话，可以一个一个战役的参考并计算一下，国府在抗战中，是一直在失土哩，还是在复土？标准：以武汉会战结束为界，此前失土属正常失土，不予计算；缅北战场属盟军统一指挥，亦不计算。
五、各位可以一个会战一个会战盘点：这些会战，战前态势如何？战后态势如何？战线是在如何移动？有哪些是国方主动发起的？——不好的结果当然是失土，好的结果就是“恢复或基本恢复战前态势”。
六、土共方面没有这么多的“会战”，这是由土共方面的本钱及根据这个本钱制定的“持久战”的战略所决定了的，土共的战略战术，实际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已由一位姓毛的定位：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术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术上的速决，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全民抗战的思想……，等等。
一场战争，如果只计量比较双方枪炮物资，而不把“人民”这一至关重要的砝码从抽象变得非常具体非常生动主动而能够准确量化，那就永远是强者就是胜者，弱者将毫无翻本的机会——果如此，咱这个星球上数千年的文明史战争史，是不是又太单调鸟？而要把“人民”这块砝码从抽象变为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常凯申先生又做了什么？
俺在想一个问题：萨达姆的正规军与后来的反政府武装，哪个更让山姆大叔头痛？对称的战争与非对称的战争，哪个更让五角大楼棘手？
最大功劳归人民，这话没错，永远正确！问题是，人民恒在，但战争却未必恒胜！一盘散沙的人民，那是拿不到这个功劳滴！武装到牙齿的对手也是不会在乎滴！——哪怕是也武装了的人民，如果没有完成坚强的政治组织，这个功劳也是很难挣到滴（参见东北义勇军的盛衰）。人民参与了的战争并不等于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只能是人民主动积极自觉参与且在其中大大焕发出了其无限创造性的战争！而人民战争是需要唤起者和组织者滴，谁有效地完成了这个唤起和组织，谁就能在这场战争竞赛中执牛耳！——抗战中的国府和土共，其实就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比赛！谁优谁劣，历史已作了结论！
顺便说一句：俺不认同土共的“抗战领导”地位但认同土共在抗战中“中流砥柱”的地位，这也是当时在大后方的父辈们的感受，那时候，他们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环境中，都觉得“希望在延安”。有朋友曾写过一篇讽刺性的文章讥嘲土共（《联防队员是社会治安的中流砥柱》），自以为得计，而兄弟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反唇相讥：警察系统不作为少作为，这组织良好行动有效率的联防队员，可不就是社会治安“中流砥柱”么？
KMT身为正统，当不了保境安民的黄河大堤，却跑去和TG争“中流砥柱”，甚至还有不知羞的国粉，扯出如下高论
身为军人，却高喊着人民保护我是应该的！然后扔下人民挡子弹，自己不到胜利那天不回头。
真是为KMT辩护辩得口不择言了……
还当黄河大堤
不扒开就不错了
……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也就是说，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
这是第一个决议。
第二个决议才是“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
请参见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