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当现实比卡那安得斯之板更两难时——再复煮酒正熟兄 -- 黑岛人
案例如下，
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处谓宫曰：“此间有一人姓吕，名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就往问家中消息，觅一宿，如何？”宫曰：“最好。”二人至庄前下马，入见伯奢。奢曰：“我闻朝廷遍行文书，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陈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使君宽怀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说罢，即起身入内。良久乃出，谓陈宫曰：“老夫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言讫，匆匆上驴而去。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曹操杀吕伯奢本人，毫无疑问谋杀的罪名可以成立，比较感兴趣的是在现代司法制度下，曹操杀死吕伯奢家其他八口人的行为，是否可以用“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来辩护？
前面杀吕全家属于假想防卫，无罪
后面杀吕属于故意杀人，有罪
俺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全程见证了“风波”。其后最初的10年还愤愤不平，后10年，则是庆幸老邓的“狠毒”。
有河友提议最近2月在西西河封锁有关88的讨论，我看无需如此，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他们愿意日复一日的造谣招魂，我们就可以一遍又一遍的揭他们的皮、批他们的脸，教育新来的朋友。事实公道自在人心，看了大家的辩论，大家自有判断。
想推翻政府的人，被政府给灭了，有什么可委屈的？运动的主体是大学生，18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再加上不少的市民，听信豺玲之类王八蛋的忽悠去跟政府对抗，死了不是活该是什么？
事实证明，军队自始至终极度克制，即使如此，仍然误伤了不少人。我坚决主张政府应该对於被误伤者高额补偿。但是，暴徒就是暴徒，你在美国反抗警察被击毙，在中国也一样，没有平反一说。
另外，被误伤者的血债，不能记到政府的头上，最大的祸首是吃里扒外的赵紫阳，其次是豺玲王八丹之流，没有他们的逼迫，政府不会开枪，也就不会有误伤。
4-20以前学生和市民只是希望与高层对话，学生的主要诉求是舆论自由等东西，市民的主要诉求是打击官倒腐败。但4-20 到 4-26 对学潮定性为反政府，这基本上等同于文革中的反革命。以后出现的矛盾激化，固然有吾柴之流迷惑怂恿和境外势力推波助澜的因素，但政府对学运这一简单而粗暴的定性也“功”不可没！甚至应该是主要原因。政府在这个时间点的最佳对策是以拉、抚为主，不可言辞激烈地激化矛盾。什么“反政府”？谅区区数万学生再加数万市民就能推翻政府，不是开国际玩笑呢吧？
再重复一遍：学潮的主因是官倒腐败和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这里面自然是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学潮发生、发展阶段，政府丧失控制局面的时机也缺乏控制局面的能力，反而一个反政府定性激化了矛盾。这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
你让赵紫阳负主要责任，那么我倒要请问：赵紫阳算不算政府一员？不能因为他后来被清除出权力机构了，就否定他彼时彼刻属于政府这个事实。如果将任何政府中起负面作用的个体都与政府割裂开来，那么“政府”自然是完美无瑕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也永远无须担负神马责任的。不过这种思维逻辑也未免太强悍了
反政府是“暴乱”。
我作为当时的学生之一，认为学运是天然合法正义伟大纯洁。。。(省略1989字)。老实说，除非是定性为“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其它任何的都不会接受。所以无所谓“矛盾激化”，因为我们那时的称号是“天之饺子
”，我们太拿自己当根葱了
案情:
检察官张建军评析意见:
这么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主,变成了,"叶某(叶老太太)是诚实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农家妇女",这个检察官张建军,脑子一定有屎了,能发表这样的文章,《中国检察官》这杂志可想而知,编辑部一定是在茅坑里办公.
建议人肉一下这个张建军.
东欧变色就是这种看似弱小的力量推动的，我觉得这应该算一种政治上的雪崩效应。另外关于赵，我被你说晕了，赵是政府内部的叛徒+内奸，他造成的破坏也要政府来承担责任，这个我不好理解。
没有哥儿把樵夫这个鲜活的例子，TG的日子恐怕还真不好过。
虽然在国家的正式文件中始终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陈述，但如果仔细追究一下当时政府对于动乱的定义，就可明晰在政府的概念中，“动乱”与“反政府”基本上是一个概念
政治领域与其他领域一个显著的不同就在于 -- 模糊的价值。您说只有定性为伟大爱国运动才能平息民情，但问题是为什么非要急于定性？为什么不继续维持模糊？如果邓公当时不急于定性，学生和市民就不可能对政府产生那样强烈的情绪，其事尚颇有可为。正确的做法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做最好的努力。最坏的打算当然是在思想上动用宣传机器严密控制军队，一旦形势恶化军队可以如臂使指。最好的努力就是一方面与学生市民保持沟通，出言安抚，紧急拿出一个治理贪腐的决议来，同时保证政府不会秋后算帐(这点极其关键，因为这个定性出来以后我认识的不少社会上的人都基于TG的斗争史提到了秋后算账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应暗中加紧渗透和瓦解学运的工作。国家机器部门中要挑出十几个政治上过硬、头脑灵活又能冒充学生的小伙子实在不能算是什么难事，要再挑出几百能冒充首钢工人的就更是易如反掌了(证件什么的也都不在话下)。再挑几个有香港背景的人物携带巨款渗入高自联核心(当时TG在香港的四大公司 什么华润 光大 南光等等皆非等闲)。这批人渗透进去不是让他们搞暗杀的，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揭露柴吾等人裹挟学生以图个人目的的丑恶用心，在关键时刻与外部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一起和平瓦解学运。
政府能够调动的资源能够使用的手段有很多，却急于做出一个激化矛盾的“动乱”定性来，这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邓公一生性格特点都非常鲜明，说好听点儿那是举重若轻(周恩来夸赞之词)，说大白话儿那叫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政府的责任更大，在政府之中，赵、邓两位的责任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