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el -- MRandson

以孙中山、列宁的洞察力之强，对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论他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过，当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革命的开端。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

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这时起，他就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任国王们某些过分专制、挥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扩大税源，对特权阶层也开始征税。但皇室的挥霍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对特权阶层征税又严重触犯其利益，引起他们强烈反对，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将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杜尔果解职了事。

继任财政总监内克尔吸取杜尔果改革的教训，将解决财政危机的重点从“开源”转向“节流”，想缩减皇室和内臣的巨大开支，结果遭到皇室众多成员和实权在握的内臣们强烈反对，其结局与杜尔果一样，也被路易十六解职。几年后，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财政总监卡隆的建议，召开“显贵会议”，还是想命令特权等级也负担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仍是卡隆在特权等级的反对下倒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巨大压力之下，路易十六长达十数年的几次财政改革完全失败。

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又无法解决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却毫无认识，一直将其看作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作些小修小补。实际上，仅有一些财经制度的修补，所谓改革根本无济于事。法国革命史专家米涅在其经典之作《法国革命史》中写道:对一架已经破败的机器来说，“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

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并无结果的朝代。长期改革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财政危机。

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已完全没有当年“太阳王”的权威，而且，“第三等级”已有极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强大，且其“纳税人”意识经过启蒙已空前觉醒。

此时的“纳税人”明确意识到，政府的财政全是来自纳税人的“奉献”，进一步说，“政府”其实是纳税人供养的。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将原本自己拥有的一部分私人财产上缴政府，以换取政府的服务。……而纳税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让渡给政府，就有权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有权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自己的钱的，有权监督政府，有权参政议政，有权要求政府保证自己公民权的落实和不受侵犯。现在，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为第三等级）早就不满足于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要重新“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

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变革，终于错过这稍纵即逝的一丝机会。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实际取决于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多次想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某种限制，但在其强烈反对之下不仅戛然而止，反而“牺牲”几位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以重获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无论他是不愿还是无力，总归未对既得利益集团作任何限制。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 “不可避免”了。

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断头台。……法国革命再次说明，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造就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因此，革命往往也不是 “革命党”主观可以“告别”的。所以，与其责备革命党“过激”，不如指谪统治者“顽愚”。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历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发，便有它自己的逻辑，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中，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坏性最强的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设性的纲领意见，总是被早已激愤万分、狂热暴躁的“革命群众”拒绝和抛弃。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